制度理論視角的院校聲譽

彭學文 蔣凱

摘要：? 院校聲譽是高等院校作為特殊的社會組織所獲得的社會大眾信任和贊美的程度。從制度理論視角來看，院校之間的地位差異是院校聲譽產生的前提，高等教育的本質和使命是院校聲譽產生的根源，而院校與高等教育中心制度的距離及中心制度本身的變化導致了院校聲譽的動態變化，院校聲譽機制驅動遠離中心制度的地方院校產生學術漂移。為營造健康的院校聲譽環境，政府有責任對不良的院校聲譽機制進行有效干預與矯正;同時，要慎用行政權力對院校的層次地位進行人為劃分。院校在進行聲譽管理、努力追求更高聲譽時，要有所堅守，以辦學質量與特色作為獲得和提升聲譽的根本。

關鍵詞：制度理論;院校聲譽;高等教育中心制度;學術漂移;聲譽管理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0717（2019）03-0049-05

收稿日期：2019-02-28

聲譽對于組織的生存與發展非常重要，對于高等院校尤其如此。院校聲譽是指高等院校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形式所獲得的社會大眾的信任和贊美的程度，是高等院校綜合實力和社會形象的外在表現形式[1]?？死恕た藸栒J為，聲譽一旦建立，它就是一所大學獨一無二的財富[2]。世界上公認度較高的大學排行榜均將“聲譽”列入大學評價指標體系，并賦予較大的權重。如QS的聲譽指標達50%（全球學術聲譽和雇主聲譽各占40%和10%），THE還專門發布大學聲譽排行榜。在中國校友會網中國大學排行榜的評價指標體系中，社會影響占比16.85%[3]。所以，高等院校的聲譽反映其社會地位和影響，是其最重要的軟實力。高等院校非常在意自身的聲譽，都會采取強有力的措施提升和管理自身聲譽。馬丁·特羅認為，名望和聲譽問題在美國所有高等院校的生活中占中心地位，成為指導他們制定許多政策的力量[4]。伯頓·克拉克也曾指出，大學競爭的實質就是聲譽的競爭[5]。我國的大學出現日趨普遍和嚴重的“重科研而輕教學、圍繞學生教師和資源進行競爭日益激烈、熱衷于追逐排名”等現象，根本原因是大學之間為聲譽而進行競爭[6]。

一、制度理論對聲譽現象的解釋邏輯

組織社會學是以社會組織為對象，研究其建立、運行、變遷、發展及規律的一門社會學分支學科，而制度理論是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的一種分析路徑。20世紀70年代， 邁耶和羅恩發表《制度化的組織：作為神話和儀式的正式化結構》一文，將新制度理論應用于組織研究，從而開創了組織社會學的新制度主義學派[7]。高等院校作為特殊的社會組織，組織社會學新制度主義中的許多觀點本身就是通過對高等院校進行分析而提出或論證的;同時，用新制度主義來研究教育組織現象，也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論視野[8]。

制度理論強調社會文化、社會觀念和制度對組織發展的影響，認為任何一個組織都必須適應環境而生存，必須從組織和環境的關系上去認識組織現象。周雪光從制度理論視角提出了一個理論框架，對聲譽這一組織現象進行解釋，認為與組織的品牌、信譽、名望和形象有關的現象都可以統稱為聲譽現象。因為一個組織的聲譽是在不同群體和個人相互作用的過程以及共同承認的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所以，組織的聲譽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一種社會制度。聲譽的產生、延續和分布與特定的社會承認的邏輯密切相關。制度理論以已有的社會結構和制度設施作為討論的出發點，把人際間的評估過程作為認識聲譽這一社會制度的關鍵所在，認為對聲譽的解釋必須從結構與制度兩方面入手，聲譽的理論模式必須解釋主觀與客觀、分化與同化之間的關系[9]（P263）。在此理論框架下，我們可以分析院校聲譽產生的前提與根源。

關于院校聲譽產生的前提。制度理論認為，聲譽制度的建立是一個分化與同化相互依賴的過程，即聲譽主體存在著地位差異，而這種差異又必須在不同群體中有共同承認的標準。無論是世界還是中國的高等教育體系，如果沒有高等院校之間的差異，沒有高等院校地位層級的高低，就不會有大學排行榜，不會存在院校聲譽現象。同時，聲譽必須得到與聲譽持有者存在社會距離的其他群體成員的承認。如果院校的成功只為本校師生所認可，那么這與聲譽無關。院校的成功只有得到校外社會群體的承認才可能有聲譽。所以，院校聲譽不僅僅是院校本身的科研水平、教育質量等內部客觀問題，更是外在主觀評價問題。

一方面，高等院校體系有著非常明顯的等級制度。高等院校的分層在世界各國都是比較普遍存在的現象。我國現階段高等院校尤其存在典型的等級分層，呈現一種以管理層次、招生批次、學位授予、是否重點建設等為主要標志的等級金字塔結構。如以管理層次為標準，可分為部屬高校和地方高校，地方高校又分化出“省部共建”高校和“部省合建”高校兩個層級;以招生批次為標準，本科高?？煞譃椤耙槐尽薄岸尽薄叭尽备咝?。我國正在實施的“雙一流”計劃在客觀上也形成了新的高校層級，將高校從資源分配、社會地位、辦學自主權等方面分成了“一流建設高?！迸c“非一流建設高?！?，“有一流建設學科的高?！焙汀盁o一流建設學科的高?！?“一流建設高?！庇诌M一步劃分為A、B兩個層次。而各省也先后制定本省高校的“雙一流”計劃并公布入選名單。省級“雙一流”計劃在國家層面對院校層級劃分完畢的前提下，對沒有進入國家級“雙一流”的省屬高校進一步分層，形成省級“雙一流”“非雙一流”高校。研究者們也對高校進行綜合性分層，如有人認為我國高校存在一個圈層結構體系：第一圈共有10所院校，即C9聯盟加中國科學院大學;第二圈是除第一圈10所院校外的其他“985工程”院校;第三圈是除“985工程”院校外的“211工程”院校;第四圈為老牌本科院校，即在1999年之前的本科院校;第五圈為新建本科院校，即在1999年以后成立的本科院校;最后一圈為高職高專院校[10]。有的把中國高校等級體系描述為從民辦高校和成人高等學校到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由下而上的等級金字塔結構[11]。還有的從大學治理的視角，將中國大學分為“國家重點大學”“國家普通本科院校和省市重點大學”“省市普通本科院校與高職院?！比齻€層次[12]。

另一方面，對院校層次的劃分有一個相對權威的、統一的評價標準。如《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審定，國務院印發，“雙一流”的具體建設方案和名單由教育部、財政部和國家發改委三部門聯合發布。除政府權威之外，一般來說，人們以高等教育知識生產、人才培養、社會服務、文化傳承創新等四大功能來評價高等院校。還有其他一些標準也是專業人士和社會大眾可以接受的，如師資水平、辦學歷史、招生錄取分數線、校園環境、就業率、所在城市等。所以，高等院校存在典型的聲譽制度，這是我們分析院校聲譽的前提與起點。

關于院校聲譽產生的內在根源。制度理論認為，聲譽是社會承認邏輯的產物，如果組織的行為、產品是在理性自然的基礎上得到社會承認，它們就具有合法性，就有可能獲得聲譽。所謂社會承認的邏輯是指：如果人們要獲得社會威望和社會地位，他們的行為表現必須超越狹隘基礎上的個人私利，必須使得在特定環境中的人們看來是合乎情理的，甚至是值得稱頌的。社會承認邏輯的基礎是合法性機制。合法性和合理性導致社會承認、敬意和聲譽，合法性機制產生強大的社會期待的觀念力量，誘使人們采納那些“合乎情理”的社會角色和行為，以得到社會承認，維系組織生存，促進組織發展，同時也使組織獲得聲譽[9]（P265）。高等院校特別是研究型大學研究高深學問，促進人類發展，是高尚的事業，其促進社會發展和人類福祉的作用得到社會各界一致的認可。即使教學型、應用型的地方院校，也提高了當地青年的文化水平和技能，為當地培養高素質人才，為社會提供優質的專業服務。所以，院校聲譽來源于得到社會認可的自身的特性與使命。有研究者以卡里斯瑪權威概念進一步解釋了大學聲譽的來源。韋伯認為，卡里斯瑪具有超自然、超人的力量或品質，具有把一些人吸引在其周圍成為追隨者、信徒的能力，后者以赤誠的態度看待這些領袖人物。希爾斯（E.Shils）強調，任何社會都必須有秩序、有服從，而構成秩序與服從基礎的是對卡里斯瑪特征的尊重與服從。決定一個社會秩序的核心權力必然是某種支配宇宙以及人類的根本原則或法則?！翱茖W發現、倫理教義以及事實上所有形式的真正的原始意義上的‘精神”都屬于卡里斯瑪。不同職業的特點表現出了它們與“自然”“理性”有著不同距離和關系。大學的首要使命是傳播和發現關于重大問題的真理，其整體自我形象的核心是對真理的興趣。所以，大學是與卡里斯瑪權威十分接近的組織之一，大學聲譽便來源于這種卡里斯瑪權威，而且也正是因為這種關系，大學理應成為聲譽最高的組織之一[13]。

二、院校聲譽的變化與學術漂移

制度理論認為，因為高等教育領域中的聲譽制度有一個廣為接受的較穩定的中心等級制度，即所有的院校都按類似的標準加以評定，院校等級制度的評比標準有著專業化的基礎，外人無從評判，所以相對于其他組織的聲譽，院校聲譽具有較強的穩定性。當然，院校的聲譽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高校為維護現有聲譽或追求更高的聲譽而展開激烈的競爭，導致了聲譽的變化;同時，高校作為社會組織，所處社會環境的變化會導致其聲譽的變化。

聲譽作為一種等級制度，其變化的實質是聲譽等級的變化。周雪光以希爾斯提出的社會中心制度來解釋聲譽的等級及其變動。所謂社會中心制度，是社會人為制度的理性和自然，它體現了穩定的、共享的價值觀念，成為人際間共識和社會判斷的基礎。它控制了人們通往自然和理性的途徑，因此具有自然或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令人敬仰。一些領域或做法更為接近這一中心制度，因此被籠罩上一層神秘的光環，獲得很高的聲譽地位[9]（P267）。反之，越遠離中心制度，則聲譽越低。所以，高校提升聲譽要通過縮短與高校中心制度的距離來實現。高校中心制度主要是由于政府或專業性組織的評判和引導而形成的，大眾主要依照政府的政策權威、分類制度、評估結果與主流媒體的信息發布等形成相對穩定的高校中心制度，進而對一個特定的高校的成果、名望、地位、影響等進行判斷[14]。在我國，從“985”“211”工程，到“雙一流”計劃，之所以競爭激烈，廣受關注，除了資源的因素外，還因為這些“工程”“計劃”是我們高等教育中心制度的重要標志，沒有進入這些“工程”“計劃”名單，意味著處于中心制度之外，會嚴重動搖社會對其聲譽的評價。同理，研究型綜合性央屬高校更靠近于這個中心制度，其聲譽普遍高于教學型的地方院校。地方院校為獲得社會認同，獲得更高的聲譽，理所當然的選擇是向這些研究型綜合性大學學習、靠攏，縮短與其的距離，這就導致了地方院校的學術漂移[15]。如教育部《普通本科學校設置暫行規定》中，將本科高校設置了“稱為大學”與“稱為學院”兩個不同的標準，制造出了大學和學院之間的地位差異，而地方政府通過各種配套制度和具體措施也持續強化了這種差異。因為政府強大的權力與影響力，這種地位差異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從而產生了學院與大學之間的聲譽鴻溝，驅動地方本科學院追求更名為大學，以提升自身聲譽。

社會制度環境是動態變化的，中心制度本身也可能會出現變化，或在官方聲譽等級制度之外產生民間的聲譽等級，或當體系過于龐大復雜時，正式權威機構設立多個中心制度。前者如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和國際化背景下出現的民辦高校及國外一流大學與中國高校合作辦學的“新型高?！?，他們從官方中心制度之外分化出自己的聲譽等級體系;再如，對于一所高校，官方和社會的聲譽評價可能不會完全一致，社會評價固然認同“985”“211”“雙一流”的官方標志，但高考考生可能更在意一所高校的專業設置、就業率和就業質量。后者如一些行業性比較強的高校（如師范類院校、財經類院校），會形成自成一體的中心制度與聲譽等級，形成自成體系的評價標準與排名體系;再如，政府嘗試對高校進行分類管理，鼓勵地方院校向應用型轉型發展，就是試圖通過建立多個中心制度，引導高校在各自類型內向各自中心制度靠攏，避免趨同。但在現實中，我國高等院校以院校分層為核心特征的中心制度有著強大的力量，特別是研究型與教學型分類標準的模糊與混亂導致了院校聲譽機制的混亂。當高校中心制度出現并立或者彼此矛盾時，高校欲獲得或提高自己的聲譽，則要恰當地選擇適合自己的中心制度，并在此基礎上選擇相應策略，以力求縮短與中心制度的距離。為提升社會聲譽，求得自身發展，地方院校要在學術漂移和特色辦學之間做出選擇。因為人們在處理產品信息時，經常會通過事物的類型歸屬做出估計，這樣做會忽視同一類型事物內部的差異[16];而且，我國高校處在缺乏充分自主權的制度環境中，辦出特色比趨同無疑難度更大。不同的聲譽評價主體對院校學術漂移的態度并不一致，對院校的影響程度也不相同。在我國高等教育體系中，從政府、同行、師生到社會，對高校聲譽的影響呈依次遞減趨勢。相對于社會上、學術界的批評與質疑，政府與同行的聲譽壓力更直接、更強大，對院校領導者、教師、學生和校友形成了強大的聲譽壓力。院校領導者不顧質疑與批評，而是順應制度環境做出種種學術漂移的決策，也得到了師生的認同，推動了決策的實施。所以，教育界學者和社會輿論都對“升格熱”“更名熱”和由此導致的“千校一面”口誅筆伐，竭力呼吁地方院校要科學定位、辦出特色。但地方院校在辦學實踐中普遍走向了學術漂移，這背后實際上深受聲譽制度的強大力量所影響。

三、制度理論對院校聲譽解釋的實踐啟示

我國高等教育的健康發展，離不開健康的院校聲譽機制。而制度理論視角的聲譽機制對政府營造良好的聲譽環境和院校本身進行聲譽管理的實踐有著非常重要的啟示意義。

首先，政府在營造健康的院校聲譽環境過程中，要有所為、有所不為。制度理論以已有社會結構和制度設施作為討論聲譽的出發點，而我國政府在社會結構和制度設施的形成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以政府在營造良好的院校聲譽環境中有著重要的責任。一方面，政府要積極引領社會形成有利于高等教育健康發展的評價機制以及與之相關的擇校觀、擇業觀、雇主用人觀等;對不良的院校聲譽機制要進行有效干預與矯正。如教育部辦公廳于2013年4月發布《關于加強高校畢業生就業信息服務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確要求，凡教育行政部門和高校舉辦的招聘活動，“嚴禁發布含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樣的招聘信息”[17]。另一方面，過度的權力介入會損害聲譽機制。院校過度依附和服從于政府，會導致院校使命缺失和聲譽下滑[18]。我國政府通過重點建設項目和各類層次確定的大學聲譽，成為社會判斷大學質量優劣的主要標識，而官方通過權力確定的院校聲譽系統一旦被固化，會對民間建立院校聲譽系統形成遏制，那些沒有獲得政府肯定的院校即使通過努力獲得進步，也沒有提高聲譽的希望，長此以往就會喪失進步的激勵;而那些在官方聲譽系統處于有利地位的院校則會高枕無憂，失去繼續提高的動力[17]。處于中下層的眾多地方院校要獲得官方聲譽系統的認可，只能通過學術漂移來提升層次、地位，而過度的學術漂移會影響高等教育的多樣化，造成國家高等教育資源的浪費。所以，政府要慎用權力對院校的層次地位進行人為劃分，出臺的政策、對院校的評估、重大項目的評定要非常謹慎，盡量減少人為干預，防止對院校聲譽機制產生負面效應;同時，要積極引入院校社會評價，充分發揮社會評價機制的作用[19]。

其次，院校自身在維護、建設和優化聲譽過程中，既要有所堅守，又要進行積極的聲譽管理。一方面，既然聲譽根源于得到社會承認的大學的崇高使命，那么院校獲得聲譽的根本手段就在于堅守大學精神，提升辦學質量，使高校真正成為探求高深學問、追求真理、關注人類命運的場所。失去這個根本，任何提升聲譽的策略都是舍本求末。所以，大學對社會評價、對大學排名要理性認識，要有定力，不能被排名“牽著鼻子走”[20]。但另一方面，聲譽既然是社會承認邏輯的產物，是外在主觀評價問題，那么其與院校的使命、實力、辦學質量就不一定是簡單的因果關系。所以，院校要樹立聲譽管理的意識，提高聲譽管理的能力，采取“合法性”和“合乎情理”的行為來提升聲譽，如組織師生積極參加社會公益活動，宣傳師生中正面典型，樹立正面形象;也因為聲譽需要社會承認，而社會承認與組織的顯著程度密切相關，因此院校要積極與社會溝通，加強在校外媒體的正面報道。同時，過度的社會評價參與會減弱聲譽制度的有效性。隨著高等教育從“象牙塔”走向大眾化，加之在網絡自媒體輿論環境下，過多的不懂高等教育的外行參與對高等教育的評論，特別是個別不良媒體惡意炒作高校負面新聞，這樣的不良外部評價機制會擾亂正常的院校聲譽制度。因此，作為院校組織，還要增加輿情管理的意識和手段，防止個別事件形成炒作，對自身聲譽造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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