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與新型城鎮化動態關系研究

曾繁榮，李玲蔚，賀正楚，王志鍇

(桂林理工大學 商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4)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基本公共服務與公共服務這兩個概念既相互聯系又有區別。從廣義上來講，公共服務所涵蓋的內容非常廣泛，包括政府對市場的監管、對宏觀經濟的調節、對社會的管理以及基本公共服務四種職能。從狹義上來說，公共服務就是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職能[1]。本文所研究的基本公共服務內容，就是狹義上的公共服務?；竟卜账绞呛饬砍鞘芯用裆钯|量的重要標志[2]，因此研究新型城鎮化進程中基本公共服務水平以及這兩者之間的動態變化關系，具有較大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目前，我國城鎮化正處于轉型的特殊時期，在此期間面臨著較多的挑戰。其中，發展理念的轉變是我國新型城鎮化如何體現“新型”之所在。新型城鎮化發展要摒棄單純追求發展速度的理念，更多的強調以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為發展新理念。新型城鎮化不僅要讓城鎮具備更多的功能使其成為一個系統[3]，更要增添城鎮新活力、發掘新型城鎮新商機，促進經濟穩定增長。因此，本文從新型城鎮化發展新理念的視角，構建人口城鎮化、經濟城鎮化和社會城鎮化三個維度(簡稱“三維新型城鎮化”)，研究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與三維新型城鎮化之間的關系，從新型城鎮化的內部探究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與三維新型城鎮化之間的聯系。

我國長江經濟帶新型城鎮化與基本公共服務整體協調度呈現上升趨勢，且區域差異性不斷縮小[4]。但是，我國的基本公共服務總體上還跟不上城鎮化進程，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方面存在很大缺口[5]。在城鎮人口快速擴張時期，新增城鎮人口給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施帶來巨大壓力，不少新增城鎮居民以及進城務工農民面臨“看病難，入學難，保障低”等系列問題。為此，要構建以發展為中心、以結果為導向的基本公共服務評價體系，要推進基本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并且要使其區域配置均衡，對其供給方式進行創新。這是推動城鎮化進程中解決人口向城鎮轉移的核心問題之所在[6]。有研究表明，新型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導致我國一些地區的基本公共服務與之脫節[7]。我國部分區域在2000—2012年城鎮化水平明顯提高，但其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卻顯著降低了[8]。

促進新型城鎮化持續發展的動力，就是使基本公共服務均衡和穩定的發展，即能讓城鄉居民享受到同等質量的基本公共服務，這引起了政府的廣泛關注。2019年3月，李克強總理提出：各個地區不僅要加大基礎設施的建設，提升其承載力，更要使基本公共服務覆蓋到城鎮常住和新增人口。因此，學界需要進一步加強研究新型城鎮化進程中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的發展，尤其需要從人口城鎮化、經濟城鎮化和社會城鎮化三個維度，分析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與三維新型城鎮化之間的關系。

綜上所述，新型城鎮化與基本公共服務協調發展研究已經引起廣泛關注，但是現有研究大多數都在研究城鎮化與基本公共服務協調性，或在研究新型城鎮化中人口城鎮化與基本公共服務的關系。本文將對基本公共服務與三維新型城鎮化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研究。為此，選取2008—2017年四川省18個城市的數據(說明：目前，四川省下轄17個地級市和1個副省級市成都市，以及3個自治州。本文的18個城市，是指綿陽市等17個地級市和成都市，不包含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涼山彝族自治州3個自治州)，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并得出綜合發展指數，引入耦合協調模型分析基本公共服務與三維新型城鎮化之間的協調度，再運用Johansen協整檢驗、VECM誤差修正模型，對基本公共服務和三維新型城鎮化進行實證檢驗。

二、新型城鎮化和基本公共服務綜合發展指數

(一)構建評價指標體系

以國務院“十三五”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規劃與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10)為政策支撐，結合眾多學者對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和三維新型城鎮化的研究。在選取指標的時候，結合已有的對新型城鎮化和基本公共服務研究中被引率最高的指標[9-10]，初步確定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與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評價體系，并結合專家給出的意見對指標體系進行嚴密的論證。

在確定新型城鎮化評價指標時，充分考慮到新型城鎮化的內涵與外延，并且參考國內外學者對新型城鎮化水平的相關研究，重點突出人口的質量、經濟產業結構以及城鄉建設等方面，本文將新型城鎮化分為人口城鎮化、經濟城鎮化和社會城鎮化三個維度，研究這三個維度與基本公共服務之間的互動關系?？紤]到指標的穩定性以及數據的可得性，對三個維度設立13個二級指標，如表1所示。對人口城鎮化設立了4個二級指標：城鎮登記失業率、城鎮人口就業率、城鎮化率、第三產業就業人數率。這4個指標直接反映了城鎮化的進程、勞動力數量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對我國勞動力城鎮化的影響和勞動效率提高的狀況[11]。對經濟城鎮化設立了4個二級指標：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第三產業的生產總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這4個指標直接反映了該地區的經濟狀況、經濟產業結構、城鎮居民生活狀況以及購買力水平。不可否認的是，在經濟發展越快的地區，新型城鎮化進程也越快。對社會城鎮化設立了5個二級指標：人均地方財政收入、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恩格爾系數以及科技支出水平。這5個指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該地區目前以及未來可持續發展狀況，以及社會生活水平和科技創造力水平。

基本公共服務涵蓋的內容比較廣泛，考慮到現有的政策支撐以及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結果，本文將衡量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的二級指標分為5個方面[12](表2)。公共教育用來衡量該地區財政性教育支出以及高中教育的普及情況，這些指標直接反映了該地區的教育狀況。公共醫療涵蓋財政性醫療衛生的支出、醫療機構以及醫療衛生服務人員的總數，這多項指標反映了該地區的醫療衛生情況。公共文化用來反映了該地區整體的文化水平。社會保險用來反映社會保險在職工中的覆蓋程度。在選取二級指標時，本應選擇城鎮職工醫療保險覆蓋率，但是在早期的統計年鑒中只有醫療保險的參保人數，為保證前后的統一性，故要舍棄這一指標?；A設施用來衡量四川省基礎設施的承載力情況，基本公共服務水平高的地方，基礎設施承載力也會相應地提高。

上述指標的數據來源于2008—2017年《四川統計年鑒》，包含四川省下轄的18個城市的統計數據(不含四川省下轄的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等3個自治州的統計數據)。

表1 新型城鎮化評價指標體系及指標權重

表2 基本公共服務評價指標體系及指標權重

(二)綜合發展指數的計算

關于確定指標權重的方法，有熵值法、粒子群投影尋蹤法、層次分析法等。與其他方法相比，熵值法較為客觀且可操作性強，能夠根據數據本身的特性確定權重，能夠減少由于評價者的主觀臆斷而帶來的偏向性。在運用熵值法時，首先要對全部數據標準化，根據每一項指標對系統產生不同的影響而區分為正向指標和負向指標，再采用不同方法對正負指標進行無量綱化[13]，再根據后續的步驟計算每一項指標的權重，最后將權重與之相對應無量綱化后的數值相乘并求和，即可得到四川省18個城市2008—2017年間的三維新型城鎮化發展指數分別為U11、U12、U13以及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綜合發展指數U2。選取2008年、2013年以及2017年的數據，制作成圖1、圖2、圖3和圖4。

從整體上來看，三維新型城鎮化與基本公共服務綜合發展指數逐年增長勢頭非常明顯，從2008—2017年，社會城鎮化的綜合發展指數一直領先于人口城鎮化和經濟城鎮化的綜合發展指數，這反映了四川省18個城市在城鎮化進程中都有較好的財政支持、穩定的固定資產投入和消費市場，這為基本公共服務建設提供了堅實的社會基礎。人口城鎮化、經濟城鎮化和社會城鎮化這三個子系統綜合發展指數的漲幅明顯，平均年漲幅分別為7.4%、22.71%、14.6%。其中，經濟城鎮化的增長勢頭最為強勁，歸因于四川省獨特的戰略地位(四川省位居“三線建設”這一經濟建設戰略的核心位置)、經濟結構的調整(為了不斷優化經濟結構，將產業發展重心放在第二、第三產業)以及在高新技術產業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成都市作為我國西南地區重要的省會城市，以其快速發展的經濟、不斷革新的高新技術以及不斷優化的生活設施，對周圍的城市以及周邊的省份有較強的“虹吸作用”，吸納優秀的人才以及資金，這就加快了新型城鎮化的發展以及基本公共服務整體水平的提高。攀枝花市有我國西南地區最大的重工業園區，重工業在保證經濟穩定增長以及提供就業機會、減少失業率等方面有非常重大的貢獻。人口城鎮的漲幅逐年放緩，這在提高基本公共服務質量上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20世紀以來，城鎮化人口的急劇擴張所帶來的對基本公共服務需求量的增長與現有基本公共服務不能滿足需求之間的矛盾困擾著每一個省份，人口城鎮化現有所帶來的社會福利固然會拉動經濟的增長，但是不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會限制人口城鎮化的發展，人口城鎮化的放緩會給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帶來一定的利好。

圖1 2008年三維新型城鎮化綜合發展指數

圖2 2013年三維新型城鎮化綜合發展指數

圖3 2017年三維新型城鎮化綜合發展指數

圖4 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綜合發展指數

三、耦合協調度分析

(一)耦合協調度計算

為了研究基本公共服務與三維新型城鎮化之間兩兩耦合協調關系，基于上述計算得到的綜合發展指數，借助耦合協調度模型計算出耦合協調度[14]。

(1)

T=αUi+βUj

(2)

(3)

式(1)中，C為耦合度，取值范圍為(0,1]。C越大，說明基本公共服務與三維新型城鎮化兩者之間耦合協調關系之間趨于有序，系統越穩定。在式(2)中，T為綜合協調指數，α，β為待定系數且α+β=1，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分別與三維新型城鎮化兩者之間沒有孰輕孰重，兩者同等重要，于是分別取α=β=0.5。在式(3)中，D為基本公共服務與三維新型城鎮化的耦合協調度，取值范圍為(0,1]。D越大，這說明兩者耦合協調程度越高，兩者趨向于均衡發展。將耦合協調度分為7個等級[15]，用A-G七個字母表示耦合類型，A為“優質協調發展”，依次降級，G為“嚴重協調衰退”，如表3所示。

表3 耦合度等級表

(二)耦合協調度分析

按照上述的方法可以得出基本公共服務與人口城鎮化、經濟城鎮化、社會城鎮化的耦合協調度分別為D12、D22、D32，根據各耦合協調度的得分對2008年、2013年、2017年各個市區進行分析，如表4所示?？傮w來看，四川省的各個市區基本公共服務與新型城鎮化子系統之間的耦合協調度逐漸趨于“優質協調發展”狀況。在2008年，四川省除少數地區經濟城鎮化與基本公共服務的耦合協調度稍稍落后于人口城鎮化以及社會城鎮化與基本公共服務耦合協調度外，大部分地區的基本公共服務與人口城鎮化、經濟城鎮化，以及社會城鎮化之間的耦合協調度發展趨勢相同。從區域來看，成都市與攀枝花市的基本公共服務與新型城鎮化子系統處于“勉強協調發展”狀況，大多數地區新型城鎮化子系統與基本公共服務的耦合度處于“輕度失調衰退”或者是“瀕臨失調衰退”狀況，這反映了基本公共服務與新型城鎮化的進程處于拮抗狀態，兩者發展不平衡。2013年，基本公共服務與三個子系統的耦合協調度基本一致，同時，三個子系統各自協調度也得到一定的提升，經濟城鎮化與社會城鎮化的協調度發展極為突出，呈現出“瀕臨失調衰退”或者是“勉強協調發展”狀況，這說明新型城鎮化與基本公共服務的發展在穩步提升的同時也逐漸趨于均衡、穩定的勢頭。截至2017年，四川省大部分市區的耦合協調度都處于“勉強協調發展”狀況，少數地區處于“良好協調發展”狀況。若再經過10年的發展，三維新型城鎮化與基本公共服務的耦合協調度將逐漸趨于“優質發展發展”狀況，耦合度等級達到高質量耦合階段，兩者就實現了均衡、穩定及可持續的發展。

表4 基本公共服務與新型城鎮化系統耦合協調度

四、實證分析

研究基本公共服務與三維新型城鎮化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不僅要考慮兩者的耦合協調度，還要研究基本公共服務與三維新型城鎮化之間的因果、協整關系。因此,使用Eviews 10.0對變量進行實證分析，檢驗基本公共服務與三維新型城鎮化之間的關系。為了避免“偽回歸”現象而帶來的數據分析誤差，在協整性分析之前，先對4組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再對4組變量進行因果檢驗。在單位根檢驗的過程中，首先對4組綜合發展指數取對數，檢驗4組數據是否滿足協整性檢驗的條件。只有滿足檢驗條件，才能對上述變量進行協整性檢驗，判斷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關系。然后進行因果檢驗，判斷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并得出結論。

(一)單位根檢驗

單位根檢驗的目的是為了判斷出原序列是否平穩，進而判斷下一步是進行簡單的線性回歸還是協整性檢驗。表5的結果顯示，在5%的顯著水平下，原序列非平穩，經過一階差分后，原序列是平穩的，這說明不能對基本公共服務和三維新型城鎮化進行線性回歸，而是要進行協整性分析。

注：c, t表示帶有截距項、時間趨勢項，n表示滯后期。

(二)協整性檢驗與誤差修正

檢驗多個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的方法為Johansen檢驗。判斷基本公共服務是否與三維新型城鎮化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則只需要找出存在一組平穩的線性組合即可，即可以通過跡檢驗統計量Trance和最大特征值判斷是否存在這樣的線性組合[16]，Johansen檢驗的結果，如表6所示。

通過跡檢驗和最大特征根檢驗的結果顯示：在5%的顯著水平下，基本公共服務與三維新型城鎮化之間具有協整關系。經過檢驗可以發現：基本公共服務與三維新型城鎮化之間存在3個協整關系。其中，表7中可獲得對數似然估計值最大的協整方程為：

lnU2=0.676293lnU13+1.172949lnU12-

1.176341lnU11

通過協整方程可以看出人口城鎮化每增加1%，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會減少1.18%；經濟城鎮化每增加1%，基本公共服務的水平增加1.17%；社會城鎮化每增加1%，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增加0.68%。在人口城鎮化進程中，城鎮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設施的完善以及二、三產業的發展所產生的大量工作崗位，吸引著大量非城鎮人口進入城鎮工作以及定居。從20世紀以來，城鎮人口的急速擴張給城市發展帶來巨大福利的同時，由于基本公共服務增長的幅度不能與城鎮人口快速擴張的幅度相協調，也給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帶來巨大壓力。如果僅僅只是盲目地追求城鎮人口數量的增長而忽視新型城鎮化的內涵，這會使得基本公共服務的覆蓋率降低，甚至會“稀釋”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削弱城鎮人口應該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務[18]。經濟城鎮化反映的是四川省整體的經濟實力，經濟城鎮化的增長不僅是宏觀水平上經濟水平的增長，也是產業結構不斷優化，人民的純收入以及購買能力的增加，經濟城鎮化的增長對推動基本公共服務的增長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社會城鎮化的發展對推進基本公共服務的發展也有一定的正向影響，近年來四川省對于基礎設施的建設越來越關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也在逐年增加，對智能化、數字化基礎設施的需求增加也促使基礎設施建設要不斷轉型和升級，從而促使傳統的基本公共服務方式的加速革新，使更多的城鎮常住人口享受到“智能化、數字化”的基本公共服務。

表6 Johansen協整檢驗

表7 對數似然值最大的協整關系

(三)VECM誤差修正模型

協整方程只能說明基本公共服務與三維新型城鎮化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短期是否均衡則還需要進一步檢驗。若短期出現波動，通過誤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這種短期不均衡狀態能否回歸到長期均衡狀態[17]，結果用方程表示，如表8。

表8 誤差修正項結果

誤差修正項：ecmt-1=lnU2=0.676293lnU11+1.172949lnU12-1.176341lnU1-0.730084由于研究的重點是基本公共服務與三維新型城鎮化之間的關系，所以在此著重分析ΔlnU2為被解釋變量與ΔlnU11，ΔlnU12，ΔlnU13為解釋變量之間的關系：

D(lnU2)=-0.04356ecmt-1-1.677297D(lnU2(-1))-1.192898D(lnU2(-2))-0.799102D(lnU2(-3))-0.662244D(lnU2(-4))-0.542336D(lnU2(-5))-0.440239D(lnU2(-6))+0.065661D(lnU2(-7))+0.058388D(lnU13(-1))-0.118210D(lnU13(-2))+0.182293D(lnU13(-3))+0.294260D(lnU13(-4))-0.096089D(lnU13(-5))+0.223132D(lnU13(-6))+0.258498D(lnU13(-7))+1.316196D(lnU12(-1))+1.818142D(lnU12(-2))+0.968141D(lnU12(-3))+0.179248D(lnU12(-4))+0.3409D(lnU12(-5))+0.605947D(lnU12(-6))+0.666592D(lnU12(-7))-0.302894D(lnU11(-1))-0.284364D(lnU11(-2))-0.157449D(lnU11(-3))-0.24843D(lnU11(-4))-0.250548D(lnU11(-5))-0.518365D(lnU11(-6))-0.554116D(lnU11(-7))-0.013156

通過VECM誤差修正模型可以得到：誤差修正系數為-0.04356，表明當短期波動偏離長期均衡時，它將以-0.04356的調整力度將非均衡狀態調整到均衡狀態。表8中的模型整體的對數似然值為753.6734，這一數字足夠大；同時，AIC和SC值分別是-7.321784和-5.052660，這些數字足夠小。這就說明模型整體擬合較好、解釋力強。

(四)Granger因果檢驗

Johansen檢驗和VECM誤差修正模型結果可以得到基本公共服務與三維新型城鎮化兩者之間存在長期均衡的關系，以及當短期出現不均衡狀態時，將會以-0.04356的力度調整到均衡狀態。最后還需要分析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結果見表9。在5%的顯著水平下，經濟城鎮化、社會城鎮化都和基本公共服務有著因果關系?；竟卜张c人口城鎮化存在著因果關系，主要是基本公共服務的增加吸引非城鎮人口涌入城市，容易造成基本公共服務質量的降低，特別是基本公共服務的增長速度跟不上城鎮化的速度時，這種低質量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必然缺乏長期性。人口城鎮化雖然不是基本公共服務的Granger原因，但是不能說明人口城鎮化對基本公共服務沒有影響。從表9可以看出人口城鎮化是經濟城鎮化、社會城鎮化的Granger原因，說明人口城鎮化通過影響經濟城鎮化、社會城鎮化進而間接影響到基本公共服務水平。

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文通過上述實證分析，對2008—2017年四川省的18個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務與三維新型城鎮化之間的互動關系進行了研究，得出以下結論。

表9 Granger檢驗結果

(1)基本公共服務與三維新型城鎮化的總體水平逐年提升，且在空間上的差異十分明顯。四川省高水平發展區域為成都市、攀枝花市，低水平發展區域為資陽市、達州市。對于四川省來說，該省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普遍已經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在18個城市的空間差異還是非常顯著的，成都市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的提升明顯領先于其他城市，主要原因是成都市的人口密集，經濟較為發達，所以基本公共服務資源較為集中，其他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有待均衡發展。相對于新型城鎮化而言，經濟城鎮化的發展最為快速，社會城鎮化的發展一直處于較高的水平且穩步增長，這二者將會成為推動新型城鎮化進程的最堅實力量。人口城鎮化的發展需要與基本公共服務互相協調，不能因為盲目追求城鎮人口數量的增長而導致二者的不協調發展。

(2)基本公共服務與三維新型城鎮化之間的耦合協調度持續優化?；竟卜张c三維新型城鎮化之間經歷了拮抗—磨合—高質量耦合三個耦合階段，耦合協調度從“輕度失調衰退”逐漸轉向“優質協調發展”狀況，且基本公共服務與三維新型城鎮化兩兩耦合度基本達到協調一致發展。社會城鎮化、經濟城鎮化與基本公共服務耦合度的發展是最為迅速的，經濟城鎮化、社會城鎮化為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經濟與物質基礎。在地區分布方面，成都市與攀枝花市的耦合協調度領先于其他城市，基本公共服務與新型城鎮化相適應，而其他地區的耦合協調度進程緩慢，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與新型城鎮化并不能相適應和均衡發展。

(3)通過Johansen協整性檢驗以及VECM誤差修正模型可得，人口城鎮化對基本公共服務具有反向影響，這說明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盲目追求城鎮人口數量的變化，給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的發展帶來一定的壓力。在人口城鎮化的進程中要努力達到人口城鎮化與基本公共服務的協調、穩定發展，不能為了盲目追求城鎮人口數量的增長而降低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經濟城鎮化、社會城鎮化對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具有正向的影響，地區經濟和社會基礎是基本公共服務發展的動力，為基本公共服務的發展提供物質和社會基礎。要充分發揮四川省作為西南地區旅游重要省份的優勢并結合“一帶一路”的建設要求，吸引更多資本的流入，將四川省打造成西南地區的經濟示范區，從而進一步推動基本公共服務的發展，促進三維新型城鎮化與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的關系呈現長期協調發展的狀況。

(二)建議

(1)促進基本公共服務與新型城鎮化“優質協調發展”。城鎮化的進程應該以增強城鄉一體化發展和居民幸福感為出發點，在推動公共服務水平發展的同時，更要以“提效率、保質量”為目標，發展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竟卜找c不同時期城鎮化的需求相適應，避免因盲目追求城鎮化而造成基本公共服務的滯后供給。尊重新型城鎮化進程的客觀規律，使得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能夠滿足不同時期新型城鎮化的需要，進而讓基本公共服務成為推動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重要力量，達到基本公共服務與新型城鎮化“優質協調發展”的目的。

(2)放緩人口城鎮化進程，使之與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相適應。通過Granger因果檢驗可以得出經濟城鎮化、社會城鎮化是基本公共服務的格蘭杰原因，雖然人口城鎮化不是基本公共服務的格蘭杰原因，但是可以通過影響經濟城鎮化以及社會城鎮化進而影響基本公共服務。并且，通過協整性檢驗以及誤差修正模型，人口城鎮化對基本公共服務的發展具有反向影響，這說明在早期僅追求城鎮化率的城鎮化進程中，城鎮人口盲目快速的擴張對城市基礎設施的承載力和基本公共服務的覆蓋率造成巨大壓力。新型城鎮化的發展必然是要走可持續化的道路，所以人口城鎮化必須與基本公共服務的發展相適應，不能因為人口的壓力而降低基本公共服務的質量，阻礙新型城鎮化的進程。因此，需找出人口城鎮化與基本公共服務兩者發展的平衡點，均衡協調的發展人口城鎮化與基本公共服務，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基本公共服務建設的雙重需要。

(3)以社會城鎮化、經濟城鎮化發展帶動基本公共服務發展。通過Johansen協整性檢驗、VECM誤差修正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檢驗，經濟城鎮化、社會城鎮化是基本公共服務的格蘭杰原因，且經濟城鎮化、社會城鎮化對基本公共服務的發展有著正向作用。首先，基本公共服務的建設需要大量資金投入，一個地區的經濟基礎以及社會基礎對基本公共服務的推動有著很大的促進作用。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加大四川省的開放程度，增強四川省的“一帶一路”建設，優化四川省的產業結構，促進二、三產業就業人數的增長，從而達到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的發展。其次，大多數的基本公共服務項目都是由財政支持，但是地方財政力量畢竟有限，有限的財政投入會限制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的發展。因此，需要將有一定贏利能力的公共項目交給社會資本去經營，吸引社會資本投資進入基本公共服務建設，既能增加就業機會和拓寬基本公共服務建設所需資金的渠道，又能提升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與質量，進而促進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