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老人"問題與說真話的法律設計

張宏光 楊曉帆 張欣馳

摘 要：繼2006年"彭宇案"之后，出現了一系列"扶老人"事件，引起了嚴重的社會道德和良心危機：需要別人扶，會有被別人訛詐的后果和風險;不扶，會使人面臨道德和社會良心的雙重譴責。一部分中國人從感性的角度出發，譴責現今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人權和道德的淪喪，呼吁"好心人"的出現;另一部分人則前進了一步，認為解決此問題的關鍵在于法律機制的完善，本文通過對"扶老人"事件的研究，從不可驗證性的角度出發，為"扶老人"事件的處理設計了一個說真話的納什均衡，旨在為法律機制的完善提供理論依據。

關鍵詞："扶老人"問題;不可驗證性;說真話;納什均衡法律設計

一、問題的提出

一系列出于好心幫人，反倒被訛事件的發生，引起了人們對扶老人的擔憂，老人摔倒無人扶的問題也愈演愈烈，一句"扶不起"道出了現今中國的道德和法律之殤。如果我們在街上遇到一位老人倒在地上，公眾的第一反應究竟可能會是什么？在一個有十三萬多人自發志愿者參與的北京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某項調查中，僅有不足6%的老年人受訪者選擇毫不猶豫主動扶起來，超過80%的老年人受訪者坦言自己一直存在"老人跌倒，扶不扶"的社會道德焦慮（據《中國青年報》）?！镀哐先怂さ篃o人能攙扶，老人連喊："大家放心，我不訛人"》（2010年11月9日）、《海南七旬老人摔下車倒路邊，3名執法人員無人敢扶》（2011年9月17日）、《雨天路滑老人跌倒，雨中跌傷無人敢扶》（2011年9月20日）、《老人摔倒無人敢動，便衣公安民警好心去扶老人反遭民警勸阻》（2011年9月20日）、《老人摔倒后無人扶遭碾壓，期間23人經過》（2015年2月4日）、《女游客八達嶺長城腳下摔倒，10分鐘無人扶窒息死亡》（2015年4月24日）、《老人市場跌倒昏迷無人扶，部隊退役干部救人》（2015年5月14日）等事件充分反映了"扶老人被訛"的事件給我國社會和經濟帶來的不良影響，一方面，因"扶老人"而惹麻煩、被訛，誣陷的事件不斷地涌現;另一方面，由于無人扶助跌倒老人而出現生命危險的事件也漸漸出現，這一不斷加深的矛盾急需一個有效地方法來解決，本文則是在這樣的社會需求下，從"不可驗證性"問題的研究角度出發，為"扶老人"事件的處理設計了一個說真話的納什均衡，為法律機制的完善提供了一個理論依據。

本文認為以上的看法都各有自己的道理，輿論的導向，道德的缺失都是扶老人事件出現的原因，不過歸根結底都是利益的驅動，或許從理性的角度來考慮這件事才能最終解決，余俊杰（2014）說的對，他從理性的角度系統地分析了"扶老人"事件，他提出，假設扶人者是非施損者，扶與不激勵扶的決定是基于個人的自由，取決于扶的成本與收益的綜合考量，公共部門的激勵和增加扶的收益行為的途徑和措施一般只能是通過降低激勵扶的收益成本或者是增加激勵扶的成本和收益，并在報告中提出了通過公正司法——如何消除被老人誣陷的攙扶者風險、完善對老人的基本社會保障——以及減少老人誣陷攙扶者的成本和花費的具體建議來探討如何降低激勵扶的收益成本，美德的倡導——強化扶人者精神上的滿足聲譽、金錢的激勵的方法來提高扶的收益。確實，扶與不扶都取決于每個人成本與收益的衡量，在出現訛人事件之前，行人愿意去幫助老人，是因為樂于助人也可以帶來收益，而且這種收益與道德水平成正相關的關系，當出現訛人事件之后，扶人者的成本被無限擴大，這才使得老人摔倒，無人敢扶?？墒抢先藶槭裁磿炄四?？這當然也是老人的理性選擇，一是因為收益高，一旦訛人成功，就會有巨大收益，二是成本低，這種成本與老人內心的道德水平成正比，但是之所以會成本低，收益高，其根本原因還是在于"不可驗證性"。"不可驗證性"假定代理人的行動可以被委托人間接或直接地觀察到，但是除了雙方當事人之外，這一信息無法由第三方加以驗證，實際上就是一種"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狀態（陳釗，2010）。

二、模型設定

1.參與人：摔倒者和路人，假定摔倒者和路人都是理性人，遵循效應最大化原則且二人都知道事實的真相（即路人是否是撞人者），不考慮老人昏迷等不清楚事實的情況，因為不清楚事實的情況畢竟是少數。為了下面便于書寫，我們令路人為參與者Ⅰ，摔倒者為參與人Ⅱ。

2.博弈為兩階段動態博弈，第一階段，在參與者Ⅱ摔倒（a2表示，要注意的是，a2并不是參與者Ⅱ的行動，只是為了后面便于表示而引入的一個符號）的前提下，參與者Ⅰ在行動集A1（a1，b1）（a1代表不扶，b1代表扶）中選擇一個行動，如果參與者Ⅰ選擇a1，則博弈結束，二者的支付為（u1（a1， a2）、u2（a1， a2））;第二階段，為一次靜態博弈，如果參與者Ⅰ選擇b1，則參與者Ⅱ觀察到參與者Ⅰ的行動，可以在自己的行動集A2（b2，c2）（b2代表參與者Ⅱ報告參與者Ⅰ撞人，c2代表參與者Ⅱ報告參與者Ⅰ未撞人）中選擇一個能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行動，同時，參與者Ⅰ也可以在自己的行動集A3（c1，d1）（ c1代表參與者Ⅰ報告自己撞人，d1代表參與者Ⅰ報告自己未撞人）中選擇一個能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行動，則二者的支付為（u1，u2）。

3.參與人Ⅰ可能是施損者也有可能是非施損者，二者扶人的收益和不扶人的心理成本不同，用R（e）、C（e）進行區分，扶人者是施損者時e=1，U（1）=0，C（1）=δ>0（肇事逃逸的后果非常嚴重，所以此模型中的δ大于扶老人后要承擔的所有損失之和，肇事者在撞人后一般會扶起老人，不過他有可能在第二階段說自己不是撞人者），扶人者是非施損者時，e=0，U（0）=θ>0，00只有在老人以及社會上的人承認他是好心人的情況下，非施損者時才會達到，如果被老人誣陷，社會不承認他的善舉時，e=-1，U（-1）=0。如果老人一直沒有人扶起，則其損失是一個與摔倒時間長度正相關的函數，用C（t）表示。

4.扶人者在扶人過程中經歷的損失用C0表示，主要為時間損失和金錢損失，如為老人墊付的醫藥費等，若扶人者是非施損者，老人事后返還C0給扶人者。C（r）是一個與老人受傷程度r相關的函數，表示如果法院判定扶人者是施損者，施損者應對老人的賠償，包括醫藥費，精神損失費等，為了簡化分析，我們假定C（r）與C0無關。

三、結論以及政策建議

通過上文的分析，得到以下結論：本文通過引入W0，這個略帶懲罰意味的甄別機制，解決了由于不可驗證性導致的“扶老人”問題。從本質上來說，這個機制的設計是由于增加了說慌的成本，才達到了最后雙方都說真話的納什均衡，為法律的設計提供了具體的理論依據。

據此，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

首先，如上述結論所述，本文的法律設計從本質上說是增加了說謊話的成本，所以只要是有類似效果的措施都可以減少“扶老人”事件的發生，如誠信體系的建設，當然，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一旦誠信體系建設完成，上述法律設計的也就不再有如此大的意義，不過，將此法律設計當作誠信體系建設過程中的過渡法律，還是有一定意義的。

其次，通過上述模型的分析，我們知道此模型的成立有一個重要的假定前提：p≥，雖然這個假定是比較符合實際的，但是隨著p的增大，扶人者和被扶者雙方說謊話的概率就越低。所以可以通過增加路面的監控，更細心地調查取證，增強法院正確判斷誰在說真話的能力，從而達到減少“扶老人”事件發生的目的。

最后，為了取證方便，老人和扶人者都應該盡量保留證據，以防一方說謊話使事情變得更麻煩，證據的存在可以很大程度上打消一方說假話的意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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