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文學自覺說”的再思考

趙 佳

(河北師范大學 文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24)

“文學自覺”是中國文論的熱點話題，“魏晉文學自覺說”更是一直獨占鰲頭。這一學說由日本學者鈴木虎雄首次提出，認為“魏的時代是中國文學的自覺時代”，之后經過魯迅的講演，“魏晉文學自覺說”在中國引起巨大影響，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可。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此觀點開始受到人們的質疑，一些人提出文學自覺始于漢代，也有人提出文學自覺始于宋齊，使“魏晉文學自覺說”受到極大挑戰。這一學說也由前60年“六經注我”的狀態轉為“我注六經”的狀態，從紛紛為魯迅先生的觀點尋找依據到跳出此立論進行反思，出現了熱烈的學術討論氣象。然而無論各家持有何種觀點，歸根結底都逃不過兩個問題，一是是否存在文學自覺，二是是否始于魏晉。為了使這兩個根源性問題得到回答，本文通過對“魏晉文學自覺說”的提出，文學自覺內涵的厘清，分析“漢代說”“宋齊說”的觀點，以及“文學自覺”的判定標準，來對這一學說進行重新思考。

一、“魏晉文學自覺說”的提出和傳播

20世紀20年代，日本學者鈴木虎雄在《藝文》雜志上發表一篇名為《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文學論》的論文，文章中明確提出，“魏的時代是中國文學的自覺時代”[1]，鈴木虎雄認為,在魏晉時期文學開始看到自身存在的價值，不再一味關注文學的道德方面。由于當時信息的閉塞，這一觀點并沒有得到廣泛的傳播和認可?！拔簳x文學自覺說”在中國的提出與傳播還是得益于魯迅先生，在1927年7月的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上，其作了一篇題為《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的演講，指出“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2]，主要以曹丕的《典論·論文》為依據，論述曹丕在《典論·論文》中已經顯示出文學自覺的傾向，無論是對文章辭采技法的注重，還是對作者及文章自身的關注，都表現出自覺的特征。同時，魯迅還指出一個文學自覺的時代類似于近代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強調文學創作的藝術化。但卻沒有對“文學自覺”的具體內涵及標準作出詳細闡釋，這也就使得后來的學者對此觀點產生諸多的質疑。

袁行霈和李澤厚對“魏晉文學自覺說”的認可與提倡，使這一學說在中國得到廣泛地傳播，引起極大反響。袁行霈的《中國文學史》作為21世紀高校的教材，對文學自覺提出了三個判斷標準，分別是獨立的門類、體裁的區分、審美特性，由此支撐“魏晉文學自覺說”，使這一學說產生很大影響。

同時，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也十分認可魏晉是文學自覺的時代這一說法，還指出把文學自覺與人的覺醒聯系起來，認為人的覺醒促進了文的自覺，文的自覺又折射出人的覺醒，文的自覺和人的主題都是魏晉時代的產物。然而，可以發現李澤厚在這用的是“文的自覺”，與其和“文學自覺”是一個含義嗎？從李澤厚在書中的表述，似乎在其筆下的“文”與“文學”并無多大差異，更多的是為了與“人的覺醒”相對應，所以，采用“文的自覺”。但在中國歷史上，“文”與“文學”卻有著很大的差別，“文”是一個在中國存在已久的概念，“文學”卻是一個由西方近代學科確立以后引進的概念。因此，要想對“魏晉文學自覺說”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必須首先厘清“文學自覺”的含義。

二、“文學自覺”的厘清

“文學”一詞的內涵豐富，其發展演變的過程復雜，在不同時代的含義也有所不同?！拔膶W”這詞用在魏晉是否合適，以及其具體的內在含義，需要去辨析清楚，同樣，對于“自覺”的具體含義和標準也需要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論語》中最先出現“文學”一詞，指文章和博學，并且也被稱為“孔門四科”之一。所謂文章，指詩、詩賦等，博學則指人的品質。到了魏晉時期，所談的“文學”必是除去了博學含義的文學，指文章，而且是帶有情采的文章。這時的文章不只是簡單的文字記錄，而是那些富有審美性的文字。魯迅使用的“文學”是現代意義上的“文學”，因為魯迅生活的時代，西方的學科制已經建立，“文學”一詞作為舶來品被使用，而魏晉時期對文學的界定也是趨向于今天人們對文學的定義，所以，用“文學”一詞來言說魏晉的文章是合適的。

“自覺”在《辭?！分械慕忉屖牵骸爸溉藗冋J識并掌握一定客觀規律時的一種活動”[3]，即自我的覺悟，存在事物對自身的了解與認知。因此，“文學自覺”就是指文學作為主體對自身存在的一種覺醒與領悟，開始思考自身存在的意義。那么，對于“魏晉文學自覺說”持不同觀點的人們，所謂的“文學”和“自覺”是否貼合這一概念的原意呢？

三、 “魏晉文學自覺說”的分歧

20世紀80年代后，“魏晉文學自覺說”的質疑聲疊起，出現了“漢代說”“宋齊說”等不同觀點。雖然這些觀點讓“魏晉說”受到挑戰，但卻使“文學自覺”這一概念的內涵越辨越明，得到極大的豐富與發展。

“漢代文學自覺說”是對“魏晉文學自覺說”的有力挑戰，龔克昌先生是第一個提出“漢代說”的，其撰寫的《漢賦——文學自覺時代的起點》一文，將文學意識的涌動、文學特點的表露及系統的文學理論作為文學自覺的標志，之后有很多追隨者紛紛發文支持。趙敏俐先生發表的《“魏晉文學自覺說”反思》引起了廣泛討論，但其論述中有一些問題值得商榷。

首先，趙先生從源頭上進行批駁，既然鈴木虎雄是基于曹丕的《典論·論文》提出了“魏晉文學自覺說”，趙先生就對《典論·論文》進行了重新解讀。趙先生認為，將能代表“文學”的詩賦排在最后，可以看出曹丕對“文學”不重視，僅從排序得出這個結論太過于牽強，而且“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就是在強調文章的價值，文章的創作是有關治理國家的偉業，是萬古不朽的盛事。同時，趙先生認為，文章不等于文學，文章的范圍要比文學廣。但在前面也提到“文學”一詞從出現開始，就有文章之義，趙先生將“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看成不是對文學的重視，這一點是不符合史實的。

其次，趙先生在論述上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提出漢人不僅“對文學的各種體裁有了比較細致的區分，更重要的是對各種體裁的體制和風格特點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4]，認為漢代文學自覺的標準之一就是文體之分。但趙先生在后文的論述中卻指出先秦對經書的分類也正是最初的文體區分，這就將文學自覺的時間又提前到先秦時期。

最后，作為推翻“魏晉文學自覺說”的有力論據，“詩賦欲麗”觀點的提出時間，趙先生指出是漢代，認為文采的華麗是漢賦所追求的審美標準，并以《西京雜記》和《漢書·藝文志》為論據，得出“詩賦欲麗”不是曹丕提出的，是時代使然。然而，又指出在六經建立的過程中文學的審美觀就開始逐漸形成體系，就有了對文章技巧和審美的追求，那么，若要說“文學自覺”的起點應該不是漢代了。這也是趙先生在論述中的邏輯漏洞，想為“漢代說”找依據，卻反而為“先秦文學自覺”論據支持。

趙先生在整篇論文中是支持“漢代說”的，但在文章最后，指出“文學自覺”的論斷內涵有限，歧義性較大，不適宜用來描述。同時，其又提出三個所謂的標志來描述中古文學。從趙先生文章的前后反轉，可以看出趙先生在論述中似乎也覺察到文學自覺或許可以提前到先秦時期，或許這一概念并不是很貼切，所以在最后提出了其認為的可以言說中古文學的標準。

有人將“文學自覺”的發生時代向后推了200多年，劉躍進是典型代表，其認為，“文學成為獨立一科”“四聲的發現”“文筆的辨析”這三個方面是“文學自覺”的標志，并在《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中作了詳細論述。但可以發現，將“四聲的發現”列為自覺的標準是不太合適，因為“四聲”是文字的語音問題，是會對文學產生影響，但絕不是根本和絕對的作用。而其他兩個方面，“漢代說”和“魏晉說”已經給出充分的論據了。

可以看出，無論是“漢代說”“魏晉說”還是“宋齊說”，都是想為中國文學尋找一個起點，在某種意義上為文學尋根。然而，“文學自覺”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各家觀點的分歧還是在于對“文學自覺”的標準眾說紛紜，標準無定導致觀點不同。

四、“文學自覺”的判定標準

要想確定“文學自覺”的時代，必須先確定所謂“文學自覺”的判定標準，那么，“文學自覺”的標準是什么，可以從不同觀點的言說切入，探求是否存在“文學自覺”的標準。

最為大家所普遍認可的是袁行霈在《中國文學史》中提出的三個方面，文學獨立成一個門類，文學體裁有了區分，對審美特性有所追求。袁先生是基于將文學從傳統“文”的大類中剝離出來，使其自己單獨成為一科，其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鑒了西方學科制下對文學的界定。

陳文忠在《論“文學自覺”的多元歷史進程——30年“魯迅問題”論爭的回顧與思考》中提出，“文學自覺”是一個動態多元的問題，包含四個方面的自覺，分別是文字主體自覺、文學文體自覺、文學觀念自覺和文學批評自覺。其在展開論述的過程中也對趙敏俐先生的觀點進行了批駁。陳先生指出，支持“漢代自覺說”的學者忽視了屈原在主體自覺中的地位。但陳先生只是以屈原為個例進行了反駁，然而孤證只能反駁，卻不能例證。同時，陳先生認為“在文學史上，一個天才比一批文人更重要”[5]，因此，其得出不能忽視屈原的個體自覺，那這樣的論斷又何嘗不是一家之言呢！

吳寒和呂明烜在《“文學自覺說”反思》中認為,“魏晉文學自覺說”的重要論據是創作的純藝術化和文學獨立，將這兩者作為判定“文學自覺”的標準。同時，也指出這些論據都不足以說明文學從不自覺發展到自覺的階段。

從以上各家對“文學自覺”的判定標準來看，都有各自的道理，但也似乎都無確切的依據。德國解釋學家威廉·狄爾泰認為，解釋學的任務在于從作為歷史內容的文獻和文本出發，通過體驗和理解，復原其所表現的原初體驗和所象征的原初生活世界[6]。所以，對于了解魏晉時期的文學狀況，應該回到當時的歷史情境中，每個朝代，每天歷史時期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學，并不存在一言以蔽之的概括。同樣，對于“文學自覺”不應賦予其以絕對的標準，應尋找更多可以言說魏晉文學的方式和角度。

五、結語

總之，“魏晉文學自覺說”存在一定的言說價值，但也有很多不妥的地方。其實，從探討中發現，自文學觀念誕生的那一刻，文學自覺便已經產生了，先秦、春秋時“文學自覺”初露端倪，漢代得到很大的發展，到了魏晉時期是“文學自覺”的成熟時期。如果“文學自覺”探求是文學對自身的認識很成熟的話，那“魏晉說”當之無愧，但若是探求“文學自覺”起點的話，則還需尋找更多的史料來進行論證。然而，這只是在已默認存在“文學自覺”的前提下提出來的理解，但對于“文學自覺”的標準或許應該持一個更加開放的態度，不要把標準局限化絕對化，探求更多的理解方式。因此，在“漢代說”“宋齊說”論據尚不充分時，筆者還是暫時堅持“魏晉文學自覺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