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人口遷徙與科爾沁文化的形成

王頂柱

(內蒙古民族大學 蒙古學學院，內蒙古 通遼 028043)

一、引言

科爾沁蒙古族是在中國蒙古族當中人口最多、分布區域最廣的部落，主要分布于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科爾沁左翼中旗、科爾沁左翼后旗、科爾沁區、開魯縣、扎魯特旗和霍林河市，興安盟科爾沁右翼中旗、科爾沁右翼前旗、扎賚特旗、突泉縣、烏蘭浩特市、阿爾山市，吉林省松源市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白城市通榆縣、洮南市、鎮賚縣、洮北區，四平市雙遼市、公主嶺市，黑龍江省大慶市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肇源縣、肇州縣，齊齊哈爾市富?？h、泰賚縣，綏化市肇東市，遼寧省康平縣、法庫縣、昌圖縣、彰武縣等地區。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科爾沁蒙古族共264.39萬人，其中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1 556 330人，興安盟702 956人；吉林省145 039人，黑龍江省151 448人，遼寧省彰武縣、法庫縣、康平縣等8.82萬人?，F在居住于科爾沁土語區的蒙古族是除了明代科爾沁蒙古族后裔以外，其余來自清末民初由昭烏達盟、卓索圖盟的喀喇沁、土默特、蒙古貞、庫倫、敖漢等地區遷移過來的蒙古族后裔。

明代，科爾沁部居住于額爾古納河流域及額嫩河中下游區域，在哈薩爾及其后裔的帶領下成為強大的部落。達延汗時期，科爾沁部成為蒙古大汗直轄的6萬戶之一，由左翼新明安塔奔、茂明安、烏拉塔塔葛勒沁、布達沁、阿勒塔沁、郭爾羅斯等7個部落鄂托克科爾沁兀魯思，以及右翼克列亦特、主亦特、伊克明安、葛袞合什克、推伯根、撒哈亦特等6個部落鄂托克克列亦特兀魯思組成。

自16世紀30年代初開始，科爾沁部落向南遷徙，并形成以哈薩爾第十三世孫額爾多固海王和圖美扎雅哈齊諸子家族統治為核心的諸多部落。除了阿魯科爾沁、烏喇特、茂明安等部落駐牧于呼倫貝爾及鄂嫩河下游的尼布楚一帶以外，其余部眾隨哈薩爾十四世孫奎蒙克塔斯哈喇從鄂嫩河、額爾古納河流域向嫩江流域遷徙。明萬歷年間，在奎蒙克塔斯哈喇嫡孫甕阿岱的領導下，嫩科爾沁部居住松花江流域，與郭爾羅斯、杜爾伯特、扎賚特、土默特、卦爾察、錫伯等蒙古或女真諸部融合，在中國東北地區形成人口眾多的蒙古部落，其牧地逐漸固定，分左右翼游牧。

17世紀初，嫩科爾沁蒙古族歸順清朝統治。清初，朝廷對外藩蒙古地區實行“封禁”政策。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清廷實施的“移民實邊”政策，加快科爾沁蒙古族從游牧轉向農耕生活的過程，逐步形成以定居和半農半牧為主的生產生活方式。經過近百年探索，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現在科爾沁地區已形成以農為主，多種經營及農牧結合，以農促牧的經濟結構，以外來蒙古族人口為主體，形成將科爾沁蒙古族傳統文化融為一體，并承載漢族、滿族、錫伯族等民族語言文化多元一體的地域文化。

在歷史發展歷程中，科爾沁文化由以游牧為主、狩獵為輔的文化形式逐漸轉變為兼顧畜牧和農耕的復合型文化。這與科爾沁地區的人口遷入、地理環境、經濟結構，以及生產生活方式等因素密切相關。

二、蒙古族人口遷徙是科爾沁文化形成的關鍵

清廷對蒙古地區實行“封禁”到“解禁”政策，科爾沁地區人口遷徙經歷兩種類型。

第一，清廷實施“借地養民”政策，為漢族移民少量流入蒙古地區提供方便。漢族移民遷入內蒙古東部地區是從南到北，從左到右的方向進行的。清朝時期，地廣人稀的昭烏達盟和卓索圖盟成為漢族移民流入的重點地區。經過康熙、雍正二朝的漢族移民活動，到乾隆年間該地區已經完成轉向農耕的變遷，卓索圖盟與昭烏達盟的南部地區，從游牧地帶演變為農耕或半農半牧交錯地帶。[1]79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在土默特右旗境內設三座塔直隸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改為朝陽縣。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在卓索圖盟先后設立平泉縣，建平縣和朝陽縣。[2]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卓索圖盟和昭烏達盟漢族移民已超過當地蒙古族人口。[1]132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卓索圖盟直屬五旗漢族農民達55萬。[3]清末，卓索圖盟蒙古族有17.5萬人，漢族有76萬人，蒙古族占當地總人口的28%，漢族占72%。[1]132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哲里木盟郭爾羅斯前旗鎮國公恭格拉布坦私招內地移民墾荒種地，隨之流入大量漢族移民。嘉慶四年(1799年)，吉林將軍秀林以“豫、魯、燕異地窄人稠，民生困苦”為由，奏請在郭爾羅斯地方“借地安民”。嘉慶五年(1800年)，清廷準其地“招民墾種”，遂解漢人出關之禁。[1]61由此哲里木盟地區各旗進入“請旨招墾”階段。乾隆末年，漢族移民從卓、昭二盟地區逐漸擴展到科爾沁左翼三旗和伊通河流域的郭爾羅斯旗等地，這些地區也成為農耕和半農半牧區。其中郭爾羅斯前旗境內漢族移民增速較快，光緒十五年(1889年)，境內漢人有28 210人，光緒十七年(1891年)，增至142 438人。[1]133自此，漢民的流入逐年增多，從卓索圖盟向東擴展到哲里木盟南端和東端的法庫門、昌圖、彰武、鄭家屯、梨樹、懷德，以及郭爾羅斯前旗等地延伸，致使科爾沁地區南端和東部土地得以開墾，并逐步變成良田。雍正至光緒年間，昭烏達盟和卓索圖盟的喀喇沁、土默特等地蒙古族已經轉變為從事農耕經濟的人群。

第二，道光十九年(1839年)，理藩院發布《禁止私招異旗蒙戶》令，但未能阻止各盟旗的人口流動。嘉慶七年(1802年)，朝廷準四萬余流民，在科爾沁左翼后旗墾種，允許“科爾沁昌圖額勒克等處空地，準令招民墾種?！?1)同治朝《戶部則例》卷七“田賦”，第13頁。嘉慶十一年(1806年)，種地農民已有三千九百余戶。(2)《大清會典事例》卷978，“理藩院·戶丁”。道光二年(1822年)，在科爾沁左翼中旗和科爾沁左翼前旗境內查出“招留民人二百余戶，墾成熟地已有二千余坰，”(3)《清宣宗實錄》，道光二年七月庚辰。道光三年(1823年)，查出科爾沁左翼前期“招留民人一百三戶，耕種熟地已有二千余晌”(4)《清宣宗實錄》，道光三年九月庚午。。同治六年(1867年)，郭爾羅斯公屬轄臺吉從外旗招來的571個農戶被查出。光緒十七年(1891年)，科爾沁右翼前旗私自招來的喀喇沁、土默特蒙古人約千戶。特別是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實施“移民實邊”政策，漢族移民涌入昭烏達盟、卓索圖盟和哲里木盟。據不完全統計，清朝末期內蒙古東三盟的漢族人口已達364.3萬人，當時蒙古族人口的7倍，占總人口的87.5%。其中哲里木盟轄區內的漢族人口占92.3%，卓索圖盟轄區的漢族人口占78.4%，昭烏達盟轄區的漢族人口占83.3%。[1]133清末民初，哲里木盟十旗總人口約250萬，其中蒙古族人口為19.3萬人，漢族人口為230萬人。[1]134部分逃避戰亂的喀喇沁、土默特、蒙古貞、敖漢等地區的蒙古人涌入哲里木盟，致使該地區人口結構和生產生活方式發生急劇變化?！?937年扎賚特旗原籍蒙古族有722戶，共4 449人，外旗來的蒙古族人口3 233戶，共21 331人?？茽柷哂乙碇衅烀晒抛迦丝谥性茽柷呷擞?1 742人，喀喇沁、土默特、蒙古貞等外旗蒙古族人口有14 293人，占全旗總人口的54.1%?！盵4]422

2016年7月20日至9月28日，筆者對國內蒙古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內蒙古科爾沁右翼中旗進行調查。該旗總人口有253 900人，其中蒙古族219 380人，占總人口的86.4%，漢族30 752人，占總人口的12.1%，其他少數民族3 768人，占總人口的1.5%。為了全面、詳細了解該旗蒙古族分布情況和人口結構，調查人員對該旗12個蘇木鎮173個嘎查，463個村進行調查，共調查175 892人，其中蒙古族161 344人，占調查總人數的91.73%，漢族13 886人，占調查總人數的7.89%，其他少數民族662人，占調查總人數的0.38%。在蒙古族當中，原籍科爾沁蒙古族15 913人，占調查蒙古族人口的9.86%，喀喇沁等外來蒙古族145 431人，占調查蒙古族人口的90.14%。

2017年8月15至9月30日，筆者帶領科研團隊對內蒙古扎賚特旗蒙古族聚居的10個蘇木鎮進行調查。該旗總人口404 231人，其中蒙古族158 032人，占總人口的39.09%，漢族240 421人，占總人口的59.48%，其他少數民族5 778人，占總人口的1.43%。為了全面詳細了解扎賚特旗蒙古族分布情況和人口結構，調查人員對10個蘇木鎮127個嘎查，445個村進行調查。本次調查，共調查269 316人，其中蒙古族131 997人，占調查總人數的49.01%，漢族135 814人，占調查總人數的50.43%，其他少數民族1 505人，占調查總人數的0.56%。蒙古族當中，原籍科爾沁蒙古族3 577人，占調查蒙古族人口的2.71%,喀喇沁等外來蒙古族128 420人，占調查蒙古族人口的97.29%。

三、農耕文化的融入是科爾沁文化形成的基礎

歷史上，科爾沁蒙古族從事游牧生活，游牧生活是其傳統文化的基礎。但是，隨著清政府解除對外藩蒙古族地區的“封禁”，科爾沁地區成為漢族和卓索圖盟、昭烏達盟等地區蒙古移民的首選之地。哲里木盟境內流入漢族移民始于乾隆年間。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盛京將軍永瑋奏請“賓圖王旗界內所留民人近鐵嶺者，達爾罕王旗所留民人近開源者，即交鐵嶺縣、開原縣治之?！?5)《清史稿》卷518，“藩部一”。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在法庫門周圍形成74所流民農業屯。[1]31全面放墾蒙地之前，從伊通河邊門起，到法庫邊門，沿邊墻外的狹長地帶，以昌圖、長春二府及所屬一州五縣的建立為標志，形成兩大農業區。一是以長春府及所屬農安縣為中心，沿伊通河、驛馬河、霧開河兩岸、松花江南岸的郭爾羅斯前旗南部地區，一是昌圖府為中心，沿西遼河流域到新開河流域的南部地區。至清朝末年，哲里木盟形成4大農耕區，其中科爾沁左翼前旗和郭爾羅斯前旗，已完成由牧轉向農耕，農耕區的面積為98 100方里，占總面積的13.8%。其余8個蒙旗亦演變為半農半牧區，半農半牧區的面積為611 500方里，占總面積的86.2%。10旗共放草場面積273 000方里，占全境面積的38.5%，其中已墾成熟面積達113 723方里，占全境面積的16%，占已放墾面積的41.7%。[1]81

清朝末年以來，大批漢族移民和喀喇沁、土默特蒙古人涌入科爾沁地區，從事農業生產，不僅促進科爾沁地區農耕文化的發展，而且對原籍科爾沁蒙古人的生產生活帶來巨大的改變，導致原籍科爾沁蒙古族的生活方式、居住環境、飲食習慣、服飾文化等發生變化。尤其是喀喇沁、土默特蒙古人之中的掌握蒙古、漢、滿等語言文字的教書先生、民間藝人、手工藝者、喇嘛醫生等有知識、有文化、有技能的蒙古人的大量涌入，對科爾沁蒙古族地域文化的形成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土默特等外地蒙古族來到科爾沁地區從事農業生產，開啟村落定居生活之后，其間的相互交流融合不斷加強，喀喇沁等外來蒙古族對當地蒙古牧民傳授制做農具、開荒耕植、杖犁耙地、耕種育苗、輪作倒茬、土壤改良及選用良種等農業技術和用泥土筑墻壁，用檁木、秫桔、葦子等材料蓋房頂，在房舍周圍建圍墻、做院落等建筑技術。從此，科爾沁蒙古族逐漸改變過去的游牧經濟，開始學會以農耕生產方式和定居生活環境相適應的各種技術技能。

目前，科爾沁地區蒙古族除通遼市扎魯特旗北部牧區和興安盟科右前旗烏布日扎拉嘎鎮等牧區的蒙古族在從事游牧經濟生活以外，其他地區蒙古族居住磚瓦結構的房屋，過著定居村落生活。在經濟結構上，從過去以牧為主，以農為輔的生產方式轉變為以農為主，多種經營和農牧結合，以農促牧的生產方式。其中，通遼市科爾沁左翼后旗、扎魯特旗基本實現農牧結合、以農促牧的經濟結構，科爾沁區、科爾沁左翼中旗、開魯縣基本實現以農為主，多種經營的生產方式。

內蒙古通遼市科爾沁左翼后旗轄19個蘇木鎮，262個嘎查村，總面積11 750平方公里，總人口40.55萬人，其中蒙古族人口30.4萬人，占總人口的74.96%，擁有天然草牧場923萬畝。2019年牲畜存欄133.9萬頭(只)，其中肉牛存欄69.2萬頭，(基礎母牛存欄46.8萬頭)，羊存欄54.6萬只。全旗現有冷配中心22個，村級冷配點680處，配種技術員千余人，有基層動物防疫站22個，基層獸醫130人，村級防疫員395人，村級協檢員335人。全旗深入貫徹“為養而種，為牧而農”的發展理念，實施引草入田。2019年，種植青貯170萬畝，飼草料儲備達50億公斤，推廣普及母牛精料補飼，母犢分飼，公犢直線育肥等黃牛養殖使用技術，極度提高母牛的繁殖率。

四、聚居村落是科爾沁文化形成的條件

至清末民初，科爾沁蒙古族過著游牧生活，蒙古族傳統文化深根于其生產方式和生活習俗當中。但隨著喀喇沁、土默特等外來新型農耕化的蒙古族和漢族的流入，在科爾沁地區開始形成定居村落。

嘉慶年間，喀喇沁—土默特地區的蒙古族已經進入農耕社會。[5]19世紀末，內蒙古東部地區逐漸形成以蒙古族為主體的蒙古農耕村落。[6]3卓索圖盟北部的昭烏達盟和哲里木盟各旗從19世紀開始大量接受農耕化的喀喇沁、土默特人，在20世紀初步入農耕化過程。[6]3“到20世紀中葉時農耕化的村落已經遍布在大興安嶺南麓廣闊的土地上。至此形成與傳統游牧社會完全不同的農耕化蒙古族村落?！盵7]在哲里木盟十旗當中，科爾沁左翼后旗較早開荒。嘉慶二十一年(1806年)，清廷設昌圖理事通判廳，管理民人事務，專辦收取田租事宜。道光十二年(1832年)，繼續開墾八面城一帶荒地和昌圖附近的夾荒，光緒三年(1877年)始設昌圖府。1902年，昌圖府管理奉化、懷德、康平三個縣和遼源州漢民事宜及蒙漢荒務之事。1913年，撤府改縣。此時，昌圖縣轄屬共有51 857戶，407 583人，而科爾沁左翼后旗蒙古族則3 000戶，15 000人。[4]438科爾沁右翼中旗開墾比較晚。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奉天將軍趙爾巽尊旨籌辦蒙荒，遣道員張心田赴王府議放迤東一帶閑荒，北起茂改土山(今突泉縣六戶鎮境內)，南至得力四臺巴冷西拉(今通榆縣瞻榆鎮南)等處，南北180公里，東西20公里，開荒約64.8萬余坰。為管理所放荒之地事務，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科爾沁右翼中旗放荒地段設置醴泉鎮。[8]宣統元年(1909年)，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巡撫唐紹儀令靖兆鳳在醴泉鎮的轄區內試辦醴泉縣。1914年，因與陜西省醴泉縣重名而更名為突泉縣。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奉天將軍增褀請奏設立札薩克蒙荒行局，從鄭家屯、法庫門到洮兒河西岸放荒招墾，于光緒三十年(1904年)六月清廷批準設立開通縣。該縣占地面積南北45公里，東西100公里。1915年，從突泉縣塔賓站以南的二、三、四、五區的地方分離出來，設立瞻榆縣，該縣占地面積約2 400平方公里。[9]1958年10月16日，原開通縣和瞻榆縣合并成立通榆縣，成為蒙漢農牧民雜居生產生活的地方。同時，蒙漢雜居區被開墾變成良田，被開墾區域內的部牧民遷徙到科爾沁右翼中旗或科爾沁右翼前旗，部分零星散戶相互靠攏，形成十幾戶或幾十戶的村落，逐漸形成定居村落。目前，吉林省、黑龍江省、遼寧省等地區蒙漢雜居區的部分蒙古族，在近百年的大散居、小聚集的生活環境中已經從蒙漢雙語階段向漢語方向的演變。

生計方式的變遷是社會文化演變的根源。村落聚居環境不僅促進科爾沁地區農耕文化的發展，而且為科爾沁蒙古族聚居區的生產生活方式都帶來巨大的變化，致使科爾沁蒙古族積極接受定居村落環境的生活方式。聚居村落環境與游牧的蒙古包居住環境相比，有以下幾點優勢：第一，土木結構房屋適宜于北方冬寒夏熱的氣候，有助于防范自然災害；第二，村落環境易于人們互相幫助，有助于共度難關；第三，村落環境有利于集中管理，對人們衣食住行帶來諸多方便；第四，村落環境對人們身心健康，繁衍生息，都有諸多益處。經過近百年的相互融合和變遷，內蒙古東部地區的通遼市、興安盟等蒙古族地區形成了幾十戶至幾百戶的村落。

五、語言接觸與文化融合是科爾沁文化發展的動力

科爾沁土語在蒙古族諸方言土語中演變速度較快的方言，而科爾沁蒙古族的生活習俗、居住環境、飲食習慣、服飾文化發生巨大變化，與漢族農耕文化的滲透和定居村落文化的形成息息相關。隨著農耕生產的發展，科爾沁地區人口結構發生變化，進一步加深蒙漢民族經濟文化交流和相互影響。尤其改革開放和經濟全球化，以及信息網絡化的推進，對人們的生產生活帶來前所未有的變化?？茽柷呙晒抛褰涍^百余年的歷史變革和生產生活方式的演變，形成相對集中的村落，為其保留自己方言土語特點創造非常好的自然條件。同時，這種村落文化的形成也對科爾沁蒙古族接受喀喇沁等外來蒙古族的生產生活方式和漢族文化的影響奠定基礎。因此，原籍蒙古族與外來蒙古族，蒙古族與漢族之間的語言接觸和文化滲透是科爾沁蒙古族獨特文化形成發展的土壤和源泉。這種特殊社會背景和經濟環境，為科爾沁文化的形成提供豐腴土壤和廣闊舞臺。在傳統與變遷，內部與外部等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科爾沁文化積淀為別具一格的蒙漢文化結合于一體的地方性文化。這種復合型風格的形成，為科爾沁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構成獨具特色與魅力的科爾沁胡仁烏力格爾、敘事民歌、安代舞、四胡演奏等群眾文化。

胡仁烏力格爾是在胡琴伴奏下演說故事的說書藝術，說述中國歷史故事及歷史人物英雄事跡的藝術形式。17—18世紀初，胡仁烏力格爾起源于卓索圖盟土默特左旗，并不斷向北傳唱，在科爾沁蒙古族地區不斷發展完善，形成獨特的藝術形式?？茽柷哒f書藝術既是科爾沁蒙古族燦爛歷史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說書藝術以其鮮明的民族地域特點和藝術特征，體現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歷史和文化傳統，成為科爾沁蒙古族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

科爾沁民歌是民間藝人在四胡伴奏下邊敘述，邊演唱的藝術形式?？茽柷呙窀杓葌鞒忻晒抛迕耖g文學藝術的風格，又融合蒙漢民族民間藝術的精華，形成“兼容并包”的音樂風格。因此，科爾沁民歌在保留蒙古族傳統文化共性的同時，反映出科爾沁蒙古族現實生活中漸趨變化的思想觀念、審美特征、道德觀念、價值取向等文化特征。

安代舞是一種祈求神靈庇佑，祛病消災的舞蹈，是由蒙古族傳統薩滿舞蹈演變而來的?？茽柷咚_滿舞經過漫長的發展與演藝，漸漸形成精靈舞、女薩滿舞等舞蹈形式。薩滿舞是一種舞蹈藝術，是由模擬狩獵生產演變而成的歌舞形式。在明末清初，薩滿舞分化為另一種舞蹈形式——安代舞。安代舞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濃郁的生活氣息，已發展成為蒙古族的大型舞臺舞蹈、廣場舞蹈，以及健身舞的主要形式。

蒙古族人口遷徙是科爾沁文化形成的源泉和基礎?？茽柷呶幕敲晒抛鍌鹘y文化與農耕文化不斷融為一體，并以語言接觸與文化滲透而形成的獨具民族特色和濃郁地域風格的多元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遺產的寶貴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