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麗瓷枕
—— 兼談高麗與唐宋制瓷業的交流

文／李京花

圖一 青瓷透雕牡丹唐草紋枕

圖二∶2 韓國湖巖美術館藏青瓷獅型枕

圖二∶1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青瓷獅型枕

高麗青瓷是朝鮮高麗時期（918-1392）生產的一種經典青瓷，其造型典雅穩重、優美精致，是高麗時代文化的精髓。9-10世紀初期，高麗完成了從陶器工藝向瓷器工藝的轉換，同時也是高麗青瓷的產生與發展時期。到12世紀初期，高麗青瓷的燒制技術逐漸走向成熟，鑲嵌青瓷、翠色青瓷處于完成階段。造型上以曲線為主，形態優雅，其釉色呈半透明狀，翠色秀美，潤澤晶瑩，釉層剔透，亮如寶石。在短短兩百年間，高麗青瓷通過與北宋和遼的交流，在接受和模仿的過程中飛速發展，開創了高麗青瓷獨特的造型世界，成為高麗時代藝術的代表。對于高麗青瓷，南宋太平老人在《袖中錦》中將端硯、蜀錦、定瓷、契丹鞍、夏國劍、高麗秘色列為“天下第一”[1]，宋人徐兢在《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器皿”中言：“陶器之色青者，麗人之翡色。近年以來，制作工巧，色澤尤佳……”[2]，給出高度評價，從中可窺見高麗青瓷的歷史地位。

高麗青瓷在裝飾工藝上從早期的劃花、刻花、印花逐步發展出鑲嵌、銅紅彩、鐵繪、鏤空等代表性技法，紋樣上也以蒲柳水禽、云鶴紋以及圓形開光構成的裝飾等逐漸形成自身特色紋飾。高麗青瓷的器形有長頸瓶、梅瓶、托盞、香爐、水注、硯滴、筆架、碗盤、枕等，其中高麗瓷枕是較為罕見的器形。從考古發現、國內外各大博物館館藏情況來看，大多數藏品集中于韓國境內，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有十余件青瓷枕，湖巖美術館藏有一件青瓷獅型枕。此外，在中國遼陽博物館、太原市考古研究所以及英國的大英博物館也各藏有一件高麗青瓷枕。

圖三∶1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青瓷鑲嵌牡丹云鶴紋枕

圖三∶2 新安沉船打撈束腰形瓷枕

圖三∶3 韓國國立光州博物館藏青瓷陰刻荔枝蓮紋枕

圖四 中國吉林省遼源市蘭家鄉石灰窯村出土高麗青瓷鑲嵌菊花紋枕

以筆者收集整理的文獻資料來看，高麗瓷枕的造型可分為腰圓形、動物造型、束腰形等三種。

腰圓形瓷枕有青瓷透雕牡丹唐草紋枕（圖一），現藏于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年代為12世紀，高11.3厘米，枕面飾有牡丹唐草紋，枕墻一周透雕蓮花紋樣，反映出高麗青瓷的透雕工藝。12世紀，高麗青瓷開始廣泛運用青瓷堆花、青瓷透雕等高難度工藝。枕面上陽刻的牡丹唐草紋紋樣和技法具有典型的耀州窯特征，以陽刻技法呈現出當時國內非常流行的唐草紋圍繞盛開花朵的紋飾，完美的高麗翡色是其顯著特色。

動物造型瓷枕有青瓷獅型枕[3]（圖二），現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和韓國湖巖美術館各藏一件，年代均為12世紀，枕面呈橢圓形，下有兩只獅子背靠背蹲坐。

高麗青瓷枕中束腰形瓷枕占比最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青瓷鑲嵌牡丹云鶴紋枕（圖三∶1），現藏于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年代為12世紀。對稱紋飾，如意形開窗內鑲嵌兩朵牡丹花，圓形開窗內鑲嵌云和鶴，框外飾有唐草紋，集中反映出高麗青瓷的鑲嵌工藝技術。該館還藏有新安沉船中打撈的（圖三∶2）、京畿道等地區出土的和部分征集的束腰形瓷枕數件，在韓國國立光州博物館也藏有12-13世紀的青瓷陰刻荔枝蓮紋枕（圖三∶3）。此外，在我國遼源縣蘭家鄉石灰窯村也出土了一件高麗青瓷鑲嵌菊花紋枕[4]（圖四），現藏于遼陽博物館。

12世紀中后期，鑲嵌青瓷成為高麗青瓷的主流，主要紋飾有蒲柳水禽、蓮池、梅竹、野菊、云鶴、儒士撫琴、侍女吹笛等。鑲嵌青瓷，是在胎體上劃花、戳印、剔花、刻花以后，在刻槽、印痕或減地部分填入白彩或黑彩，先素燒，再施淡青釉燒制而成，使青色與白色、黑色或黑白雙色之間的對比強烈而又和諧，這種靚麗清新的鑲嵌技法可謂是世界陶瓷藝術中一大貢獻，工藝上與填彩工藝如出一轍。高麗鑲嵌青瓷產生于12世紀前半葉至中葉，而在中國北方，早兩個世紀前就已出現這一技法，宋末金初已達到極盛。高麗青瓷上以鐵顏料繪畫，施青釉燒成制品，被稱作“繪高麗”，其器形和紋樣明顯模仿了磁州窯典型的白地黑花工藝，區別就是高麗青瓷采用青釉。隨著裝飾手法的多樣化，特別是成功應用青瓷填彩、鐵彩、堆花、填金等裝飾方法，高麗青瓷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風格。

在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館藏瓷枕中還有展示鑲嵌雕刻工藝技術的青釉鏤空鑲嵌瓷枕（圖五∶1），呈束腰形，出土于京畿道開成附近。此外，大英博物館（圖五∶2）[5]、中國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圖五∶3）[6]也分別藏有一件同類鏤空鑲嵌枕。

朝鮮半島的陶器制作始于新石器時代早期。統一新羅時代（668-901）或更早時期，本土主要燒造陶制器物?！端问贰じ啕悅鳌分杏涊d，“民家器皿悉銅為之”，說明平常百姓的生活用器仍以銅為主。直至10世紀末到11世紀初，高麗青瓷通過引進越窯青瓷的燒制技術完成了向瓷器的轉化[7]。通過黃海南道峰泉郡圓山里窯出土的“淳化三年”（992）高足盤、梨花女子大學博物館藏“淳化四年”（993）大口罐等紀年器物的考證及窯址的調查，可知高麗青瓷產生于10世紀前后。韓國考古發現的青瓷窯址大多集中在朝鮮半島西南海岸一帶，最具代表性的有康津郡大口面、七良面三興里窯址?？到蚩じG址的龍窯形制是越窯系統中最為先進的窯業技術，從最具代表性的窯址和I式玉璧底青瓷碗（圖六）、青瓷花口碗殘器的造型、釉色及燒造工藝上，都可以看出高麗青瓷生產之初，從窯爐形態、裝燒工藝、產品類別、造型藝術等方面基本上是模仿越窯，窯業體制上也繼承了官政管理制度。在慶州、扶余、益山彌勒寺、雁鴨池宮殿等遺址中發現了唐代越窯青瓷等遺物[8]。經實驗測試證明，早期高麗青瓷的胎釉化學組成與五代、北宋時期的越窯幾乎相同[9]。高麗青瓷是隨著浙東越窯青瓷產區的工匠赴全羅南道康津郡大口面桂栗里指導并參與砌造龍窯，向朝鮮半島全盤移植制瓷技術的條件下出現并迅速發展起來的，因此高麗青瓷雖燒造時期較晚，但制瓷技術卻已達到很高水平，由一個陶瓷輸入國家，迅速發展成為“東亞貿易圈”中的陶瓷輸出國?？脊刨Y料顯示，唐代朝鮮半島輸入的越窯青瓷，始于張寶皋海運商團，但是作為貴重禮品贈送則在“早期越窯”階段已開始。目前僅唐代明州（寧波）上林湖生產的玉璧底碗一項，在慶州拜里（815年左右）、扶余出土15件；古百濟益山彌勒寺（858年左右）、雁鴨池（907年左右）等遺址都有出土[10]。宋時《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記載的“汝州新窯器，大概相類”，“皆竊做定器制度”等語，道出了中國北方瓷器與高麗青瓷之間的聯系。器物的表面裝飾上除了越窯的刻、劃技藝之外，還融合了長沙窯的彩繪、鐵彩畫、題詩等藝術風格，耀州窯的印模、刻劃、雕塑等工藝手法，汝窯風格的支釘工藝，還有仿制定窯白瓷的“尚藥局”銘文造型的圓形蓋盒等[11]。由此可以看出，高麗青瓷通過廣泛吸收中國南、北方制瓷工藝，燒制出集多種元素為一體的翡色青瓷，以獨特風格的鑲嵌青瓷，逐漸形成了具有濃厚民族特色的青瓷文化體系。

圖五∶1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青釉鏤空鑲嵌瓷枕

圖五∶2 大英博物館藏青瓷鏤空鑲嵌枕

圖五∶3 中國山西省太原市考古研究藏高麗青釉鏤空鑲嵌瓷枕

圖六越 窯（左排）與康津窯（右排）窯址、窯具、玉璧底碗對照

圖七汝 窯（上排）與高麗青瓷（下排）支釘燒對照

通過對早期窯場的調查可知，高麗青瓷在裝燒技藝上也與越窯青瓷相類，泥點疊燒、M形匣體裝燒、支釘墊燒等多種裝燒并存[12]。但高麗青瓷器以細石英砂為支具的支燒方法（圖七）更接近汝窯“芝麻掙釘”，應是學習與模仿裹釉支釘支燒技術的結果。

汝窯瓷器在燒制工藝上一般采用支釘支燒和墊餅墊燒兩種方法。盤、碗、洗和平底瓶等器物均施釉“裹足”，采用支釘工具支燒，僅在器物底部留有似芝麻狀的細小支燒痕。汝窯的裹釉支釘支燒技術模仿了越窯，并吸收北方窯場的支釘技術，但汝窯把這種支燒技術發展到了極致，支燒點逐漸向內移，使得器物在燒造時更加穩定。汝窯之所以能夠在燒造工藝上采用細小的小支具，形成“芝麻釘”的特色，這與使用高鋁質的硬質粘土為支釘原料是分不開的。以這種有較高的耐火度和高溫機械強度的原料制作支具，大大提高了支釘的高溫負重能力。

不僅如此，高麗青瓷的器形上也有汝窯的影子。汝窯的器形古樸典雅，有“鈞汝不過尺，鈞汝無大器”之說。汝窯有一款北宋時期的熏爐（圖八∶1），腹部模印三層蓮瓣紋，束腹凸出三個乳丁狀紐，底座呈荷葉狀向上翻卷。此熏爐為分模合制而成，工藝復雜，尚不見其他窯址出土，但高麗青瓷中卻有與此款基本相同的青瓷陰刻蓮花形香爐（圖八∶2），蓮瓣紋腹部凸出乳丁狀紐，覆蓮形底座，出土于京畿道開成，現藏于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

此外，在高麗青瓷的釉色中也能尋到有“雨過天青云破處”之美譽的汝窯天青釉色。通過汝窯尊和高麗鑲嵌青瓷枕的對比發現，汝窯瓷器上邊、棱和凸弦紋所在處因釉薄而產生的可透見灰褐胎的朦朧效果，在高麗鑲嵌青瓷枕上也同樣存在[13]。高麗青瓷一般燒兩次。以摻入少量鐵粉的白土做坯，充分晾干后，第一次在700-800℃溫度中燒制，然后在其表面涂以含有1%-3%鐵粉的石灰質釉，再用還原焰在1250-1300℃的高溫下燒至瓷化，此時胎土呈暗灰色，釉面則是幾乎透明的翡翠色，呈現“麗人之翡色”。

隨著高麗青瓷逐漸向“高麗化”完善，在器形、紋樣、燒制方法等方面也變得多種多樣，逐漸形成外銷局面。宋人徐兢在《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中關于高麗青瓷有這樣的記載：“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獸，下有仰蓮以承之，諸器惟此最精絕?！薄扳♀コ鱿恪奔粗盖啻瑟{子香爐、青瓷麒麟香爐等。這也使得高麗青瓷在中國受到追捧，在宋代士大夫階層中廣受贊譽。在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汝窯蟠龍形香爐、寶豐清涼寺汝窯址出土的青瓷獅子形香爐蓋體中可以窺見“狻猊出香”的高麗青瓷的影子，應是汝窯反受高麗青瓷影響的器形。在太平老人的《袖中錦》中，將高麗青瓷與端硯、蜀錦等列為“天下第一”，可見流入中國的高麗青瓷已不在少數?？脊虐l掘中年代較早的有內蒙古興安嶺遼圣宗永慶陵（1031）出土的青瓷陰刻唐草紋殘片、杭州出土的高麗青瓷“貴妃”銘器蓋，此外，曾是中國最早專事海外貿易的機構之一的明州港遺址中也出土了北宋高麗青瓷瓶殘片等。

中國的外銷瓷早在唐代就已經出現，唐與新羅頻繁往來，有力地促進了海上貿易的發展，也使得民間貿易逐漸登上了歷史舞臺（圖九）。8-9世紀，在唐沿海地區甚至形成了以新羅商人為主的僑民聚居區——新羅坊[14]。除了制瓷技術，江南道種植和焙制茶葉的技術及茶文化，也在此時傳到了朝鮮半島。

“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造船與航海業的發展水平。自隋代起，經唐、五代、宋、元至明初，我國的造船和航海技術得到了長足發展。唐代廣州、泉州、登州、明州是中國沿海四大港口，其中廣州、泉州成為通往南洋的門戶，明州即今寧波，是往來日本、朝鮮的樞紐[15]。來遠亭市舶司（務）是明州“海上絲綢之路”出入舶貨的歷史見證，是中國最早專事海外貿易的機構之一。明州同時又是朝廷制定打造專供遣使出國的大海船的定點造船場，造船技術曾一度為全國之冠，安燾、陳睦兩學士和徐兢出使高麗的“神舟”均造于此。

古代明州與高麗關系密切，北宋熙寧七年（1074），明州成為朝廷指定通往高麗的主要出入口岸。新羅青海鎮港、日本值嘉島港、博多港和長崎港都是東亞貿易圈中的主要港埠，從唐代開始就與明州港有著密切的聯系。青海鎮港位于全羅南道的南端，地理位置優越，自古以來就是中、朝、日三國交通之要沖，獨占東南亞貿易圈中三國之海外貿易之鰲頭。政和七年（1117），經宋徽宗批準，于明州月湖東岸擇地建高麗使館，又稱高麗行使館[16]，成為兩國友好交往的歷史見證，也是迄今為止全國唯一保存的高麗使館遺址。

通過宋元之際的海上“陶瓷之路”，在外銷瓷器的同時，中國的制瓷技術和古代發明也傳播到了海外，也促進了中外雙方在科技、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全方位雙向交流。高麗與唐宋制瓷業的交流就是兩地文化交流和相互影響的印證，同時也帶動了東南亞乃至世界陶瓷藝術的發展。

圖八∶1 寶豐清涼寺汝窯遺址出土香爐

圖八∶2 高麗青瓷香爐

圖九 8-9世紀明州、新羅、日本交通航線圖

[1]（宋）太平老人：《袖中錦·天下第一》，中華書局，1985年。

[2]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二·器皿三·陶尊》，中華書局，1985年。

[3] [韓]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天下第一翡色青磁》，2012年。

[4]丁麗：《遼陽出土的高麗青瓷》，《遼海文物學刊》1994年第2期。

[5]陳馨：《大英博物館藏陶瓷枕》，《收藏》2014年19期。

[6]任志錄、劉婉香：《高麗鏤空鑲嵌青瓷枕》，《中國文物報》2002年1月9日第五版。

[7]馬爭鳴：《中國出土的高麗青瓷》，《東方文物》2009年4期。

[8]林士民：《青瓷與越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89頁。

[9]金英美：《越窯制瓷技術向高麗青瓷的傳播與影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第五輯，杭州出版社，2002年。

[10]史小華：《千年海外尋珍》，寧波市文化局編印，2003年。

[11]馬爭鳴：《中國出土的高麗青瓷》，《東方文物》2009年4期。

[12]沈瓊華：《翡色出高麗：韓國康津高麗青瓷特展》，文物出版社，2012年。

[13]王光堯：《韓國訪瓷札記》，《收藏家》2001年第11期。

[14]陳尚勝：《唐代的新羅僑民社區》，《歷史研究》1996年第1期。

[15]林士民：《再現昔日的文明》，《浙江寧波和義路遺址發掘報告》，人民出版社，1965年。

[16]王力軍：《宋代明州與高麗》，科學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