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電商扶貧政策創新與擴散研究

朱忠琴 李發耀

摘要：農村電商扶貧政策作為我國扶貧開放事業的一項創新，其在全國范圍內得推廣擴散有著明顯得中國特色。文章以政策創新擴散理論為視角，從時間、空間、路徑模式和動力機制四個維度來探討我國農村電商扶貧這一創新政策的擴散規律。研究發現，農村扶貧政策擴散隨時間推移明顯呈現出“S”型曲線增長趨勢；空間上區域鄰近效應顯著且以自上而下的層級擴散為基本擴散路徑；在擴散過程中主要受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雙層壓力、橫向治理競賽與學習和立體使命四種動力系統的影響，其中立體使命是農村電商扶貧政策得以擴散的前提和基礎，四個動力系統貫穿于電商扶貧政策創新擴散過程的始終。

關鍵詞：農村電商扶貧；政策創新擴散；動力機制

引言

2014年，國務院扶貧辦將“電商扶貧”正式納入扶貧的政策體系后，電子商務在扶貧工作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電商扶貧通過大眾創新、萬眾創新，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創新扶貧開發方式，加強貧困地區特別是偏遠農村貧困地區的資源整合能力，帶動了偏遠農村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使貧困地區農民走上了脫貧致富的道路。對于農村貧困地區來說，電子商務已經融入到農業產業鏈的方方面面，發展農村電子商務已成為精準扶貧的重要載體，對農村地區困難群眾脫貧致富、帶動貧困地區經濟發展，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作為一種政策創新，農村電商扶貧政策在全國范圍內的蔓延過程可視為創新擴散。文章以政策創新擴散理論為分析視角，研究我國農村電商扶貧政策創新擴散過程，探討農村電商扶貧政策在擴散進程的時空變化趨勢、路徑模式及其背后動力機制，期冀為理解這一政策提供新的視角，并為扶貧政策的推廣擴散提供借鑒。

1、理論基礎與研究框架

1.1 政策創新與擴散的相關研究

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學者Jack Walker在《美國各州間的創新擴散》一文中對聯邦體制內的政策選擇與擴散現象進行研究，拉開了政策創新與擴散研究的序幕。隨后，在Rogers、Gray、Berry等學者的努力下，政策創新擴散研究得到了迅速發展，并成為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領域。政策創新擴散是一項政策創新通過某種渠道隨著時間的流逝在一個社會系統成員之間被溝通擴散的過程”。[1]它是一個動態的波動過程，隨著時間的推移，政策擴散會經歷緩慢擴散期、急速擴散期和平穩擴散期三個擴散階段，呈現出S型曲線的特征。[2]布朗和考克斯將政策創新擴散的過程特征總結為三條經驗性規律：即政策擴散在時間上呈現S型曲線、空間上表現為近鄰效應、中央系統層面背景下出現的領導者—追隨者的層級效應或短視效應。[3]政策創新的擴散通是學習、競爭、強迫和模仿四種機制相互作用的結果。[4]在擴散過程中主要表現為區域傳播模型、全國互動模型、領導一跟進模型和垂直影響模型四種路徑模式。[5]

1.2 研究框架

基于政策創新擴散理論，選取省級政府這一中間層級，從時間、空間、路徑、動力四個維度來構建農村電商扶貧政策創新擴散的分析框架，窺探我國農村電商扶貧這一創新政策擴散的樣態與規律，豐富我國公共政策擴散理論研究的內容及其實踐應用范圍。

2、農村電商扶貧政策創新與擴散的過程

2.1 農村電商扶貧政策擴散時空特征

（1）時間維度

以農村電商扶貧政策發布年份為橫軸，以某年省級政府發布該政策累積量為縱軸（個別政府因政策修訂發布過多次，均計入當年數據），制作散點圖（見圖1）來考察農村電商扶貧政策在省級政府層面的時間演進機理?？梢?，農村電商扶貧政策自創新以來，在省級政府層面的擴散時間呈“S”型曲線分布，符合政策擴散的一般規律。其擴散階段為緩慢探索期（2008-2013）、快速擴散期（2014-2017）、平穩擴散期（2018-2020）三個階段。

（2）空間維度

在地域維度上，將全國各?。ǜ郯呐_地區除外）劃分為東、中、西三個區域來考察農村電子商務扶貧政策的擴散進程。通過對各省農村電子商務政策發布時間分析可知，地緣相近的省政策發布往往前后相繼，擴散具有明顯的近鄰效應。如四川2015年5月發布農村電子商務發展政策后，貴州同年11月也發布了該政策。此外浙江和江蘇，湖北、湖南和山西等同一區域政府，發布時間也相隔不久。其次，在擴散趨勢上總的呈現從東部經濟發達地區逐步向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擴散的趨勢。

2.2 農村電商扶貧政策擴散路徑模式

（1）自上而下層級擴散模式

農村電商扶貧政策在全國范圍內的擴散過程離不開中央政府的影子，垂直影響和層級效應顯著。如2014年國務院扶貧辦將電商扶貧納入精準扶貧體系和《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農村電子商務加快發展的指導意見》的出現明顯體現了自上而下的垂直影響。中央層級農村電子商務政策發布后極大促進了省級農村電子商務政策發布，而省級政策的出臺往往又先于省內地市級政府，農村電商扶貧政策擴散呈現按行政級別由高向低的層級效應。

（2）領先-跟進橫向擴散模式

地方政府政策創新擴散會因為公共政策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勢能差表現出梯度性的擴散特征，即政策創新會沿著動力源向周圍政策勢能較低的地區擴散。在我國，這種擴散的路徑模式集中表現為相同的公共政策及其活動從處于政策領先地位的東部發達地區向中西部欠發達地區擴散。這種以發達地區為標桿，跟進、效仿發達地區的做法，形成了區域間的領先-跟進擴散模式。農村電商扶貧政策從處于政策前沿地區的浙江向處于西部欠發達地區（甘肅、西藏等地區）的擴散便是區域間政策領先-跟進擴散的典型例證。

3、農村電商扶貧政策創新與擴散的動力機制

3.1 縱向壓力型體制的剛性約束

壓力型體制是指縣、鄉兩級政治組織為了實現經濟趕超和完成上級下達的各項指標任務，而采取的以績效評價和獎懲措施相結合的一套管理手段和方式。[6]其運作特征是將目標和任務通過政治命令和行政壓力在行政體系中層層向下滲透和擴散，[7]這種層層傳導的壓力主要包括自上而下的政績要求與逐級行政問責壓力和自下而上滿足民眾需求的壓力兩個方面。農村電子商務發展政策之所以能夠在全國范圍“遍地開花”，首先體現在我國的權威壓力型體制制度層面，深化脫貧攻堅、實施精準扶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和標志性指標。正是因為這種自上而下中央政府的行政考核壓力的剛性約束，才使得該政策得以擴散。其次體現在民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這種自下而上壓力的剛性要求。在雙層剛性壓力下，各級黨委和政府都組織各方力量參與到精準脫貧的工作當中去，主動學習其他地區先進的脫貧方法。

3.2 橫向治理競賽的柔性激勵

治理競賽是一種以政府間相對模糊的治理效能比較為基礎的競賽。在治理競賽中上下級政府的關系往往表現為“科層型網絡”，這種關系決定了其考核方式是以追求卓越為導向。[8]脫貧工作做的好不好，關鍵還要看成效。對于地方主政官員來講，脫貧工作成效是考驗地方治理能力和領導者治理水平的重要體現。近年來，因脫貧工作做得好被提拔和重用的政府官員不勝枚舉。因此，橫向政府間在脫貧攻堅戰中，面對各種復雜的情況和問題時的“卓越表現”可以為其在仕途上助力，留下好印象。農村電商在脫貧和返貧問題治理上有著“卓越表現”，成為政策創新的柔性激勵，也是地方主官表功的主要成果。

3.3 橫向政府學習的內生動力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實現之年和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收官之年，想要如期實現這兩項目標任務，必須建立全國統一的貧困治理體系，以創新發展理念推動扶貧領域改革，從大水漫灌向精準滴灌轉變，從偏重“輸血”向注重“造血”轉變，著力提高貧困地區自我發展能力，實現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這些都需要政府學習。農村電商作為精準扶貧的一項創新舉措，在扶貧實踐中有著“卓越表現”，為了如期兩大目標任務，各地方政府自發地學習黨中央關于促進農村電子商務加快發展的重要指示，學習政策先進地區的政策措施。

3.4 立體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使命

黨的十九大提出，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這是激勵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F階段這種初心和使命具體體現在消除貧困、改善民生，使人民過上富裕的生活。正是在這一思想的統領下，各級黨委和政府部門紛紛立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軍令狀，爭分奪秒，為了達到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這一使命，不負人民的重托，展開了激烈的治理競賽，學習先進治理工具與經驗，創新扶貧工作思路與方法。

4、結語

文章基于政策創新擴散理論，從政策創新擴散的時間、空間、路徑及動力機制四個維度構建綜合性分析框架，探討農村電子商務扶貧政策創新擴散過程與作用機制。研究發現：農村電商扶貧政策的擴散在時間維度上，呈S型曲線；在空間在維度上近鄰效應顯著；在擴散路徑上，主要表現為自上而下的層級擴散模式和領先-跟進擴散模式；且農村電商扶貧政策的創新擴散主要受壓力型體制、橫向治理競賽、橫向政府學習以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使命四種動力機制的影響。是以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使命為統領、政府間橫向與縱向作用關系相互交織的過程。因此，在扶貧政策的創新與擴散應堅守使命，充分發揮自上而下政治壓力問責、考核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Rogers， E. M，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3，p.5

[2] [美]埃弗雷特·羅杰斯：《創新的擴散》，辛欣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5頁。

[3] Brown Lawrence A and Cox Kevin R，“Empirical Regularities in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no.61（1971.03）， pp. 551-559.

[4] David Marsh，J.C.Sharman，“Policy Diffusion and Policy Transfer ，”Policy Studies， no.30（2009 03） ，pp. 269-288.

[5] F.S.Berry and W.D.Berry，“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Models in Policy Research， ”in P.Sabatier，ed.，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9， p169–200.

[6] 榮敬本等：《從壓力型體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轉變——縣鄉兩級政治體制改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1-5頁。

[7] 唐海華：《“壓力型體制”與中國的政治發展》，寧波市委黨校學報，2006年第1期，第22-28頁。

[8] 彭勃、趙吉：《從增長錦標賽到治理競賽：我國城市治理方式的轉換及其問題》，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9年第1期，第63-70頁。

作者簡介：

朱忠琴，貴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公共政策與政策過程理論研究。

李發耀，貴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產業扶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