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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像遺產保存的認知與實踐

2019-12-10 01:39凌嘉穗
中國藝術時空 2019年6期
關鍵詞:非遺保護

凌嘉穗

【內容提要】上海音樂學院與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今年八月聯合主辦了第二屆“珍貴歷史音樂檔案(音視頻與紙質)處理與保存專業人才培訓班”,以此為契機,本文從“音像遺產”的概念切入,梳理了音樂檔案保存與“非遺保護”的關系。在厘清認知的基礎上,本文亦從實踐工作中的“高質量數據讀取”和“合理化作業流程”兩個角度出發,整理了多位專家授課中涉及“音像遺產”保存的實操技術要點。

【關鍵詞】音像遺產 音樂檔案 非遺保護 唱片清洗

曾有一位臺灣的黑膠唱片發燒友、資深藏家,帶著自己珍藏的老唱片和老式唱機去拜訪在臺灣進行學術交流的前任維也納留聲機資料館(Vienna Phonogrammarchiv)的主持人迪特里?!な胬詹┦浚―r.DietrichSch üller)。當他拿出他最為珍貴的一張黑膠唱片、想用老唱機來播放時,卻被舒勒教授制止了。收藏家甚為不解,難道你們不想聽聽這歷史的聲音嗎?但舒勒教授回應道,老式唱機播放老式唱片固然是好,但對唱片的傷害卻太大了。

這是2019年8月15日,來自臺灣師范大學音樂數位典藏中心的黃均人教授,在第二屆“珍貴歷史音樂檔案(音視頻與紙質)處理與保存專業人才培訓班”上分享的一則小故事。

從發燒友的角度來看,老唱片經由留聲機播放,可以聽到歷史的聲音、感知歷史的溫度,對聆聽或欣賞而言是極佳的選擇。而對于舒勒教授這一類音像檔案工作者而言,他們更傾向于用現代專業設備取代老式留聲機,更多的是從保護和保存立場上出發的。

黃均人教授進一步解釋道,以78轉老唱片為例,現代化播放設備的唱針重量大約在2克至5克之間,而老式唱機的唱針多采用鋼針,通常重達160克左右,不難想象它給唱片造成的磨損遠遠大于現代設備的唱針,而這種磨損基本是不可逆的。此外,現代設備不僅可以更低損和精確地原音重現,還可以挖掘出更多錄制于唱片中的歷史信息。對于一份聲音歷史檔案而言,這些信息即使只是錄音時產生的噪音,也應視為檔案的一部分,盡可能地妥善保存下來。

一、認知——音像檔案與非遺保護

從黃均人教授分享的這個故事可以看到,音像檔案的保護與保存絕非易事。也正因此,2019年8月12至16日,上海音樂學院主辦了針對歷史音樂檔案——紙質和音像兩個層面——之處理與保存的人才培訓班,邀請了來自國際聲音與音像典藏協會(IASA)、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美國中田納西州立大學、臺灣師范大學音樂數位典藏中心以及上海音樂學院等國內外多家機構和高校的資深專家,旨在通過對現有檔案從業人員的高水平專業培訓,為我國珍貴歷史音樂檔案的標準編目、規范轉檔、妥善保存、學術研究與推廣利用等方面巨大的專業人才缺口提供解決方法。

此培訓班的另一主辦方是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實際上,檔案保存和非遺保護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檔案保存之于非遺而言,是其保護的“方法”之一;另一方面,檔案本身也是非遺保護的“對象”之一。

需要澄清的是,本文主要聚焦“音像檔案”、亦稱“音視頻檔案”進行討論。根據上海音樂學院韓斌老師講座中對于音樂檔案介質的分類,音像檔案主要涉及四種類型:(1)以圓筒蠟管、圓盤唱片、各式錄音帶、磁帶、數字光盤為代表的“聲音對象”(soundrecordings,縮寫為SR);(2)可進一步細分為圖像和照片的“圖像對象”(graphicimages,縮寫為GR/PH);(3)具有畫面的動態“影像對象”(moving images,縮寫為MV),例如膠片、錄像帶等;(4)包括磁盤片、隨身碟、光盤等在內的電子媒介(electronic media,縮寫為CF)。

(一)作為“方法”

眾所周知,2003年進行公告、2006年正式生效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3年10月17日,法國巴黎,下文簡稱《公約》),自公告以來便在全球范圍內引起了一股“非遺熱”,《公約》中明確定義“保護”一詞,是指“確保非物質文化遺產生命力的各種措施,包括這種遺產各個方面的確認、立檔、研究、保存、保護、宣傳、弘揚、傳承(特別是通過正規和非正規教育)和振興”??梢?,“立檔”“保存”是確保非遺生命力、即實施非遺保護的諸多措施之一。

正如上海音樂學院蕭梅教授在其題為“民族音樂學學科歷史中音視頻資料的收集與管理”的講座中梳理音像檔案與民族音樂學學科關系時強調,“沒有檔案的保存便沒有記錄”。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的馮卓慧副研究員在其講座中亦強調,檔案化記錄有著保留文化“母本”的重要意義,為未來保留現在,為學術研究提供可靠的資料來源。對非遺保護而言,檔案化和數字化的保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檔案工作本身就是非遺保護過程中一種重要的作業方式。非遺保護資深學者田青教授還曾提出,我國的非遺保護就是從基礎的檔案工作中延伸而來的。例如音樂類非遺保護可以說是從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的一系列調查工作開始的,而這些調查工作產生的集成、調查報告、民族志,及相關的錄音錄像制品,實際就是檔案化工作的成果。

(二)作為“對象”

無論是紙質的、或是音像的檔案,都是以物理的、有形的形式存在的。但檔案之文化意義,卻遠遠超出其物理實體本身。正如臺灣師范大學數位典藏中心曾子嘉老師在講座中提到,檔案作為載體,蘊含著獨特記憶和文化意義。例如記寫了黃自《旗正飄飄》的手稿譜紙、或是錄制了京劇唱段的黑膠唱片,其所承載的內容和文化是超越其物質載體本身的。因此與特定文化緊密相連的歷史檔案——無論是紙質的、還是音像的——都應當納入到非遺的范疇中進行保護。

這恰與《公約》的定義相吻合?!豆s》中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一概念做了界定,指“被各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梢姺沁z之定義并非局限在“無形”之中,而與無形文化相關之“工具、實物”等都在其范疇。承載了特殊文化意涵的紙質或音像檔案,作為一種“文獻遺產”,亦是非遺要保護之“對象”。

最突出的便是199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發起的“世界記憶工程”(Memory of the World,MOW)。從文化遺產保護的角度出發,以“名錄”的形式對手稿、圖書館和檔案館保存的任何介質的珍貴文件,以及口述歷史的記錄等“文獻遺產”進行關注和保護。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的“中國傳統音樂音響檔案”在1997年入選,也是我國第一個入選“世界記憶名錄”的項目,蕭梅教授在其講座中就以它為代表,介紹了彼時學界對音像檔案遺產進行搶救和保護的實踐工作。

正是伴隨著遺產保護的熱潮,音像遺產(Audiovisual Heritage)等概念出現在“音像檔案”領域的討論中。這一術語可追溯到1998年音像檔案領域的重要學者雷‘埃德蒙德森(RayEdmondson)所做的界定:

音像遺產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內容:(1)錄音、電臺、電影、電視、錄影或包含移動影像和/或錄音的其他制品,不論是否主要用以公開發行;(2)從技術、工業、文化、歷史或其他任何角度出發,與音像媒體有關的物品、材料、作品和無形事項;這包括一切與電影、廣播和錄音工業有關的材料,如文本、劇本、劇照、海報、廣告材料、手稿以及技術設備或服裝等人工制品;(3)與這些媒體的復制和呈現相關的技術和環境等的概念。

埃德蒙德森所定義的音像遺產不僅包括各類音像制品,還囊括了與音像制品相關的有形或無形的材料和事項,甚至相關的概念。他突破了以往的“音像檔案”的概念,強調對于音像遺產的關注和保存不能局限于音像檔案、或說音像材料本身,而應包含更多層面的內容。這恰好與非遺的界定策略不謀而合。而用此一概念來界定和描述歷史音樂類音像檔案,筆者認為是較為合適的。

二、實踐——音像遺產保存的永續策略

保存和傳承,可以說是非遺保護的核心,之于音像遺產亦不例外。而厘清“保存”在音像遺產語境中的層次和意涵是尤為關鍵的。曾子嘉提出,“保存”包含了“搶救性修復”(Conservation)和“預防性保存”(Preservation)兩種形式。前者是指采用侵入性和化學性的方法對檔案物理載體進行技術性修復,后者則是以物理的方式維護或維持原始檔案物件的狀態,降低或減緩因時間流逝而造成的耗損,而不做帶有破壞性或修復性的技術處理。

包含以上二者的這一定義可被視為是“保存”的中觀層面,而“預防性保存”之“保存”,即為其微觀層次。除此之外,筆者認為還可有一個宏觀的“保存”存在,即包含了采集、修復、處理或保存、數字化、元數據管理、以及存放與備份等全部“保存”流程的整體概念。本文之“保存”,傾向于取之最廣義層面的概念。

在音像檔案領域最具指南意義之一的、由“國際聲音與音像典藏協會”(InternationalAssociation of Sound and Audiovisual.IASA)發行的工作手冊《有聲遺產的維護:規范、原則與保存策略》(IASA,2015),也就是業內通稱的“TC-03”文件中針對“音像檔案”保存的目的,就明確指出是“以目前專業工作環境所能達到的技術,將我們所擁有的資產中的信息盡可能地傳承給我們的未來使用者”。

黃均人教授將之稱為影音遺產的“永續”,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海內外的檔案工作者們都在身體力行、不斷實驗實踐。在此次培訓班中,諸多專家分享了他們在該領域實踐的經驗和策略。

例如上海音樂學院的劉桂騰教授,通過總結他本人數十年在音樂影像志和音像檔案方面的經驗,主要對音像檔案材料的采集、傳播和共享做了專題講座。提出了從“源數據”到“元數據”的數據分類、采集和編輯過程,強調了在數據采集階段,利用“采錄資料登記表”、“場記表”等方式做描述性元數據收集的重要性。此后他還分享了在采集數據基礎上建立的數據庫,并總結了“紀事本末體”和“DV筆記體”兩種為傳播和學術表達而形成的兩種影像文本。

采集與共享,在某種層面上可被視為是音像檔案保存的“前置作業”和“后置作業”。在此二者之間,便是對檔案材料細致而繁復的具體保存工作。此一層面上的“保存”實則可劃分為多個步驟:修復、處理(狹義之“保存”)、數據讀取和傳輸、數字化、存放和災難管理等。針對這些環節,來自美國中田納西州立大學的知名歷史音響保存專家馬丁·費舍爾(MartinFisher),和國際聲音與音像典藏協會(IASA)培訓與教育委員會的秘書、IASA大使吉薩·賈妮珍(GisaJahnichen)教授,做了相關專題講座和工作坊。雖然前者側重于技術性的實操技巧,后者更傾向于觀念和管控等宏觀策略,但二者的核心都是音像遺產之“保存”。

(一)高質量數據讀取

對于音像遺產而言,若沒有高質量的檔案數據讀取,所謂“保存”,僅是空談。創造最佳回放效果,對于歷史音像媒介而言,不僅能最大限度地讀取和保存其所載之檔案內容。同時通過一系列技術性操作,也是對其物理介質的一種維護和保存。馬丁‘費舍爾主要以78轉粗紋唱片和33轉密紋唱片為例,針對為紋理唱片(Grooved disc)的傳輸和數字化創造最佳回放效果的要訣和技巧做了專題講座。

黑膠和蟲膠等歷史介質唱片,由于長時間和不正確的擱置與擺放,極易造成灰塵甚至沙礫等污垢的堆積。加之此類材質實際并不堅硬,稍微施重或擠壓,堆積的雜質沙礫便會嵌入唱片表面,同時對唱片表面紋理——紋理唱片最關鍵之處——造成磨損。若不進行清洗和處理直接上機播放,唱片表面雜質對于唱針的損壞、以及對于唱片的二度損壞將會帶來嚴重且不可逆的后果??梢哉f,清洗唱片介質是實現最佳回放最關鍵的一步。

使用唱片清洗機器是當前最常見的清洗方式,在黃均人教授的講座中也展示了超聲波唱片清洗機。但馬丁通常選擇半自動的清洗機器,需在唱片表面倒上少量清洗液體——清水加數滴清洗液或肥皂水,用細刷輕刷表面,并借用機器的各個組件完成清洗和真空吸干等工作。此外,他還介紹了一些非常規的清理方法,如在高倍放大鏡下用鑷子手動清理唱片表面所嵌沙礫等。

另一個非常規的、輔助性的清洗和回放技巧是“濕盤播放法”(Wet play)。即在唱片播放的狀態下,在唱片表面倒上少量液體并用細刷輕刷。所用液體可以是清水、礦物油(mineral spirits,又稱礦物溶劑、松香水)等不同液體,各種液體的效果有所不同,馬丁在其視頻中做了展示。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液體都必須是無香且可以祛油漬、稀釋油漬污漬的?!皾癖P播放法”雖然適用范圍有限,但它可以達到很好的降噪效果,尤其針對在溫度和濕度不適宜的環境中長期存放導致唱片表面浮出蠟質雜質的情況,其降噪效果甚至可以取代昂貴的降噪電腦軟件。當然這一方法也存在損壞唱片的風險,因此在實施之前先用原始唱片做一次數字化存檔會是更保險的選擇,抑或是交由專業人士做其他專業的清洗和降噪處理。

需要注意的是,在唱片上機播放之前,選擇和確?;胤旁O備的適配和狀況良好是關鍵卻容易忽視的。以黑膠唱機為例,回放的第一步是讓唱機在無唱片的情況下空轉,通過聆聽有無雜音來判斷唱機的狀況是否良好。

為了獲得最佳回放效果的下一步工作,便是唱針的選擇。簡單來說,紋理唱片上的聲音是通過模擬的方式記錄下來的。錄音時聲音信號被轉化為機械信號,再利用刻紋機帶動探針在母盤上刻錄出溝槽(即紋理)來。而播放時再利用唱針接觸到唱片表面紋理,產生摩擦,還原了當時刻錄的震動聲波,再通過唱放等擴音設備播放出來。那么唱針的形制和大小是否能與唱片紋理完全切合,將直接影響到播放時的聲音質量。尺寸過小的唱針會造成針頭在溝槽內產生晃動,而過大的針頭又可能無法與溝紋貼合,從而漏讀或是無法讀取聲波信息、又或是造成雜音。除了尺寸之外,針頭也有多種形制,馬丁老師簡單介紹了幾種類型,例如球狀(spherical)、橢圓狀(E11iptical)、超級橢圓狀(Hyperelliptical)、和微型脊梁狀(Micm-ridge)。在黃均人教授的講座中也詳述了唱針選擇的問題,并強調影響我們選擇唱針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唱片紋理類型、唱片磨損狀況等等。

唱片彎曲變形是十分常見的一種唱片損壞情況,對于回放效果會有很大影響,或是無法播放。甚至由于彎曲過于嚴重,唱針無法穩定在溝槽內,而造成上下跳動狀況,這會對唱片和唱針都造成很大傷害。馬丁老師的解決辦法是,在發生彎曲的唱片邊緣,用膠帶將之固定至另一張唱片上,兩張唱片同時放上唱機,并用自制的唱片鎮(Recordclamp)施重來穩定中心。通過中間施壓、邊緣拉伸的方式緩解唱片的彎曲。

另一個解決唱片彎曲的方法是借助“唱片環”(Rings),即用塑料或是紙板等材料,裁出中間空心部分比唱片稍小的圓環,將圓環、唱片和唱片鎮依次置于唱盤之上。依靠唱片鎮在上,從中間施壓、唱片下沉;同時唱片環在下,將唱片邊緣托起的雙向作用力,緩解唱片彎曲的問題。

另一個紋理唱片回放過程中很常見問題是,由于唱片偏離中心、或是唱片扭曲變形等原因,造成唱針無法保持在溝紋正確位置而引起的有規律的、音高上的起伏,俗稱為“wow”,用這一英文單詞的發音效果來模仿該問題出現時的唱片和唱臂漂移造成的聲音波動。通過一段視頻,馬丁老師借用一個自制的、標有刻度的紙板,展示了“WOW”產生時唱頭的漂移情況。

馬丁老師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是,首先墊入膠墊將唱片墊高,讓其高過唱盤中間的軸心,然后通過唱片鎮給唱片施重,之后在播放過程中用細刷背面或其他工具輕敲唱片邊緣,來調整和恢復唱片的中心位置。

(二)合理化作業流程

吉薩‘賈妮珍教授從事檔案工作數十年,作為IASA培訓與教育委員會的秘書、IASA大使,有著豐富的檔案館建設和培訓經驗,且曾協助老撾等東南亞國家建立了當地的音響檔案部門或機構。她總結多年來在各類小型檔案機構的工作經歷,針對此類機構中音像檔案建設的相關問題做了講座,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音像遺產保存之合理化的作業流程(Workflow),她的觀念是要堅持履行作業流程中每一項細節工作。音像檔案工作流程實際大家都不陌生,簡言之就是“獲取一保存一維護一訪問”的過程。但吉薩教授主要強調了幾個容易被忽視、但實際很關鍵的工作環節。

其一就是盤點(Inventory,或譯盤存、清點),旨在對所在音像檔案機構中所藏、所需處理和保存的藏品進行清點。在盤點之前,檔案工作者需要清楚以下幾個問題:哪些藏品是此次盤點的對象?需要多少人力來完成此次盤點?盤點的成果以何種形式呈現?要向何人、以何種形式進行匯報?而之所以盤點如此重要是因為,一方面借由盤點,檔案工作者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所在機構的藏品體量、質量、介質和狀況,這是開展保存工作的第一步;另一方面,通過盤點可以劃分出藏品保存的優先層級,理清不同藏品下一步所需的保存工作,進一步明確保存工作的作業流程。

其二是數字化前、中、后期的檢測、監測和檢驗。以開盤錄音帶為例,在做數字化之前,應當有一系列的檢測和準備工作,來確認錄音帶和設備都處于良好狀態。例如在正式數字化前,要將錄音帶快進和倒帶三次,這一做法能起到降噪的作用。實際上這一操作應當是各種磁性錄音帶每個月或是每個季度的基礎維護的作業內容。這些前期的檢測和準備工作必須逐項確認到位,否則可能給錄音帶帶來不可逆的損壞。

在數字化工作進行過程中,由于耗時過長、或檔案人員對內容不感興趣而停止監測,這是極不應該但很常出現的狀況。在數字化完成之后,很多檔案工作者不會對數據傳輸之后的文件進行檢驗,或僅是檢查是否有聲音。而正確的工作流程是要求對數字化文件做質量檢驗,如利用頻譜等可視化軟件細查聲音質量等。

其三是備份與存放。當前物理介質的存放問題逐漸得到了檔案工作者的重視,越來越多的檔案機構開始采用恒溫恒濕設備保存歷史音像介質。而數字化之后數字文件的備份與存放成為另一個容易被忽視的問題。雖然數字文件備份數量業界沒有統一標準,但大多數檔案機構會采用創建三份完整復制件的做法,并將每一份副本單獨儲存。正如曾子嘉老師所說,一份副本等于沒有副本。而將三份或多份副本儲存在同一設備上亦是沒有意義的。正確的做法是將每個副本進行異地儲存,存放地點問的地理區隔越遠越好,且盡可能選擇自然和社會環境完全不同的場所進行存放,以最大限度地分散風險。

但在不同備份端做備份存放時,需要注意的一點是,要為每一個備份文件創建一個伴隨的“校驗文件”,并保持更新。檔案文件一旦發生改動(比如時長、采樣率、比特率變動,或內容、音質修調等),“校驗文件”隨之改動?!靶r炍募钡淖饔迷谟谛r炍募鬏數耐暾?,和比對不同備份版本之間文件狀態。例如在北京和上海的兩家音像檔案機構里保存了兩個同源文件,這兩個文件是否都是完整的?與源文件有何差異?就需要依靠“校驗文件”的比對來查驗。

其四是災難管理。吉薩教授最后強調的是諸多檔案機構的工作流程中容易遺漏的一個問題,即災難管理工作,她花了大量時間討論這一問題,旨在提高檔案工作者的危機意識。同時她強調這些工作都應當納入到任一檔案機構的日常的、必須的工作計劃和流程之中。

災難管理工作包括幾個方面:第一,風險預估,如根據所在檔案機構的自然和社會條件來識別和預估潛在風險,并建立一個各類型災難可能性和沖擊度的評估和排序,從而創建減災和復原計劃的優先層級;第二,分散風險,例如切勿使用非專業品牌的、難以獲得技術支持的設備和軟件、以及前文中提到的多個備份的異地儲存等;第三,則是制定災后復原計劃。非常棘手的是并沒有一個萬能的、“一刀切”的復原計劃模板,因為每一種潛在災難的規模和后果都不同,這也正是導致諸多檔案機構的工作流程中缺乏災難管理的重要原因。吉薩教授建議,災難復原預案至少應該包含應急搶救方案及其優先級、如何最快速地穩定受災后的檔案材料、以及針對實體和數字音像檔案材料的恢復和修復的計劃這幾個方面。

三、結語

“脫下你的白手套”,是馬丁對音像檔案工作者的倡導,他提倡大家適當放下實驗室里的“循規蹈矩”,要抓緊行動起來。而有意思的是,吉薩教授又正是呼吁大家要注重音像遺產保存的作業流程,“堅守”每一個細節。

看似二者的觀點相異,但實際他們的出發點是相同的,即最快速度和最大限度地保存珍貴的音像遺產。馬丁要提示大家的是不能因為這些音像遺產、歷史介質過于珍貴而不敢觸碰,因為原地等待只會給這些珍貴遺產造成更多傷害。同時吉薩也旨在提醒檔案工作者要合理化和規范化每一個工作細節,以實現保存的最佳可能。

每一份音像遺產的保存都絕非易事,而其背后的文化意義卻非同小可。在非遺經歷了近二十年的發展之后,音像檔案日趨成為非遺保護的重要手段。與此同時,我們也期待讓音像遺產更多地進入非遺保護的話語體系中,獲得更多的社會支持和力量,實現更好的保存、應用和傳承。如同黃均人教授所說,數字化典藏不是僅僅為文獻制作一份數字拷貝,而是一份歷史文獻藉由信息科技進行妥善保存、知識建構、推廣應用與永續經營。

(責任編輯:趙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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