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海與浮標

去年冬天，我回老家照顧生病的父親。每天從醫院出來，我很少直接回家，而是會繞到街上去逛一逛。醫院在老城區的邊緣，走一走就能路過我的小學，再走一走，就會路過我的幼兒園。小學我沒進去過，幼兒園這些年經歷停辦、變賣和整修，現在被一家深圳來的培訓機構改造，重新開張。簇新的油漆覆蓋掉兒時的磚墻，還好我有記憶。老城區拆拆改改，早已破敗。

隨便找家路邊小館子坐下來吃碗粉，跟老板叮囑不要帶皮肉。老板卻說：“我們家的肉都耙得很！附近老人家多，不敢做硬了?！弊咴诼飞戏叛劭慈?，確是人均年齡六十。

晚上有時睡不著，想點外賣，發現所有能送外賣的商家都在新城區。貴州冬夜冷得浸骨，想想送來都冷了，只能作罷。

跟我的同學相比，我記憶里的家沒有變成高架橋或者公路，只是衰敗了，成了個衰敗的院子。

從我記事起，院子就比城本身意味更多。院子是家屬院，緊鄰辦公區，十幾棟六層高的宿舍樓和更早修建的小別墅圍成一個相對獨立的世界。這里屬于城區，但跟商業區有著天然的距離。鄰居們都是父親的同事，一做同事就是幾十年。院子里除了孩子晚飯后的嬉鬧聲，其他時候多是安靜的。后來我在廣州一住十五年，搬家好幾次，但無論搬到哪里都在市聲中。尤其在亞熱帶漫長的夏夜里，聲響并不會因為夜的到來而停歇。我意識到自己成長的那十幾年里環境的不同。從小，奶奶就跟我說，我們家是外地人。在我們家那個不大不小的院子里，也多是外地人和他們的子女。跟我的爺爺奶奶一樣，童年伙伴們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也多是支援建設的科技工作者。山東、河南、四川、浙江……院子里的長輩們口音雜糅，多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落定在這座西南小城。有像我爺爺這樣的，十三歲參加八路軍入了共產黨，也有我外公這樣的，是國民黨的降軍。他們在這里生存下去，生兒育女。兒女們再締結婚姻，生兒育女。

我以前對于自己外地人的身份，認識多少有點含糊，甚至跟父親討論：“爸爸，你覺得你是哪里人？”

父親說：“怎么這么問？”

“大伯是福建人，我覺得?！蔽掖蟛邭q考上浙大離家，后定居福建，至今已四十余年，飲食、語言都已閩南化。

“那我是貴州人?！备赣H說。

“為什么？你在重慶出生，在長沙讀書，籍貫河北饒陽?！蔽艺f。

“這么幾十年，我的生活習慣、思維方式……我就是貴州人了?！备赣H說。

我母親則時而覺得自己是河南人，時而覺得自己是貴州人。從血統上來說，她又是新疆人。

這就是我們家。

也是去年冬天，在醫院照顧父親，讓我對自己的身份多了一點認知。我十七歲就離開家了，對這座城的理解封鎖在二〇〇一年以前我們那個家屬院的范圍。三個月里，父親同病房里的病人來來去去，我沒遇見一個病人家屬跟我一樣是外地人的后代、北方人的后代。十里八鄉的人都來這個附近最好的醫院看病，有城市的居民，也有近郊或各縣的農民。很快，我知道了我們本質的不同?！麄冇型恋?，我們家沒有。我們從祖輩開始就斬斷了與土地與血緣的聯系，靠自己的技能在城里安身立命。

土地會長出糧食、作物，會長出親族、血緣。而父親的病床前，只有我和母親。我們在本地沒有親戚。父親的兄弟姐妹、母親的兄弟姐妹，以及我的表姐表弟們包括我自己，都走得很遠。走到外省，走到國外去。

我這種外地人的后代，從小就被鼓勵要像祖輩一樣，去求新的生活，去奔好的前程，離開家，到更好更大的世界去。對祖輩來說，是“五四”時參加革命、成為新人的潮流；對父輩來說，是上山下鄉和恢復高考的潮流；對我來說，是從內陸到沿海、從小城到大城流動的潮流。流動像基因一樣被繼承，而流動也帶來對居住環境的特殊認知方式和情感依賴；更傾向于發現“周圍”，即一座城的局部。

我寫的小說中，有城作為風物背景的，如《鮑時進》《拱豬》《九重葛》等，莫不是“局部”與“周圍”。人在圍城中，圍城或顯形或隱形，可以是工廠，也可以是大院。這是與我的成長經驗相關聯部分的城市。帶著上世紀九十年代到世紀末的氣息，已逐漸衰敗的景觀和人文。人的境遇則是當代的。他們被困囿于新世紀來臨前三十年的時空里，進入兩千年，則被拋舉，再慢慢被拋棄。所謂退出歷史舞臺。

到廣州后，不再有學校的圍墻，我開始適應做一個大城的游民。在廣州最初的幾年，由于做記者，也因為好奇，我是名副其實的閑逛者。白天或晚上，都有足夠的理由出現在城里任意一個角落。新聞總不預告地點就發生。因為這種隨機性，以及職業帶來的便利，我像一塊玻璃切片，橫插進了廣州的肌理之中。這座城因我身體力行地一次次穿過，用眼睛、耳朵和筆一次次體驗和記錄，變成了一個活體。它跟我一起呼吸，一起入睡，也一起失意或睡不著。每天收工后，我對著電視的粵語頻道學粵語。很快，語言變成舢板，讓我的游蕩更自由了。我大學是在廈門念的，在廣州并沒有同學、老師和朋友，能交往的只有同事。被孤獨啃嚙的記憶是清晰的，但也有更廣義的、抽象的愛戀，就是對這座城。我們彼此塑形，彼此妥協以及慢慢波瀾不驚。但無論如何，我在這里買房定居，我的世界開始有了一個圓心。

在這個千萬人口的城市，我跟其他外來者一樣，自在隱匿其中。如果說祖輩的成長教育由部隊完成，父輩的成長教育由下鄉完成，那我的成長教育則由在一座陌生的大城市扎根完成。在《蹦床》《清潔》《飼貓》《離蕭紅八百米》等小說里，這種經驗被審視及內觀，也與更廣大的世界相連，因為我是流動的。不只在這座城市中，也在這個國家，在這個世界，心思意念亦可遨游寰宇。但因為與這座城的關系并非寄生，而是互為活體，是對等的生命共振，所以不會刻意把城市客體化、物質化、無機化?！窀绲挠^念里對所謂城市的認知一般。

我們共生共榮，或者一起黯淡衰敗，慢慢接近人生的中點。

二〇一七年夏天，在華沙，一個猶太歷史學家問我：“為什么在中國的城市總是很難找到中心？”

我問他：“中心指的是什么？”

他說：“你看，歐洲城鎮的中心是恒定的，教堂、市政廳、市民廣場，但在中國，我發現在地圖上很難判斷哪里才是這個城市的中心?！?/p>

他去過的唯一一個中國城市是臺北。

我回想在臺北的經歷，是啊，舊城有龍山寺、西門町、大稻埕，新城有101大樓。但市民們各有各自的中心，關乎信仰、宗親（無論在臺北這樣的現代大城市殘存多少）、職業和社交。如果相對于中國的歷史，臺北只是一座新城的話，那么古都與古城呢？古都有皇城、鐘鼓樓、護城河，如北京、南京、西安。古城的形制再被破壞，也留存有府城、護城河。至于衙門、文廟、佛寺、書院，則是城建制中的大小機樞。我發現很難一句兩句跟他講清中國的城，尤其他對應的經驗又是臺北這么一座特殊的城市。

他女朋友、一位波蘭詩人K是我的朋友，我曾帶著她在廣州游玩。她聽見我們談論這個，就說，“中國的城市太大了”。又說，“城市就該這樣”，她愛大城市，比如紐約，比如香港。

我們用英語談了很久。在城與城的共同體中，紐約、倫敦、巴黎、柏林、香港、上海這些大型現代都市構成了文化的共同體。而我們也說到，當我帶著K在廣州的書店閑逛，她買到一本在紐約也沒買到的畢肖普書籍時，從一個細節論證了大城市的共同體在文化上的共同建構和想象上的努力。世界的游民在大城市里并不覺得孤單。

離開華沙后，我去了布拉格，然后折返那次歐洲之旅的起點柏林，再從柏林搭飛機回到我的居住地廣州。我開始寫《我愿意學習發抖》，里面有古老故事的敘述法則“很久很久以前……”，也有二十世紀人類的敘述經驗“我記得……”“我見證……”，核心的卻是身體力行的行動和想象。時空布景闊大，只因依托的不再只是我生命中有過的經驗，還因為這背后凝結的人類所共有的文化遺產。寫作者因此作為裝置而存在，在全球的流動中，用此時此刻的眼睛和心，去寫下不囿于時空的作品。

在這一神奇的游蕩中，我回到了小時候所在的西南小城，像小女孩那樣想象世界：主宰世界的是光，腳下的道路通往的是真理和生命。那時候我并不知道自己會走多遠，會在什么地方度過一個個白天和夜晚。地理給予我坐標，坐標們連綴起來，讓我從荷馬開始的奧德賽漂流中得以擁有一個個浮標，在永夜般的大海上熠動閃耀，終不至孤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