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直隸旗地的數量與分布考實

邱源媛

(中國社會科學院 古代史研究所，北京100101)

有清一代，八旗各類人群居住在畿輔地區，以北京城為圓心，層層分布。京師禁旅、八旗駐防環繞京師，構成嚴密的軍事戍防體系。與此同時，為滿足皇室、王公與八旗人丁的生活需要，自順治初年始，清廷在近畿500里大規模圈充土地，設立八旗莊園，“以近畿五百里內之地給八旗，曰旗圈。以旁州縣官田給被圈之戶，曰撥補”，(1)單作哲纂修：《饒陽縣志》，卷上“官田志”，乾隆十四年(1749年)刻本，第25頁。經歷了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從順治入關(1644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四十余年間大規模圈地即達三次。(2)三次圈地史料見諸于《清實錄》，依次為《清世祖實錄》卷12“順治元年十二月丁丑條”所述順治元年(1644年)第一次，《清世祖實錄》卷30“順治四年正月辛亥條”所述順治四年(1647年)第二次，《清圣祖實錄》卷20“康熙五年十二月己巳條”所述康熙五年(1666年)第三次圈地。另可參見王鍾翰先生《清代旗地性質初探》一文，《滿族史研究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頁。此外，還有大量民人(以漢人為主)投充旗下，進入八旗組織。他們附帶著的土地被稱為“投充地”，一并歸屬八旗。圈占土地與投充土地，并稱為“圈充地”，徑稱為“圈地”。本文所指“圈地”，皆指“圈充地畝”。

八旗莊園旗地制度源起于努爾哈赤時期，皇室莊園、王公貴族莊園、普通八旗兵丁旗地作為皇室、王公貴族、八旗兵丁的私有財產，歸屬內務府、王府、八旗都統衙門分別管理，既保障了八旗皇室、王公、普通旗丁及各機構的日常供給，也成為其重要的經濟來源之一。八旗莊園旗地與漢人民地的土地性質迥異，莊園旗地的土地不能自由買賣，繳納地租也與民地不同。甚至在18世紀20年代之前(雍正時期)，旗人還以繳納實物地租為主，與屬于府州縣政府管理的民地分屬兩個完全不同的管理體系。[1][2]大規模圈地給直隸地方社會帶來了不可小覷的影響，旗人、民人雜居，旗地、民地交錯，“旗莊坐落處所，一州一縣之內，有一二處以至百余處者；即一村一莊，有二三旗分之人居住者；亦有祗地畝坐落，而無旗人居住者；又有此州縣旗莊雖多，而界址實與別府州縣地相輻輳者”[3]323。無論旗地處于何地，地方府州縣官員均無權管理，也無權干涉旗地事務，旗人與當地百姓發生土地糾紛，需要呈報相應的八旗機構，地方官員不能獨自裁處，“旗下莊屯，向不屬州縣管轄”[4]13，“地方有司既無約束旗人之責”[3]322，“旗民相雜，田地易淆，獄訟繁興”(3)楊芊纂、張登高續纂：《易州志》卷10“風俗”，第1頁，乾隆十二年(1747年)刻本。。

清初八旗圈地帶給地方社會的沖擊、鄉村秩序重組等問題，并不僅僅局限于清初四十余年。有清一代，莊園旗地制度雖然經歷了諸般變動，但一直延續到清末，甚至20世紀20年代以后，在直隸鄉村社會中產生了不能忽略的影響，確定旗地的數量與分布是討論相關問題的重要前提和基礎。本文利用光緒《畿輔通志》[4]，以及其他地方志史料，以縣(州)為單位，考察直隸17個府、直隸州所屬145個州縣(不包括口北三廳(4)口北地區在清初并未如直隸其他地區般被圈占旗地?？滴跄觊g，平定布爾尼叛亂、多倫會盟之后，清廷將察哈爾蒙古安置于口北地區。此后，該處局勢逐漸穩定，雍正二年(1724年)設立張家口廳，十年(1732年)設立多倫諾爾廳，十二年(1734年)設立獨石口廳，稱為口北三廳。由于口北三廳的情況與直隸其他地區差別較大，本文不涉及該地區。)的旗地數量與分布通過計量方法解析有關數據。

一、清代圈地概況

清代，直隸包括順天府、保定府、永平府、遵化直隸州、大名府、順德府、廣平府、正定府、冀州直隸州、趙州直隸州、深州直隸州、定州直隸州、易州直隸州、天津府、河間府、承德府、宣化府、張家口直隸廳、獨石口直隸廳、多倫諾爾直隸廳等處，這些府、直隸州、直隸廳下轄的各州縣廳等地區涉及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部分)、山東(部分)、河南(部分)、遼寧(部分)、內蒙古(部分)。清初圈充旗地的范圍，號稱涵蓋77個州縣衛。東起山海關，西至太行山，北自長城，南抵順德府，“直省九府，除廣平、大名二府，遠處京南，均有旗莊坐落，共計七十七州縣，廣袤二千余里”[3]322，直隸地區可謂布滿了旗地莊園。

關于清代旗地數量的史料很多。據《養吉齋叢錄》記載，從順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四年(1644—1685年)，清廷在40余年間共圈地153 467.25頃。[5]《石渠余紀》稱，清初近京府州縣圈占土地達154 200頃。[6]乾隆敕修《清朝文獻通考》則記述，直隸全省旗地占順治末年全國土地5 493 576頃的4.32%，占當時直隸全省土地159 772頃的52.59%。[7]各種數據雖有不同，但大體都能體現畿輔地區圈占民地數量巨大的特點。

整個圈地的總量大體如此，具體到每個府、州、縣，到底有多少土地被圈充成為旗地，以及旗地的分布狀況，則需要了解每個地區的情況。周藤吉之先生較早全面討論清代旗地，其《清代滿洲土地政策的研究》一書乃研究清代東北土地問題的權威之作。他對畿輔地區旗地的相關研究論文收入《清代東亞史研究》，討論了清初畿輔旗地的形成和經營，也涉及部分府州縣圈占地畝，以及撥補地畝的數量。[8][9]劉家駒先生利用光緒《畿輔通志》，以及其他地方志等資料，統計了順天府的大興、通州、三河、武清、寶坻、文安、大城、良鄉、房山、順義、懷柔，永平府的灤州、遷安、樂亭、臨榆，保定府的清苑、定興、唐縣、容城、完縣、蠡縣、雄縣，河間府的河間、獻縣、任丘、交河，天津府的南皮，遵化州的玉田、豐潤等29個縣的圈地情況，計算出該區域內圈充旗地平均占原額地的61.7%。[10]85-87趙令志先生根據《八旗通志初集》《直隸通省賦役全書》，繪制出《清初畿輔地區圈占地畝表》《清初畿輔地區投充地畝表》，以府為單位，重點對正黃、鑲黃等八個旗分在順天府、保定府、永平府、河間府、天津府、宣化府6個府所占圈充旗地的數量做了統計分析。[11]李華先生根據各地方志、光緒《畿輔通志》等史料，繪制了《清初直隸七十二州縣圈占旗地一覽表》。[12]雷大受、于德源、韓光輝等諸位先生也對旗地，尤其是順天府的旗地做過部分統計。[13][14][15]學者們利用不同史料，從不同側面考察了清初旗地圈占的情況，在此不一一例舉。

清代旗地分布較廣，數量甚多，情況極為復雜。清初圈占之后，大量旗地陸續被旗人私自典賣與民；與此同時，清廷為了維護旗人利益，又將旗地回贖以予掌控。清后期，清廷曾幾次放開、復又幾次禁止旗地買賣，(5)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乾隆朝回贖民典旗地史料(上)》《乾隆朝回贖民典旗地史料(下)》，分別載于《歷史檔案》1991年第2期第3期；鞠鎮東：《河北旗地之研究》第二章第四節“河北旗地在滿清中葉之演變”、第五節“河北旗地在滿清末年之絮亂”，《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中文資料中心印行1977年版，第39575-39602頁。旗地數量一直處在不斷變化中。就筆者所及，幾乎每種史料的數據記載都不一致，甚至同一種史料下不同卷章之內的數目也有差異。針對不同時期的旗地數量，需要利用不同冊籍加以討論，周藤吉之、趙令志等先生對于順康時期圈地數量的整理，大多采用《直隸通省賦役全書》；雍乾時期的研究，則多倚重《八旗通志初集》《八旗通志》等。

筆者選擇編撰時間較晚的光緒《畿輔通志》，以該書卷94“經政一·田賦”為主體史料，輔以其他地方志。李鴻章擔任直隸總督期間延聘蓮池書院主講黃彭年，主纂《畿輔通志》，即為清代官修省級地方志。該志書于光緒十年(1884年)完稿，十二年(1886年)刊行，成書時間較晚，所載旗地的實際數量雖不能準確反映清初圈地狀況，但對清代旗地數量的記錄較為全面，數據收錄在時間與標準上相對劃一，地區間可比性較強。同時，數據落實到每一個州縣，對于我們整體把握清代旗地，尤其州縣一級旗地數量及其分布尤為有益。

二、順天府24州縣旗地數量及分布

據光緒《畿輔通志》記載，直隸地區并不是所有府州縣都有旗地，圈地區域主要在順天府、保定府、承德府、永平府、河間府、天津府、宣化府、遵化州、易州9個府(州)下屬88個州縣境內，而直隸南部的正定府、順德府、廣平府、大名府、冀州、趙州、深州、定州等8個府(州)下屬57個州縣沒有旗地記錄。在已有的旗地記載中，順天府是旗地密度最大、數量最多的地區。

乾隆以降，順天府共領五州十九縣，即通州、薊州、涿州、霸州、昌平五州，大興、宛平、良鄉、房山、東安、固安、永清、保定、大城、文安、武清、香河、寶坻、寧河、三河、平谷、順義、密云、懷柔十九縣，又稱為順天府二十四州縣。各州縣旗地的具體情況，詳見下表。

表1 《畿輔通志》所載順天府24個州縣圈充旗地

筆者還收集、整理了其他地方志中順天府15個州、縣的旗地數據，制表如下：

表2 其他地方志所載順天府15個州縣圈充旗地

從以上二表可知，《畿輔通志》所載24個州縣原額民地共計81 598.57頃，圈充旗地75 070.26頃，整體旗地比率達到92.00%。其中旗地比率最高的州縣達到了100%，共有4個：良鄉縣、三河縣、寧河縣、順義縣；最低的大城縣也有52.06%。旗地比率達到80%以上的州縣共20個，占到總州縣數(24個州縣)的83.33%。

其他地方志所載15個州縣原額民地59 153.69頃，圈充旗地50 629.05頃，旗地比率達到了85.59%。旗地比率最高的良鄉縣100%，最低的宛平縣67.02%。旗地比率達到80%以上的州縣共10個，占到總州縣數(15個州縣)的66.67%。數據比率詳細分布見下表：

表3 《畿輔通志》所載順天府24個州縣圈充旗地占地率統計

表4 其他地方志所載順天府15個州縣圈充旗地占地率統計

《畿輔通志》和其他地方志史料所涵蓋地區有所不同，《畿輔通志》的旗地比率高于其他地方志史料，但依據兩種史料得出順天府民地80%以上變為旗地的結論，應該符合史實。

三、保定府等8個府(州)下轄64州縣旗地數量及分布

《畿輔通志》有明確圈充旗地數據記載的地區，除了順天府外，還有保定府、承德府、永平府、河間府、天津府、宣化府、遵化州、易州8個府、直隸州，下文整理了8府(州)下轄64個州縣的旗地數據，如表：

表5 光緒《畿輔通志》所載保定府16個州縣圈充土地

表6 《畿輔通志》所載承德府7個州縣圈占沖壓土地

表7 光緒《畿輔通志》所載永平府7個州縣圈充土地

表8 《畿輔通志》所載河間府11個州縣圈充改占土地

表9 《畿輔通志》所載天津府7個州縣圈充土地

表10 《畿輔通志》所載宣化府10個州縣圈充土地

表11 《畿輔通志》所載遵化州3個州縣圈充土地

表12 《畿輔通志》所載易州3個州縣圈充土地

《畿輔通志·田賦》明確記載的旗地區域有順天府、保定府、承德府、永平府、河間府、天津府、宣化府、遵化州、易州等9個府(州)，從以上表格可知，直隸各州縣旗地占有比率并不相同，順天府旗地比率最高(92%)，與其地理位置直接相關，其他地區不同程度的低于順天府。其中，旗地比率50%以上的府(州)一共6個，順天府92%、遵化州89.44%、永平府75.16%、承德府73.54%、易州69.57%、保定府65.78%，余下三處為天津府42.96%、宣化府38.35%、河間府35.53%。9府(州)原額地畝共計411 982.468頃，圈充地畝共計248 580.65頃，旗地比率為60.34%。

具體到府屬下的88州縣，共79個州縣有明確的旗地數據，其中旗地比率最高的州縣達到100%，共有6個：順天府良鄉縣、三河縣、寧河縣、順義縣，永平府灤州、臨榆縣。旗地比率最低者為0%，即沒有旗地，此類州縣共9個，分別為保定府束鹿縣，承德府平泉州、建昌縣、赤峰縣、朝陽縣，河間府寧津縣、故城縣，天津府靜?？h、慶云縣，其中承德府建昌縣、赤峰縣、朝陽縣3縣，原文案“建昌、赤峰、朝陽三縣駐扎外藩，并無土地錢糧，其官役應支俸工均赴司請領”[4]682，故而無旗地。保定府束鹿縣、河間府故城縣，天津府靜?？h、慶云縣4縣沒有旗地。

表13 《畿輔通志》所載清初直隸79個州縣旗地統計

此外，8個府(州)境內所有57州縣，在《畿輔通志》中無旗地數據。正定府、順德府、廣平府、大名府、冀州、趙州、深州、定州等8個府(州)，地處直隸南部，與北京城有一定距離。京南8府(州)地畝共計262 121.9頃，加上有旗地記錄的順天府等9府(州)原額地畝411 982.468頃，直隸原額地畝共計674 104.368頃，圈充旗地為248 580.65頃，直隸地區的整體旗地比率為36.88%。

四、膏腴之地多被圈充

以上9府(州)88州縣境內，一半多的土地成為旗地。且八旗所圈之地，必屬膏腴良地，“直隸地方，順天、保定、永平、宣化、河間、天津等處，膏腴之地，多被旗圈，所剩之田，非山岡水洼，即沙咸瘠薄”(7)孫嘉淦：《孫文定公奏疏》卷8“蠲免事宜疏”，敦和堂刻本，第32-33頁。。筆者特意選擇旗地比率較低的宣化府為例，以示說明。

宣化府距離京師西北350里(8)康熙《畿輔通志》，卷3“疆域形式”，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刻本，第15頁。另外，該志書雖未回避直隸地區土地圈占現象，但并未記載具體的數據。，下轄3州7縣(9)清代的宣化府行政建制，于康雍乾三朝有所不同?？滴跞?1693年)，宣府衛改設州縣，轄延慶、保安二州，宣化、萬全、懷來、懷安、西寧、龍門、赤城、蔚縣八縣。雍正七年(1729年)，蔚州由山西大同改歸直隸宣化府。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廢蔚縣入蔚州，由此形成三州七縣。本文所言宣化縣、懷來縣、保安州，并不涉及行政建制改變的問題，所以，此處概述成“三州七縣”。，包括延慶州、保安州、蔚州、宣化縣、赤城縣、龍門縣、懷來縣、萬全縣、懷安縣、西寧縣。無論是明清時代還是當下，該地區都是連接北京城、溝通晉蒙的重要區域。清代宣化府旗地雖然僅占38.35%，絕對數量并不大，卻占據了最適宜灌溉的區域。旗人長期霸占膏腴土地，掌握用水權，旗民紛爭訴訟不斷，直至清末，給當地民人耕種帶來很大影響。

明清時代，宣化府干旱缺水，年均降水量小于400毫米，貧水年為200—300毫米，年內降水分布極不均勻，播種期降水量僅占全年降水量14%左右，常出現春旱；農作物吐穗灌漿期，往往少雨或幾十天不下透雨，發生“卡脖旱”。氣候寒冷，無霜期短，一年只能一種一收，遇干旱農業減產，人缺糧，畜缺草，災情較重。州、縣志中有不少諸如(康熙)“十六年(1677年)夏，大旱，七月，懷來李華南路及深井堡多狼殺人”(10)王文燾修、張志奇續修：乾隆《宣化府志》(以下簡稱“乾隆續修《宣化府志》”)，卷3“星土志”，乾隆八年(1743年)修，二十二年(1757年)訂補，重刊本，第22頁?！?懷來，乾隆)十年(1745年)夏，大旱，是歲饑”(11)乾隆續修《宣化府志》，卷3“災祥志”，第28頁。一類的記載。同時，該區域也是水患重災區，尤其是桑干河、洋河流域，每年降水集中在6月至8月，上游客水和當地降水匯集起來，沖淘兩岸，造成洪水災害。區域內山丘地形復雜、植被差，每遇暴雨徑流匯集，陡坡流急，常常造成山洪災害，康熙十九年(1680年)“七月，蔚州衛大雨，平地水深數尺，漂沒數堡。深井堡大雨，雹冰塊有尺余者，四十里內禾稼盡傷”(12)乾隆續修《宣化府志》，卷3“災祥志”，第22頁。。旱災與水災，常常還會在短時間內相繼發生，“今年(雍正十二年，1734年)六月間，又聞宣化地方苦旱。七月又有被冰雹之處，其大有如拳、如雞子者，田禾多被損傷”(13)乾隆續修《宣化府志》，卷1“紀”，第25頁。。僅據《張家口地區水利紀事》匯集的方志等史料統計，明清時期宣化府影響嚴重的旱災有40次，水災60次，年降水不到400毫米的貧水地區，水災的破壞性完全不亞于旱災。[16]

自宋金時代，宣化府即有成規模的河渠挖掘與利用，經過明清兩代、民國時期以及新中國成立后不斷發展整修，形成了今天仍在使用的桑干河灌區、洋河灌區等水利網絡，境內大小河渠縱橫，有惠民渠、張公渠、胡公渠、恩民渠、常豐渠、石洞渠、千家渠等干渠，再依傍干渠修筑支流，灌溉農田。該地區至今也是張家口地區主要水稻產區，但桑干河、洋河徑流年內分布仍然極不均勻，每年立夏以后進入枯水期，稻田插秧、麥田夏澆、雜田播種，用水量大，供需矛盾突出，歷代爭水糾紛不斷。[17]

宣化府的旗地圈占情況尤當引起關注。宣化府的圈充地畝占原額地畝的38.35%，略高于比率最低的河間府(35.53%)。在其府屬州縣中，圈充地比率最高的延慶州為72.92%，距離京城較近，同時擁有白河、媯水河等資源，旗地較多。其次，懷安縣52.26%、西寧縣51.18%與懷來縣48.32%，均在50%左右。懷安縣境內有西洋河、東洋河、南洋河等；西寧縣，即是今天的陽原縣，境內有桑乾河等河流；懷來縣境內則有西、東、南洋河匯集之后的洋河?？梢?，宣化府境內桑干河、東洋河、西洋河、南洋河、洋河等流域，利用水源較為便利的地區，是旗地較為集中、分布密集的區域。限于史料，筆者雖無法確定旗地的具體位置，但仍可從中判斷，旗地，尤其是屬于皇室的內務府旗地，大多土質肥沃、地理位置優越，能夠占有水資源即是重要體現。

宣化府圈充旗地整體比率雖然遠低于順天府，然而，由于區域內水利資源分布不均，旗地往往位于能夠獲得水資源的優勢地位，對當地民人耕作及社會所產生的影響，不可小覷。關于清代旗人霸占惠民渠，以至民人土地荒蕪，造成民困，從而糾紛訴訟不斷的史實，有許多史料有所記載，如：“迨至順治年間，風雨調和，無須渠水灌溉，正值圈占旗地，有旗人李業瑛等乘機圖賴，偶逢亢旱之期，宣、保、懷三屬人民竟不得灌田獲利矣?！?14)《開渠建廟碑記》，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菊月立，載于《宣懷涿恩民渠紀實》，1937年編寫?！拔页滴跏拍?1680年)間，近渠圈給旗地，而旗人遂致曲防，專利渠流，僅救西八里旗地而止，民罕沾潤，結訟數十年。僅斷每歲出銀租水，且止灌溉一次，民其病焉。(15)《恩民渠碑記》，雍正八年(1730年)七月立，載于《宣懷涿恩民渠紀實》，1937年編寫?！薄敖衿烨f既居上流，禁民引水，則地土荒蕪，實滋民困苦。令旗、民公用一渠，則彼此各執爭端，將來葛藤，終無寧息?！?16)乾隆續修《宣化府志》，卷1“紀”，第25頁。即便如宣化府38.35%的圈地率，旗地的絕對數量低于民地，旗人仍能以特權身份圈占品質優良、各方資源能得到有利保障的土地，專利渠流，禁民引水，導致民罕沾潤，地土荒蕪，旗人、旗地對當地百姓、地方社會的沖擊力可見一斑。

五、小結

根據《畿輔通志》記載，直隸境內原額地畝共計674 104.368頃，圈充旗地為248 580.65頃，即光緒時期直隸地區整體旗地比率為36.88%。需要注意的是，旗地全部集中于直隸中部、北部地區，該區域旗地比率為60.34%，南部地區并沒有旗地，由此拉低了直隸整體的旗地比率，我們在討論不同區域具體問題時，需要區別對待。

旗地所在區域，即直隸中部、北部的順天府、保定府、承德府、永平府、河間府、天津府、宣化府、遵化州、易州等9個府(州)，其屬下88個州縣中有79個州縣有明確的旗地數據。從府一級數據來看，北京城所在地——順天府旗地比率最高92%，其次為遵化州89.44%、永平府75.16%、承德府73.54%、易州69.57%、保定府65.78%、天津府42.96%、宣化府38.35%、河間府35.53%。分析縣一級數據可知，79個有旗地的州縣中，旗地比率最高者為100%，共有6個；50%以上的州縣共54個；旗地比率90-99.99%的州縣最多，共20個；旗地比率0.01-9.99%的州縣最少，共3個。整體而言，旗地分布以北京城為中心，向外輻射，數量逐層遞減，有旗地的9個府79個州縣，占直隸府州縣全部數目的54%。

非旗圈地區域主要是直隸南部的正定府等8個府(州)下屬共57個州縣，該地區雖然沒有旗地記錄，但并不意味著未受到八旗圈地政策的影響。這些地區是清代撥補地的主要區域，所謂“撥補地”，指清廷在近畿500里大規模圈占旗地的同時，把其他州縣土地作為補償撥給被圈民人的土地。撥補地雖然不屬于旗地，但其產生與畿輔旗地政策直接相關。京南8府(州)57州縣中，共6個府(州)19個州縣有撥補地記錄，占居了京南州縣數目的33.33%，即京南至少1/3的州縣有撥補地。從整個直隸地區來看，就筆者目前的統計，旗地本體以及受其影響產生的撥補地分布在15個府(州)102個州縣境內，占直隸17個府(州)145個州縣數目的70%，即直隸地區有70%的州縣受到清代旗地政策或直接(圈地)或間接(撥補地)不同程度的沖擊和影響。(17)參見拙文《八旗圈地制度的輻射：清初撥補地考實》，待刊稿。

鑒于旗地分布廣、數量多、情況復雜，任何一種史料都無法精準記載相關數據，光緒《畿輔通志》的統計數據亦如此。該書成書較晚，不能完全反映此前尤其是清初圈地的實際情況。經過二百余年，旗地數量已有諸多變化，劉家駒先生認為：“光緒年間廿八縣實剩旗地占原圈地之26%，與原圈旗地相比即知一半以上旗地均為民人所有”[10]211。若劉家駒先生的判斷偏差不大，即一半以上的旗地歸民人所有，那么，以光緒時期整個直隸旗地占有率36.88%計算，清初整體旗地比率大體應該超過60%，直隸北部、中部地區的比率應該更高。但該論點因缺乏整體性史料尚無法確認，需留待進一步考察，然而，我們也可據此大體判斷，清初至乾隆時期，旗地數量有所減少，涉及范圍縮小，影響力也相應降低。此外，還有為數甚多通過非正常途徑占有的旗地，并未體現在清廷的官方記錄中，“旗人私自強占的民田，包括圈地時占領的，停止圈地后占領的，及私自收民人投充的田土，這些田土總數雖無確實的記載，但為數總在十萬頃以上”[10]87。我們對清代旗地，尤其是清初旗地進行判斷時，需要對這些因素加以考量。

有清一代，八旗各類人群以北京城為圓心，層層分布，與同樣居住在畿輔地區的民人構成該地區的兩大主體居民。與此同時，自順治至康熙初期短短40年間，八旗圈地政策的施行及大量民人攜帶地畝投充，導致直隸鄉村社會的土地性質發生結構上的重大變化。旗人與旗地歸屬八旗系統管理，民人與民地歸屬行省府州縣系統管理，分隸兩個完全不同的管理體制。旗地與民地在產權屬性、地畝稅租、司法裁判、繼承處置等方面區別甚大，國家權力在八旗人群與府州縣人群兩種社會形態中的滲透方式也截然不同。這一狀況對清代乃至近現代華北農村的發展模式起到了不可忽略的決定影響，也由此造成華北與其他地區諸多不同的社會特性。

作為國家的政治中心，國家權力對華北基層社會的影響，與對其他地區的影響存在著顯著區別，強調華北區域史研究中“國家的在場”[18]，成為學術界的一種共識。八旗制度對直隸鄉村社會的滲透與干預，是清王朝“國家在場”的重要體現，鄉村社會中的旗人與旗地，則是討論此問題的關鍵研究路徑。在這樣的研究意識之下，整體性把握直隸地區旗地的數量與分布，是我們探討八旗制度與直隸基層社會等問題不應忽略的基礎與前提，對學界反思清代直隸鄉村的社會結構、運轉方式、土地狀況、族群問題將起到有益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