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時代文學轉型的多維建構及其話語愿景——評張邦衛《媒體化語境下新世紀文學的轉型研究》

⊙楊向榮 ［浙江傳媒學院，杭州 310018］

一、人文關懷中的憂患意識

利奧塔認為，在現代大學中，作為宏大敘事的普遍真理已失效，宏大敘事的總體性日益讓位于小敘事的局部決定論，各門知識在日趨專業化和技術化的同時，進而導致了學科之間的不可通約性，這可以用格爾茲的“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術語來描述。當下社會，使那些原本致力于公共領域，以公共立場發言的知識分子逐漸消亡，而有獨立思想，為社會未來發展嘔心瀝血的知識分子幾乎絕跡。利奧塔甚至喊出了“知識分子的墳墓”的吶喊。批判精神一直是知識界所企盼的理想性格，是知識分子精神的最高境界。知識分子應當以追求真理為己任，以社會良心為己責。在現代社會中，制度化與科層化深入到了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知識分子越來越“躲進小樓成一統”，成為缺乏批判性的專業型知識分子,他們以掌握的知識技能來謀生，失去了人文關懷和批判精神。

如何在現行體制內在參與現行文化機制的運作中堅持自己的基本立場和理論擔當，這是當下人文知識分子對自我應有立場的應有反思。孟子的“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等，都是說要具有一種憂患意識，繼而承擔起一定的責任。學術研究如果缺乏憂患意識和責任承擔，那么學術之路也不可能走的長遠。畢竟，缺乏憂患意識和理論擔當，很容易使我們喪失直面問題的勇氣。而張邦衛可謂有著直面文學現實的理論勇氣，他敏銳地思考新時期的文學發展脈搏，在媒介文學剛剛興起之時就投身其中，在一眾批評家對批判和質疑媒體語境和媒介文學時長期堅守自己的學術陣地，并堅持為媒體化語境下的文學轉型及其新變提供學理論證，并報以深切的理論關懷。

試以媒體化語境下的網絡文學發展為例，從1991年第一個華文網絡電子刊物《華夏文摘》創刊至今，中國網絡文學的發展已經近三十個年頭。當前，國內的網絡文學在互聯網和移動智能終端不斷普及的情況下呈現出了“全面開花”的發展態勢。從早期可數的痞子蔡、寧財神、李尋歡、安妮寶貝，到現在人氣居高不下并且擁有穩定讀者的人氣作家南派三叔、唐七公子、顧漫、匪我思存等人，網絡作家在數量上也呈現出爆炸式的劇增。網絡文學的異軍突起，為文學的發展注入了持續的活力。目前，網絡文學已度過單純以網絡為傳播渠道時期，進入了“網絡文學3.0”時代，即網絡文學的IP時代。網絡文學的繁榮也加速了學界對它的關注和研究，網絡文學研究機構不斷成立并發揮作用。但即便如此，學界在近幾十年卻極大地漠視網絡文學的存在，忽視媒介語境對于文學轉型發展問題的反思。而針對媒介話語轉型，雖然也引起學界的關注，但學界的目光多聚焦于日常生活審美化、文學的媒介表征、媒介語境下文學邊界的消解、文學經典的消解等話題。在學界聚焦于媒介時代文學現象層面的時候，張邦衛自2005年博士畢業伊始，就已經悄悄地開始用實際行動正面媒介化時代的文學現實發展，這無疑是學術勇氣和現實擔當的體現。

綜觀《媒體化語境下新世紀文學的轉型研究》一書，此著字里行間呈現出對當下文學現實的深切關注，隱現著作者對當下文學現實畸形發展的憂患意識。因此，就此著的現實和理論擔當而言，憂患意識和責任勇氣無疑是其最寶貴的精神品格建構。此著在回答“什么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文學終結論”“泛文學時代”“傳媒時代的文學性”“新媒介文學表征”“網絡文學新變”等問題時，筆者發現，作者在極力思考新世紀文學如何在媒體化語境下寄居與棲居的世紀性問題時，也隱現著“知我者謂我心憂”的憂慮。畢竟，新的媒介時代或曰馬克·波斯特所謂的“第二媒介時代”的到來，新媒介文學沖擊傳統文學已成定局，這使當下的文學研究面臨著很大機遇，但也有著很多挑戰和困惑：一方面是傳統文學的急劇滑坡；另一方面是媒體語境下新文學樣式的日漸興盛，而傳統文學遭遇新媒體也不得不做出自己的回答甚至改變。

新時期以來的網絡文學由于自身局限，質量往往良莠不齊，也為了高產而忽視價值承擔，但在張邦衛看來，如網絡文學此類的新文學形式就像是文學大家族中的幼苗，更需要我們去呵護，為其提供理論支撐和引導，要為其未來發展“立法”。而且，媒體化時代的文學轉型勢必使文學實現從純文學到泛文學、從審美到泛審美、從文學性到媒介性、從文學化到媒體化、從人文關懷到商品邏輯的轉型。這種轉型一方面依賴媒介發展中的技術，另一方面又依賴市場的商業機制，這些因素都勢必會帶來傳統文學高雅趣味的喪失和人文內涵的匱乏，這就需要有一種人文的精神灌注其中，避免文學過度的被“格式化”或者陷入低俗的惡性循環。因此，文學研究者應該秉承憂患意識，這樣才能更敏感地把握住新的理論命題，為尋找新時代文學轉型提供新的姿態。不一定非要胸懷大志，肩負“天下興亡”，但是至少也不能對當下的文藝現象和社會現象熟視無睹，不能“躲進小樓成一統”，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自怨自艾，自說自話。

二、融合建構中的復調愿景

《媒體化語境下新世紀文學的轉型研究》全書共分為十章，分別探討了語境轉型、觀念轉型、屬性轉型、身份轉型、場域轉型、機制轉型、話語轉型、審美轉型和批評轉型九個問題。作者的意圖從學理上探討以新時代以來媒體化語境的發展對當代文學轉型的巨大影響，在揭示文學轉型的歷史必然性和現實可能性的同時，建構新時代文學“表意焦慮”命意、“文與境諧”語境、“鼎足三分”格局和“傳媒為王”驅動的基本面貌。

從最早的媒介詩學研究到現在的《媒體化語境下新世紀文學的轉型研究》，對張邦衛來說可謂一次的理論突破，也彰顯出其理論研究和拓展的雄心?！安还艹姓J與否，也不管贊同與否，在新世紀，文學還在，文學的繁榮景象還在，文學的進化景觀還在，文學邊緣化與泛化景觀也在，只不過我們所謂的‘新世紀文學’與20世紀中國文學相比似乎有著更多的異質性存在，它雖在承前，也在啟后”。相比于20世紀中國純文學或者說精英文學，“媒體化語境下的文學轉型”或者說“泛文學”更準確，也更全面地定位了當前的文學發展現實與轉型現狀。應該說，“數字媒介”是繼“印刷媒介”之后的革命性變化，這是一個“數字為王”“傳媒為王”的時代，媒體技術的變遷多方面且全方位地影響了當前文藝的發展，而張邦衛的新著正是揭示了媒介影響下文學轉型之必然性和應有景觀。

在這一轉型大背景中，作者強調了泛文學對純文學的沖擊，并多方向地展現了新世紀文學的五副“媒體化”面孔，互聯網藝術、圖像文學、影視文學、界面文學均被納入研究視野。雖然如此，但此著也并沒有忽視和遮蔽傳統的文學研究，書中也曾明確指出傳統文學在借助媒體技術改頭換面后所能面對的機會以及新生的活力。在作者看來，不同的文本形態的涌現背后是技術和藝術的博弈，隨著技術的不斷更新，“泛文學”一次次搶占灘頭，涌現出“泛美學”的表征。不同的文本形態的涌現既體現著文學本體的改變，同時也是“泛文學時代”的文學性的“活化”體現，并彰顯著文學內在文學性與外在文學性的屬性統一。而且作者發現，媒體語境下的文學轉型也帶來了文學身份、機制和話語的改變，這也正如作者自己所言：“當大眾傳播媒介已成為一種生活、一種現實、一種觀念、一種文化之后，依托于大眾傳播媒介固有的工具理性、技術霸權與話語生產、風尚宣推、媒介文化的匯聚與漫漶不僅是水到渠成，而且也是理所當然?！币虼?，作者強調，新世紀的文學媒介化是一個動態的轉型過程，表征的是“‘內容為王’向‘媒介為尊’再向‘媒介為王’的后現代轉型”。

《媒體化語境下新世紀文學的轉型研究》在依次展開學理思辨的過程中也不斷地融合進其他學科的知識和方法，既有理論支撐也有文本依據，既有技術分析也有價值分析，既有審美反思也有哲理感悟。在多學科、多種視角、多種研究方法的融合的基礎上進行建構，使得建構顯得扎實，穩重，可信，值得認同。作者不遺余力地將媒體化語境下的文學現象推向學術前沿的努力不僅拓展了當前文學研究的視域，同時也為新媒體文學的理論研究奠定了基礎；不僅對傳統文學研究實現了形而上的超越和發展，同時也為新媒體文學的研究提供了形而下數據范例。新穎的視角、龐大的結構、完整的體系、學理性思辨、宏偉的目標在作者洋洋四十多萬字的鴻篇巨制中并不顯得空泛，相反由于作者的分析融合了傳統文學和媒介文學、技術探討和價值構建、文學生產和文學消費、理論探討和經驗分析，以及文學、哲學、美學、傳播學、文化學等學科的知識，最終使得建構媒體化語境下新時代文學轉型的復調愿景得到完善呈現。

新媒體的興起，是一個劃時代的變革。網絡和數字化革命相比，工業革命在人類發展史中的作用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正如《媒體化語境下新世紀文學的轉型研究》題目所示，在媒體化語境下，文學轉型正當其時。轉型也是新生，必然伴隨著不穩定和陣痛。我們應當“切入文學現場，關注媒體變遷”。畢竟，相對文學現象的日新月異，理論的研究更顯得滯后和乏力。任何的研究和理論建構也應當保持一種開放的態度，不然就很容易陷入“各領風騷三五天”的境地。今天，我們生存在“地球村”，可以做到足不出戶便知“天下”事，而文學轉型也必然是一種全球化現象。學界“文學終結”的恐慌、文化研究的興起以及圖像時代的提出無一不是一種全球性的文藝現象。這就要求我們要有一種開放和包容的眼光來審視文學現象、直面文學困境，也要在文學研究中融合中西、融合古今，吸收不同的理論資源為我所用。在此書中，我們不僅看到張邦衛對理論建構的努力，同時也看到了他在理論建構時的開放和包容態度。

正是如此，張邦衛的《媒體化語境下新世紀文學的轉型研究》無疑是面對當下文學現實的一種回答和對話，一種探索和反思。而此著的研究意義也在這里：它不僅提醒我們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學創新愿景中保持高度的憂患意識，同時也提醒我們在開拓文學研究的新視域時注重傳統和現代的過渡與銜接，要在當下理論解構多于建構的研究氛圍中強調理論的創新勇氣，以一種開放的姿態迎接媒體化語境下的全球化文學浪潮。

學問無止境，《媒體化語境下新世紀文學的轉型研究》也有一些不盡如人意之處。對一些文學轉型的提法，我們需要進一步追蹤，發現它們的源頭，而不能停留于現象的描述和簡單的價值臆斷。對于一些國外的理論，如“文學性”“日常生活審美化”和“擬像”等，我們需要進一步探索，考察當代西方學者是如何發展這些概念，這些概念又是如何能夠適用媒體化語境下的文學轉型現狀，又是如何能夠回答中國當下文學的研究現實。此外，媒介對文學的影響日新月異，除了書中所討論的問題之外，還有一些重要的問題，也有待于我們深入探討，如新時期文學的媒介表征建構、媒介表征建構背后的審美張力等。我們可以繼承一些傳統的研究話題，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在傳統話語的基礎上要有所發現和有所創新。

①②③ 張邦衛：《媒體化語境下新世紀文學的轉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頁，第18頁，第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