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及其對我國的啟示①

杜海燕 李克軍

(天津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天津，300387；河北民族師范學院，河北承德，067000)

澳大利亞建國時間雖然不長，但本土歷史悠久而且地理位置特殊，4處文化遺產、12處自然遺產和4處文化自然混合遺產(1)World Heritage List.http：//whc.unesco.org/en/list/&order=country，2019年11月13日。充分表明澳大利亞作為世界上唯一國土覆蓋整個大陸的國家不愧為“世界活化石博物館”(2)World Heritage List. http：//whc.unesco.org/en/list/，2019年9月7日。澳大利亞的4處文化遺產是：皇家展覽館及卡爾頓園林(Royal Exhibition Building and Carlton Gardens，2004)、悉尼歌劇院(Sydney Opera House，2007)、澳大利亞監獄遺址(Australian Convict Sites，2010)和布吉必姆文化景觀(Budj Bim Cultural Landscape，2019)。4處文化自然混合遺產是：卡卡杜國家公園(Kakadu National Park，1981，1987，1992)、威蘭德拉湖區(Willandra Lakes Region，1981)、塔斯馬尼亞荒原(Tasmanian Wilderness，1982，1989)、烏盧魯-卡塔曲塔國家公園(Uluru-kata Tjuta National Prak，1987，1994)。，其中卡卡杜國家公園、威蘭德拉湖區、塔斯馬尼亞荒原、烏盧魯-卡塔曲塔國家公園以豐富的原住民活態文化遺產為主體。2019年，布吉必姆文化景觀首次明確以“土著文化價值重要性”而獲準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該地區的貢第杰馬若(Gunditjmara)人作為傳統主人已經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6000多年，該文化景觀也被譽為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活態文化。原住民活態文化遺產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是澳大利亞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其進行國家認同建構和獲得國際聲譽的重要基礎。

澳大利亞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種“在地的”生活常態，它以一種地方性知識在民間沉淀并傳承，因而基于自然界生態系統觀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提出“生態圈”保護，尤其在對文化自然雙遺產的保護過程中特別強調原住民作為核心圈的作用和價值，認為是原住民與自然生物以及周圍環境長期互動彼此影響形成了整體性生態系統，其中的文化性體現出原住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進行改變世界的活動中所蘊含的人的自由意志，而且是他們的過去創造了傳統并在現在進行傳承以留給將來一種歷史的持續存在。本文將嘗試分析澳大利亞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特點及保護措施，以期為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以及傳承提供某種異域形態的啟示、借鑒與反思。

一、澳大利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概況

(一)保護背景

澳大利亞聯邦對文化遺產保護的關注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1973年成立“全國資產調查委員會”(The Committee of Inquiry into the National Estate)并于次年發表調查報告，還設立了文化遺產保護專門機構“澳大利亞遺產委員會”(Australian Heritage Commission)和“全國資產登記處”(The Register of the National Estate)(3)“Committee of Inquiry into the National Estate 1974 Report of the National Estate”.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1974.。1983年發布的《澳大利亞非物質文化遺產調查報告》認為，澳大利亞應該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承擔重要的國家責任，提議立法并設立澳大利亞民間生活中心(Australian Folklife Center)專門負責非遺保護及管理。該中心主要負責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登記、采集、存檔、發展促進、保護管理、傳承研究等工作。同時，澳大利亞的圖書館、藝術館、博物館、國家公園、檔案館等文化機構和各種行業協會組織也在澳大利亞聯邦和州遺產保護管理框架下進行相應的保護與管理工作。例如，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對民間文藝手稿、口述史等進行的搜集和館藏：埃里克·羅爾(Eric Roll)有關民間藝術的研究手稿、莫里·沃克(Murray Walker)有關鄉村手工的手稿以及約翰·梅雷迪斯(John Meredith)關于澳大利亞傳統音樂的口述史資料等都在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此外，還有很多志愿者組織一直在持續奮戰以使國家在公眾層面和政府層面保持遺產保護的警覺與意識。

澳大利亞根據憲法實行聯邦制，各州自行擁有土地，聯邦政府無權管轄，因此各保護區的遺產規制權由各州自行享有。(4)Aplin， G. “Heritage protection in Australia： the legislative and bureaucratic framework”. in Jones R & Shaw B J. Geographies of Australian Heritages： Loving a Sunburnt Country？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7, p.16.這樣，澳大利亞的文化遺產管轄權在聯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間就有差別，其中還有第三級政府即市鎮政府的各種參與。生態學中有個概念叫“生態壁龕”(ecological niche)，指的是每種生物在一定區域中占有的適合自己需要的生態資源系統，這意味著生態環境并非是一體化的狀態，而是多種生態系統交錯重疊的復雜空間。20世紀70年代澳大利亞政府開始以多元文化政策來處理民族、文化及社會問題：“所有澳大利亞人——原住民、早期移民的后代、新移民——都擁有發展自身文化和語言的權利。通過確認他們保持其祖先的文化并將其傳給子孫的權利，多元文化政策會使他們更容易把忠誠獻給澳大利亞”。(5)Jamrozik， A. Social Change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Australia.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p.106.1989年多元文化政策被定為基本國策并沿用至今，不同民族即使生活于不同地區的不同政策之下，長時間內潛移默化地彼此影響與融合，最終也將超越族群產生更大范圍的文化認同。

(二)保護現狀

澳大利亞非物質文化遺產主要分為六類：手工技藝、口頭民間文學、音樂和舞蹈、習俗節日儀式及信仰、職業生活、民間兒童文藝等。澳大利亞對其保護和管理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登錄制度、傳承人制度以及公眾參與。登錄制度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搶救和保護的基礎性工作，對于科學制定保護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澳大利亞有形文化遺產的登錄由政府主導，而非物質文化遺產主要通過協會等非政府機構開展，但近些年非遺資源數字化都是依附于有形文化遺產資源進行的。澳大利亞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制度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雖然并沒有由政府認定和獎勵，但民間藝人和傳統工匠等通過家庭和族群進行民間內部的世代相傳，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一直保持著最大程度的原汁原味?？紤]到現代社會的沖擊，作為對這種祖傳制和師徒制的補充，澳大利亞努力將現代教育與原住民的傳統教育進行結合以期實現某種文化創新。在公眾參與方面，澳大利亞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本身就是由下而上地首先由公眾和社區推動，不僅建立地方檔案館和博物館以及成立俱樂部和協會等，還鼓勵各種期刊和出版物的發行，以促進傳承人、研究人員、采集人等之間的交流，同時有助于及時向公眾傳遞最新消息和最新成果。近些年，高等教育機構也表現積極，不僅開設相關課程提供專業學位，還設立專門研究機構。

至于資金支持，自從1994年澳大利亞制定了名為“創造之國度”的文化政策之后，文化產業尤其是藝術產業被正式定義為一種經濟性質的產業，其主要資金來源是聯邦及各州政府的撥款。為了促進長期且持續的資金支持來源，澳大利亞政府還通過稅收減免等措施引導對文化機構和項目的商業贊助和個人捐贈，并于2003年成立了澳大利亞人文基金會(Australian Cultural Fund)在企業和文化機構之間進行牽線搭橋。各州政府也根據各自的文化遺產特點開拓多元化資金支持渠道，例如昆士蘭州2015年實行“藝術杠桿基金”(Art Leverage Fund)，由州政府對私人籌資達到底線之后進行1∶1的配套資助。

二、澳大利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特點及經驗

(一)保護特點

1.社群基礎和自然傳承性非常強

澳大利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產生都是基于一定的社群存在，在家族、種族、語言、宗教、地理位置等方面特征明顯。而且，社群成員之間主要是非正式的世代相傳，其傳承方式是潤物細無聲的潛移默化，不易被人覺察。

2.具有祖傳制的無形性

由于澳大利亞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在社群成員之間潛移默化地世代相傳，整個社群成員都在很大程度上習以為常，因為很難被該社群的成員有意識地進行區別與辨認。與此同時，其他社群的成員對于非本社群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也缺乏了解，或者即使一知半解也缺乏切身體會與真正理解。

3.具有開放包容性

澳大利亞人將“遺產(Heritage)”理解為“值得為現在和將來一代又一代的人去保護的過去和現在的所有東西”(6)Aplin，G. “Attitudes to Heritage”. Australian Quarterly，2009，81(3)， p.19.，因而“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的外延也被大大拓展，澳大利亞不僅把當代形成的風俗文化算作非物質文化遺產，而且在地理位置上也不局限于必須原生于澳大利亞本土，由移民從母國帶來但是在澳大利亞的土地上繼續發展的風俗文化也被視為澳大利亞的非物質文化遺產。(7)Anderson， H. “Folklife： Our Living Heritag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Inquiry into Folklife in Australia.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1987.

(二)保護經驗

1.強調文化主體即“人”的重要作用

無論承認與否，人類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據自己與文化遺產在歷史、個體和集體等方面的親密程度來決定自身對它們的重視程度。人們之所以非常珍視當下的存在，是因為當下的一切都和我們息息相關，即使當下的存在例如地標性建筑、風景、植物、動物等并不具有太強的文化屬性。澳大利亞建國歷史較短并且曾是罪犯流放地，歐裔澳大利亞人考慮更多的是現在和未來，較少考慮過去。有人對澳大利亞的歷史文化遺產持不屑一顧的態度，認為和埃及金字塔、羅馬水道橋、哥特式大教堂相比，它們還沒有古老到人們應該關心的程度。(8)巴莫曲布嫫：《非物質文化遺產：從概念到實踐》，《民族藝術》2008年第1期，第6—17頁。澳大利亞的歷史和埃及、羅馬相比雖然短暫，但它對澳大利亞人來說依然很重要并值得所有澳大利亞人認可與尊重，何況更為重要的是澳大利亞原住民擁有非常悠久、深厚而且充滿遺產價值的歷史文化。以“歌徑”(Songline)為例，“歌徑”是澳大利亞原住民以信仰為支撐所構建的文化空間(9)苑杰、楊治：《“有實無名”：澳大利亞語境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管理保護》，《中國藝術時空》2019年第5期，第74—79頁。，主要是以歌曲形式來唱誦創世神話、部落歷史和祖先故事等，以此印證自身與故土的聯系。

如果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見解，不同種族、性別、社會經濟階層或年齡群體之間確實有差別的話，那么不同國家如何看待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而如何管理及使用肯定也存在著顯而易見的不同。在歐裔主導的國家中，這個國家的歷史和歐裔定居的時間長短是決定如何看待其文化遺產的重要尺度。但澳大利亞和歐洲的實際情況又存在一定差異：歐洲雖然復雜但有持續的國家譜系，所以相比澳大利亞來說，歐洲更容易把史前遺產納入自己的文化遺產，澳大利亞則是一種歐裔文化的突然入侵，他們和原住民文化之間沒有任何連接，很難將18世紀之前的民族文化編織進之后的文化遺產結構中。幸好，澳大利亞原住民依然是一種活躍的文化，他們有責任有義務對如何管理、使用以及解釋這些文化場所發表意見，而且其本身的態度與感受也非常值得被重視。

20世紀后半期，澳大利亞人對文化遺產的普遍態度發生了兩方面的變化，開始擺脫在歐洲文化面前的自卑心理，慢慢走出感覺比歐洲文化低人一等的心理陰影。一方面，即使歐裔澳大利亞的文化遺產不如歐洲本土的古老，澳大利亞人也開始能夠保持欣賞態度，因為這些文化遺產對于澳大利亞人來說很重要。而且，對于本國的文化遺產，澳大利亞也開始認識到文化遺產不僅包括盎格魯-凱爾特文化遺產，也包括非盎格魯-凱爾特文化遺產，隨著澳大利亞人口中多元文化以及不同族裔移民的增長，非原住民文化遺產和非歐裔文化遺產等各方面文化遺產的價值意義也在加強。另一方面，澳大利亞給予原住民文化遺產越來越多的認可，這種趨勢的產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其增長了對原住民文化遺產的知識從而懂得了欣賞：與其他文化的交流以及認識到亞洲、非洲、美洲等原住民都有紛繁復雜且非常迷人的傳統文化之后，澳大利亞開始意識到自己國家也有獨特的原住民文化遺產。而且，整個社會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歐裔需要從原住民和亞裔等文化中學習的東西也很多，歐洲起源的文化和宗教并沒有壟斷真理和智慧，其他民族也有自己的思考與表達。

2.將傳統教育傳承方式與現代教育傳承相結合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構成民族精神家園的重要根基，但其文化土壤在社會發展、時代變遷和文化交流過程中難免流失，澳大利亞由家族和民間自發而形成的祖傳為主兼有師徒制的非遺傳承教育方式，由于傳者文化創新能力的局限性而在現代社會不斷被弱化。任何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傳承需要在全景式地考察組成這一文化的地方性實踐中抽離出來，進而形成具有普遍性意義的知識。因此，為解決非遺傳承危機并進一步建立合理的傳承機制，澳大利亞將民族傳統教育的傳承方式與現代教育傳承方式相結合，努力解決時代變遷與原住民的“原生態”保護期許之間的矛盾。

自澳大利亞多元文化政策確立之后，聯邦政府和各州及地方政府針對原住民非遺保護都日益重視并陸續出臺相關政策。其中“文化整合教師培訓項目”主要針對原住民學校的教師進行民族傳統文化傳承尤其是傳統教學方法方面的培訓，重點關注如何使非原住民教師掌握原住民的傳統教學智慧以及原住民教師如何將傳統教學方法與現代教學進行有效結合。原住民文化和現代文化曾被長期對立起來，社會過多強調了兩者之間的不同與差異，而沒有注意或者有意忽視兩者之間的共通之處，這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兩者的跨文化整合以及原住民文化的傳播與傳承。文化的不同在于理解的差異，而不是能力的差異。

澳大利亞原住民傳統教育兒童的方式包括：分享故事，運用圖示，動手實踐，進行形象比喻，向鄉土萬物學習，注重橫向聯系，緊密聯系當地生活需要等。(10)趙青梅：《追求民族傳統教育與現代教育的有效整合——澳大利亞文化整合性原住民學校教師培訓項目評述》，《中國民族教育》2013年第6期，第45—48頁。這些傳統教學法與現代教學法表面上似乎存在巨大差異，但其實更多的是重疊與相通之處，二者可以進行有機對接與合理整合。例如，原住民文化中的隱喻、方法、符號或圖像能夠引發并作為一個個整合符號為非原住民接觸和了解原住民本土概念提供著眼點。為了進一步產生有效的教學行動，還需要教師身體力行地在社區共同體關系框架內切實運用上述符號、隱喻、方法和圖像。

作為整個生態系統的生態核，原住民對周邊環境的保護以及自身文化的傳承有著非常強烈的愿望并且一直在努力地付諸行動。以澳大利亞原住民的語言為例。2005年統計結果顯示，原本200-260種原住民語言現在只有145種還有人使用，其中大約有110種處于嚴重瀕危狀態，預計到2050年時全部滅亡。(11)McConvell P， Thieberger N， “State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in Australia”. Canberra：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and Heritage，2001， p.10.阿德萊德大學語言學和瀕危語言系的諸葛漫(Ghi’ad Zuckermann)在2011年提出復興語言研究(Revivalistics)這一概念。澳大利亞原住民語言的復興活動分為收復(Reclamation，例如Kaurna語)、更新(Renewal，例如Ngarrindjeri語)和復興(Revitalization，例如Walmajarri語)三大類別。(12)[澳]諸葛漫：《原住民的語言復興與心理健康——以澳大利亞邦格拉語為中心》，《語言戰略研究》2017年第4期，第39—49頁。語言作為人類社會的一種核心，關乎一個群體的幸福和心理健康。而且，原住民語言的消失，不僅是原住民的損失，也是全人類的損失。在原住民的努力推動下，近年來澳大利亞政府有“原住民語言與歷史保護項目”(Maintenance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and Record Programme，簡稱MILR)致力于原住民語言文字的保護。(13)梁俊青：《如何拯救瀕危語言？——基于澳大利亞實施原住民語言教學項目以拯救瀕危語言的思考》，《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第50—53頁。每年澳政府都會支持圖書館、博物館等文化機構舉辦“國家原住民歷史和文化周”(National Aboriginal and Islanders Day Observance Committee Week，簡稱NAIDOC Week)。為了盡可能反映原住民文化的完整性和真實性，收藏的原住民文化資料不僅包括來自非原住民作為旁觀者的記錄，也盡可能地收集原住民對自身文化和歷史的看法，例如口述史及巖雕木雕繪畫等實物。

澳大利亞中部云多姆(Yuendumu)地區小學1983年開始由原住民長者給學校的門畫上傳統圖案，其震撼效果超出了任何人的設想。畫家們是來自不同部落的長者和部落文化的傳承者，他們想“敘述這些夢時光的真實故事，給孩子們看，解釋給他們聽，孩子們就會了解，我們想要孩子們學習、了解我們的法則，我們的夢想”(14)曹陽：《追尋夢想的藝術——澳大利亞云多姆土著門畫介紹》，《2005年當代藝術與批評理論研討會論文集》，2005年。。和一般由藝術家獨立完成體現獨立價值的現代繪畫不同，澳大利亞原住民的畫作不是個別藝術家的心理想象，而是體現了一個集體的宗教活動、文化反應以及權利訴求。高小康曾提出這樣的疑問：傳統文化保護如果背離了傳承群體自己的意愿是否還有價值？如果一種生活方式、民俗或傳統文化形態的傳承者群體自己放棄了這種文化傳承，那么單純靠他者的意愿和行為去保護，是否是在制造一種僵尸文化或偽民俗？(15)高小康：《非遺活態傳承的悖論：保存與發展》，《文化遺產》2016年第5期，第1—7頁、第157頁。澳大利亞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不僅傳承者群體自己并沒有放棄這種文化傳承，而且還有極強的傳承意愿。

三、澳大利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經驗對我國的啟示

(一)注重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整體性保護

借鑒澳大利亞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態圈保護理念，我國也要加強設立文化生態保護區。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都有其特定的歷史、地理和人文環境，是文化生態形成的結果，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態傳承必須要在文化生態保護區的整體生態中進行，在當地群眾生產生活的過程當中進行保護傳承。除了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博物館保護、收集整理檔案、保護書籍等方式以便留給后人可提取復制的原型模塊，更應該通過正規和非正規教育等方式為文化生命力的延續與傳承創造新的生存與成長空間。前者作為靜態保護非常必要，后者則更能起到實際性的進步作用。

(二)發揮高校在非遺傳承人培養中的作用

我國目前建立了代表性傳承人的遴選和資助代表性傳承人授徒的制度，還實施并啟動了非遺傳承人群研修、研習、培訓計劃。但，還需要以傳承完整的知識與記憶為目的深度培養傳承人。而這，需要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利用自身在培養人才方面得天獨厚的絕對優勢進行深度參與：著力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教學傳承目標的設定、模式的選擇、課程的設計、平臺的搭建、檔案數據庫的建設及共享等，賦予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培養以新的時代內涵和現代表現形式。這既是瀕危傳統文化可持續發展的現實選擇，也是高校突破同質化發展模式的重要途徑。

(三)打造“教師+傳承人”的高校雙師型隊伍

教師是學校工作的實施人，沒有教師也就沒有教學，沒有學校。在非遺教育傳承過程中，教師是非常重要的。做非遺教育傳承，首先要有掌握非遺知識和技能的教師。非遺教師主要依靠學校培養。學?？梢詮脑诼毥處熤羞x拔合適人選，學習非遺知識技能；還可以從非遺傳承人中選擇合適人選，進行教師資質培訓，使之成為能夠勝任課堂教學的教師。要在授課教師與非遺傳承人之間畫上等號，非遺傳承人就是教師，教師就是傳承人。確保教學就是在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知識和技能，確保學生成為非遺知識技能的承接者。只有學生參與學習活動，成為知識和技藝的掌控人，傳承才有意義。

四、結 語

每個人不僅是自己過去的產物，也是過去所有祖先以及自身所屬的各種不同民族宗教等集體的產物?！鞍拇罄麃喨苏w的民間文化遺產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它關乎澳大利亞人的身份認同，是澳大利亞人的‘根’。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分享塑造了澳大利亞人的國家意識，是構建和發展和諧多元文化社會的重要支柱?！?16)劉海虹：《澳大利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經驗與啟示》，引自曹德明：《國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經驗與啟示》(亞洲其他地區與大洋洲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1167-1168頁。恰如懷特所言：“自從人類誕生以來，人類種族的每一個成員從他降臨人世的那一刻起，便生存于一定的氣候、地形、動植物群地帶的自然環境之中，同時也進入一個由一定的信仰、習俗、工具、藝術表達形式等所組成的文化環境?！?17)[美]懷特：《文化科學——人和文明的研究》，曹錦清等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頁。不論哪種文化環境中的文化遺產都具有歷史連接性，其中最能達成共識的一點是人們普遍認為它們“值得與后代分享”。這點共識把不同國家的人們連接起來，并且最終把全人類連接起來，進而使得文化遺產能夠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吸收更多資源融入其構建之中。

對于澳大利亞的原住民非遺文化保護，其實還有很多問題值得整個社會思考。例如：在這個經濟至上的現代社會中，經濟會不會比政府的非遺保護政策起到更大的作用？就像蘭杰(Ranger)鈾礦公司被聯邦政府允許在卡卡杜國家公園(Kakadu National Park)開發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露天鈾礦山，如此具有符號性、標志性的世界文化遺產最終仍然讓位于聯邦政府優先考慮的經濟因素。(18)Aplin， G. “Kakadu National Park World I Heritage Site： deconstructing the debate， 1997—2003”. Australian Geographical Studies，2004，42(2), pp.152-174.澳大利亞原住民非遺文化資源該如何應對針對自身家園的這一經濟挑戰？社會各界又該如何切實保護原住民的非遺文化？在現代社會中，很多原住民已經離開了祖祖輩輩生活的土地，搬遷到城市之中并改變了打獵和采集等傳統的生活方式，成為公司職員或者政府雇員等，他們該如何保持自己的傳統文化？他們是否還算保持著真正的原住民身份？當他們說英語能夠進行更順暢的交流并且能夠帶來更多的經濟利益的時候，他們又該如何保護自己的語言使之不會在幾代以后消失？原住民又該如何保護自身的文化？這些都值得進一步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