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序曲上的不同音符：魯迅與吳宓的翻譯觀比較

王婷　楊清珍

摘要：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大量西方著作通過翻譯進入中國。但是，無論是譯介的材料還是具體的譯介方式以及使用何種語言作為譯介的媒介，不同的譯者有著不同的想法。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激進派，在翻譯中，魯迅一直主張直譯，除了堅持用白話文翻譯外，還積極引進歐化的句式和詞匯，意圖“別求新聲于異邦”以及通過翻譯改造中國語言，進而實現中國國民性的改造。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保守派，吳宓主張意譯，不僅力求文章順達，更注重“新材料入舊格律”，以實現“昌明國粹，融化新知”。

關鍵詞：直譯;意譯;魯迅;吳宓;文學觀;翻譯觀

中圖分類號：H315.9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673-1573（2019）02-0021-06

一、引言

鴉片戰爭以降的文學啟蒙與文學變革都與國內不斷加深的民族危機息息相關，晚清的大規模翻譯潮如此，民國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亦是如此。不斷加深的政治危機迫使精英階層不斷尋求改良之道，從洋務運動的“器”的層面的改造，到戊戌變法的“制”的層面的改革，再到新文化運動時期“語言”層面的革新。這些層面都存在著文學與翻譯積極推動的身影，構成了近代以來的文學啟蒙與翻譯浪潮。近代以來的大文學家往往具有文學家與翻譯家的雙重身份，如茅盾、周作人、魯迅等。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文學家魯迅的翻譯思想以直譯為主，最廣為外界所知的是其“硬譯說”。

一直以來，文學家吳宓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面為外界所熟知。當歷史的迷霧散去，吳宓的文化守成者的角色也逐漸被后來的學人所認同。文學創作領域，不管新文化運動進行的如何如火如荼，不管白話文已經成為教育界、報界、小說界通行文體，吳宓依然堅持用古文作詩、創作。這種文化守成主義的文學觀體現在翻譯領域，最大的特色就是以“新材料入舊格律”，其翻譯所采用的文體也多為文言，表現在翻譯方法上則為“意譯”。

影響翻譯的因素有多重，主要有翻譯材料的選擇、翻譯標準的擬定和翻譯方法的選定。筆者擬從譯者的翻譯策略入手，具體則體現為以吳宓與魯迅的直譯觀和意譯觀為切入點，試圖指出魯吳二人的翻譯觀實則是二者不同的文學觀在翻譯上的體現。

二、“直譯”與“意譯”的定義

“直譯”與“意譯”的概念并不是一以貫之的。佛經翻譯時期，“直譯”指的是直接翻譯，與其相對應的是“重譯”，即現代意義上的“轉譯”。贊寧在《宋高僧傳》中指出，“直譯”指的是佛經直接從印度傳來后，直接翻譯為漢語;“重譯”指的是，佛經從西域傳來后從胡語“重譯”，然后再翻譯成漢語。[1]（P33）

“直譯”再次引起學界的關注則到了晚清時期。此時的“直譯”，又叫“直敘”，基本上包括按字直譯（音譯專名）、直譯日文文法、引進西書中的標點符號、使用文內注以及依事直敘等具體的翻譯手段。[2]（P56）此時的“直譯”在文體上依然大多采用文言文。與“直譯”對立的是“譯意”?！白g意”即“譯意不譯詞”，僅翻內容不譯語言形式。

到了新文化“五四”時期，“直譯”有了新的內涵，并首次出現“意譯”這一概念。這一時期的“直譯”在技術層面上與晚清的“直譯”并沒有實質的區別。但是，與晚清的“直譯”只限于翻譯的技術層面并受到翻譯主流排斥的邊緣文化地位不同，這一時期的“直譯”觀大行其道，超越了具體的翻譯方法層面，更多地表現為翻譯人通過“直譯”觀的表達，對翻譯、對文學乃至對整個文化的話語權的爭奪。文體上，“直譯”觀表現為用白話文和歐化的語體文來翻譯。此時的“直譯”包括以下幾重含義：第一、文體上，白話文，具體到遣詞行文上，采用歐式的詞法;第二、內容上，不隨意刪減原文。與“直譯”相對應的是“死譯”?！八雷g”指的是“逐字翻譯”，即不考慮上下文語境與英漢句式語序的不同，而采用固定的字典意義進行翻譯。

“意譯”一詞的正式出現開始于五四時期。[2]（P64）這個時期，“意譯”的定義與解釋有很多。艾偉在《譯學問題商榷》一文中有過詳細論述，如吳致覺先生認為，“不照原文之字面或句法而述其大意之翻譯謂之意譯”;孟憲承先生認為，“意譯為運用譯者自己語法及結構之翻譯”;董任堅先生認為，“‘意譯是述譯而已”;杜佐周先生認為，“為求讀者便利起見，當以意譯為佳;但以不失原意為準則”。[3]（P160-180）概括起來，認為“意譯”等于述譯或譯意的觀點，實在是對“意譯”的曲解。這是因為，“五四”時期出現的“意譯”是在反對梁啟超式的“豪杰譯”“新瓶裝舊酒”的基礎上立論的，反對的是晚清以來盛行的述譯、歪譯?！耙庾g”與“譯意”最大的區別在于，前者以“譯”為中心，譯文的順達是實現翻譯成功的手段，目標語文學形式服務于翻譯，以保持對原文的忠實為前提;而后者則以“意”為中心，翻譯為手段，翻譯服務于目標語文學，保持對原文的忠實并不是翻譯的重點。

因此，“意譯”與“直譯”的區別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而是隸屬于同一個陣營，基于對翻譯定義的共同認知，即翻譯必須忠實于原文，以“信”為前提。二者的區別主要在于翻譯風格的不同?！耙庾g”成為“直譯”的補充，是達到忠實和信的另一條途徑。[2]（P65）

三、魯迅與吳宓翻譯觀的比較

（一）魯迅的文學觀

魯迅成長于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世紀之交，目睹的是中國國運的日益頹唐。魯迅曾抱著科學救國的想法，遠渡日本學醫，以期一方面去醫治國民的身體，另一方面啟發民眾的思想。但是，在仙臺醫專的學習過程中，他逐漸發現醫學并不能醫治人的精神?！胺彩怯奕醯膰?，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盵4]（P4）魯迅認為改變民眾的精神比身體更重要，而第一步則是走文藝的道路，開展文藝運動。開展文藝運動，改造國民性的第一步莫過于改造自己的語言。魯迅認為，中國的語言有其內在的不足，主要表現在語言形式不夠精密，缺乏邏輯性。這方面的不足會讓民眾的思想缺乏邏輯性，從而影響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在魯迅看來，改造本民族語言的方向有三種：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國的異樣的句式句法。[5]歸納起來，就是一要學習西方，引進西方的語法句式結構來改造漢語;另一方面，則是要從中國的語言文化寶庫中去挖掘新的東西。其中，魯迅踐行的最多的是用外國的句式句法來改造漢語。

如何用外國的句式句法來改造漢語？在文學創作方面，魯迅積極用白話文進行創作，尤其是歐化的白話文?！耙f得精密，固有的白話不夠用，便只得采些外國的句法，比較的難懂，不像茶淘飯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補這缺點的是精密”。[6]（P621-625）在魯迅看來，第一步便是通過翻譯文學來改造現有的漢語言文學。在這方面，魯迅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們一樣，積極地從事翻譯活動?？v觀魯迅一生的學術成果，七百多萬字的翻譯與創作作品中，翻譯就達到了三百多萬字。翻譯活動對創作也產生了很大影響，例如《狂人日記》受了果戈里的《狂人日記》影響。只是，在引進翻譯文學改造現代漢語的過程中，魯迅走得更遠也更極端，也因此引來了很多不解，如與梁實秋的長達八年的翻譯論戰，以及與趙景深關于“milk way”翻譯的爭議。

可以說，魯迅個人的翻譯創作實踐展示了漢語的發展之路和進一步改造國民性的一個出口。最大限度地去“拿來”西方的句式句法改造中國的語法的途徑，體現在翻譯方法上就是直譯，甚至是“硬譯”，“寧信而不順”。倘若像晚清時期的梁啟超提倡的“譯意不譯詞”，抑或是像嚴復所主張的“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對于漢語言的改變則只涉及到內容的引進，而無關語言形式的改變，更不涉及通過語言形式改變國人的邏輯思維判斷。魯迅的直譯觀是與其文學觀一脈相承的，是其文學觀在翻譯上的體現。

（二）魯迅的翻譯觀——以直譯為特征

魯迅的“直譯觀”并不是始于翻譯活動伊始，而是隨著自身的翻譯實踐以及文學觀的改變逐漸形成的。魯迅的翻譯活動始于1903年6月發表在《浙江潮》上的《哀塵》。受當時的翻譯風潮以及林紓等人的影響，無論是《哀塵》還是《斯巴達魂》，此時魯迅翻譯文體還是以文言文為主，采用的翻譯手法也多為當時的主流翻譯方法，如編譯、改譯等。直譯風格的形成則以1909年《域外小說集》的發表為標志。此時的周氏二兄弟不滿于以林紓為代表的亂譯誤譯之風，決定自譯短篇小說來糾正翻譯時風。①但是，真正將直譯乃至硬譯風發揚光大則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了。

魯迅的直譯觀歸結起來有以下兩點：第一、強調語言形式與思想的正相關，具體到翻譯實踐，在使用白話文翻譯的基礎上，用歐化的語體翻譯，彌補白話文的不足，以期通過改造語言來改造民眾的國民性;第二、翻譯標準上的“寧信而不順”，體現在翻譯方法上則為逐字逐句的直譯。需要說明的是，魯迅的硬譯觀并不適用于所有的讀者和一切的文學題材。魯迅將翻譯的讀者群分為甲乙丙三類：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識字的;丙，有識字無幾的。而其中的丙，則在“讀者”的范圍之外，啟發他們是圖畫，演講，戲劇，電影的任務。甲乙兩類讀者，也不皆適用硬譯觀。魯迅認為乙類讀者還不能用翻譯，至少是改作，最好是創作;至于甲類讀者，則是主張“寧信而不順”。[5]（P13）“寧信而不順”不是只要“信”而不要“順”，而是意圖在于“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魯迅認為“中國的文或話，法子實在太不精密了……這就是話不夠用……這語法的不精密，就證明思路的不精密，換一句話，就是腦筋有些胡涂?！t這病，我以為只好陸續吃一點苦，裝進異樣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國的，后來便可以據為己有?！盵5]（P42-43）“寧信不順”是實現既信又順的過渡，魯迅是不反對既信又順的譯文的。魯迅認為，“寧信不順”的狀態不是翻譯的終極狀態，“這情形也當然不是永遠的，其中的一部分，將從‘不順而成為‘順，有一部分，則因為到底‘不順而被淘汰，被踢開?！盵5]（P14）“自然，世間會有較好的翻譯者，能夠譯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時我的譯本當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來填這從‘無有到‘較好的空間罷了?！盵7]（P15-16）至于乙類讀者，魯迅雖然沒有主張一定要用“硬譯”的翻譯方法，但是他也主張“時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語法在里面”“必須這樣，群眾的言語才能夠豐富起來?！盵5]（P43）

通過引進新的語言形式、結構來改造漢語，從而進一步改造國人的思想，肯定了語言形式對思想的影響。但是，這樣的“直譯”或者說“硬譯”方法有時候存在著閱讀的困難，不可否認魯迅的有些譯文是不忍卒讀的，如“這制度，言其意思，便是在文化底方面，是應付精神的最微妙而且高尚的要求的社會底和國家底生活機關的衰頹與破壞”[8]（P332）由此，不禁有這樣的疑問，魯迅這些難以卒讀的譯文是其本人的翻譯水平不夠呢，還是其故意為之？

早在魯迅譯文出版伊始，就有人指出魯氏譯文的晦澀難懂，認為其譯文是“死譯”。梁實秋曾就魯迅的“硬譯”有過猛烈的批判，認為其譯文是“專就文字而論，有誰看得懂這樣希奇古怪的句法呢？”[9]（P347）面對這樣的指摘，魯迅指出其譯文的作用在于“一面盡量的輸入，一面盡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傳下去了，渣滓就聽他剩落在過去里?！盵10]（P475）可見，所謂不順或者是“死譯”的譯文實則是魯迅的故意為之，是為了建設新語言的需要，是與其文學觀相一致的。進一步說，是魯迅想通過翻譯改造漢語，壯大本民族語言的表現形式與內容，進而實現民眾思想的改造與中國的救亡圖存。魯迅的直譯觀更多地體現了翻譯與文學的交互作用，以及在本民族語言系統內部出現危機時，通過翻譯引進的語言形式、結構對本民族語言的革新。

（三）吳宓的文學觀——以“新材料入舊格律”為特征

長期以來，由于主張使用文言去作文、作詩，吳宓及其代表的“學衡派”是以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面的形象出現的，受到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的猛烈攻擊。魯迅認為“學衡派”是“聚在‘聚寶之門左近的幾個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盵11]（P281-283）

但是，透過歷史的塵埃，以吳宓為代表的學衡派的文化守成者的角色逐漸受到學界的認可。樂黛云認為，學衡派屬于新文化運動的一個分支，代表的是保守主義，其與自由主義、激進派共同構成了20世紀初期的中國文化啟蒙。[12]（P26-31）

吳宓雖堅持用文言文作詩，白話文作文，但是，對于白話文的態度是包容的。這也反映在后來的大公報文學副刊的辦刊宗旨和實踐上。在《文學副刊》第一期中，吳宓指出，“對于中西文學，新舊道理，文言白話之體，浪漫寫實各派，以及其他凡百分別，亦一例平視毫無畛域之見，偏袒之私，惟美為歸，惟真是求，惟善是從?！?/p>

在《論今日文學創造之正法》一文中，吳宓將當時存在的文體劃分為五種，即詩、文、小說、戲劇、翻譯。新材料指的是以下內容：即如五大洲之山川風土國情民俗，泰西三千年來之學術文藝典章制度，宗教哲理史地法政科學等之書籍理論，亙古以還名家之著述，英雄之事業，兒婦之艷史幽恨，奇跡異聞，自極大以致極小，靡不可以入吾詩也。又吾國近三十年國家社會種種變遷，樞府之掌故，各省之情形，人民之痛苦流離，軍閥、政客、學生、商人之行事，以及學術文藝之更張興衰，再就作者一身一家之所經歷感受，形形色色，紛紜萬象。[13]（P269）

就翻譯而言，吳宓認為其是實現“以新材料入舊格律”之絕好練習地。[13]（P277）可以說，翻譯是吳宓實現文學理想的重要窗口。憑借翻譯，西方的經典思想著作，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的思想被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為更多的中國人所知，同時也給文學創作注入了更多的新材料。在新文化思想的熱潮中，在尚新棄舊為時代主流中，無論是文學創作還是翻譯實踐，吳宓所扮演的都是一個守成者的角色。當然，文化的守成不僅在于引進的新材料納古今之精華，更在于漸進地改革舊格律。

根據吳宓對時存的文學體裁所作的劃分，舊格律在不同的文學體裁有著不同的內涵。在詩歌中，舊格律指的是“古近各體，而舊有之平仄音韻之律，以及他種藝術規矩”[13]（P268）在文中，舊格律指的是古文。吳宓認為“而古文者固吾國文章之最簡潔、最明顯、最精妙者?！盵13]（P269-270）在小說中，舊格律指的是長篇章回體。但是，此處的章回體已經不僅僅是傳統中文小說中出現的樣式，而且融合了西洋的長篇小說的行文方式，欲“昌明國策，融化新知”。吳宓認為，“而章回體之長篇小說，藝術尤精，其中之規矩法程及詞藻，均宜保存之遵依之，同時更須研究西洋長篇小說之藝術法程，以增廣之，補助之，而進于至美至善，此所謂舊格律也?！盵13]（P274）在戲劇中，“宜恪守舊劇之規矩，方為合用”[13]（P277）。但是，吳宓不同于復古主義者，新思想、新文化的引入亦是他文學活動的一個重點。他贊成戲劇中人物的對話用白話文，但是布景的說明亦堅持用文言文。在翻譯中，堅持用文言文、古體詩去翻譯西方作品，并主張譯文的文體與原文的文體相對應。

因此，以阿諾德文化保守主義與白璧德新人文主義為學理依據，結合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透徹了解，吳宓逐漸形成了“以新材料入舊格律”為特征的文學觀。這種文學觀是一種漸進式的文化改良主義文學觀。這種文學觀，反映在具體的翻譯方法上，則體現為以“意譯”為特征的翻譯。這種以“意譯”為特征的翻譯，在尊重原文的基礎上，有以下特征：第一、行文須順達;第二、采用目標語讀者熟悉的文體，即文言文;第三、翻譯內容的選擇上，多選阿諾德、白璧德等人推崇的作家、詩人的作品，如亞里士多德、柏拉圖、但丁、華茲華斯等。當然，作為吳宓思想源頭的阿諾德和白璧德的作品的譯介更是吳宓翻譯的重中之重。

（四）吳宓的翻譯觀——以意譯為特征

翻譯觀上，吳宓支持嚴復的“信達雅”，反對硬譯、胡譯，主張意譯。吳宓認為，譯有三要：一者，申明原文之意;二者，以此國之文達之而不失原意，且使讀者能明吾意;三者，翻譯之文章須自有精采，是即嚴又陵所謂信達雅也。翻譯之法無定，或逐字逐句譯之，或通篇譯其大意，要視為之者如何耳。[13]（P277-278）

在吳宓的翻譯觀中，忠實原文是第一位的，其次是譯文的練達，最后是文章的精彩。吳宓贊同德萊登關于翻譯方法的分類，即直譯、意譯和擬作。他認為，三者之中，直譯窒礙難行，擬作并非翻譯，過與不及，實兩失之，惟意譯最合中道，而可以為法。至于意譯之法，簡括言之，詞藻盡可變化，而原意必不許失，執兩用中，求其適當而已。[13]（P277-278）因此，吳宓雖承認翻譯的方法并不固定，但是逐字逐句譯也好，編譯也罷，都必須在不失原意的基礎上做到文章的順達，即必須是在意譯的視闕下進行翻譯。

吳宓的意譯觀概括下來有以下兩點：第一、忠實原文，保持譯文的順達;第二、譯文文體的選擇。吳宓認為：凡譯者必其于所譯原作研究有素精熟至極毫無扦格含糊之處……譯文或用文言，或用白話，或文理有淺深，詞句有精粗，凡此均視原文之雅俗淺深如何而定，譯文必與相當而力摹之，并非任意自譯。[14]譯文文體的選擇與原文的文體有直接的關系。如果原文是文，那么，譯文也須是文，且是文言文;如果原文是詩歌，譯文須是古體詩;如果原文是小說或者是戲曲，譯文的文體可以是白話文?！俺龖蚯≌f等其相當之文體為白話外，均須改用文言?！盵13]（P278）

吳宓反對新文化運動的激進派們一味地采用白話文放棄文言翻譯的主張。吳宓認為語言的改制不可一蹴而就，語言有其內在的規律。通過翻譯固可以引進新材料、新思想，但是新材料必須入舊格律?！肮史g之業，實吾前所謂以新材料入舊格律之絕好練習地也?！盵13]

（五）魯迅與吳宓的翻譯觀的比較

魯、吳二人的翻譯觀看似南轅北轍、不可調和，一個以“硬譯”為特征，一定情況下，可以犧牲譯文的通順性，意圖通過矯枉過正式的新詞語新句法的引入，實現“別求新聲于異邦”的救國主張;一個主張“意譯”，注重譯文的通順性，反對句法句式晦澀難懂的白話文，“以新材料入舊格律”，以實現文學的漸進改良、社會的漸進改革。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魯迅并不反對文章的順達，除了“硬譯說”，魯迅還提出“豐姿論”，即“凡是翻譯，必須兼顧著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著原作的豐姿”[15]（P14）對于魯迅而言，同時實現譯文的通順與原文的忠實是翻譯的理想狀態。如若不能保持二者的和諧共處，則“寧信而不順”。采用“直譯”的翻譯方法是魯迅翻譯觀的底線，是翻譯的最低標準，是好的譯文的過渡階段

但是，從上文關于直譯與意譯的定義來看，魯迅的直譯觀與吳宓的意譯觀無疑具有相通的一面，即他們的翻譯觀皆以忠實原文為基礎，皆隸屬于廣義的直譯觀。魯、吳二者在翻譯觀上最大的區別在于翻譯的文，而翻譯文體的選擇實則與其各自的文學觀息息相關。魯迅主張迅速使用白話文，是激進的文化觀，吳宓則認為文化的革新不可一蹴而就，而應循序漸進，是改良的文化觀。

魯迅主張使用白話文來翻譯，而吳宓大多數情況下用文言文作為譯文的載體。但是事實上，吳宓并不反對譯文中白話文的使用，“除戲曲小說等其相當之文體為白話外，均須改用文言?！盵13]（P278）可是，吳宓口中的白話文與魯迅的顯然不是一個概念。吳宓的白話為“中國式白話文”，是語言體系的改良，不與文言相沖突[16]。吳宓反對新文化運動提倡者不加選擇，一味棄舊揚新，更不贊成其文章中出現的語句不順、難解的白話文。吳宓并不反對語言文字的革新，只是反對文字的激進變革。吳宓認為，“今欲造成中國之新文化，自當兼取中西文明之精華”[17]，在引進西方文化的過程中（翻譯為主要的媒介），要擷取西方的精華，如亞里士多德、柏拉圖、阿諾德、白璧德等人的思想。文言文亦不可盡廢?！拔淖种w制不可變，亦不能強變也?！盵17]而魯迅的“西式白話文”則是對過往漢語言體系的全面變革，傾向于廢除文言，全面引進西方的語言形式和語言材料。一方面，魯迅欲通過翻譯中的新句式、新語言的引進來改變文言文邏輯不足的問題，進而通過語言邏輯性的增強提高民眾思想的邏輯性。另一方面，此時的中國正處于中華民族千年以來民族危機最重的階段，外有列強凌辱，內有軍閥割據，此時的民族自信心最弱。此時先進的中國人迫切向外、向他處尋求救亡圖存之法。因此，中國舊時的一切，糟粕也好，精華也好，很容易被拋棄，很容易出現矯枉必須過正的想法。在文化觀上，就容易出現一些激進的主張，比如說，“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尸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盵18]（P338）“我們此后實在只有兩條路：一是抱著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盵18]（P350）

魯迅這一激進的文學改革思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影響了其對于吳宓以及學衡派的公正評價。魯迅對學衡的評價后來成為學界的基本論調，使得學衡與“甲寅派”一起成為復古、守舊的代名詞。魯迅的評價雖沒有直指吳宓，但是作為學衡雜志的主編、審稿人，甚至是幕后贊助人②，這篇評論無疑是對吳宓的辦刊主張的完全否定。針對魯迅的指摘，吳宓雖承認“魯迅先生此言，實甚公允?！盵19]（P235-236）但也進一步指出，魯迅的批判只是針對邵祖平一人，并指出邵祖平的文章得以發表全因胡先骕一力推薦，“斯乃胡先骕之過”[19]（P236）這也從側面回應了魯迅的批評，即吳宓不認可魯迅對學衡的評價。

魯迅對吳宓的直接批判則見于《“一是之學說”》。主要的還是圍繞文言與白話的興廢問題。針對吳宓的《新文化運動之反應》一文提出的融貫中西，取中西之精華而學之想法，魯迅并沒有給予直接的反駁，而只是圍繞標點和一些措辭的使用表明吳宓所倡導的“執中馭物”的不合理之處?？梢哉f，魯迅對吳宓的這些直接或間接的批判有以偏概全之嫌。

因此，以阿諾德文化保守主義和白璧德新人文主義為思想源頭，力求中西文化融通融合的文化觀決定了吳宓所要走的文學之路必定是以改良和漸進為特色的，體現在文學上就是用文言文作文，以古體詩作詩，表現在翻譯上則為譯文為文言文，注重文章的順達，即以“意譯”為特色的翻譯觀。而魯迅主張通過矯枉過正式的文學革命的形式實現中國救亡圖存的文學觀決定了“寧信而不順”的“直譯觀”，即譯文中以白話文作為語言媒介和大量歐化語式和外來詞語的出現?！爸弊g”觀也好，“意譯”觀也罷，集中反映的是不同的文學觀在翻譯領域的表現。集中在吳宓與魯迅身上，則聚焦在翻譯文體的選擇上，即白話文的使用與否。

四、結語

面對愈來愈深的民族危機，魯迅與吳宓二人皆看到了翻譯對于引進新思想、改造國民性的作用。然而，魯、吳二人在具體的翻譯方法上卻產生了分歧。魯迅尚直譯，堅持原文與譯文在思想與形式上的一致性，即主張引進歐式句法和詞法。吳宓尚意譯，更加注重原文與譯文之間思想的準確傳達與否，反對佶屈聱牙的譯文的出現?！爸弊g觀”與“意譯觀”之間的矛盾不在于忠實原文與否，而在于于引進的新材料到底入的是哪種格律的問題。其中，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到底走循序漸進式的文化改良還是暴風驟雨式的激進文化革命。魯迅不僅贊成新材料須入新格律，而且認為西方的新格律也須入中國的新格律—白話文中。因此，魯迅的譯文中會出現一些歐化的句式與表達，有些表達甚至晦澀難懂。這些不是魯迅的翻譯能力不足，而是魯迅的有意為之，是其文學觀在翻譯場域的體現。

魯迅認為，中國的舊有的語言存在著邏輯性不足的問題，其不僅否定一直以來通用的文言文，更急于引進歐化的句式與表達來豐富白話文，冒句式不夠通順、不被理解也在所不惜。而吳宓則認為新材料須入舊格律，即須保持譯文的順達，以及文言文的使用。吳宓受安諾德和白璧德思想較深，走的是文化改良的道路。體現在文學上就是重視將中國舊有的思想經典與西方的思想進行融合，“昌明國粹，融化新知”。因此，以“意譯”為特征的翻譯觀是吳宓的“新材料入舊格律”的文學觀在翻譯方法的具體體現。

注釋：

①《魯迅致增田涉信》，1932年1月16日，《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71頁。

②在《吳宓自編年譜》中，吳宓指出“《學衡》雜志本無經費。社員亦毫無捐助。自始至終（1921-1933年），所有辦大小事，需用之款無論巨細。以及每次開會有時，梅君提議：星期日到下關開會，藉圖一次歡樂醉飽。之茶點費，紙張筆墨，尤其郵費，寄出雜志。此為大宗開支。全由宓出錢付給。故謂‘《學衡》雜志竟成為宓個人之事業者，亦非誣也?！眳清担骸秴清底跃幠曜V》，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

參考文獻：

[1]陳?？?中國譯學史[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1.

[2]胡翠娥.翻譯的“政治”—現代文壇的翻譯論爭與文學、文化論爭[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

[3]艾偉.譯學問題商榷[A].翻譯研究論文集（1894-1948）[C].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4.

[4]魯迅.自序[A].吶喊[C].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5]魯迅.二心集·關于翻譯的通信[A].魯迅論翻譯[C].延吉：延邊人民出版社，1977.

[6]魯迅.玩笑只當他玩笑[A].魯迅梁實秋論戰實錄[C].北京：華齡出版社，1997.

[7]魯迅.“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A].魯迅全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8]魯迅.魯迅譯文全集：第四卷[M].福州：福州教育出版社，2008.

[9]梁實秋.論魯迅先生的“硬譯”[A].《梁實秋文集》（第一卷）[C].廈門：鷺江出版社，2002.

[10]魯迅.關于翻譯的通信[A].魯迅雜文全集（上）[C].北京：群言出版社，2016.

[11]魯迅.估《學衡》[A].文學運動史料選（第一冊）[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12]樂黛云.世界文化語境中的《學衡》派[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03）.

[13]吳宓.論今日文學創造之正法[A].國故新知論—學衡派文化論著輯要[C].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

[14]吳宓.夢中兒女·編者按[J].學衡，1922（b）.

[15]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二[A].魯迅論翻譯[C].延吉：延邊人民出版社，1977.

[16]王雪明.制衡·融合·阻抗[D].上海：復旦大學，2008.

[17]吳宓.論新文化運動[A].國故新知論—學衡派文化論著輯要[C].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

[18]魯迅.青年必讀書—應《京報副刊》的征求.[A]文學運動史料選（第1冊）[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19]吳宓.吳宓自編年譜[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

責任編輯：艾 嵐

Abstract： In movement of cultural enlightenment，mass of western books we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Concerning translation strategies，different translators have their own translation philosophies，whether it being the choice of genre，or the target language. As one of the radicals in this movement，Lu Xun holds that western books should be translated in a literal way，in process of which，modern Chinese and English syntax should be adopted to reform Chines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s. As a conservative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Wu Mi advocated liberal translation，not only striving to make the article easy to read，but also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tegration of new materials into old rules"，so as to realize "the quintessence flourishing and melt the new knowledge".

Key words：literal translation，free translation，Lu Xun，Wu Mi，literary outlook，translation theo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