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源區牧戶生計資本對其生計策略的影響研究

吳廷美，吳淵，王多斌，林慧龍

(蘭州大學草地農業生態系統國家重點實驗室，蘭州大學農業農村部草牧業創新重點實驗室， 蘭州大學中國草業發展戰略研究中心，蘭州大學草地農業科技學院，甘肅 蘭州 730020)

三江源區地處青藏高原腹地，是我國生態安全的重要屏障，也是典型的生態脆弱區，其生態保護十分重要。該區濕地和高寒草甸等植被資源豐富，在水源涵養、蓄洪防旱和維持生物多樣性等生態調節功能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近幾十年來由于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的雙重影響，三江源區植被遭到嚴重破壞，草地生產力下降，致使源頭產水量逐年減少，生物多樣性不斷萎縮，生態環境日趨惡劣[1-2]。這不僅嚴重影響了當地牧戶的生產、生活，更為重要的是，對長江、黃河流域乃至東南亞地區的生態安全也造成了很大威脅[3-4]。為應對這一危機，我國政府于2000年在三江源區建立了三江源自然保護區，在2003年將其升級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隨后又陸續實施了退牧還草、生態移民、禁牧、草畜平衡等生態保護工程項目與政策。上述措施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生態退化的趨勢并未從根本上發生變化[5]，三江源區的生態保護形勢依然十分嚴峻。

牧戶作為三江源區自然資源利用的決策主體，既可以成為生態的保護者，也可以成為破壞者，這主要取決于其生計策略。一般而言，單一化的生計策略往往導致任意開荒、濫砍濫伐等行為，致使資源耗竭、生態環境退化；多樣化的生計策略則有助于降低生計脆弱性，提高對風險的抵御能力，客觀上有利于減輕對生態環境破壞的可能性[6]。而通常，人們通過對生計資本進行重新配置來調整其生計策略[6-7]，因此研究生計資本如何影響生計策略，就可以通過改變生計資本來改變生計策略，進而引導牧戶在保證其生計的前提下，選擇有利于生態保護的生計策略。

當前，學術界在三江源區生態保護方面多側重于生態領域的研究，從微觀主體的角度進行研究的并不多見。在生態領域方面，曹廣民等[8]采用以空間代替時間的群落研究方法，對三江源區建植在“黑土灘”型退化草地上多年的人工草地的演替過程進行了研究，發現在“黑土灘”型退化草地上建立多年生人工草地能大大縮短“黑土灘”型高寒退化草地地帶性植被的恢復進程；周立志等[9]對三江源區鼠害的類型及其發生原因進行了分析，發現采取以生態防治為主的生態管理措施是該地區進行鼠害治理的最佳途徑。這些研究為三江源區的生態恢復提供了一定的理論依據與措施，但牧戶作為人地關系矛盾的主要責任者，他們采取的不合理生計方式才是導致生態退化的主要成因[6]。因此，研究牧戶生計策略選擇的影響因素，是深入解決三江源區生態環境問題的一個有效途徑，但目前這方面的研究卻比較缺乏。在為數不多的文獻中，盡管有學者研究表明提高牧戶的生計水平會降低其對草地生態的依賴度[2]，但具體通過何種措施進行提高并沒有作出解答?？傊?，至今通過分析牧戶生計策略來改善三江源區生態環境的研究較少，相關研究也只是定性討論，有待進一步具體的、量化的研究。

鑒于此，本研究試圖從牧戶這一微觀主體出發，基于分層隨機抽樣的第一手調查資料，就影響牧戶生計策略選擇的關鍵生計資本指標進行定量分析，從而積極合理引導牧戶選擇有利于生態保護的生計策略，以期為三江源區生態環境改善提供一個新的政策切入點。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三江源區(N 31°39′-36°12′，E 89°45′-102°23′)位于青海省南部，平均海拔3500～4800 m，行政上轄4個藏族自治州(玉樹、果洛、海南、黃南)的16個縣和格爾木市的唐古拉山鄉，總面積為30.25萬hm2，其中草地約占總面積的65%，草地類型以高寒草甸為主(圖1)。該地區屬于典型的高原大陸性氣候，年均降水量262.2～772.8 mm，年均氣溫-5.6～6.6 ℃，年蒸發量730～1700 mm，環境條件惡劣。截至2012年底，該地區總人口為82.6×104人，其中藏族人口占總人口的89%，牧業人口占83%； GDP為111.98×108元，占青海省總GDP的5.9%，產業結構以草地畜牧業為主[10]。

圖1 研究區及調查樣本村分布Fig.1 Study area and survey sample village distribution

1.2 抽樣設計

2017年9-10月，課題組基于參與式農村評估法(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以調查問卷的形式進行牧戶調查獲取相關數據。此次調查側重于了解牧戶的生計狀況，問卷內容主要包括家庭成員個人信息、生計資本現狀、生計活動方式等方面。問題設計采取封閉式和開放式相結合的方式，封閉式問題便于對相關數據進行統計研究，開放式問題有助于深層次分析牧戶的生計狀況。

調查采用分層隨機抽樣法，具體過程如下：1)根據2016年人均收入將所有縣分為高、低兩組，從每組隨機抽取2個縣，高收入組為治多縣和達日縣，低收入組為稱多縣和甘德縣；2)根據人均草地面積將每個縣的所有鄉鎮分為高、中、低3組，每組隨機抽取1個鄉鎮；3)根據人均草地面積將每個鄉鎮的所有村分為高、低兩組，每組隨機抽取1個村，再在每個村隨機抽取6個牧戶進行調查。研究區及調查樣本村分布見圖1。在實際調查過程中，為克服語言障礙，此次調查招募了部分藏族高年級本科生及研究生作為調查員，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問卷的質量。本次共發放問卷144份，最終獲得有效問卷133份。

受訪者的基本信息大體反映了三江源區牧民的情況(表1)。在個人特征方面，受訪者平均年齡為46.95歲，以男性、戶主、藏族、已婚、文盲、不會漢語的牧民為主。在家庭結構特征方面，受訪者家庭人口平均規模為7.33人。同時，因受訪者大多數為戶主，對家庭的生計狀況比較了解，獲得的數據較為可靠，樣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3 生計資本指標的選取及量化

依據國際發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可持續生計框架[11]，本研究確定影響牧戶生計策略選擇的生計資本包括人力資本、自然資本、物質資本、金融資本以及社會資本5類。根據三江源區的特殊區情和數據可獲得性，針對每一類資本分別選取若干具體指標進行測度，各生計資本指標的含義及預期影響方向見表2。為消除指標量化值在量綱、數量級和變化幅度上的差異，本研究采用標準差標準化法對其作均一化處理。

1.4 生計策略的劃分

在不同的資本水平下，牧戶生計策略的選擇具有差異性，主要表現在對各類生計活動的組合上[12-13]。調查發現，三江源區牧戶主要有放牧、蟲草采集、外出務工、副業經營等生計活動。根據家庭勞動力的投入方向，即家庭中有無勞動力從事非牧活動，本研究將牧戶的生計策略劃分為2類：純牧型和多樣型。其中，純牧型指牧戶的家庭勞動力全部從事牧業；多樣型指牧戶的家庭勞動力部分從事牧業，部分從事非牧業。對調查資料整理得知，本次調查樣本中純牧戶有70戶，占總樣本戶的52.6%，多樣型牧戶有63戶，占總樣本戶的47.4%。

表1 受訪者基本信息Table 1 Respondent basic information

1.5 生計資本對生計策略影響的實證研究

由于牧戶生計策略的選擇行為包括“純牧型”和“多樣型”2類，因此，本研究運用二元 Logistic模型來分析影響牧戶生計策略選擇的因素。模型的函數形式如下：

(1)

式中：y為因變量，牧戶選擇多樣型生計策略時取值為1，選擇純牧型生計策略時取值為0，F(y)表示y的Logistic累積概率密度函數，y通過此函數被轉換為概率。β0為常數項，x1，x2，……，xn為影響y的n個自變量，由各項生計資本指標組成，βj為自變量的系數，反映自變量對牧戶生計策略選擇的影響方向與程度。Pi表示牧戶i選擇多樣型生計策略的概率，1-Pi表示牧戶i選擇純牧型生計策略的概率。對Pi/1-Pi作對數變換，整理得到Logistic模型的線性表達式：

(2)

2 結果與分析

2.1 牧戶生計資本狀況分析

多樣型牧戶的生計資本稟賦整體好于純牧戶(表3)。純牧戶除自然資本中的草地面積優于多樣型牧戶外，其余生計資本指標均處于劣勢狀態，說明草地資源與牧業活動的粘性較強，當牧戶的草地規模較大時，牧戶并不太愿意放棄傳統的放牧活動轉而從事其他生計活動。對于多樣型牧戶，其擁有的家庭整體勞動力、成年勞動力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是否參與牧民合作組織和親友圈是否有人擔任干部等指標均高于純牧戶，這不僅有助于其繼續從事放牧活動，更利于在現有基礎上拓寬生計渠道，開展形式多樣的生計活動。

表2 牧戶生計資本的測度指標、賦值及預期作用方向Table 2 The measurement index, assignment and expected direction of the herders’ livelihood capital

2.2 牧戶生計策略分析

不同生計策略的牧戶在具體生計活動安排及其收入構成上呈現出一定差異(圖2)，但總體來說，牧業收入依舊是三江源區牧戶的主要收入來源，放牧仍是其主要的生計活動。純牧戶以放牧為唯一生計活動，牧業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57.87%，政府轉移收入則占家庭總收入的42.13%。多樣性牧戶在從事牧業活動的同時，還有家庭成員從事挖蟲草(49.21%)、副業經營(6.34%)、工資性工作(23.02%)、打工(9.51%)等非牧生計活動，其收入構成為牧業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29.78%，非牧就業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46.43%，政府轉移收入則占家庭總收入的23.79%。

表3 不同生計策略牧戶的生計資本基本狀況Table 3 Basic status of livelihood capital of herdsmen with differ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注：表中結果為均值±標準誤，***、**和*分別表示1%、5%和10%的顯著性水平。下同。

Note: The results in the table are mean standard error, ***, **, and * respectively indicates the level of significance of 1%, 5%, and 10%. The same below.

2.3 牧戶生計資本對生計策略影響的Logistic回歸分析

為進一步明晰生計資本對生計策略的影響程度及其顯著性水平，本研究將因變量(生計策略)和自變量(各項生計資本指標)納入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貧w模型中，沃爾德檢驗的顯著性水平為0.01，說明模型的設定有一定意義，方程的擬合優度為31.92%，說明模型的擬合情況較好，部分生計資本對牧戶生計策略的選擇具有顯著影響(表4)。

在反映人力資本的指標中，家庭整體勞動力和成年勞動力受教育程度對牧戶生計策略選擇的影響均不顯著。對于家庭整體勞動力而言，其可能的原因是，多樣型牧戶和純戶的核心勞動力(16～60歲的勞動力)數量相差不大。調查發現，純牧戶的戶均核心勞動力數量為3.39，多樣型牧戶的戶均核心勞動力數量為3.90，比純牧戶多出僅半個勞動力。這表明，在二者均以放牧為主要生計活動的前提下，相對于純牧戶，多樣型牧戶并沒有過多剩余勞動力去從事其他生計活動。對于成年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而言，其可能的原因是，受訪牧戶的成年勞動力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調查發現，成年勞動力中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上的比例僅為10.48%。

在反映自然資本的指標中，僅草地面積對牧戶生計策略的選擇在0.05的水平上影響顯著，其系數符號為負，與預期相符。這表明，在其他解釋變量不變的情況下，擁有較大草地面積的牧戶會更傾向于選擇純牧型的生計策略。其原因為草地面積越大，能容納的牲畜數量越多，越有利于進行牧業生產。

在反映物質資本的指標中，僅住房質量對牧戶生計策略的選擇在0.1的水平上影響顯著，其系數符號為正，與預期相符。這表明，在其他解釋變量不變的情況下，牧戶的住房質量越好，其選擇多樣型生計策略的可能性越大。這可能是因為，住房質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牧戶的生計水平，相對于住房質量差的牧戶，住房質量好的牧戶經濟更為寬裕，更有可能從傳統的牧業生產中掙脫出來。

牲畜數量的系數符號為負，雖然與預期一致，但對牧戶生計策略選擇的影響不顯著?？赡艿脑蚴?，無論牧戶選擇哪種生計策略，放牧都是其主要的生計活動。調查發現，多樣型牧戶中從事挖蟲草這一非牧活動的比例有49.21%，而蟲草采集的時間一般是在每年的4-6月，屬于季節性作業，因此為維持生計，在其余大部分時間內，牧戶依然將放牧作為主要生計活動。

表4 牧戶生計資本對生計策略影響的二元Logistic模型回歸結果Table 4 Binary Logistic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pastoral livelihood capital on livelihood strategies

在反映金融資本的指標中，僅家庭年收入在對牧戶生計策略的選擇在0.01的水平上影響顯著，其系數符號為正，與預期相符。這表明，在其他解釋變量不變的情況下，擁有較多家庭年收入的牧戶往往更愿意選擇多樣型的生計策略。究其原因，在維持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牧戶擁有的可流動資金越多，越有可能向二、三產業投資，為非牧生計活動的開展積累所需的技術、設備或基礎設施。

在反映社會資本的指標中，除是否參與牧民合作組織這一指標外，親友圈是否有人擔任干部和居住地到最近集市的距離兩個指標對牧戶生計策略的選擇均有顯著影響。親友圈是否有人擔任干部對牧戶生計策略的選擇在0.05的水平上影響顯著且系數符號為正，與預期相符。這表明，在其他解釋變量不變的情況下，親友圈中有人擔任干部的牧戶更容易選擇多樣型的生計策略。調查發現，親友圈中沒有人擔任干部的69個牧戶中，選擇多樣型牧戶的比例僅為28.99%；而親友圈中有人擔任干部的64個牧戶中，這一比例為67.19%，比親友圈中沒有人擔任干部的牧戶高出近38個百分點。原因在于，通過這些親朋好友，牧戶獲取信息的渠道更為便捷，信息更新比較及時，從而增加了牧戶從事多樣化經營的機會。居住地到最近集市的距離對牧戶生計策略的選擇在0.05的水平上影響顯著且系數符號為負，與預期相符。這表明，相對于純牧型生計策略的選擇，在其他解釋變量不變的情況下，居住地到最近集市的距離越遠，牧戶選擇多樣型生計策略的可能性越低。其原因是，集市是牧戶獲取有關畜產品需求、價格及就業信息的重要場所，而距離最近集市較遠的牧戶從集市獲取這些信息的可能性較低，也就更傾向于選擇純牧型的生計策略。

3 討論

3.1 生計策略取決于生計資本

在牧區生產發展和生態保護政策造成的風險性環境中，牧戶擁有的生計資本將決定其采取的生計策略[11]。一般而言，擁有生計資本越多的牧戶，其選擇生計方式的范圍越大并能在各種生計策略中靈活轉換以保持和增加生計發展的能力。已有研究表明，相對于草地依賴型或純牧型牧戶，多樣型牧戶的生計稟賦處于優勢地位[14-15]。本研究表明，三江源區選擇多樣型生計策略的牧戶其生計資本稟賦整體優于純牧戶，具體體現在家庭整體勞動力、成年勞動力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是否參與牧民合作組織和親友圈是否有人擔任干部等指標均高于純牧戶。這一結果與已有研究得出的結論相類似，但具體指標之間表現出差異性，這主要是由于各地區自然環境、政策制度和社會經濟等區位條件不同造成的。

3.2 以非草地依賴型活動為主的生計多樣化或是未來三江源區生計策略的變化趨勢

以非牧活動為主的生計多樣化能降低單一生計活動的脆弱性和風險，同時也是拓寬收入來源，增加牧戶收入，提高生計可持續性的重要手段[16]。本研究也表明，多樣型牧戶因收入渠道較廣，收入明顯高于純牧戶。但目前來看，三江源區多樣型牧戶的非牧生計方式非常有限，放牧仍是其主要的生計活動。在國家禁牧、草畜平衡等生態保護政策壓力下，牧戶可利用的草地資源受到限制，家庭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成為當地牧民的現實選擇。但從調查資料來看，三江源因其特殊地理位置，基礎設施和條件比較落后，能吸納大量牧區剩余勞動力的第二、三產業并不發達，牧戶的非牧生計活動主要是挖蟲草。蟲草采集給牧戶帶來了很大經濟利益，但長期過度采挖勢必引起草地生境的破壞進而導致蟲草產量的下降[17]，且蟲草采挖作為一種季節性產業，牧戶收入也不能得到長久保障。因此根據當地條件拓展多種渠道促進牧戶發展非牧經營和外出打工等非草地依賴型活動為主的生計多樣化或是未來三江源區牧戶生計策略變化的主要趨勢。

3.3 生計策略與生態保護

生計策略是牧戶面對環境變化和自身生計資本做出的一種理性選擇，它的變化對當地生態環境有深遠影響[18]。大量研究表明，生計多樣化不僅有利于降低生計脆弱性和風險，而且能增加農牧戶對環境變化的響應能力，有效地減輕生態壓力[19-20]。草地利用是三江源區牧戶生計影響生態環境的主要中介，而本研究發現，三江源區牧戶對草地資源有嚴重依賴性，生計方式比較單一。受單一生計方式的影響，牧戶的生態退化感知較低，主動參與生態保護的意愿不強[2]。調查中也有牧民反映，由于收入渠道單一，即使有保護生態的想法，但為了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他們也不得不超載過牧、濫采濫挖?？梢?，增加牧戶生計多樣化，提升牧戶生計能力是三江源區實現草地可持續利用的關鍵舉措，若牧戶生計問題不能得到有效解決，三江源區的生態保護將不可能從根本上實現。

4 結論與建議

基于三江源區入戶調查獲取的第一手資料，本研究分析了牧戶生計資本和生計策略選擇情況，進而實證分析了牧戶生計資本對其生計策略的影響發現：三江源區牧戶的生計資本對其生計策略的選擇有重要影響。具體而言，一是不同生計策略牧戶的生計資本狀況呈現出明顯的差異，多樣型牧戶的生計資本狀況優于純牧戶；二是草地面積、住房質量、家庭年收入、親友圈是否有人擔任干部和居住地到最近集市的距離是影響三江源區牧戶生計策略選擇的關鍵生計資本指標；三是三江源區牧戶的生計活動方式和收入結構總體單一，即使是多樣型牧戶也并未脫離放牧為主的生計活動。

生計策略作為人地系統演化的主導驅動因素，直接影響著當地的生態環境。未來三江源區生態保護在注重植被、氣候等自然要素的基礎上，也要從牧戶這一微觀主體出發，適當更新與發展牧戶生計資本，積極引導牧戶選擇有利于生態保護的生計策略?；谝陨辖Y論，本研究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是政府應加強當地道路、市場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并通過維修、資金支持等措施改善牧戶的住房條件；二是政府應當投入一定的資金和金融支持發展具有區域民族特色的優勢產業，帶動地區整體經濟發展，從而拓寬牧戶的生計渠道，增加收入來源；三是健全地區社會溝通聯絡體系，積極發揮政府人員的領導作用，確保信息能及時快速的傳播給牧民群眾；四是依托國家相關草原生態保護工程項目和政策，充分考慮牧戶生計問題，促使牧戶將經營重點從草原畜牧業轉向其他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