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說不好“普通話”，還怎么當官

李楠

“哪吒”兩個字怎么念？看完電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大家對此產生了熱烈討論，每個地方都有不同讀音，甚至同一個城市都有多種讀音，引發了不少笑話。

其實關于語言的笑話，在中國古代更多，因為當時沒有像現在這樣的普通話，外地人交流起來，困難更大。電視劇里經常有這樣的橋段：“聽你口音，不是本地人??！”這其實完全不夸張，那會兒的人說話，真的能聽出口音。

沒有普通話，交流難如登天

夏朝和商朝有沒有國家通用的普通話，基本不可考。但到了周朝資料一下子就多了，比如，在《尚書大傳》中就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周武王死后，周公攝政。在他攝政的第六年，當時越裳氏（今越南區域）派人送來幾只特產白雞，以示友好。但是問題也來了。那時候越南的語言和周王室使用的語言不通，而且根本沒人懂越南語。所以，越裳氏就找了“三象”翻譯，也就是三種語言的翻譯各三人。這九個人先將越南話轉成諸越語（今浙江、福建、廣東古代使用的語言），再由諸越語轉為南方諸侯的方言，最后再由南方諸侯的方言轉成周朝王室京畿一帶的用語。

瞧瞧，就送幾只雞，還費這么大的周折。

另外，春秋時期的吳越語言也不通。吳國在今天的江蘇南部，越國則在今天的浙江北部，雖然相鄰，但十里不同音，兩國邊境的民眾經常會因語言不通，為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打得不可開交。

慢慢地，周朝的中央官員們發現，無論是進貢問題、戰爭問題，抑或是其他問題，不少時候都只是因為語言不通而造成的。所以他們創造出了一種全國通用的普通話——雅言。

公元前770年，周朝遷都洛邑，洛陽話正式被規定為雅言的基礎語音。當時，幾乎所有的貴族們都會學這種雅言，目的就是為了跟老百姓區別開來。就像近代歐洲，英國上層貴族說法語，下層平民說英語;德國貴族發小舌音，平民發大舌音等等?？鬃赢斈曛v學時使用的，也是這種雅言，以標榜其貴族身份。

后來，歷朝歷代都延續了雅言這種語言。其中以洛陽話、金陵（南京）話、大都（北京）話為最多選擇的標準音。

拼音出現以前怎么注音？

在漢朝時，中國人還沒發明漢語拼音，朝廷為了推廣統一的官話，發明了三種學習雅言的讀法。第一種叫“直音”，第二種叫“讀若”，第三種叫“反切”。直音是直接告訴某個字和哪個字的讀音完全一樣，這適合已經會讀一些字的人，但對于滿口方言的人基本沒用。讀若呢，就是擬其音注音，多用于擬聲注音的訓詁學術語。因為前兩種讀法太難掌握了，所以人們又創造了“反切”，這是用兩個漢字相拼給一個字注音，切上字取聲母，切下字取韻母和聲調。簡單說，就是將兩個字快讀，讀出來的音就是要學習的新字。據說這是當年佛教徒們根據梵語的注音法發明出來的。

反切讀音法在中國興盛了近2000年，不過它也有兩個問題：第一，如果將某個字認錯了，那就永遠拼不對正確讀音;第二，如果一個人分不出來一個字的聲母韻母，這個字便絕對念不準。

《顏氏家訓》記載，北魏的時候，有個大官是個老花眼，鬧出了不少笑話。此人特別喜歡反切，在讀古書時候，看到有反切的字就跟著讀，可讀的時候他又因為看不清經常把字搞錯。比如有一次他讀《史記》，發現“顓頊”的“頊”（xū）下面寫著“許綠反”，可他一花眼，將“綠”看成了“緣”，結果“顓頊”就念成了“顓翲（piao）”（許、綠、緣古音與現在的讀音不同）。

這一念錯不要緊，他倒以為自己發現了新大陸，找著了古人的錯處，于是大肆宣揚，讓身邊人也跟著他一起糾正過來。盡管大家都知道他念錯了，卻不敢和大官較勁，便紛紛錯著念。直到有一天，另一位較真的大官和他連續辯論了三天三夜，終于讓他明白了錯的是自己。

在清朝的小說《鏡花緣》中也多次提到過“反切”，如唐敖一行人路過淑士國、黑齒國、白民國都有反切的存在，甚至書中有個岐舌國，更以“反切”作為立國之本。

唐玄宗時期，《唐六典·卷四禮部》規定，為了防止臣下信口開河或是說話念不準音，必須先進行禮儀的學習。這些禮儀的名字統稱“嘉禮”，在進行各種禮儀儀式前，必須先提前幾天去禮部學習。當然，這其中也包括那些從外國來的使者們，他們無論語言還是禮儀都不會，所以最好先準備準備再說。說不好雅言，竟然被提升到了這種高度。

你家鄉方言曾是天下通行的“普通話”？

轉眼來到了明朝，當時雅言已經改為叫“官話”了，以中原雅音為正。明前中原地區經多個北方民族融入，江淮地區的“中原之音”相對純正，官話遂以南京官話為基礎，南京音為國家標準漢語語音。永樂年間，明朝遷都北京，從各地移民北京，其中南京移民約40萬，占北京人口一半，南京音調成為當時北京語音的正音基礎，而南京官話則通行于整個明朝。即便到了清朝前期，南京官話仍舊是全國通行的官話。

雍正八年，清朝設立正音館，推廣以北京音為標準的北京官話。而我們今天所說的以北京話為標準的普通話，便是在清朝中后期逐漸奠定基礎的。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光緒皇帝第一次接見康有為的時候，兩個人足足談了兩個半小時，頗有相見恨晚的意思。但事實真是這樣嗎？根據另一位戊戌變法的重臣、后來商務印書館的董事長張元濟記載，當時康有為與光緒皇帝僅僅聊了一刻鐘就出來了，而且康有為出來時一臉茫然。

后來大家分析，因為康有為是廣東南海人，而且在京的時間也不長，最擅長的莫過于廣東話，而光緒從小在深宮大院長大，講一口宮廷的官方語言，兩個人其實是存在溝通障礙的。加之康有為初次面圣，難免緊張，一口廣東話很有可能讓光緒帝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溝通尚成問題，更不要說相談甚歡了。如此，可以想象，當時的情形是有多尷尬。

康有為

最開始光緒皇帝只給了康有為一個六品官做，說不定也是有這個原因的。一些人認為，最后戊戌變法的失敗，估計也和方言不同，造成雞同鴨講有一定關系。

新中國建立后，為了統一各地方言，于1953年以北京市、河北省承德市灤平縣為普通話標準音的主要采集地，制定標準后于1955年向全國推廣。今天，我們所說的普通話就是從此而來。200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確立了普通話和規范漢字作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法律地位。但是，隨著普通話的普及，某些地方感嘆自己的方言越來越不被重視，紛紛打起了保衛方言的旗號。這也許就是對古早以前各地方言文化的一種懷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