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景觀研究的新路徑、新方法與理論進展

張天偉

提 要 語言景觀是社會語言學和語言社會學交叉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本文通過對國外語言景觀研究的經典文獻和最新成果進行梳理和分析，述評了語言景觀研究的傳統和最新路徑、方法和理論進展。語言景觀研究的新路徑關注X景觀、性別、性取向等交叉學科的議題。語言景觀的研究方法除了傳統的質性和量化研究外，還注重心理語言學實驗、APP等現代語言技術手段的應用。語言景觀的理論進展也呈現多元發展態勢，出現了以符號學、多語制等為基礎的不同理論模型和框架。文章最后結合中國研究現狀，探討了國外研究進展對中國相關研究的啟示。

關鍵詞 語言景觀;多語現象;符號學;X景觀

中圖分類號 H00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1014（2020）04-0048-13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00404

New Approaches， Methodologies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Studies

Zhang Tianwei

Abstract Linguistic landscape is an important field at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sociolinguistics and sociology of languag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lassic literature and the latest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first， and then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traditional and latest approaches， methods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in linguistic landscape. The new approaches focus on topics such as X-Scapes， gender and sexuality. Apart from the employment of traditional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e adoption of modern language technologies， such as psycholinguistic experiments and APP， is also advocated in linguistic landscape area. A growing trend of diversification is observed in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with various theoretical models and frameworks based on semiotics and multilingualism having emerged. Finally， the paper reviews current linguistic landscape research in China and indicates the directions possible for future studies.

Key words linguistic landscape; multilingualism; semiotics; X-Scapes

語言景觀是社會語言學和語言社會學研究的重要方面和熱點領域之一。近年來，語言景觀與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政治學、哲學等相互融通，呈現出交叉學科的發展態勢。語言景觀研究有定期召開的國際性學術會議，有專業學術期刊《語言景觀》（Linguistic Landscap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有一定規模的研究隊伍，近年來還出版了大量的學術著述和論文。本文在對語言景觀研究經典文獻和最新成果進行梳理的基礎上，述評語言景觀研究的主要路徑、方法和理論進展。

一、研究路徑

語言景觀的研究路徑與語言景觀的定義、負載功能和研究議題密不可分。語言景觀被引用最多，也是最經典的定義是Landry & Bourhis（1997：25）提出的：“出現在公共路牌、廣告牌、街名、地名、商鋪招牌以及政府樓宇的公共標牌之上的語言共同構成某個屬地、地區或城市群的語言景觀?！眹@上述定義，一般認為語言景觀負載兩個功能，一個是信息功能，另一個是象征功能。信息功能主要指觀察和分析語言場景、言語社區的邊界，以及某一特定領域下面對面互動中的語言使用;象征功能主要指語言景觀承載一些元語言功能，反映一定族群語言群體的相關權力和地位（Lou 2016）。這兩種功能都能通過指代秩序（orders of indexicality）來解釋，即語言景觀一方面指示族群語言群體及其邊界，另一方面指示這一群體的相關權力和社會地位。此外，語言景觀還和一些隱性的社會結構以及社會過程相聯系，如社會結構中的權力層級和社會過程中的全球化等（Silverstein 2003;Lou 2016）。語言景觀還和語言政策聯系密切，Shohamy（2006）認為語言景觀是公共空間中的一種機制，而公共空間是一種能夠以隱性的方式影響、操控并強制推行語言政策的機制。從手段和目標上看，語言政策有顯性和隱性之分，而語言景觀既可以反映顯性的語言政策，又可以通過分析語言事實，揭示其背后隱性的語言政策（Vickers et al. 2015）。換言之，語言景觀的顯性研究議題包括語言沖突、全球化、多語制、語言生態、語言經濟、話語表征、瀕危語言等，隱性研究議題包括認同、權力和意識形態等。

（一）研究背景

語言景觀研究發源于社會語言學，隨著研究領域的拓展，逐漸與其他學科交叉融合，尤其關注多語社會中的語言景觀。一般來說，語言景觀研究路徑主要指研究的主題和視角，研究主題主要指宏觀方面，研究視角多指微觀方面。例如，Purschke（2017）將語言景觀的研究主題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社會動態（如社會移動、超多樣性、移民等）、符號結構（如標牌、地點、人工制品、機構等的符號）、意識形態框架（包括語言政策、語言意識形態、語言態度等）、文化體驗（包括多模態感知、身體修飾和行動方式等）、電子轉換（包括社會媒體、在線空間等）。通過對文獻的梳理，筆者更關注于具體的研究視角，認為傳統研究視角主要聚焦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多語制，這是語言景觀研究最主要的一個方面。該主題關注官方語言景觀和非官方語言景觀的比較研究。官方語言景觀包括馬路標識、街道名稱等，非官方標識包括商店標識、廣告、涂鴉等。官方標識通常是自上而下的，而非官方標識是自下而上的（Ben-Rafael et al. 2006）。官方標識的指代秩序表現為官方權力大于語言使用;非官方標識并不顯示權威性，但由于不同的目的而呈現出多樣性（Gorter 2006;Backhaus 2006;Lou 2016）。該研究路徑的核心問題包括：什么因素導致多語制的出現？語言景觀在不同的語境中表現出哪些功能？人們在社會實踐中是如何操縱這些語言景觀的？多語景觀會產生哪些情感要素？早期的語言景觀研究主要通過圖片和文本的量化分析來關注語言主導和語言政策中涉及的問題，揭示語言和權力在人們生活的景觀中是如何再現的。后來這類研究又拓展到語言景觀中的符號意義，如Laihonen（2016）從語言政策和語言意識形態的關系角度探討了斯洛伐克兩個村莊的匈牙利裔私人領域的語言景觀問題，通過“小心狗”（beware of the dog）的標牌個案分析，揭示了在多語語境下私人領域的語言景觀是如何反映意識形態的。

二是英語作為一種全球語言與地方語言多樣性的關系，不同學者對其有不同的觀點。英語的使用既與語言競爭、語言沖突、語言傳播、語言活力等顯性話題密切相關，又與權力、認同、意識形態等隱性問題緊密相連，英語在語言景觀中的分布、地位和功能始終是語言景觀研究的熱點之一?！督袢沼⒄Z》期刊會不定期刊出語言景觀與英語使用的文章，如Yuan（2018）分析了中國城市里英語翻譯中的認同溝通問題。

三是語言景觀的認同研究。認同研究是社會語言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在語言景觀的視角下，研究者主要關注個人認同和集體認同在城市空間中是如何展現和競爭的。認同可以從國家、集體、機構、個人等不同維度來解讀，且這些認同相互聯系相互影響，涉及文化、歷史、政治等不同因素。由于每一個社會參與者都不止有一種認同，因此在語言景觀中考察不同認同，以及認同之間是如何相互互動和沖突的，成為理解語言景觀中語言角色的重要聚焦點（Blackwood et al. 2016）。認同和沖突可以在語言景觀的符號實踐中再現，折射出語言政策制定的能動性特征。Blackwood et al.（2016）編寫了《語言景觀中協商和競爭的認同》，該論文集從5個方面對語言景觀中的認同進行了研究：一是語言景觀中認同構建的政治和經濟維度，二是語言景觀中的認同保護和競爭，三是協商中的區域和國家認同，四是協商中的集體認同，五是比較視角下的認同構建。此外，還有一些其他視角的研究進展。如Hult（2009）從語言生態的角度分析了瑞典城市語言多樣性問題。Blommaert（2013）探討了民族志、超多樣性和語言景觀的關系，特別是從語言景觀的視角切入標識、話語和語言民族志的關系，通過民族志的方法探討符號景觀背后意義建構的復雜性和超多樣性，這種建構過程是動態的，可以通過“有序指代”（ordered indexicalities）和“層級同時”（layered simultaneity）的概念來解釋。有序指代指多中心體系中的某些中心明顯占據某一特定級別，并成為規范性的中心;層級同時指交際中具有不同歷史性、進而具有不同指代容量（indexical loads）的資源被利用的情況，每一個交際共時行為都承載著歷史指代性（Blommaert 2013）。復雜性可以視為社會語言學超多樣性的實證特征。Gorter et al.（2012）分析了語言景觀中的少數民族語言問題。傳統的少數民族語言研究主要局限于語言維持、語言轉用、語言瀕危、語言活力等問題，而語言景觀為少數民族語言研究帶來了新視角，因為公共空間領域少數民族語言的可見性經常被忽略，語言景觀視角研究有助于理解少數民族語言情景的動態性問題。Vickers et al.（2015）分析了安全標牌的語言景觀，聚焦于標牌上的書面語與現行語言政策的關系，具體分析了低產、中產和高產3個階層居住區在標牌文字使用上的不同，認為這些不同源自于社會的不平等。Rubdy et al.（2015）編寫的論文集中討論了語言景觀中的沖突、排外和異議問題，將語言景觀作為一種競爭舞臺，從話語分析、民族志、人口統計學、社會符號學、語言政策和語言意識形態等多視角，研究了語言景觀中的沖突與排外、異議與保護等議題。

（二）研究路徑的新進展

近年來，語言景觀研究路徑的新進展主要以X景觀研究為代表。X景觀可以理解為X因素影響下的語言景觀研究。X可以指數量上的或字母上的，符號上的或基于體驗的，過去的或將來的，不可知的或神秘的，也可以指某一具體的點（Thurlow & Gon?alves 2019）。Jaworski（2019）認為X是一種全球性（globalese）符號景觀，體驗了跨國主義、世界主義和全球主義的符號意識形態?！墩Z言景觀》期刊2019年第2期就以“X景觀：語言景觀研究的新視角”為題推出了?？?。筆者認為X景觀研究指不拘泥于傳統的語言景觀研究，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視角的、動態的研究，多指非典型語言景觀研究。

Moriarity（2019）從符號景觀的研究路徑研究難民景觀的聲音表達和可視性問題，特別是聲音和可視性的理論及相關的政治問題，聚焦移民、不平等和排斥外來者等社會現象，以期揭示地點是如何被情感、聲音和可視性所結構化的。該個案具體分析了愛爾蘭難民尋求避難的空間化實踐（spatializing practice），以及抵制基于他們自身經驗的主流符號調節的方式，重點研究了難民認為在所在國受到了不公平待遇而產生的違法企圖的符號景觀，認為違法符號景觀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社會激進主義。Guinto（2019）從“社會語言等級”（sociolinguistic scales）和“中心-邊緣動態”（center-periphery dynamics）的視角分析了香港的他加祿語語言景觀。這種景觀與菲傭特別相關，具有“符號中心和邊緣性”特征。作者具體選取的兩類景觀，管制型景觀（regulatory）和商業景觀，都具有菲傭的“永久的臨時性”（permanent temporariness）特征。管制型景觀的實體和置放位置表明其沒有任何被替換或移走的可能性;商業景觀表現為臨時性和重復性，它們季節性或臨時性地出現。管制型景觀中他加祿語的缺失表明菲傭的相對邊緣化，而商業景觀中他加祿語的中心化表明，語言景觀會向經濟利益妥協?？傊?，中心邊緣政治不僅在語言上相互妥協，而且有時會相互矛盾并形成競爭。Lyons（2019）分析了美國加州舊金山“任務街區”的物理和電子景觀，“任務街區”一般指貴族化的街區，作者在Instagram語料中考察了語料是如何被過濾的，分析了照片使用者的自我定位和精英立場是如何有效地強化優勢和重申“任務”的貴族化（gentrification）。作者認為地理標記內容不應該被看為是靜態的指標，而是一個主觀的、動態的，有時是“問題化”的過程。涂鴉是一個重要的語言政策表達機制，是人們為了語言的代表性和呈現率而在公共空間進行斗爭的“戰場”（Shohamy 2006）。傳統的社會語言學研究很少關注被清理后涂鴉的符號學意義。在反涂鴉領域中，涂鴉被清理并不代表意義完全消失，它其實還是保留了一定的符號意義。Pennycook（2010）是較早進行反涂鴉領域語言景觀研究的學者之一。Karlander（2019）探討了空間與符號學的關系，認為被清理的涂鴉景觀也被賦予了另一種符號意義，這種意義通過清理行為而加深。清理行為本身就像涂鴉行為一樣，具有符號意義，被清理的涂鴉可以視為對空間和地點的一種權力的、普遍的嚴格管理。

除了X景觀外，語言景觀也參與了社會語言學的傳統議題——“性別與語言”的討論。2018年《語言景觀》第3期出版了?？靶詣e、性取向和語言景觀”，該專欄文章認為空間、性別和性取向都與權力斗爭相關，從語言景觀視角研究性別和性取向，拓展了傳統社會語言學變異研究的范圍，與貴族化、語言意識形態、商品化、民族主義、能動性、抵抗和保護等議題均有所關聯。性別、性取向與符號景觀之間存在互動的關系，如體驗、情感和權力的方式，使其研究表現出復雜性的特點。Baudinette（2018）采用民族志的方法，分析了東京同性戀街區公共標牌，從語言要求（language desire）的視角，揭示了英語和日語關于同性認同的不同指示性，即英語的全球性和日語的傳統性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語言景觀也開始關注一些景觀研究中的抽象特征。例如Neidt（2020）以意大利裔美國人的節日為個案，分析了節奏（tempo）和情感（affect）是如何相互作用，在居民與景觀空間的互動中影響當地居民認同的話語構建的。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背景

社會科學的研究一般采取“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研究思路，其研究步驟具體包括提出研究問題、建立研究假設、搜集資料、分析資料和驗證研究假設等環節。在此背景下，語言景觀的傳統研究方法基本上沿襲于應用語言學，即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相結合。Purschke（2017）認為質性研究是解釋性驅動的，而量化研究是語料驅動的。傳統的語言景觀研究主要使用電子照片來記錄景觀，然后進行量化分析。但語言景觀與社會生活、人際互動也密切相關，因此，語言景觀也需要訪談、問卷等質性研究去探討語言景觀與文化、社會、經濟和政治語境的關系。質性研究以Blommaert & Maly（2014，2019）的民族志語言景觀研究方法（Ethnographic Linguistic Landscape Analysis，ELLA）為代表，把質性和歷史相結合。除民族志研究之外，口述史研究、行動研究、扎根理論研究、個案研究和話語研究等質性研究方法也在語言景觀研究中不斷應用。

與質性研究相對的是變異語言景觀研究方法（Variationist Linguistic Landscape Study，VaLLS），以第三次變異社會語言學研究浪潮為基礎（Soukup 2016）。語言景觀是社會語言學的重要研究領域，其方法論也隨著社會語言學的發展而不斷變化。Eckert（2012）認為社會語言學變異研究經歷了3次浪潮：第一次是將語言變體與宏觀的社會學范疇相聯系，如社會經濟階層、階級、性別、族群和年齡等;第二次是應用民族志的方法去挖掘更細微的社會學范疇;第三次是認為變異構成了社會符號系統，在既定社區內可表達一定的社會關切，變體的意義在不同的文本語境中被細化，變體不僅僅反映社會意義，也建構社會意義，是社會變化的一種驅動力。因此變異語言景觀研究關注社區中的空間符號表達，研究語言景觀中的符號變異現象，它以量化統計分析為基礎，分析景觀符號的話語意義，以及在社會實踐中表征話語和建構意義的方式。

從語言景觀數據收集的方式來看，一般來說首先要確定語言景觀的空間，具體對標牌地理區域、標牌功能場所、標牌類型等研究目標進行限定，然后用數碼相機等移動設備對對象景觀進行拍攝，對路人、標牌制作者進行問卷或訪談，最后對數據進行歸類、統計和分析。當前，自下而上的、以社區為基礎的語言景觀研究越來越多，學者們更加關注個體和社區的關系研究，通過景觀符號意義的分析，反映出個體和社區在社會實踐中是如何互動并建構社會意義的?；趥€體和社區的互動視角，語言景觀的具體研究方法也不斷拓展。例如，Garvin（2010）、Stroud & Jegel（2014）拓展了訪談等質性研究的數據收集方法，將移動性和敘事化行走（narrated walking）作為了一種方法論。語言景觀有時會將一些方法綜合起來應用，如Papen（2012）綜合運用了話語分析、視覺分析和訪談的方法分析了柏林的語言景觀。盡管柏林的公共空間深受商業廣告的影響，但仍然是公民社會、私人商業和國家相互競爭之地，反映出商業話語、貴族化和公民抗議等不同問題，其語言景觀數據揭示了語言景觀是如何反映德國統一后社會變化和城市化發展的。

（二）研究方法的新進展

近年來，隨著語言景觀研究路徑的拓展，研究對象的擴大，理論的增多，其研究方法也不斷推新，主要表現為將一些新的技術手段和語料收集方法應用到語言景觀的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語言景觀》期刊推出了“語言景觀方法論”?？?，這期?？謩e從以下幾個視角進行了方法論方面的討論。

一是心理語言學實驗技術的應用，特別是眼動、事件相關電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ERP）等技術手段的應用。

Vingron et al.（2017）將前沿的心理語言學研究，特別是眼動追蹤的技術引入來解釋景觀的問題。他們收集了蒙特利爾的英法雙語語料，討論了如何應用眼動追蹤技術去分析多語語言景觀。他們試圖用技術去彌補傳統研究的不足，通過分析去理解公眾是如何觀察多語制，聚焦眼睛是如何在語言景觀的多語對象中移動的。研究發現眼動追蹤技術是語言景觀研究的一個新方法，能夠反映不同語言背景的人們是如何加工真實世界中的語言景觀圖像的。該個案聚焦于兩個問題：一是雙語者在觀察第一語言景觀文本、第二語言景觀文本以及單一語言景觀、半匹配語言景觀圖像的不同;二是雙語者在觀察第一語言景觀文本、第二語言景觀文本以及混合語言景觀（例如多語）圖像的不同。圍繞上述兩個問題，論文分析了第一語言為英語、第二語言為法語的雙語者在觀察含有第一語言文本、第二語言文本和兩種語言混合文本的語言景觀的差異。研究表明，個體分析語言景觀的差異受很多變量的影響，這些變量包括語言背景、語言態度和文化態度等。

二是語料收集方法的技術更新和動態發展，注重應用APP和其他技術手段對靜態和動態語料進行收集和分析。

Purschke（2017）從市民科學角度分析語言景觀，應用智能手機、移動應用和眾包技術（crowdsourcing techniques）進行數據收集和加工。作者首先選取Lingscape和LinguaSnapp這兩個語言景觀研究的APP，從平臺、過程設計、焦點、對象、數據模式等方面分析了兩者的不同，而后重點將市民科學（citizen science）作為一種方法論來分析語言景觀。這是一種以社區為基礎的參與研究框架，它具體從參與者研究（participatory research）、生活世界的定位（lifeworld orientation）、社會參與、計算分析和開放研究實踐等5個方面對景觀進行細化分析。以市民科學為基礎的研究路徑能夠加強語言景觀研究的公眾參與、社會參與和共享權威，它不僅僅是一種數據收集的方法，還能直接參與社區實踐，在公眾話語中協商和建立權威而不只是知識。Seals（2017）從靜態語料的研究方法轉向大規模事件的語料收集，研究注重大規模事件的經驗性特征，明晰研究者定位（positionality）和反思性（reflexivity）的重要性，具體如對2010年美國國家移民改革游行語料進行的數據收集、分析和討論。這種研究方法反映了人們定義空間，處理多模態語篇，解析語言景觀中的各種互動關系。該類研究重視研究者的自我反思，以問題研究為導向，主要聚焦如下問題：（1）我觀察到了什么？（2）為什么我觀察到了語言景觀中的這些要素？（3）我對這些景觀的情感反應是什么？（4）我自身的哪些定位使我與這些景觀產生某種情感？（5）語言景觀能使研究者和其他人發生哪些對話？（Seals 2017：273）。此外，Malinowski（2009）從多模態視角出發，應用多模態的分析方法研究了語言景觀中的作者身份問題。

三是質性研究方法的進展，注重以社區為基礎，將參與者觀察、批評話語分析等結合起來進行整合模式的質性分析。

話語分析，特別是批評話語分析在國外語言景觀中的應用越來越多，涉及合法化、表征和強制目的（coercion）等方面。如J?rlehed（2017）注重從話語的角度分析語言景觀，關注語言景觀的話語建構和表征研究。他通過對西班牙加利西亞和巴斯克地區的街名景觀進行分析，認為：（1）體裁和話語相互依存;（2）體裁的具體物化（materialization）可以產生不同的資源和用途;（3）標記體裁的具體分析和語境化分析可以展示語言景觀的不同意識形態層面;（4）當一個體裁被改變或再語境化，資源就會被重新分配并產生新的可供性，如街名標志被移入到T恤或商店中。Szabó & Troyer（2017）通過錄像、參與者交談和路邊聊天等方式，對匈牙利學校的語言景觀進行了分析。研究發現體驗導入（embodied conduct）和言語互動的情景實踐將模糊觀察和觀察者間的實踐。語言景觀不應僅僅關注空間、地點和感官研究的路徑，因為實地研究，特別是研究者與參與者的互動會反作用于研究者，比如參與者的理解和能動性角色對研究的影響。這也反映了語言政策研究中能動性（agency）與客觀世界（structure）兩個重要概念間的互動和辯證關系：能動性反映政策執行者自由選擇的能力，而客觀世界是影響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做出選擇的外界因素，兩者相互影響，互為依存。

除了上述具體研究方法外，Purschke（2017）認為從方法論上來說，語言景觀研究涉及由外到內模式，關注研究話題、分析類別和解釋框架;自上而下模式，關注研究的實施、發現和交際;專家到外行模式，關注權力的構建而不是知識的產生，強調學術研究中實際目標的認知和社會意義的斷言。

三、語言景觀研究的理論進展

（一）研究背景

語言景觀作為社會語言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不同學者從語言學、符號學、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志學等不同角度推動其理論構建與發展。Purschke（2017）認為語言景觀的理論框架可以分為主題范圍（如Blommaert 2013等）、分析矩陣（如Scollon & Scollon 2003）和解釋框架（如Ben-Rafael 2009）等類別。根據文獻中的關注度，筆者認為目前語言景觀的主要理論有Scollon 和 Scollon（2003）的地理符號學理論、Huebner（2009）的SPEAKING模型、Ben-Rafael（2009）的語言景觀構建原則、Spolsky（2009）和Kallen（2009）的語言選擇理論、Trumper-Hecht（2010）的三大空間理論、Reh（2004）的讀者類型學理論框架等。

Scollon & Scollon（2003）在《物質世界中的話語》一書中從地理符號學的視角研究語言景觀。地理符號學（geosemiotics）構建了一套用以分析空間景觀的語言符號系統，包括語碼取向、字刻和置放等子系統。Shohamy & Waksman（2009）繼續推動了這一領域的進展，將研究文本拓展到紀念碑、身體、移動車身等方面。Huebner（2009）的SPEAKING模型主要繼承了Hymes（1972）的交際民族志學的觀點，從場合、參與者、目的、行為次序、基調、媒介、規約和體裁等方面對語言景觀進行了分析。Ben-Rafael（2009）從社會學的視角對語言景觀的構建原則進行了研究，提出了語言景觀的4個構建原則，即突顯自我、充分理性、集體認同和權力關系。之后，Ben-Rafael（2015）又將理性與突顯自我二者整合為主觀性觀點。Spolsky（2009）認為公共標牌語言選擇理論要考慮3個要素：使用設計者熟知的語言書寫，使用讀者能讀懂的語言書寫，使用自己的語言或者能標明自身身份的語言書寫。Kallen（2009）對此進行了補充，提出了語碼選擇、語用選擇和讀者選擇這3個不同層面的語言選擇。Trumper-Hecht（2010）提出的語言景觀三大空間的理論框架指構想、物理和生活空間為語言景觀的三大空間。Reh（2004）從源于讀者的類型學視角對語言景觀進行了分析，提出了描述和分析多語寫作文本的新模型，認為可以從3個參數角度進行分析：（1）景觀物體的空間移動性，如靜態的商店標志、海報和動態的T恤衫和車體廣告等;（2）多語現象的可見性，分為隱性多語現象和顯性多語現象;（3）多語信息安排的不同形式，包括重復、片段、交疊和互補等。重復指同一種信息可以多種語言來表達;片段指全部信息用一種語言，而某些點用其他語言來表達;交疊指部分信息用兩種以上語言表達，而其他部分只用一種語言表達。尚國文、趙守輝（2014a，b）對上述的部分理論框架進行了述評，這里不再贅述。

（二）語言景觀理論的新進展

隨著研究問題的深入，研究視野的拓展，語言景觀的理論建構也在不斷拓展。如《語言景觀》2020年第1期著重探討了語言景觀的理論最新進展問題，主要以Spolsky（2020）、Gorter & Cenoz（2020）的觀點為代表。

Spolsky（2020）在《語言景觀：公共標識的符號學》一文中，回顧了語言景觀的歷時研究，認為標牌提供了讀寫能力的狀態，但忽略了社會語言學以“言語社區”為基礎的特性，讀和寫對語言景觀同等重要。他認為語言景觀的主要理論來源是符號學，語言景觀可以看作符號學的一個分支。從符號學理論視角研究語言景觀在語言景觀研究的理論視角中占有重要地位，如Scollon & Scollon（2003）早就提出了地理符號學的研究路徑;Jaworski & Thurlow（2010）將空間作為一種符號資源，并提出“符號景觀”的概念;Lou（2016）從符號學視角研究了華盛頓的中國城語言景觀等。

然而語言景觀的主要特性是“包羅萬象”（kaleidoscopic nature），且這種特征的性質不斷加強（Gorter & Cenoz 2020），因此語言景觀的理論視角也呈多樣化的發展態勢，如Szabó-Gillinger et al. （2012）從政治話語視角進行的研究認為，在語言景觀的公共話語角度，標牌從顯性方面看，是一種工具物體或符號空間，但從隱性方面看，它又具有指示性。特別是近年來Gorter等先后從經濟學、教育學、二語習得、跨語言、語言接觸等視角研究語言景觀，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語言景觀研究的整合模式，即公共空間的多語不平等模式（Gorter & Cenoz 2020）。該模式包括的核心要素有：政策的生成、標牌的產生、標牌的意義，以及標牌的感知和應用等。這個模式通過標牌的制造者視角強調了作者身份（authorship）研究，通過循環過程，展示、檢查和解釋了語言景觀如何用來建構，以及建構的過程和結果是如何影響人們的經驗和社會實踐，特別是語言實踐的（Gorter & Cenoz 2020）。該模式認為空間中的語言實踐是不平等的，因為語言的社會地位，人們使用語言時的不同視角、展現方式等差異造成了這種不平等。該模式包括相互之間動態聯系的5個部分，如圖1所示。第一部分是語言政策制定過程，決定了為什么，怎么，以及什么語言會出現在標牌上。第二部分是標牌產生過程，取決于語言的設計、選擇、字刻材料、多模態等。第三部分是模式的核心部分，即都市空間的標牌上展示的是何種語言。第四部分關注標牌對路人個人的影響，即路人看到和讀到了什么。第五部分是路人對標牌語言的感知和反饋，即標牌語言是如何影響路人的行為和語言實踐的。該模式表明語言政策受個人和群體對公共空間文本評估和反應的影響，而這種影響決定了語言政策未來的發展。

圖1 公共空間中的多語不平等模型（Gorter & Cenoz 2020：18）

四、國內研究現狀與思考

自Landry & Bourhis（1997）提出語言景觀的定義以來，語言景觀研究的學科地位逐漸確立。近年來，語言景觀在研究視角、語言方法和理論建構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八街?，可以攻玉”，國外語言景觀的研究進展可以為中國的相關研究帶來一些啟示。

（一）國內研究現狀和問題

國內語言景觀研究近年來在理論引介和實證研究上都取得了重要的進展。筆者在中國知網數據庫以“篇名”為檢索項，以“語言景觀”為關鍵詞，共查詢到243個文獻，其中碩士論文52篇。在理論引介方面，尚國文、趙守輝（2014a，b）介紹了國外語言景觀的分析維度、理論視角、研究方法和發展前景等，對國內了解國外的相關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實證研究方面，國內相關的研究范圍越來越廣，既有共時研究，又有歷時研究。研究已涉及的領域有：語言規范、語言翻譯、語言歷史文化、語言資源、語言態度、語言教育、多語現象、語言認同等。一些學者利用國外學者的視角和框架，做了一些有特色的個案研究，特別是《語言戰略研究》2017年第2期的語言景觀專題，極大地推動了該領域在國內的進展。劉楚群（2017）探討了語言景觀與城市發展的映射關系，具體從店名的符號呈現、店名所指能值關系的規約和割裂、店名與漢字景觀3個方面對江西4個城市做了個案調查，研究發現語言景觀的多樣性與城市發展程度呈正比關系。李麗生、夏娜（2017）以云南省麗江市古城區為例，考察少數民族聚居區語言景觀中的語言生態，發現多語現象是當地語言景觀的主要特征：中文是主導語言;東巴文作為一種文化資源符號，極具特色;英語使用十分廣泛。張媛媛（2017）從言語社區理論出發討論了語言景觀理論的分類標準問題，認為傳統的語言景觀分類標準并不全面，不管是官方的還是非官方的都是如此。她通過香港語言景觀的個案研究，發現香港社區的語言景觀具有明顯的“內外不同”的性質，因此語言景觀的分類標準應該將受眾考慮在內，完善為“官民不同、內外有別”。田飛洋、張維佳（2014）從全球化的視角，具體從超多樣性、移動性和標準性3個方面對北京市學院路街道雙語標牌的不規范現象進行了解釋，指出雙語路牌不是簡單的翻譯問題，而是語言符號背后超多樣性的社會文化問題，是具有不同層次和不同特征的標準性問題。尚國文（2016）從語言經濟學視角分析了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語言景觀構建中涉及的經濟因素，以成本與效益、效率與公平、供給與需求、利用價值、工具理性等語言經濟學概念作為分析工具，闡述新馬泰語言景觀構建的經濟動因，指出官方領域看重標牌政治層面的效用，而私人業主則關注標牌的經濟收益。除了共時研究外，還有一些歷時研究值得關注。如彭國躍（2015）從歷史語言學角度對上海南京路上一百多年間的語言景觀進行歷時考查，將語言景觀分為：店名標牌、商業廣告、政治標語、公益廣告4個方面，一方面展示了語言景觀從形成、繁榮、動蕩到復興的歷史過程，另一方面揭示了政治形勢和經濟體制等社會因素對語言景觀變化的影響。

國內研究雖然在研究體量、理論視角和研究領域方面取得了很多進展，但也面臨著一些問題。一是理論上創新不足，未出現具有可產性的范式或框架?，F有研究的理論基礎基本上是國外的框架，如語言景觀的三大空間、構建原則、全球化等;不同個案的研究結論與框架大多與國外的相關研究類似，未能結合中國語境，提出自己的理論框架和研究范式。二是研究方法單一，數據的收集和分析相對簡單?，F有研究多是傳統的語料收集方法，以普通拍照的方式收集數據，然后對標牌進行簡單的量化統計，與最新的社會語言學數據收集與分析的范式還有較大距離。比如國外的民族志方法論中已包括訪談、調查問卷、文本收集、照相、錄音、錄像等不同方式，但國內已有研究中，除了照相外，還鮮見訪談、問卷等常用研究方法。此外，現有研究缺乏心理語言學等新技術方法的參與。三是研究路徑相對單一?，F有研究大多是傳統的研究路徑，對官方標牌、私人標牌的信息和象征功能，國家通用語、少數民族語言、外語的使用規范和選擇，公共標識語的翻譯與規范等的探討居多，而對動態語言景觀（流動標語、車身廣告等），被清理后涂鴉的符號意義等非典型語言景觀的研究較少。

（二）啟示和展望

受國外語言景觀研究的啟發，筆者認為國內相關研究應注重交叉學科研究，應用現代語言技術，并結合中國語境、研究中國問題、凸顯中國特色，最終提出我們自己的理論假設和研究范式。

語言景觀研究的路徑、方法和理論呈現多元化的發展態勢，研究話題越來越廣，既有多語現象、全球化、跨語碼轉換、超多樣性等熱門話題，又有被清理后的涂鴉、移動電子景觀、群眾游行標牌景觀等新話題，表現出理論多樣化、層面微觀化和視野廣角化的特點。Coulmas（1998）在評述《社會語言學通覽》時曾提到“多種理論而非一種理論”（theories but no theory）的觀點，即社會語言學雖然有很多理論，但囊括一切的社會語言學理論并不存在。語言景觀作為社會語言學的一個分支，也沒有一種一統天下的理論，因此其研究趨勢必將與其他學科，如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經濟學、景觀地理學、生態學等，相互交叉、相互融合，并不斷借鑒其理論和方法進行研究。

隨著互聯網、新媒體、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心理語言學實驗等技術手段的長足發展并與語言學密切融合，現代語言技術得到了快速發展，語言景觀的數據收集和分析方法也在不斷更新，極大拓展了其研究對象和視野。如心理語言學實驗中的眼動儀、ERP等技術的應用，可以分析人們感知語言景觀時的差異，討論哪些變量影響人們對語言景觀的理解。又如5G時代許多技術與產品，需要與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等有機融合，并尋求更多的發展機遇，如何將這些技術有效地融入語言景觀的數據收集和分析中，也是今后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國內的語言景觀研究除了要關注國外前沿理論外，還要以問題研究為導向，在中國語境下，多做一些微觀的、扎實的、基于社區的個案分析?，F在，國內研究還有很多空白之處，很多領域值得深入探討。以下簡要列舉幾個方面：（1）古代建筑牌匾的語言景觀研究。中國歷朝歷代建筑上的牌匾多有變化，如清朝宮殿牌匾的字體有滿漢蒙3種文字，但分布和使用頻次不同，特別是一些宮殿殿額的語言選擇、書寫順序、翻譯方式各有特色，這些要素背后的語言認同、歷史文化因素、民族政策值得深入研究。（2）中國特色的題詞、書法的語言景觀研究。題詞是中國語言景觀中的一大特色，如很多古跡、重要商業建筑、高校牌匾中都有各類重要人物的題詞，這與語言使用規范、合法性、權力、意識形態等都密切相關。趙守輝和巴爾道夫較早對中國題詞研究的意義、研究內容做了初步分析和展望（Zhao & Baldauf 2008），對此領域研究有重要的啟示意義。（3）中國特色戶外標語口號的語言景觀研究。戶外標語口號是中國語言景觀和語言生活的特色現象之一。胡范鑄基于田野調查，關注了戶外標語口號研究的目標、方法等（胡范鑄2004，2006）。中國當代的語言生活中，無論是大都市還是偏僻農村，戶外標語口號在數量、形式、內容上都很豐富，其作為一種符號實踐，動態再現了中國當代社會實踐的符號意義，蘊含了認同、權力和意識形態等深刻的隱性問題。（4）突發事件中的語言景觀研究。突發公共事件的防控中有很有語言生活相關問題，例如新冠肺炎抗擊戰過程中，語言景觀以動態、多模態方式呈現。在高速路口、高鐵、民航、碼頭、車站、商場、超市、物流中心、小區、村莊、馳援車輛、醫院，甚至是醫護人員的防護服上，標語、提示牌、聲援口號、表情符號、詩詞、動漫、歌曲創作等多模態呈現，詮釋眾志成城，共戰疫情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該類景觀既反映了中國國家治理的面貌，又體現了中國語言生活的特色，值得學者深入探討。（5）大都市外國人聚居區和海外華人社區的語言景觀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大都市外國人聚居區和海外華人社區的語言景觀具有超多樣性特征，涉及語言選擇、文字使用等內容，從語言認同、語言政策等很多領域可以深入挖掘。此外，中國大都市、特區、少數民族地區、跨境語言地區各類語言景觀豐富，如雄安新區、粵港澳大灣區等典型語言景觀，被城管清理的涂鴉等非典型景觀，以及政府、公司、學校、家庭等不同領域的語言景觀都有待于后續的深入研究。

五、結 語

誠然，國內語言景觀研究尚在起步階段，參閱國外最新的理論、方法和研究熱點，結合中國國情和語言生活中存在的實際問題來研究，是這一領域未來發展的趨勢。然而，國外語言景觀研究的理論、方法和框架也在不斷完善和修補過程中，對此也不能盲目參考，照搬硬套。當前國內研究的關鍵是在自己的研究中如何融入“中國元素”，凸顯問題意識，在“擺事實、講道理”的基礎上，在共性研究中尋求參數差異，在世界范圍內提出基于中國視角，具有語料特色的理論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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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魏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