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清代理學發展脈絡的分析

倪福東

摘要：清代理學的發展階段，按錢穆先生的說法，分為“晚明諸遺老”的清初階段，大約為順治到康熙前期;康熙中后期以及雍正時期;乾隆、嘉慶時期;道、咸、同、光時期四個階段。從這四個階段深入分析后，筆者發現清代理學發展和其社會背景以及學術背景密不可分，理學的發展變遷也是為了解決當時社會緊張問題而不斷與時俱進的理論基礎。

關鍵詞：清代理學;《清儒學案》;錢穆;發展脈絡

Abstract：According to Mr. Qian mu，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qing dynasty was divided into the early stage of the qing dynasty，from the early stage of shunzhi to the early stage of kangxi.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kangxi and yongzheng period;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s;Tao，salty，same，light period four stages.After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se four stages，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qing dynas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social and academic background，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 is also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constantly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in order to solve the social tension at that time.

Key words：Neo-confucianism in the qing dynasty;Case of Confucianism;? Oriental Forum;developing venation

1 “晚明諸遺老”

在《〈清儒學案〉序》之中，錢穆先生說“清代理學，當分四階段論之”，先就他對第一階段即“晚明諸遺老”，大約為順治到康熙前期，做個大致的解析。他說：

一曰晚明諸遺老，當明之末葉，王學發展已臻頂點，東林繼起，骎骎有由王返朱之勢。晚明諸老，無南無朔，莫不有聞于東林之傳響而起者。故其為學，或向朱，或向王，或調和折衷于斯二者，要皆先之以兼聽而并觀，博學而明辨，故其運思廣而取精宏，固已勝夫南宋以來之僅知有朱，與晚明以來僅知有王矣。抑且孤臣孽子，操心危而慮患深，其所躬修之踐履，有異夫宋明平世之踐履。其所想望之治平，亦非宋明平世之治平。故其所講所學，有辨之益精，可以為理學舊公案作最后之論定者;有探之益深，可以自超于理學舊習套而另辟一嶄新之蹊徑者。不治晚明諸遺老之書，將無以知宋明理學之歸趨。

根據上文，首先，可以了解到明末時期，陽明學是當時的學術熱門，在當時已發展至頂峰。東林學派在承繼陽明學之余，在總的學風上，已經有了“由王返朱”的趨勢。晚明遺民儒者，繼承了東林學派的思想，他們的思想有向朱、向王、調和折衷三個類別。由于晚明遺民儒者這種站在更全面的視野上重新比較探析陽明學與朱子學，對陽明學和朱子學有了整體的把握，發現了兩者的共通之處，這是對比南宋時期的朱子學儒者只局限于朱子學，晚明時期陽明學儒者只局限于陽明學的一大進步。換言之，清初的晚明遺民儒者，漸漸擺脫了“門戶之見”，包容吸收了陽明學和朱子學，更客觀的重新選取兩者中的精華之處。正是這種開放的學術視野和開明的學術氛圍，使得清初時期的理學得到了發展。這正如吳震所言：“宋明理學是一場整體性的思想運動，不論朱子學還是陽明學，他們有著共同的問題關切，即重建儒學的價值體系以推動儒學的全面復興?！鼻宄醯娜逭呖赡芫褪菓阎@樣的想法來復興儒學的。

其次，隨著朝代的更迭，社會的變更，清初的學術也隨之而變。在“躬修踐履”上，清初理學，不同于宋明時期的社會穩定時期即太平之世的踐履，清初正逢朝代的更迭，局部多有戰爭，適逢“亂世”，如當時大清先后平定大順、大西、南明等政權，后又平定三藩之亂、統一臺灣，最終才逐步掌控全國。這是一個不同之處。所以清初儒者面對不穩定的社會，在治理國家和維護社會穩定的方面也是和宋明時期的穩定的太平盛世尤為不同的。

總結清初儒學，其發展有兩個方向：一種是對義理的更為深入、更為精確的把握和探析，如黃宗羲的《明儒學案》與《宋元學案》之類的著作對“理學舊公案作最后之論定”;另一種是通過考據的方法，利用史料作為依據解決理學中的一些問題，如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研究義理會結合考據的方法“自超于理學舊習套而另辟一嶄新之蹊徑”。因此，清初理學是對宋明理學的繼承與發展——大體以向朱，向王，又“由王返朱”這一脈絡沿襲。

2 康熙中后期、雍正時期

第二階段，即康熙中后期以及雍正時期，由于中國的士大夫沒有繼承晚明遺民的志節，而且大清政權也倡導理學為官學來穩定社會，吸引士大夫入仕。這導致的后果就是清廷將理學道統和“刀鋸鼎鑊”的嚴刑峻法成為統治壓迫社會的“利器”。錢穆先生說：

遺民不世襲，中國士大夫既不能長守晚明諸遺老之志節，而建州諸酋乃亦倡導正學以牢籠當世之人心。于是理學道統，遂與朝廷之刀鋸鼎鑊更施迭使，以為壓束社會之利器。于斯時而自負為正學道統者，在野如陸隴其，居鄉里為一善人，當官職為一循吏，如是而止。在朝如李光地，則論學不免為鄉愿，論人不免為回邪。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

往者楊園、語水諸人謹守程朱矩鑊者，寧有此乎？充其極，尚不足追步許衡、吳澄，而謂程朱復生，將許之為護法之門徒，其誰信之？其轉而崇陸王者，感激乎意氣，磨蕩乎俗偽，亦異于昔之為陸王矣。

在此階段，理學的發展停滯，分析其原由，按錢穆先生來看，就是當時自負為理學道統者不堪大任才造成的。其一為在野的如陸隴其等儒者，從他的為人上看，他在鄉里是善人，當官是循吏，中規中矩，但“如是而止”。這在錢穆看來，就是評價陸隴其等人，較之前人，只有為人處世上還值得稱道，他的學問，就不值一提了，沒有什么獨到之處。再如在朝的李光地，錢穆先生更是大為鄙棄，他評價李光地的學問為“鄉愿”，即他的學問沒有什么自己的觀點和立場，只是媚俗趨時，迎合他人罷了;至于李光地的為人，“回邪”即邪佞之人，這更是對其人格的否定。前二者對前人的學問繼承來講，“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就是沒有什么創見發明之處，如同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一般，或是能力上有所欠缺，更不堪者，為人也不正。在謹守“程朱矩鑊”上，遠遠無法和晚明遺民如張履祥（楊園）、呂留良（語水）等人相提并論;在學術成就上，更不能和元朝的許衡、吳澄一樣以其畢生精力為元朝儒學的傳播和發展做出重要貢獻。張履祥、呂留良是在野儒者，許衡、吳澄是在朝儒者，他們當時的社會背景和陸隴其、李光地都有些相像，但他們在當時的個人抉擇就大不相同了。錢穆先生通過這相對應的人物之間對比，表達了自己的看法，這一階段的“程朱”護法門徒，沒有誰能擔負起來。在這個階段，還有一部分儒者“轉而崇陸王”，如湯斌、彭定求、李紱等人，他們也不同于以往的倡導陸王心學的儒者，他們的轉向是因為對當時“正學”的儒者知行不一致，沒有將理學運用到自身，是“口耳之學”，而非“身心之學”，而是轉向陸王批評這種現象。其學問起于批評，而無別的長處。因此，第二階段的理學較之前人，顯得黯然失色，不能爭前人的光輝。

3 乾隆、嘉慶時期

第三階段，即清代學術到了乾隆、嘉慶時期，開始有了明顯的轉向。錢穆先生說：

又其次曰乾嘉。理學道統之說，既不足厭真儒而服豪杰，于是聰明才智旁進橫軼，群湊于經籍考訂之途。而宋明以來相傳八百年理學道統，其精光浩氣，仍自不可掩，一時學人終亦不恐舍置而不道。故當乾嘉考據極盛之際，而理學舊公案之討究亦復起?；?、歙之間，以朱子故里，又承明末東林傳緒，學者守先待后，尚宋尊朱之風，數世不輟。通經而篤古，博學而知服，其素所蘊蓄則然也。

及戴東原起而此風始變。東原排擊宋儒，刻深有過于顏、李，章實齋譏之，謂其飲水忘源，洵為確論。然實齋思想議論，亦以東原轉手而來。蟲生于木，還食其木，此亦事態之常，無足多怪。理學本包孕經學為再生，今徽、歙間學者，久寢饋于經籍之訓詁考據間，還以視夫宋明而有所獻替，亦豈遽得自逃于宋明哉！

故以乾嘉上擬晚明諸遺老，則明遺之所得在時勢之激蕩，乾嘉之所得在經籍之沉浸。斯二者足以上補宋明之未逮，彌縫其缺失而增益其光耀者也。

在這一階段，理學的道統受到清廷政權的嚴密管控，不容過多的爭辯置疑，于是很多“豪杰”儒者，依靠自身的聰明才智，依托對經典古籍的考據，來延續自身的學術道路。但是宋明八百年的理學道統的影響還是深遠，有些學者還是不想舍棄這個優秀的傳統文化，不忍將其冷淡化邊緣化，所以這些學者運用考據的方法對“理學舊公案”進行解析探究。錢穆先生以徽州、歙縣之間的朱子故里的學者，如江永、汪紱等人為例，他們延續了東林學派的學風，仍然“尊朱”，尚宋代朱子學。他們的成就，錢穆先生予以肯定，稱之為“通經而篤古，博學而知服”。即通過考據，對經典古籍理解通透，并不局限于朱子學、陽明學，視野更為廣闊，理解更為全面。 劉大櫆對江永的評價為“博聞強識之君子”，江永其學，“博”、“精”、“新”，即以“博通古今”，要“廣摭博討”、“搜集散見”為博;以“精深研究”，以“窮其理”而“辨其微”為精;以“有所創新”，不“固守前人之見”而“止步不前”為新。在這之后，江永的嫡傳弟子戴震，也興起了新的學風思潮，他觀點鮮明地“排擊宋儒”，尤甚于顏元、李塨，章學誠譏諷其“飲水忘源”，因為戴震的學問的源頭來自宋儒時的理學。然而章學誠的思想議論，也是轉手自戴震。錢穆先生總結這個現象為“理學本包孕經學為再生”，通過對經籍的訓詁考據，其材料不能離開宋明，排擊宋儒，無疑是將經學與理學完全割裂對立的來看待。最后，錢穆先生比較了“晚明諸遺老”和“乾嘉”這兩個階段在學術史上的意義，認為“晚明諸遺老”的清初理學，因為當時社會動蕩，時局不穩，遺老在這個社會背景下探求“經世致用”，尋一在“亂世”之中的“治國良方”，這給清代理學帶來了新的“氣象”，而且當時的學界氛圍十分“活躍”，這也是當時清廷還未嚴加管控時才能有的景象。至于“乾嘉”儒者，另辟蹊徑轉向考據，對以往的經籍有了深入的分析和仔細的校正，同樣是碩果累累。這兩個學術趨向的發展，都補充和完善了宋明理學還未深入的和不足的地方。

4 道、咸、同、光

第四階段，即到了道、咸、同、光時期，清代統治階級已經腐敗墮落，不堪一擊，外有西方列強虎視眈眈，內部民眾不堪其負，起兵造反。政局動蕩，社會混亂。此時的學者已發現經籍考據不能成為治世之良方，故萌生經世致用之志，想通過經世致用來復興衰弱中的中國。然而，為時已晚。對于這段時期清代理學的狀況，錢穆先生這樣總結的：

又其次則曰道、咸、同、光。此際也，建州治權已腐敗不可收拾，而西力東漸，海氛日惡。學者怵于內憂外患，經籍考據不足以安定其心神，而經世致用之志復切，乃相率競及于理學家言，幾幾乎若將為有清一代理學之復興;而考其所得，則較之明遺與乾嘉皆見遜色。何者？其心意迫促，涵養浮露，既不能如晚明諸遺老之潛精抑彩，斂之有以極其深，又不能如乾、嘉諸儒之優游浸漬，涉之有以窮其廣。徒欲懸短綆而汲深井，倚弱篙而渡急湍，則宜乎其無濟也。量斯時之所至，其意氣發舒，若稍稍愈乎順、康、雍之慘沮郁紆則已耳。

在這個階段，清廷的政權已經不再穩固，受到西方列強的壓迫，西方的民主和科學也傳入中國，為維護清廷的統治，理學的“復興”，也是抵御西方文化入侵的一個辦法，因為經籍考據已不能解決現實的問題和困境，此階段的學者試圖倡導理學來“經世致用”帶來實際成效。然而，其結果并不理想，錢穆先生認為，這個階段的學術遠不及“晚明諸遺老”以及“乾嘉”時期的學術。錢穆先生描述其如系著短繩去深井打水，以脆弱的竹竿乘船過急流一般，其結果注定是于事無補的。

5 結語

最后，錢穆先生言簡意賅地總結了清代學術：

要之，有清三百年學術大流，論其精神，仍自沿續宋明理學一派，不當與漢唐經學等量并擬，則昭昭無可疑矣。

清代三百年的學術進程中，其學術精神，雖較之宋明學術在內容和研究路徑上有創新，有變革，但其精神實質還是延續了理學一派。對于漢唐經學，楊世文認為：“儒學成為經學，學者要做的工作僅限于章句的解釋，糾纏于訓詁名物之上，必然陷入繁瑣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泥潭。從漢代以來直至唐代中葉，儒學理論方面沒有多少創造性的發展?！焙茱@然，清代學術中，其學術還是以理學為主，“另辟蹊徑”的考據學，也“包孕”于理學，而且學者多以考據的方法來討究“理學舊公案”，因此，清代理學和漢唐經學是大為不同。

參考文獻：

[1]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2] 吳震.宋明理學視域中的朱子學與陽明學[J].哲學研究，2019（05）.

[3] 楊世文.走出漢學：宋代經典辨疑思潮研究[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

（作者單位：杭州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