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低齡犯罪，如何寬而不縱？

?編者按

每有未成年人故意殺人事件發生，都會引發刑事責任年齡是否要降低的討論。2019年10月25日，大連再現一例，此案正好發生在立法機關對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訂草案進行審議之際。案發次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審議了草案，學界的討論因此更加熱烈，法學學者劉仁文也撰文發表看法，本期《南方周末》刊發其文章，以饗讀者。

近十多年間媒體報道的少年故意殺人案件中，有多起行為人的年齡為8歲至11歲不等?？梢?，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不在于降低刑事責任年齡。

有學者曾對世界上90個國家和地區的刑事責任年齡起點進行過統計，發現將刑事責任年齡起點設定為14周歲的國家和地區是最多的，共有22個，還有的設定為14周歲以上（23個）。

與收容教育一字之差的收容教養，是刑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確規定的一項制度。如果擔心收容教養這個名字不好聽，也可以改個名字，如“教育矯治”“強制矯正”等。

劉仁文

最近，大連13歲男孩蔡某某殺害10歲小女孩的案件引起全社會的關注，再次激起對刑法要否降低刑事責任年齡這個話題的熱議。我認為，目前我國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總的來說是適當的，不宜輕易降低；與此同時，對實施了嚴重危害社會行為的少年也不能因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就放任不管，而是要通過完善和細化我國現行刑法與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的收容教養制度來把這部分人有效地管起來。

降低年齡

不能根本解決問題

我國刑法規定：已滿16周歲的人對所有的犯罪都要負刑事責任，14到16周歲的人對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要負刑事責任，14周歲以下的不負刑事責任。

我為什么要反對降低刑事責任年齡？

首先，從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規定以及聯合國的精神來看，將最低刑事責任年齡規定為14周歲是合適的。學者苑寧寧曾對世界上90個國家和地區的刑事責任年齡起點進行過統計，發現將刑事責任年齡起點設定為14周歲的國家和地區是最多的，共有22個，還有的設定為14周歲以上（15歲、16歲甚至18歲，合計23個）。聯合國在2019年發布的一般性意見中，根據腦認知與神經科學的最新研究，也建議將最低刑事責任年齡規定為14周歲。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世界上確實也有些國家和地區的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低于14周歲，但應當看到，這些國家和地區大都有獨立于成年人刑事司法體系的少年刑事司法體系，而少年刑事司法體系重在教育、感化和轉處，不像成年人刑事司法體系那樣偏重懲罰。

我國目前沒有獨立的少年刑事司法體系，更沒有專門適用于未成年人的成套的刑法制度（只是在刑法中有零星規定），所以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國刑事責任年齡的起點其實相當于域外適用成年人刑法的年齡起點，兩相比較反而是相對偏低的。

其次，以民事行為能力年齡降低為由，來主張刑事責任年齡降低也是不妥的。

我國民法總則將民事行為能力的最低年齡由原來的10周歲降低為8周歲，規定其可以獨立實施純獲利益的民事法律行為（如接受贈與），或者與其年齡、智力相適應的民事法律行為（如購買學習用品等），可見，這主要是從尊重未成年人的自主意識、保護其合法權益的角度來規定的，它與刑法上的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在功能與效用上恰好是相反的，因為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只會加劇對這部分人的不利處境。

最后，只一味地朝降低刑事責任年齡起點這個方向去想，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刑事責任年齡無論怎么降低也總得有個下限，降一兩歲已經是個大事了，假設將刑事責任年齡起點降到13周歲甚至12周歲，就能解決問題嗎？近十多年間媒體報道的少年故意殺人案件中，有多起行為人的年齡為8歲至11歲不等?？梢?，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不在于降低刑事責任年齡。

一字之差，

性質不同

我國刑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都規定：對實施了危害社會行為但因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其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

但由于這一規定過于籠統，在實踐中實施得并不理想，例如，家長或者監護人不加以管教的后果是什么？何為“必要的時候”？收容教養的具體程序是什么？其場所、編制、預算如何落實？這些問題長期沒有得到解決。特別是近年來隨著國家法治建設的深入發展和對人權保障的日益重視，收容教養由公安機關既做運動員又做裁判員的制度設計受到挑戰。

原來的收容教養人員大都送往勞動教養場所，現在勞動教養制度已廢，勞動教養場所已紛紛改名為強制戒毒所。而司法行政機關管理的未成年犯管教所對收容教養人員也不愿意接收，因為未成年犯管教所關押的對象是達到刑事責任年齡的未成年犯，他們也要經常接受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檢察機關對未成年犯管教所關押未達刑事責任年齡的收容教養人員會發出違法糾正通知書。這樣，收容教養制度幾乎名存實亡。

正在修訂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最初方案是激活收容教養制度，并將其司法化，這本來是此次修法的一個亮點，但遺憾的是，最新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訂草案卻取消了收容教養制度。

收容教養制度與即將廢除的收容教育制度，只有一字之差。但收容教養制度和收容教育等其他收容類制度在收容對象、制度功能等方面存在根本的不同，不能一并取消。

收容審查、收容遣送、勞動教養、收容教育等制度之所以被廢除或即將被廢除，主要是由于這幾個措施大都來源于國務院的行政法規，與立法法關于“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予以規定”的要求不符，而且與相關法律的適用也存在交叉重復，廢除它們并不會造成法律上的處罰漏洞。如收容教育制度廢除后，對賣淫嫖娼人員仍然可依治安管理處罰法進行處理。

收容教養則不然，它是刑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確規定的一項制度。而且，這項制度針對的對象是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實施故意殺人等嚴重危害社會行為的人，如果廢除該制度，其他措施將無法替代也無法實現其功能。

與它類似的是刑法中的強制醫療制度。強制醫療是無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后強制其接受治療的措施。2012年通過修訂的刑事訴訟法，明確強制醫療司法化的程序，改由人民法院決定，由此激活了這一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過去對精神病人犯罪“要么一殺了之，要么一放了之”的局面。

收容教養和強制醫療的制度功能一樣，都具有不可或缺性和不可替代性，所以其未來走向也不是取消，而只能是完善。事實上，對于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又有嚴重危害社會行為的少年，盡管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具體制度有差異，卻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在必要時對這些人采取保護性、福利性、強制性并重的機構化教養措施，且做出決定的主體均是法院。

出路：裁決司法化

完善我國收容教養制度當務之急是要裁決司法化。對剝奪人身自由的措施要通過法院來裁決，這既是國際通常做法，也是聯合國有關人權公約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它能克服運動員和裁判員集于一身的弊端，使權力受到制約。司法化改造后，被收容教養者一方就可以聘請律師辯護、依法行使上訴權，這對于提高案件質量、確保有關當事人的人權，無疑都有重要意義。與強制醫療制度一樣，司法化后就能較好地化解該制度的危機，使其在法治的框架內更加名正言順地運行。

要細化程序，增強可操作性。如到底哪些人可以收容教養？筆者同意對絕大部分越軌少年得主要依靠家庭的管教和專門學校的教育矯治，為此要加大父母和其他監護人的管教責任，建立健全專門學校等教育矯治機構，但對于那些實施了故意殺人等嚴重危害社會行為的低齡未成年人，則無論從安撫被害人一方、回應輿情，還是從滿足公眾的安全感、挽救教育低齡未成年人本人，甚至也是為了他的安全考慮（防止被害人私力報復），都應當通過收容教養這類干預措施來使之與社會隔離開來，并接受相應的教育矯治。

由于收容教養不是刑罰，所以其年齡起點原則上可以不設下限（要否將下限設為8周歲還可再討論）。同時，其最長期限也不宜統一限定為3年，而是應當根據行為的嚴重程度和行為人的主觀惡性以及人身危險性大小，做出長短不一、管理分層級的更加細致的規定。對于一般犯罪行為的未達刑事責任年齡者，應以強化家庭管教為原則，只有在家庭無力管教或沒有家庭的情況下，才考慮適用收容教養，且一般不超過1年；只有對那些實施了故意殺人等嚴重犯罪的未達刑事責任年齡者，才可以考慮直接適用收容教養，且收容教養期限可以設定為1-3年。對于那些在釋放前通不過人身危險性評估的，還可以適當延長，但超出3年的應當是例外。同時，收容教養場所認為被收容教養者已經教育矯治好，也可以提請法院提前解除收容教養。要從程序上銜接好不同機構的移送、接收、教育、干預和轉處等工作，確保收容教養期間和解除收容教養后家庭、社會都能參與到有關的幫教工作中來。

要保證該制度的有效運行，關鍵是要解決人財物的問題。至少在省級人民政府要把收容教養場所的建設納入財政預算，每個省建一至兩個收容教養所，切實解決教育矯治人員的編制、培訓和待遇。為了確保收容教養制度是針對越軌少年的教育矯治場所，要嚴格在硬件和軟件設施上區別于監獄，在管理模式上區別于監獄。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感化、挽救和矯治這些少年，并促其順利回歸家庭和社會。

如果擔心收容教養這個名字不好聽，也可以改個名字，如“教育矯治”“強制矯正”等。具體而言，可將刑法第十七條第四款修改為：“因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適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規定的措施?！倍陬A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設專章詳細規定改革后的收容教養制度及其司法化的程序，并使該制度與強化家庭和社區責任、教育矯治不良少年的專門性學校等相互配合，共同實現我國在這一領域的良法善治。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刑法室主任。文章代表個人觀點，與本報立場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