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書寫的膨脹與城市性、倫理構建的雙重缺失——以兩部當代小說為例

⊙方曉楓［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北京 100083］

截至2017年，中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接近60%，城市化發展迅速。首先要明確的是：城市化進程本身是歷史與社會的進步，也是一個衡量國家發展水平、社會文化水平與公民素質水平的標準。城市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與最美好的希望，所以作為觀照生活的文學作品，對待城市化進程應該采取積極的態度。但就像長河中永遠存在暗礁與逆流一樣，我們也不能不注意到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這也是世界性的命題。在此基礎上，作家與讀者對待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種種不和諧應該有著前行的意識與更寬廣的眼界，思考城市如何讓我們變得更加富有、智慧、綠色、健康和幸福。

基于這個前提，在文學創作領域，我們要避免兩種不太合理的創作傾向：一是反城市化文學；二是偽城市化文學。反城市化首要表現在農村是美好的，城市是骯臟的。眾所周知，自然屬性與傳統意義的鄉土田園是回不去了，它更應該成為歷史情趣與情感記憶，讓它成為人們的傷懷與留念；或者更合理的是站在高于城市與鄉村的視角去看待二者的關系，而不是將心靈回溯至農業文明下的生態氛圍與情態環境之后，再進行城鄉二元對立。而偽城市化在中國21世紀小說當中體現得更加明顯：一是城市化的盲目書寫，二是城市性書寫的缺失。所以，如何書寫城市是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

其實到今天我們還沒有對城市文學有合理與貼切的定義。1983年在北戴河召開的城市文學研討會就提出：凡以寫城市人、城市生活為主，傳出城市風味、城市之意識的作品，都可稱為城市文學。那么何為城市人？一個人前半生在鄉下度過，后半生遷居城市，這屬不屬于城市人的范疇呢？何為城市風味？高樓大廈是城市風采，那么在樓頂種菜，這種行為也在體現城市風味呢？而城市意識包含個人與集體，又包含主動認識城市的意識還是服從于接納城市的集體無意識，這也是需要辨析的。20世紀80年代以來，改革文學、市井文學、新寫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等作品中出現的城市表達，其實并不屬于真正意義上的城市文學。這主要是因為作家們所處時代恰逢城市化進程的發端與探索階段，少有或沒有城市經驗。他們缺乏將精神世界與城市化的共融體驗，于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同樣具備“半城半鄉”的特點。針對這一情況，已有部分學者對城市文學的界定闡述了自己的看法。趙園將“城市文學”與“寫城市的文學”進行劃分；陳曉明則提出：典型的城市文學應該建立城市客體形象，表達作者對城市生活的反思，表現人物與城市精神的沖突。但不容忽視的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內地城市化進程持續快速發展，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顯示出來的問題是錯綜復雜的。而且城市化是摻雜著進步與倒退的演變過程，城市精神的塑造也絕非一朝一夕。作者與讀者對城市精神的理解、認同與接受也同樣需要時間的沉淀才能達成共識。

所以，城市文學的定義不應該是恒定的，現在甚至以后可能都沒有標準答案，但城市化與城市性二者之間的關系是恒定的。城市化是表象，更多承載著的是物質形式，它是城市性發展的基礎；換言之，城市化進程應當推動的不僅僅是經濟發展，還應當重視城市人的現代性水平。人包括生于斯、長于斯的城市人，也應該包括自鄉村遷居至城市的那部分人。所以，在城市化達到一定程度之后，決定城市性水平的關鍵在于人的現代性養成程度。它意味著以城市空間為基礎的資源分配方式和生產方式對人的價值觀念、倫理構建等方面的綜合影響，是衡量人們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程度。根據中國目前的現實情況，地域發展不平衡，城市之間的發展水平也有高下，甚至有作家與評論家認為城市文學應當分為以“北上廣深”為代表的都市文學，以省會城市為代表的城市文學，以中小城市為代表的城鎮文學；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但問題的關鍵在于通過不同類型的城市書寫表達出相對統一的城市精神?？v觀當下中國作家對城市的描寫，我們很容易發現存在有兩個問題：一是在文學作品中將城市化進行過度宣泄與欲望膨脹；二是在文本表達上疏于對城市性的構建。前者容易使城市蛻變為千篇一律、可有可無的標識與背景，后者則違逆了文學追求美好生活之道路，對城市化進程的傷害更大；因為屬于城市化表象的景觀、機構與制度是客觀的，而對城市的認識、人自身現代性的構建是主觀的。文學作品如果對構建人之精神世界，放棄努力或惡意歪曲，那么再美麗的家園，也終將走向“索多瑪”。

將城市打造成欲望、頹廢與混亂之都，我們的作家似乎很容易做到。兩個關鍵詞就可以概況一切：錢與性。在《天堂向左，深圳往右》中，動輒幾十萬、上百萬的消費不在話下；原始積累產生的不公與陰暗不是批判的對象而是羨慕的眼光。主人公大學畢業南下深圳創業，從一無所有到腰纏萬貫，于是必然落入了“飽暖思淫欲”的窠臼，身邊“走馬燈”一般的女性讓我們看到了金錢萬能的力量。在玩夠女人之后，主角終于意識到還是原配最好；接著是生意失敗而死于車禍。如此情節類似于《故事會》和《知音》的篇章；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類似的例子。但是素材好比沒有下鍋的食材，它還不是可口的菜肴。作家把“食材”排列組合后呈現給讀者，的確讓我們看到最原始的粗糲，但沒有佳肴的香味豈不是浪費了寶貴的材料？更何況深圳作為中國新興城市的代表，城市從無到有，發展極其迅速，從漁村成長成為毗鄰香港的國際性大都市，一定具備屬于自己的城市特質。但在這部作品中，深圳徹底與高消費、打工仔、黑心老板、夜總會、偷情、性混亂等要素緊密聯系在了一起。而且男主人公與古代的西門慶沒有本質的區別；作品中的女性則基本屬于男性的附庸，隨便上床與打胎如家常便飯。文中南下闖蕩的女大學生們，則要么做“雞頭”，要么做“小姐”。所以，作家將深圳當成了欲望符號與背景，將城市與拜金、淫亂畫上堅實的等號。于是，城市化進程在作品中的表現成為作家消解自尊、愛情、婚姻與家庭嚴肅感的理由，而活動在如此氛圍下的人物，也無法通過城市化進程來促進城市性的發展水平。城市化的過度描寫，首先體現在消費主義大行其道，它不僅消費著貨幣與物質，更消費著人的靈魂與精神。誠然，消費主義已經不可避免地成為城市化的表現之一，但是適當消費與過度消費、理性消費與肆意消費總還是有著明顯的界限。雖然主人公最后人財兩空，狂歡之余盡顯落寞；但從整體上感受，極度拜金與物質滿足后的肆意妄為充斥全篇，“過把癮就死”的情緒表達是顯而易見的。而與金錢相伴相生的就是肉體的迷醉，從主人公貧窮狀態下在逼仄出租房中的“吱吱呀呀”，到金碧輝煌的酒店、夜總會的春宵一夢。作者確實反映了社會現實的林林總總，但照搬現實而不加以現代性精神構建，那么男女關系在這部小說中也就淪為肉體與金錢的交易。換言之，作者在小說中表現人的現代性發展方面幾乎是隱身的，而個人現代性的發展必然包括具備現代意識的倫理構建，無論是社會倫理還是家庭倫理。

在刻畫社會倫理關系方面，如果小說只把官僚、上司等塑造成欺壓與欺騙的符號，將同事、朋友背上謀利而不謀義的十字架，只講如何賺錢而不顧社會公義與道德的底線，羅列事實卻不問為什么，更不做進一步思考，甚至同流合污般給予認同，那么社會倫理也就蛻變成“社會歪理”。而在家庭倫理中，如果將對另一半的忠誠刻畫得弱不禁風，大書特書理性服從于肉體滿足，那么即便主人公最后產生了迷茫與悔恨，那也僅是個人的后悔情緒，是欠缺力度的。所以，忽視倫理建構導致作品無法體現城市性，沒有了城市性；那么城市書寫則是殘缺的，城市化也就淪為空中樓閣式的表象；而文本與敘事也就成了“放之全國而皆可”的大眾談資，無論是鄉村、縣城、中小城市還是“北上廣深”都可以成為物欲橫流的表現空間。

而在《群生沸騰》這部表現武漢某社區生活的小說中，我們沒有看到過度消費主義與過多的“下半身”寫作，讀出了作者的誠意。作者深入實際生活、親身體驗，刻畫了武漢市廉租房小區薈萃苑底層人物的生活百態。有篇文章甚至贊揚作者把作協當作自己的家，始終維護作協集體的形象，認真完成各級作協交辦的創作任務等。通覽小說，我們發現薈萃苑的居民包含下崗工人、孤寡老人、殘障人士，還有勞改勞教釋放人員、上訪專業戶等，他們被統一冠以社會弱勢群體、特殊群體和底層群眾的稱號。

小說中的人物群像與基層干部——居委會、派出所形成了對立而又統一的關系。對立是因為居委會、派出所是維護社會穩定的權力部門與強勢力量，弱勢群體在他們面前依然居于被“領導”地位；統一則是在中國現行戶籍與城市管理政策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交錯行政模式。小說著力刻畫了權力部門中的“好心人”形象，尤其是對弱勢群體義無反顧、盡心盡力的幫扶，也塑造了弱勢群體之間的社會倫理關系以及在社區這個公共空間中活靈活現的生活場景。我們不應該質疑作者的辛勤與努力，但有三個問題值得商榷：一是家庭生活的缺失。作者有意突出社區的重要性，寄希望于社區的大家庭來彌補或糾正私人小家庭的殘缺與不足，這也使作者獲得了弘揚“正能量”的稱贊。社區就在我們身邊，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正是人們的相互交往和豐富的激情感受構成了富于生氣的城市生活”，作品也確實描寫了城市社區生活的豐富多彩，比如廣場舞、集體活動、福利機構等，部分敘事場景的描摹也頗為細致與生活化。但是人的公共交往是建立在家庭生活基礎之上的，作家將一個家庭殘缺的群體放置在社區公共空間中，以集體的力量與溫暖改造這些人，其真實程度是有疑問的。中國自先秦以來的家庭倫理強調的是“家國一體”，從家庭外延至社會，“修身治國而平天下”。試問連家庭都不完整或不和諧，那么僅僅依靠社區、集體的介入與關照就可以脫胎換骨嗎？無論是哪種形式的社會情態，家庭都是組成社會的最基本單位，這是構建美好社會的根基。假設我們把社區比作一個小型社會，如果要使這個社會達到完美的狀態，那它必然要求家庭單位具有較高的質量。而我們在小說中發現薈萃苑社區經歷戲劇性的大起大落之后，在主要人物群像的心中感受到了完美家園的呼喚，這或多或少還在延續“大團圓”式結局的模式。所以作品所述的空間和諧與內心和諧在某種程度上是虛幻的。因為和諧是從內到外、自下而上、循序漸進而構建的。而對于社區和諧來說，首先需要建立起合理的社會結構以及相應的、有不同層次空間的物質結構，形成了從小組團（家庭）和小空間（家宅）到較大組團（社區人群）與空間（社區空間），從較為私密的空間逐漸過渡到具有更強公共性的空間，從而才能在私有住宅之外形成更強的安全感和更強的從屬于這一區域的意識。如果每個人都把這種區域視為住宅和居住環境的組成部分，如此才能擴大實際的住宅范圍到公共空間中去，繼而形成和諧的社區環境。簡言之：家庭與社區不是割裂的而是統一的。

同時作品也體現了湖北作家群書寫城市的特質：描繪市井生活，使之更加親民，但無休止的爭吵、矛盾充斥其間，形成低俗電視劇的情景再現，這實際上也存在“放之各地而均可”的情況。作者雖努力將之升華，但力度和高度有限。這種局限產生于另一個值得商榷之處：我們應該書寫的是城市權利還是城市權力？作品中居委會與派出所的工作人員，對待社區居民依然有著高高在上的權力意識，但這種意識經作者著意淡化而成為隱藏的強制力，這一點尤其體現在對待上訪戶的時候。上訪戶隨意給市長熱線打電話固然不妥，但作者沒有深入挖掘上訪戶為什么一直上訪的原因，而是刻畫居委會一次次登門拜訪、幫助解決問題，體現社區工作的不易。試問他們上門是發自真心嗎？市長熱線將居民的問題轉達給居委會，居委會再去對方家中苦口婆心。作者借社區工作人員之口說上訪戶的行為是出于“閑的”這個冰冷的原因。這也證明了這部小說沒有反思城市管理政策的問題，而體現了對這種不合理局面的服從。而另一個人物是潑皮形象——皮三，皮三非常在意能否當上保安隊長，從而可以在眾人中挽回面子與滿足權力欲望。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權力意識其實已經滲透了從中國社會的所有層級，而這恰恰與人的現代性、城市性相悖。這也讓我想起了劉震云小說《一地雞毛》中那位時不時就上來查水表的老頭。但至少劉震云還發出了諷刺的聲音，而這部小說出現于21世紀，三十多年過去了，可惜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并沒有進步。那么如果要在快速城市化進程的氛圍下體現城市性，就需要厘清權力與權利之間的區別。城市權利不僅意味著城市居民參與城市社會生活，更重要的是他們積極參與政治生活、管理和城市行政。勒費布爾說：成功實現這些權利需要社會、時間和空間的轉型。是城市政治生活要發生改變，而不是城市本身。換句話說，城市權利不包括從上而下分布的權利，而是一種積極地共同參與城市政治生活的方式。而且，城市權利不僅是參與權，更重要的是授予權，有待通過政治斗爭確定和細化。所以作者書寫了權力而忽視了權利，于是作品中出現的人物群像，一直被定格為市井小民而不是城市公民。

最后一個問題是關于愛情與婚姻的闡釋。小說主人公索爾寶與一位風塵女子（陪酒女）雖無夫妻之名但有夫妻之實。兩人有一位殘疾女兒，小說直到末尾才將這個謎底揭開從而形成敘事上的一次高潮。但問題是：母親將女兒丟給索爾寶，索爾寶將孩子當作未來生活的希望與依靠，卻放棄了那位母親。作者絲毫不愿將這位有問題的女性寫下去，她如空氣般蒸發了。所以在作品中，我們明顯地看到了這樣的表達：孩子重要而母親不重要。雖然在作品中將主人公塑造得較為正面，但他其實是非常自私的，因為女性在他眼中僅僅淪為了一個生育工具?？此扑鳡枌毿袑⒛耗陼r終于與女兒生活在一起，獲得了殘缺中的圓滿，但依然掩蓋不了作者對婚姻倫理、家庭倫理認識上的不足。另一位人物是舉止優雅的尚老師，作者塑造了她萬般的美好，但唯一的缺憾源自她年少時遭受的侮辱，這位被侮辱之后的知識分子女性放棄了愛人與被愛的權利，成為現實中的柏拉圖。但我認為，作為女性作家去塑造如此女性形象，只能說明作者對女性的態度是不自信且不自由的。不自信源于中國傳統對女性的要求與束縛，這讓我想起了電影《火燒圓明園》，遭受洋人侮辱的婦女要去投井，后面的老人竟說：“讓她跳，死了干凈！”而不自由源自現代性意識的欠缺，也正是這種不自由導致陳舊理念束縛了作者更束縛了作品內涵的升華。因為看似遭受苦難又冰清玉潔的尚老師形象，也恰恰證明了這部書寫城市的作品缺乏城市性書寫的事實。

以上所述的兩部小說，一部完成于21世紀前五年，一部出現在十年后。十年來，城市文學有沒有真正地包含了城市文學所具有的要素，是令人疑惑的。我們甚至可以斷言，大部分書寫城市的文學，僅僅將城市生活的某個方面作為題材，滿足了城市化表象的膨脹，但缺乏對城市性的思考，這也使城市書寫有著令人惋惜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