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經濟援助的效果及啟示

【摘 要】 二戰結束后，日本在恢復自身經濟的同時，開始快速推動官方開發援助的發展。而東南亞成為了日本長期的援助對象。日本在東南亞的大量投入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東南亞各國的發展水平。并且穩定了日本與東南亞的長期關系，增強了日本在該地區的影響力。當下，東南亞作為中國“一帶一路”上的重要一環，其戰略意義不言而喻。本文將探討日本在東南亞經濟援助的形成過程、效果及對我國的啟示。

【關鍵詞】 經濟援助 東南亞 一帶一路

經濟援助是指援助國或國際組織通過提供資金、物資、設備、技術或資料等方式，幫助受援國發展經濟和提高社會福利的具體活動。其中最主要的一種表現形式就是官方開發援助（ODA）。它是指包括經濟合作組織所屬的發展援助委員會成員國和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國的官方機構為促進經濟發展和福利之目的，按優惠條件提供的貸款和贈款的撥付金額。[1]作為二戰的戰敗國，日本一直治力于提高國際形象來實現其“政治大國”的目標。因此，在國民經濟恢復后日本ODA開始急速膨脹，并逐漸形成一套完整的體系。

一、形成背景

為什么日本對外援助的起點是在東南亞地區呢？這是因為東南亞對日本的經濟、政治、安全等方面有很大的戰略價值。從經濟上，日本作為資源匱乏的島國，具有豐富自然資源、廉價勞動力和廣闊市場的東南亞對于日本由極高的經濟價值。從政治上，二戰時期日本對東南亞的侵略事實損害了兩者之間的關系。妥善解決戰爭賠款問題，是修復日本與東南亞關系的重要前提。從安全上，日本的能源安全很大程度上依賴東南亞的馬六甲海峽和新加坡海峽這兩條“海上生命線”。為了保障能源安全，要求日本必須建立局部地區的和平環境、維護與東南亞國家的良好關系。截止1994年底，接受戰后日本雙邊ODA總額排名前十位的受援國中，東南亞國家就占了5個，即第一位的印尼（116.04億美元），第三位的菲律賓（69.79億美元），第四位的泰國（52.20億美元），第九位的緬甸（24.49億美元）和第十位的馬來西亞（21.4億美元）。[2]從日本外務省政府援助白皮書各年數據來看，1994-2015年間，日本對東南亞地區的援助金額占日本對“一帶一路”沿線援助總金額的比重各年均在50%左右。從援助實施開始后的幾十年，東南亞地區一直是日本援助的首要和重點對象。

二、形成過程

日本在東南亞的援助從起步到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52-1977）是日本對外援助的起步階段，援助規模較小。由于二戰結束后，日本作為戰敗國背負著巨額戰爭賠款，其首要任務是恢復國內經濟。加之東南亞國家民眾對日敵對情緒高漲，日本的援助主要是通過戰爭賠款、提供無償資金等方式向東南亞市場輸出本國工業產品和相關服務。提供的商品和服務主要是成套設備和勞務，經濟合作集中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3]該階段日本與東南亞各國簽訂了近20項援助協定。如日本與緬甸簽訂了《日緬賠償及經濟合作協定》、《日緬合約》，其中日本承諾賠償緬甸兩億美元，以提供商品和勞務支付;向日緬合辦企業投資5000萬美元;開展經濟合作項目。第二階段（1997-1992）是日本對外援助的擴大階段。20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經濟高速發展，被稱為亞洲發展奇跡。成為“經濟大國”后，日本于1983年7月正式提出了實現“政治大國”的口號。政府開發援助成為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的必要手段。1992年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了《政府開發援助大綱》，規定日本ODA實行的優先政策。這是日本對外援助擴大階段發展到頂峰的重要標志。之前因日本借助賠款向東南亞進行傾銷，占領了東南亞國家的國內市場，使得東南亞國家多地出現了反日運動。負面效果使得日本政府調整了援助的重心——從基礎設施領域向環保、人口、農業等領域轉移。比如對印度尼西亞的援助內容是以消滅貧困、改善農村生活、支援人口計劃、縮小地區差距等為目的，重點援助印尼東部地區。1977年8月日本時任首相福田糾夫訪問包括馬來西亞、緬甸、印尼等東南亞六國，提出著名的“福田主義”，談到要積極同東南亞合作，促進相互理解與繁榮。由此形成了以政府領導為核心、以實現政治為首要目標、有統一思想指導的在東南亞對外援助體系。第三階段（1992-2005）是日本對外援助急速發展的階段。隨著冷戰的結束，世界多極化趨勢明顯，日本爭當“政治大國”的訴求更為急切，對外經濟援助的發展速度只增不減。2003年日本政府通過了新版《政府開發援助大綱》，新修改的大綱表明ODA服務于本國政治利益與目標的色彩更加濃重。在政治意圖逐漸強烈的背景下，日本在基礎設施等方面加強與東南亞的援助合作。不僅如此，為推進“高質量基礎設施建設”，還加入了對東南亞各國防務領域的合作，通過政府開發援助向東南亞提供巡邏船，幫助其提高海上警備能力。[4]

三、援助效果及啟示

日本的對外援助日益完備，成為了日本與東南亞交往中的一項重要工具。首先，日本對東南亞的經濟援助推進了東南亞經濟的一體化。日本對東南亞的經濟援助在推進經濟一體化方面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早期重點在基礎設施建設的援助推動了東南亞各國的經濟合作。比如日本對東盟滾裝船舶運輸網的構建項目的援助，拉進來東南亞國的距離，為經濟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另一方面，后期在環境、安全等方面的援助推動東南亞各國公共領域的合作。日本一直致力于通過援助成為東南亞各國處理環境及災害防護問題溝通的橋梁。其次，日本在東南亞影響力和軟實力不斷提升。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調查數據現實，東南亞民眾對日本的印象要比對中國的印象更為積極。由于歷史遺留問題，東南亞很多國家都是二戰時期的受害國。但是對日本從仇視情緒變為積極印象，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與日本的ODA政策。

美國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發表了題為《亞洲軟實力》的報告中指出：盡管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日益增強將使其成為亞洲未來的領袖，但中國在亞洲的軟實力綜合指數依然落后于美日。[5]日本擁有比較完備對外經濟援助體制。與之相中國在政策實施和效果實現上并沒有達到預期。第一，我國缺乏系統性對外援助的統一、指導性的法律與科學理論。雖然中國多次提出并修改對外援助基本原則， 援助政策也靈活多變， 但與之相關的法律體系建設和理論發展卻相對滯后。第二，我國對外援助參與主體與資金來源單一化。中國對外援助始終堅持以政府為主導， 卻忽視了非政府組織和社會團體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中國對外援助資金主要來自于政府專項財政撥款， 主要為無償援助、無息貸款和優惠貸款三種類型。[6]過分依賴政府財政支出，不利于貸款資金風險的分擔。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在對外援助方面已經吸取了許多經驗，但在世界上樹立良好的國家形象還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機制。首先，要注重效率與質量，推進法律制度和戰略理論體系建設。日本每次調整對外經濟援政策助，都要經過充分的研究和討論。日本會組織“ODA有識者之會”，成員包括政府官員、企業家和經濟界人士、大學教授或者研究機構的學者。先經過他們的討論、通過，《政府開發合作大綱》最終才由政府認可確定。我國在與東南亞各國交往的過程中需建立大局意識和全局觀念，以一套完備科學的對外戰略體系理論進行雙邊往來，遵守駐在國法律規范和國際慣例。其次，要升級次區域合作，助推“一帶一路”倡議。比如“瀾滄江-湄公河”合作機制是中國在東南亞多方合作機制中一個重要的次區域合作機制。推進該合作機制則必須面對日本這個競爭者。中國應負起大國擔當，與相關國家共同打造以“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為理念的次區域合作版塊。[7]第三，優化參與主體結構，要發揮我國在地緣以及民間交往的優勢。相較于日本，中國在與東南亞國家關系中更具有天然的地緣優勢和族群優勢。東南亞部分國家社會中有不少的華人群體。我國在保持高層交往的同時，應加強學者、媒體間的交流，加大援助互派留學生的力度，更多地讓民間聲音發聲。

結 語

日本對東南亞地區的ODA由來已久。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日本對東南亞地區的經濟援助重點由基礎設施建設向政治、安全等領域轉移，其維護本國政治利益的色彩越來越濃厚。這在促進東南亞地區的經濟一體化的同時，也使得東南亞國家對日本的依賴心理和好感度上升。中國在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援助過程中，可以及借鑒其援助方式，結合自身發展現狀，創新援助戰略，提高對外援助的效果。

【參考文獻】

[1] 世界銀行：《1991年世界發展報告——發展面臨的挑戰》，中南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年

[2] 金熙德：《日本政府開發援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3] 韓晶晶：《二戰后日本對東南亞政府開發援助研究》，華中師范大學，2014

[4] 白如純：《日本對緬甸經濟援助：歷史、現狀與啟示》，現代日本經濟，2017年第5期

作者簡介：胡佳璐（1999-），女，漢，江西新余，單位：北京語言大學，本科生在讀，研究方向：國際事務與國際關系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