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語言景觀與農民工身份認同研究

提 要 本文運用景觀民族志的方法，考察了廣州規模最大的城中村——石牌村清末民初的歷史傳統語言景觀及當代的語言景觀，分析了該村當代語言景觀所反映出的外來農民工階層的社會方言特征，以及語言景觀與外來農民工多重身份認同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顯示，石牌村語言景觀與外來農民工對本土的語言文化身份認同以及對家鄉的地域身份認同具有同構關系，但外來農民工對所居住的大城市和城中村的地域身份認同感很低。文章分析了其動因，并提出了相應的對策。

關鍵詞 石牌村;語言景觀;景觀民族志;外來農民工;身份認同

中圖分類號 H00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1014（2020）04-0061-13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00405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an Urban Village and the Identity of Migrant Workers：An Empirical Study of Shipai Village in Guangzhou

Liu Hui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s underexplored in Chinese linguistic landscape studies. Using a mixed method of data collect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Shipai Village， the largest urban village in Guangzhou city， and analy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dialects as well as the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identities. The naming practices of the historical buildings mark out the traditional clan relationship and the emphasis on private school education in the urban village. Predominantly dwelled by migrant workers， Shipais language choices in shop names indicate that the migrant workers identity construction endeavors through their local languages， cultural markers and hometown symbols. The survey and interview found that the migrant workers had strong identification with their own dialects and cultures， while their belongingness to the host city of Guangzhou and Shipai Village is low. This might be caused by their low social status in the metropolitan city and the difficulty for them to be truly integrated in the urban society.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strategies to enhance migrant worker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host city.

Key words Shipai Village; linguistic landscape; landscape ethnography; migrant workers; identity

一、身份認同與語言景觀

“身份認同”體現了特定時空背景下，人與社會的互動及其結果，反映了個體對自我身份的確認、對所屬群體的認知、對所伴隨情感的體驗及行為模式等的整合的心理歷程（張淑華，李?，?，劉芳2012）。人作為復雜的個體，其身份認同往往是動態的、多重的（董潔2016;郭熙2016;黃行2016）。從階層、地域、族群、語言使用等不同的社會因素視角出發，身份認同可以劃分為階層身份認同、地域身份認同、族群身份認同、語言身份認同等多種類型。在綜合前人對身份認同定義和類型劃分的基礎上，我們將“身份認同”界定為個體成員對其所屬群體、階層、地域、民族、國家等多重社會身份的感知，以及對不同類型身份的認可度及接受度。

語言如何反映并影響身份認同，語言如何建構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建構并維持身份認同，是語言認同研究領域長期關注的重要問題（周慶生2016）。語言景觀是社會公共空間話語體系的構成要素，不僅體現了語言的權勢和地位，也彰顯著景觀創設者與閱讀者的身份認同。如劉慧（2016）實地考察了印尼峇淡、坤甸、北干巴魯三地華族聚居區的語言景觀，發現三地的華語景觀與華人族群身份認同存在互動性同構。

近年來，中國語言景觀的研究對象以城市多語景觀為主，如大都市、特色人群聚集區、商業街等的語言景觀（張媛媛，張斌華2016;俞瑋奇，王婷婷，孫亞楠2016;劉楚群2017），少數民族地區雙語及多語景觀（李麗生，夏娜2017;聶鵬，木乃熱哈2017）等。從研究方法和視角來看，部分成果尚存一些不足，如：重計量、輕解讀;對景觀創設者的意圖多停留在猜測層面，缺乏實地調研（尚國文，趙守輝2014）;景觀考察大多基于共時平面，歷時角度的研究較少（高珊，付伊2017）等。從研究理念和框架來看，上述研究主要借鑒了西方多語景觀的研究成果。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中西方城市空間面貌有所趨同，但差異仍存，如我國大城市的外來農民工聚居的城中村。城中村在城市化過程中具有雙重功能，它既是城市異質的邊緣，也是農民工融入城市的搖籃和橋板（李培林2004）。其語言景觀展現了城市化進程中具有本土化特色的語言風貌，反映了外來農民工的階層特征和多重身份認同，值得關注。

從命名設計來看，該村宗祠景觀的門額多遵循“姓氏+宗祠”的命名原則;對聯則多揭示了姓氏的來源地，以及與該姓氏名人有關的典故，帶有濃厚的傳統文化內涵。如石牌池氏《西河族譜》稱池氏后裔為“錫類”，“錫”通“賜”，意為皇帝賞賜其姓，因而池氏宗祠先祖堂名為“永錫堂”。書塾景觀的門額命名或為紀念宗族成員，如“麗莊家塾”中的“麗莊”是為了紀念董氏八世長房良湖第五子董麗莊;或來源于祖祠廳堂的原名，如董氏坊廳的保良社廳后改為私塾，命名為“保良書室”。

廟宇景觀命名則多遵循“供奉神仙名稱+廟/宮/閣”的原則，如“華光古廟”供奉的是華光元帥神像，“文昌閣”供奉的是文昌帝君等。街巷名稱命名原則較為多元，如來源于祥獸（如“鳳凰”“龍躍”）、名山大川（如“崧岳”）、美好祈愿（如“匡居”、“孔樂”）等，都帶有濃厚的中華傳統文化色彩。

（二）歷史傳統語言景觀所反映的近代村落特點

綜觀清末民初石牌村的語言景觀，總的來說體現了該村以宗族關系為核心，重視私塾教育，民間信仰興盛的特點，展現了傳統村落的鄉土文化風貌，以及嶺南地區因靠海而商貿往來興旺的特點。

具體來看，石牌村宗祠類景觀非常多，體現了它作為典型多姓氏村莊的特點。受訪老人的反饋和文獻資料互證顯示，石牌村的池、董、潘、陳、冼5個姓氏人口占全村總人口的97.6%，宗祠土地達全村土地的40%?！爸辛⑻谩笔谴鍍茸罡呙耖g自治組織，該堂按姓氏人口比例組成族老議事團，負責節慶活動、公共設施、糾紛調解、治安管理等，在村務管理等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宗祠內還有不少私塾、義學、書堂、書院等教育機構的語言景觀，反映了池、董、潘等大姓宗族從中原遷徙而來，保留了中原地區崇文重教的教育傳統（鄭孟煊2006）。

村內廟宇的門額、對聯、碑刻等語言景觀，反映了百年前民間信仰興盛，廟宇遍布中國城鄉（高丙中2006）的面貌。細考之下還可見嶺南村落的多神崇拜，這一富有特色的民間信仰也傳播到了海外華人社區。石牌村以農耕為主，但商鋪景觀也較多。據訪談和文獻互證顯示，該村從宋元時期起就隸屬于番禺，而番禺是海上絲綢之路最早、最繁華的出?？谥?，因此石牌村在明代嘉靖年間就已形成上下山前市頭（其中的固定商鋪大都有招牌），還出現了多個興盛的流動墟市。

（三）歷史傳統語言景觀與居民文化身份認同的同構

時至今日，石牌村歷史傳統語言景觀僅存宗祠、廟宇、街道名稱類景觀，共計不到30條。傳統鄉土建筑的議事、祭祀、教育等功能已逐漸萎縮甚至消失，如今歷史傳統語言景觀的主要作用是保存原住村民的集體文化記憶。村中原住民老人接受訪談時說，看到老房子和牌匾，就想起宗祠及廟宇的祭拜儀式和各種節慶活動，以及祖輩所談及就讀私塾的情景。

我們在問卷和訪談中發現，現居村內的外來農民工對石牌村歷史傳統語言景觀的閱讀感受也以積極評價為主。50.16%的受訪外來農民工將池氏宗祠的門頭牌匾“澠池流芳”選為自己最喜愛的石牌村語言景觀之一。村內現存石質古街道名“鳳凰”“朝陽”也被40.33%的受訪外來農民工選為最喜愛的村內語言景觀之一。這些被調查者都不是原住村民，為什么會對歷史傳統語言景觀產生認同感？部分受訪外來農民工在訪談時表示，雖然他們不了解石牌村的歷史，也不清楚景觀字刻的典故，但這些景觀古色古香，具有中華傳統文化特色，因而得到了他們的認可和喜愛。

由此可見，石牌村歷史傳統語言景觀已由百年前的信息指示功能轉變為一種文化記憶。文化記憶是一種機制，它被外化、對象化并以語言景觀等符號的形式儲存。這些符號形式是穩定的、超越情境的：它們可以從一種情境向另一種情境遷移，并從一代傳遞給另一代（揚·阿斯曼2017）。這種文化記憶促使歷史傳統語言景觀與石牌村原住村民和外來農民工居民之間，產生了兩種身份認同同構：一種是指向原住村民的狹義文化記憶，形成了原住村民對石牌村的地域及宗族文化身份認同;另一種是指向外來農民工居民的廣義中華傳統文化記憶，形成了一種包容力很強的本土傳統文化身份認同。

總的來說，對于石牌村的兩類居民即原住村民和外來農民工而言，盡管其地域身份和階層身份不盡相同，但在對待石牌村歷史傳統語言景觀的態度上，他們均顯示出較高的認同度。傳統是文化中最具特色、最重要、最普遍、最有生命力的內容，也是文化認同的重要載體（崔新建 2004）。傳統文化可以超越地域和階層等因素的限制，為中華民族內部各群體所認可和接受，有利于增強民眾的國家認同（韓震2010）。在當代石牌村，空間轉型加速，人群流動加快，歷史傳統語言景觀不斷萎縮，如果能夠恢復和重建部分景觀，則有助于增強外來農民工的傳統文化身份認同和國家認同。

四、石牌村當代語言景觀與外來農民工的身份認同

改革開放以來，全國各地的打工者大量涌入，解構了石牌村原本單純的鄉土空間，代之以盈利為主的房屋租賃和商業經營空間。石牌村現有外來人口9萬多，原住村民不到1萬，外來人口中95%以上為外來農民工。這種“反客為主”的現象，使得石牌村語言景觀的創設者、閱讀者都發生了很大變化。

2015年初至2017年底，筆者共采集到石牌村各類語言景觀1507條，按照所屬行業可分為十大類，其數量及比例從高到低依次為：（1）房屋租賃類（436條，28.93%）;（2）餐飲類（378條，25.08%）;（3）批發零售類（230條，15.26%）;（4）社區公共服務類（210條，13.94%）;（5）居民生活服務類（114條，7.57%）;（6）醫藥類（60條，3.98%）;（7）手工修理制作類（57條，3.78%）;（8）休閑娛樂類（15條，1%）;（9）教育類（5條，0.33%）;（10）住宿類（2條，0.13%）。^[5]除了第（4）社區公共服務類和第（9）教育類標牌為官方所設立的自上而下的語言景觀，其余85.73%的標牌均為民間設立的自下而上的商業類語言景觀。Maslow（1943）的需求層次理論將人類需求從低到高依次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石牌村位列前三的房屋租賃業（28.93%）、餐飲業（25.08%）、批發零售業（15.26%）語言景觀表明，以住、食、生活用品為主的產業滿足了外來農民工基本的生理需求，也使得石牌村形成了一個獨立的、相對封閉的空間。

（一）石牌村語言景觀與外來農民工的階層特征

陸學藝（2002）根據職業分類及各種資源的占有狀況，將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劃分為10個社會階層和5種社會地位等級。離土離鄉、進城打工的農民工來源于社會中下層的農業勞動者階層，并分化成同樣屬于中下階層的產業工人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以及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這些階層幾乎不擁有組織資源，所擁有的文化資源和經濟資源也較少，因而在整個社會階層結構中的地位比較低。我們把外來農民工居民為主的石牌村與廣州本地居民為主的華景新城社區^[6]進行對比，其語言景觀的相異之處也凸顯出兩地居民社會階層的差異。如表1所示。

表1的“華景新城可見而石牌村未見的語言景觀類型”中，主營香港等地進口商品的港貨店、牙科門診等語言景觀體現了廣州本地中層及上層社會階層對生活質量的要求較高。早教類、課外輔導類、瑜伽健身類語言景觀體現了其在滿足個體的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等高層次需求方面具有較強的經濟實力。表1的“石牌村可見而華景新城未見的語言景觀類型”中，租房類、舊貨類、門診類、手工修理類等語言景觀反映出處于社會中下階層的石牌村外來農民工居民因收入有限而盡力壓縮居住、醫療等方面的成本。田豐（2017）在分析2006～201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綜合調查數據后指出，雖然外來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和絕對收入都有所提升，但其相對收入水平和社會地位都在下降，仍屬于城市邊緣群體。我們的問卷調查也顯示，受訪的石牌村外來農民工居民的收入及受教育程度在廣州整體處于較低水平。^[7]

具體而言，醫藥類語言景觀方面，華景新城僅有1條，即牙科門診類景觀;而石牌村有綜合類醫療門診景觀39條，藥店和中醫類景觀21條。石牌村外來農民工在訪談中表示，他們因為異地戶口很難完全享受本地醫保，遇到常見疾病大多選擇在村內診所藥店就醫拿藥。又如教育行業語言景觀，華景新城有幼兒園和小學景觀8條，各類早教培訓機構、課外輔導班等語言景觀23條;石牌村僅有幼兒園和小學類語言景觀共5條。外地農民工子女因戶籍問題很難入讀村內或附近的公立學校，這使得部分農民工只能把子女留在家鄉入學。王春超、張呈磊（2017）的實證考察證明“家庭遷移”模式下的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感、長期定居意愿及其本地人身份認同感均顯著高于個體遷移者?？梢娮优雽W問題也對外來農民工的城市身份認同產生了明顯的消極影響。

（二）石牌村語言景觀中的社會方言

社會方言是由于社會階層、性別、職業、年齡等社會范疇的不同而出現的各種語言變體。不同階層所使用的社會方言有顯著的差異（游汝杰，鄒嘉彥2016;郭熙2013）。我們以毗鄰石牌村的華景新城、石牌東路商業街、太陽新天地購物廣場作為參照對象，考察石牌村語言景觀用詞所體現出的以外來農民工為主體的社會中下階層的社會方言特點。四地均以商業語言景觀為主。從商品價格及人群消費能力來看，石牌村的商品價格和居民消費水平均較低，華景新城及石牌東商業街屬中檔水平，太陽新天地購物廣場屬高檔水平。

語言景觀具有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店鋪的業名和通名^[8]（趙世舉1999）標示了商品類型和特點，發揮著信息功能。而店鋪的屬名在全球化時代除了標示店鋪主和來源地之外，更多的是傳達企業文化，吸引消費者關注，具有很強的象征功能。尤其是大企業和跨國公司十分注重利用語言景觀中的屬名要素來進行品牌塑造和分眾營銷，如“全聚德”“恒源祥”“Nike”（耐克）等知名品牌皆是如此。

我們通過參與式觀察和訪談得知，石牌村商業景觀的創設者絕大多數都是外地戶籍的個體商販，文化程度不高，流動性較強，其創設的語言景觀體現了大眾化、通俗化、口語化的社會方言特點。如“百姓老酒坊、男友服飾、我家超市、蜂蜜百貨店、鄉下老媽布拉腸、好媽媽童裝屋、美味咸骨粥、舒適內衣、開心文具、人人好商行”等。石牌村還有些景觀使用了粵方言中的“燒臘、糖水、云吞、士多、車衣店”，以及潮汕話中的“雜咸粥、蝦姑、鹵水”等詞語，折射出嶺南方言和飲食文化特色。整體而言，石牌村語言景觀中外語詞、音譯詞、生造詞的使用頻率顯著低于表2中其他三地的語言景觀。

由表2可知，石牌村語言景觀中的地名類和人名類屬名的出現頻率較高，這體現了村內居民的地域身份認同，以及個體經營的特點。我們將在后文詳述。此外，石牌村17%的店鋪景觀僅有業名，沒有屬名和通名，如“電動工具”“新舊貨買賣”“快餐煲仔飯”等，此類招牌在其他三地幾乎沒有見到。由此可見，石牌村商業語言景觀主要起到了介紹店主及商品特點的信息功能，而非品牌塑造的象征功能。

表2中其他三地商業景觀的創設者以大中型企業或連鎖商貿公司為主，其通過廣告公司將景觀設計理念付諸實踐。如在太陽新天地購物廣場，67.7%的店鋪景觀僅有屬名而沒有業名和通名。店鋪屬名中的生造詞、音譯詞、外語詞占總量的82.4%，如“塔拉夏、歌力思、3NITY、DW”等。光看店名很難判斷店里究竟賣什么，景觀所指和經營內容能指之間存在割裂（劉楚群2017）?？梢姼邫n商場中的知名品牌更注重凸顯景觀屬名的象征功能。

（三）石牌村語言景觀的語碼與外來農民工的語言身份認同

周明朗（2014）提出的“語言認同過程”理論指出，無論是語言的學習還是使用，都需要與語言學習者和使用者的身份相匹配。語言景觀包含語碼種類、優先順序等參數，設計者對這些參數的選擇安排也需要與使用者的語言身份認同相匹配。如果語言景觀出現了母語或熟悉的語碼，閱讀者與景觀的互動很可能同構出積極的身份認同;如果景觀上的語碼對閱讀者來說是陌生的，或是感到厭惡的，這種身份認同的同構也許會引發語言歧視甚至語言沖突。

1.石牌村語言景觀的語碼類型與取向

石牌村語言景觀的“語碼類型”包括單語和雙語兩大類，“語碼取向”包括中文優先和外文優先兩大類。我們對表2所述四地語言景觀的語碼類型和取向進行了分類統計，結果如表3所示。

表3所示四地語言景觀中，石牌村的本土化語碼即中文語碼的能見度、凸顯度都是最高的。村內全中文語碼（1399條）及“中文+拼音”（86條）景觀占該村語言景觀總數的98.5%。根據Ben-Rafael（2009）提出的語言景觀建構原則中的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原則，石牌村中文語碼占絕對優勢的語言景觀體現了以外來農民工為主的居住群體對本土化語言身份的集體認同。

我們由表3還可以看到，隨著商品價格及人群消費能力的提高，四地景觀中的語碼類型和取向呈現出“有序異質”的變異特征：體現本土化語境特征的中文語碼，其能見度與凸顯度依次減弱;體現全球化語境特征的外語語碼尤其是英語語碼，其能見度與凸顯度逐漸增強，語碼多元化程度依次增強。博納德·斯波斯基（2016）指出全球化所帶來的雙重影響之一就是公共語言空間不再完全受當地人的控制，外語景觀及外文媒體大量出現。這一現象在高檔商場即表3的“太陽新天地購物廣場”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2.石牌村外來農民工的語言身份認同

景觀設計者的意圖及閱讀者的感受能更直接地反映其語言身份認同。我們口頭訪談了石牌村63家店鋪招牌為中文語碼或中文加拼音的店主，他們均表示自己是店鋪招牌的創設者。在回答為什么選擇中文語碼時，87.45%的受訪者表示是為了讓顧客一看就懂，清晰明了。80.52%的受訪者選用拼音是為了裝飾，讓招牌的語碼更加豐富美觀。91.34%的受訪者表示不選擇英文是因為自己的英文水平不太好，而且村里的人大多數都習慣看中文標牌，沒有必要設置英文?？梢娛茉L的景觀創設者對中文具有較高的認同感，體現出很強的本土化語言身份認同。此外我們對作為閱讀者的外來農民工居民進行了問卷調查，^[9]結果顯示超過半數的外來農民工受訪者對中文單語語碼景觀做出了積極評價，大部分受訪者對英語語碼的關注度和接受度都很低。

由上述訪談和問卷調查可見，石牌村語言景觀的“語碼能見度和凸顯度、景觀創設者的意圖、閱讀者的感受”這三者的契合度較高。該村語言景觀的語碼類型和取向與居民的本土化身份認同之間具有明顯的同構關系。

3.相關動因分析

石牌村外來農民工居民的語言態度、能力、實踐情況，對這種同構關系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們通過問卷調查了其對普通話、家鄉方言、粵方言和英語的態度、能力、實踐情況。

周明朗（2014）的“語言認同過程”理論將“語言認同”分解為“兩個建構，一個過程”，即個人多重身份庫和個人語碼庫的建構，語碼與身份相匹配的過程。表4的數據以及我們在石牌村的參與觀察均表明，石牌村外來農民工居民的個人語碼庫主要包括普通話和家鄉話，廣東省內外來農民工的個人語碼庫還包括粵方言。外來農民工普通話能力與家鄉話能力均較強，在公共場合說普通話及在私人場合說家鄉話的頻率較高，普通話與其本土語言身份認同相匹配，家鄉話語碼與其對家鄉的地域身份認同相匹配，因而其對普通話和家鄉話的認同感也較強。這也證明了語言能力、語言實踐決定著石牌村外來農民工居民的語言身份認同，個人語碼庫的建構與其語言身份認同是互相匹配的。即語言習得、語言實踐決定語言認同（徐大明2016）。

與北京的“浙江村”“河南村”，深圳的“湖南平江村”，廣州的“新疆村”等“同質型聚居區”不同的是，石牌村屬異質型聚居區（王春輝2014b），居民來源地廣泛，他們對各自的家鄉話有著很強的內群體性認同。普通話和簡體字^[10]是外來農民工常用的交際工具，故其宏觀層面的本土語言身份認同也很高，這是一種基于語言文字交際功能的工具性認同（黃行 2016）。前文所述石牌村歷史傳統語言景觀具有傳統文化身份認同的同構功能，但由于數量驟減，故其作為文化載體的功能也日漸式微。

（四）石牌村語言景觀的地名用詞與外來農民工的地域身份認同

1.石牌村語言景觀中的地名類屬名用詞

在石牌村語言景觀的屬名用詞構成中，使用地名類用詞的景觀共計187條，占商業景觀總數的34.4%，在出現頻率上遠遠高于石牌東路商業街（10.4%）、華景新城（10.4%）、太陽新天地購物廣場（2.6%）的地名類屬名用詞（如表2所示）。石牌村商業景觀中的地名類屬名用詞可分為區域統稱、省份地名、市縣地名共3小類（如表5所示）。其中市縣地名用詞的數量最多，共115條。其所涵蓋的地域遍及南北，體現了石牌村外來農民工居民來源的廣泛性及地方身份認同的多元性。

我們訪談了其中74位店主，他們均為景觀的創設者。87.76%的受訪店主表示，景觀上的地名類屬名用詞就是他們的家鄉名，村中居民不乏他們的老鄉。如名為“皖宜包點”的店主表示，他和家人來自安徽安慶，因此用“安徽”的簡稱“皖”和“安慶”的簡稱“宜”來給店鋪命名。村內常見“化州甜品”“隆江豬腳飯”“湛江鴨仔飯”等小吃店，其店主82.4%來自化州、隆江鎮、湛江，多因家鄉小吃價廉物美，經親友介紹來石牌村開店。

問卷調查顯示，40.26%的石牌村外來農民工居民看到招牌上的家鄉地名感覺非常親切，40.91%感覺比較親切。59.74%的被調查者將“有地方特色和鄉土氣息”作為好店名的評價標準之一?？梢娮鳛殚喿x者的石牌村外來農民工居民對家鄉的地域身份認同較為強烈。

2.石牌村外來農民工的地域身份認同

由石牌村商業景觀的地名類屬名用詞可見，石牌村店主在創設語言景觀的同時，也在嘗試“地方建構”（place making）（Hiruy 2009）。他們將地名元素借由語言景觀這一媒介，植入新的地點，起到了延續家鄉情感的作用（Hiruy 2009;Mayer 2011）。當同為外來人口的外來農民工來到石牌村這一個陌生的環境，語言景觀中的地名喚起了其對家鄉的回憶，也使他們的家鄉認同延續到了新的地方。

從人文地理學的視角來看，在上述人地互動的過程中，作為“地方”的石牌村，經由外來居民的主觀性建構，已不僅僅是其身處異地的居住空間，也是其表達情感與認同的社會空間。居民的“地方感”也由此而產生?！暗胤礁小笔侵溉藗儗τ谔囟ǖ胤降那楦幸栏胶驼J同（蔡曉梅，朱竑，劉晨 2012），是個體地域身份認同的體現。石牌村居民對家鄉、石牌村、廣州的地方感如何？我們在問卷中采用Hammitt，Backlund & Bixler（2006）設計的五度量表進行了測量。該量表廣泛應用于人文地理、旅游資源管理等領域，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量表按照人們對地方的情感依賴強度，將地方感從低到高依次分為“熟悉感、歸屬感、認同感、依賴感、根深蒂固感”5個層級。調查結果如下表6所示。

由表6可知，石牌村受訪外來農民工對家鄉的地域身份認同感最高，與語言景觀的地名類屬名用詞的“地方建構”具有同構關系。受訪外來農民工對廣州的地方感最低，對石牌村的地方感略高于廣州，我們的參與式觀察也印證了這一結論，石牌村語言景觀中帶有廣州和石牌村本地地名的店鋪很少，僅有“石牌包店”“朝陽酒莊”“綠荷出租屋”3家。

3.相關動因分析

外來農民工對石牌村的地域身份認同較低的原因與居住環境密切相關。石牌村的出租屋大多狹窄、嘈雜，握手樓林立使得很多居所終日不見陽光。較差的居住條件折射出社會階層的低下。居住環境的隔離化、村落化也會導致交際圈的孤島化。外來農民工對廣州地域身份認同更低的原因是他們雖進入了城市，也找到了工作，但很難像本地市民那樣平等地享受城市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系統的支持，在心理上對廣州了產生一種疏遠乃至不認同的感受，王春光（2006）等學者稱之為農村流動人口的“半城市化”狀態。他們與城市居民基本沒有交集，甚至受到歧視，因此與老鄉親朋交往進而形成內群體認同，成了他們生活的重要支撐。

從語言與認同互動的視角來看，石牌村外來農民工居民對大城市的地域身份認同很低，與其個人語碼庫無法適應或滿足其實現城市市民身份建構的主觀預期有關。訪談和問卷調查顯示，石牌村外來農民工居民以80后、90后的新生代外來農民工為主，盡管他們對家鄉有著較強的熟悉感、歸屬感和認同感，但他們對家鄉的依賴感和根深蒂固感卻并不強烈（見表6）。他們不想回到家鄉，而是希望通過財富積累等手段實現向上的階層流動，擁有大城市戶籍和住房。而大城市作為全球流動資本和跨國公司的聚集地，競爭很激烈，對人才語言能力尤其是多語能力的要求也更高。新生代外來農民工以普通話及家鄉方言為主的個人語碼庫難以滿足大城市對人才多語能力及多元語言文化身份認同的要求，面臨進退兩難的處境。

五、結 語

本文考察了廣州石牌村清末民初的鄉土景觀和全球化時代的語言景觀，分析了當代石牌村語言景觀所反映出的以外來農民工為主體中下階層的社會方言特征，以及語言景觀與外來農民工多重身份認同之間的同構關系。在宏觀層面，一方面，石牌村歷史傳統語言景觀與居民的本土文化身份認同具有同構關系;另一方面，外來農民工居民對該村中文景觀的高認同度，顯示出對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工具性認同。從中觀層面來看，語言景觀與外來農民工對家鄉的地域身份認同形成同構關系，但對所居住的大城市和城中村的地域身份認同出現缺失。

語言不是認同的唯一因素，有時候也不是認同的決定性因素（劉丹青2016）。我們從2003年起，持續跟蹤觀察了數位曾居住在石牌村的外來農民工的居住、工作、生活等情況，當其通過積分入戶廣州，在廣州市郊購買了住房，兒女也在廣州公立幼兒園及小學讀書之后，其對廣州的地域身份認同感顯著提升?？梢妼τ谕鈦磙r民工來說，子女隨遷入戶大城市、教育醫療的保障、穩定的居所和收入等是其建構城市居民身份認同的重要影響因素。

以往研究主要關注的是外來農民工使用普通話的能力，此次調查顯示，新生代外來農民工也希望提升母語書面語能力以及外語能力。因為多語能力可以轉化為經濟和文化資本，而傳統的“單語主義”，已經不適合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時代。多語主義理念之于個人，首先要求掌握好母語，然后要掌握一門本地區最重要的語言，同時還要掌握一門世界上最重要的語言（李宇明2017）。我們的語言規劃和服務要以此為目標，向處于社會中下階層的外來農民工傾斜，這方面相關的研究已經展開（屈哨兵2016;劉玉屏2010），并且應該繼續深入下去。

此外，具有傳統文化特色的語言景觀有助于增強城市居民的傳統文化認同及國家認同，而帶有地域文化特色的語言景觀能夠幫助外來農民工建構對大城市的認同感，因為文化景觀能促進地方感，強化地方意義（Rishbeth 2001）。近年來廣州市政府對石牌村展開了多項微改造工程，其中包括對建筑物及語言景觀的微改造，如引入飄檐、青磚等傳統文化元素，設置石牌歷史文化景墻等。這些對于改善石牌村居住環境，增強外來農民工對石牌村乃至廣州的地域身份認同都是有益之舉。

認同具有很強的主觀性。如何為主觀的認同找到客觀的語言學基礎和依據（徐大明2016），語言景觀與認同互動的研究法值得一試。也許目前我們還難以找到最合適的研究語言與認同的方法，但必須有方法論層次上的強烈意識，因為理論思維離不開方法的支撐（李宇明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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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韓 暢

^[1]“認同同構”（co-construciton of identity）強調人的認同是在與語言環境、交際對象、媒體等要素的互動中加以建構的（Deckert & Vickers 2011）?！罢J同同構”不僅關注認同建構的過程，更關注在認同建構過程中存在哪些要素，它們是如何發揮作用的。

^[2]“語標”是對人具有標記作用的語言或語言成分?！熬哂袠擞涀饔谩笔侵刚Z言或語言成分可以表現人的社會特征、交際者之間的社會關系等（郭熙2013）。語言景觀是社會公共空間的一種書面“語標”。

^[3]具體而言，527位受調查者中，年齡分布為：14～20歲5.74%，21～30歲46.72%，31～40歲37.7%，41～50歲9.84%。職業分布為：電腦城打工者42.62%，個體商販15.57%，辦公室文員13.93%，百貨等行業服務員11.48%，快遞員3.28%，其余為搬運工、司機等。戶籍來源：來自廣東省內城市的9.02%，省內農村的35.25%，地區為湛江、潮汕、梅州等地;來自外省城市的15.57%，外省農村的40.16%。其中河南省19.67%，湖北省16.39%，湖南省14.75%，四川省8.2%，安徽省1.64%，廣西省3.11%，山東省3.11%，浙江省1.3%。

^[4]之所以將歷時考察的時間上限設定為清末民初，一方面是因為1839年照相機發明，人們開始具備拍攝和保存語言景觀的客觀條件;另一方面是可以對石牌村原住民老人進行訪談互證，如果時間上限過于久遠，受訪者很難回憶起相關內容。

^[5]其中房屋租賃業語言景觀為石牌村內房屋出租廣告。餐飲業語言景觀主要是村內南北方多種特色小吃店及快餐店的招牌燈景觀。批發零售業語言景觀包括小型超市56條，手機（卡）店29條，服裝店27條，水果店18條，舊貨店16條，涼茶店16條，五金雜貨店12條，肉菜店11條，性用品店11條，甜品店（糖水鋪）9條，西點店7條，煙酒店7條，洋餐店4條，文具店3條，樂器店2條，怡寶水店1條，廚具茶具店1條。公共服務業語言景觀包括街道標牌121條，安保警示牌67條，公益廣告13條，公告7條，老人中心2條。居民生活服務業語言景觀包括村內商鋪招聘啟事29條，美容美發25條，快遞（包括餐飲配送）15條，光纖寬帶安裝14條，復印打印11條，廣告制作6條，干洗5條，照相及沖洗4條，占卜2條，紋身2條，燃氣及配送服務1條。醫藥業語言景觀包括綜合門診39條，藥店11條，中醫理療10條。手工修理制作業語言景觀包括“修傘、修鞋、開鎖、刻章”類19條，小家電維修清洗18條，裁縫類11條，打金銀首飾類6條，電動車修理3條。休閑娛樂業語言景觀包括按摩沐足店5條，寵物店4條，棋牌室4條，花店2條。教育業語言景觀包括幼兒園3條。小學2條。住宿業語言景觀共2條，均為旅館標牌。

^[6]與石牌村5公里之隔的華景新城社區，面積約為0.6平方公里，共建有97棟高層電梯樓。我們通過對華景新城居委會及物業管理公司的訪談了解到，該社區現居人口亦為10萬，以廣州本地居民為主。從居民階層分布來看，華景新城的居民以中上層的專業技術人員階層為主，也包括中層的辦事人員階層，以及上層的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超半數居民擁有本科及以上學歷，月均收入在6000元以上，多有醫療社保并選擇附近公立三甲醫院就醫，屬于廣州市的中產階級。我們在2017年8月對該社區的語言景觀進行了窮盡性的拍攝和統計分析，共收集到語言景觀407條，其中98.7%為商業類的民間標牌，其景觀的類型特點、用詞及語碼情況分別如正文的表1、表2、表3所示。

^[7]問卷調查顯示，石牌村受訪外來農民工中16.56%的月收入剛剛超過廣州市2017年最低工資標準，即1895元/月，53.54%的月收入在4000元以下。學歷為初中（含中師）及高中（含中專）及以下的占72.73%，只有27.27%接受了高等教育，其中大專占15.58%。

^[8]趙世舉（1999）將店鋪語言景觀名稱分為3部分：一是表明所屬和個性的區別性名號，即屬名;二是表明從業類型的名稱，即業名;三是商業單位的通用名稱，即通名。以石牌村店名“阿文烤魚”為例，“阿文”是屬名，“烤魚”是業名，通名從略。

^[9]問題之一：目前石牌村的商店招牌大多數只有漢字，您認為這樣（ ）。選擇“非常好”或“比較好”的占51.67%。問題之二：如果石牌村有5家店鋪，除了招牌不一樣，其余都一模一樣，你會選擇去哪一家購買？選擇“招牌上都是漢字的那一家”占49.1%，選擇“‘招牌上有漢字，也有拼音的那一家”占15%。問題之三（可多選）：您覺得石牌村店鋪招牌存在哪些問題？選擇比例最低的選項是“招牌上的英文太少了”，占6.54%。問題之四（可多選）：如果對石牌村店鋪招牌進行改造，您認為應該怎么做？選擇“在招牌上增加英文，用中英雙語”選項的比例依然最低，占13.33%。

^[10]我們的調查統計顯示，石牌村僅有10條商業性語言景觀中出現了繁體字，其余漢字均為簡體字。

作者簡介：劉慧，女，暨南大學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海外華語與華文教學、社會語言學。電子郵箱：liuhuizhenru@126.com。

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語言生態視域下廣州城中村居民語言生活與語言服務研究”（18YJC740021）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