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女性文本和作家位置
——讀文珍《寄居蟹》

一

十九歲和父親決裂“跑出來”的林雅，不知道百年前那句著名的發問：娜拉走后怎么辦。當然這早已不是娜拉的年代，林雅這樣的女子，鐵路沿線有她們的目的地，從“大鄉里”到“市里”到最南端的S城，從服務業到工廠，可以收容千千萬萬個林雅。這是時代給底層打工女子安上的翅膀，擋不住的城鄉流動使她們輕松掙脫鄉村社會父權制控制，在這座南方最大的都市里，充足的就業崗位解決了當年娜拉的經濟自主困擾，一切似乎都沒問題。

火車上出走的年輕女孩似曾相識，《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靜也曾以這樣的方式出場。但一開篇林雅就承認，被逼著嫁糟老頭，不是這個年代的事兒。逼走林雅的是父母的重男輕女，當年女性獨立運動的未完成篇，和包辦婚姻一樣是前現代父權文化的殘留。只是，當年的林道靜感慨“工作真不好找”，今天的林雅們被告知，“女孩子本來也更好找事做”。

看來作家有意疊印經典文本。列車旅行中第一次離家遠行的女孩，邂逅她命中注定的陌生男性，這文學史上被反復書寫的經典場景，已經變成擁有龐大互文本、召喚讀者情感記憶的提示。這真讓人擔心，林雅遇到軍軍，嘉利妹妹遇到杜洛埃，林道靜遇到余永澤；這些毫無經驗的年輕女子，將對未知世界的憧憬誤認成荷爾蒙的涌動。新世界里出現的第一個男性，和“以往生活毫無關系的嶄新人物”，輕易獲得了對陌生環境一無所知的年輕女子的崇拜和依戀。她對他的愛慕冒著快樂肥宅水的泡泡，望向他的星星眼盡是“大鄉里”對城市文明的仰慕。S城的第一晚，十九歲的姑娘林雅完成了自己的成人儀式。

文珍是擅長描寫親密關系的作家。但她很少在中產階級趣味的陳詞濫調里談論愛情。她筆下的個人情感常成為觀察時代問題的透鏡，愛情可以是當代知識青年政治主體性的蘇醒（《我們夜里在美術館談戀愛》）；也可以是底層男女的小情事無法分享中國崛起的大敘事（《安翔路情事》）。思辨強力支撐起的敘事穹廬下，微觀情感敘事仍能玲瓏七竅纖毫畢現。女性自我主體蘇醒與成長常構成她戀愛故事的內核（小說集《柒》），從習以為常里發現反常，在最甜蜜的時刻驚醒；對情感中兩性權力關系敏感，同時也伴隨尖銳的自我剖析。

來看林雅那晚的獨白：

……體會到一種奇怪的自由感，而毫無想哭的意思。那一瞬間她甚至覺得那些影視劇里坐在床邊痛哭的女人太矯情了些。無論如何，這一切是她自己決定的，沒人強迫她。沒人騙她。而且她想她真的愛這個瘦弱得像雞仔一樣的男孩子。這是她在新世界里遇到的第一個男性，一個和以往生活毫無關系的嶄新人物，暴風驟雨般帶給她隱秘痛楚的成人禮，一次毫無儀式感的廉價洞房。

這里的愛，與自由或者與“自己決定”的個人意志是同義詞。從父權制家庭逃逸的女子，愛情往往成為她們宣告獨立的同盟軍，這是林雅從林道靜們、從既有社會觀念體系繼承的主流認知。但林雅不知道自己急于擁抱的自由，背后的經濟學門檻。貨幣財富基本可以忽略不計的林雅，盡管在經濟上屬于絕對的底層，但她和個人主義文化下的都市中產，分享同一個婚戀自由的成果，擁有同一種五星級酒店、海外度假村的浪漫文化想象。但此刻她只有一千五百元，八十元一夜的城中村泊寓成為她的第一個愛巢，而且很快就要換到十五元的集體宿舍，在溽熱和偷窺里如牲口般偷歡。筆墨落差的背后，是“自由”這一詞匯的不同分身。

愛情與女性獨立的同盟關系注定短暫。很難想象新組成的兩性關系能完全脫離原有的父權制文化，情人經常長成了父親。如果兩性權力等級取決于經濟能力大小，林雅應該要比林道靜和嘉莉妹妹的處境好些，畢竟她并不是男性的經濟依附者。相反，軍軍很快暴露自己是個“掛逼”的虛弱，到餓死邊緣也不愿上工，心安理得享受林雅的供養。詭異之處在于，經濟決定論對這對情侶并沒起作用，兩人的愛情共同體也是經濟共同體的結構里，女性的就業選擇、勞動產品和成果，支配權和控制權仍屬于男性。其實父權制性別關系有兩個邏輯，一種是依附邏輯，一種是供養邏輯，西方文學和深受其影響的中國新文學常常描述前一種。林道靜的煩惱和娜拉類似，來自把女子當成男性玩偶的人格和經濟依附；林雅的情況則是后一種，帶有明顯的底層中國特色，女子是重男輕女家庭中的經濟供養者、親密關系中的勞動力奴隸。往下深究，軍軍對林雅的支配和控制，起源于她對他始終懷有一種姐姐般的憐憫，這是讓她心軟的情感糖衣。姐姐天然就是弟弟的供養者，她一時還處在原生家庭女性遭受親情剝削的慣性狀態里。最終林雅因領悟這一點而憤怒，供養一個外人，“有這力氣還不如伺候她親弟弟，親爹媽”。

這個用父權制慣性控制女性的底層男性，來到了歷史的最衰點。他們正在失去本階層的女性。林雅并不是因為攀附更高階層的虛榮而離開軍軍，而是這個群體文化上的整體失語、行動意志的喪失和經濟上升的毫無希望。五隅多的是這樣的人，“不遇到他，大概也會遇到別的男人，泥潭和陷阱。更慘的是被人賣，還得養活那王八蛋，就像紅姐”。頹喪、失蹤、猝死，三十七個軍軍、無數個軍軍消失在S城的人潮里。

那時林雅還不明白，這是一次社會學意義上的沉淪。這個沉淪和鄉村父親的失敗是同一問題的一體兩面。從林道靜出走開始長達百年的拉鋸戰，父親從未敗得如此徹底。五隅市場里底層男子的失婚，源于林雅這樣的女性，被城鄉流動激發、被資本拖拽，從鄉村父權結構整體脫序。此過程歷經二十余年，規模前所未有，從中逐漸成長和強大起來的女性自主意識，不愿再重復鄉土社會相較城市更不平等的家庭模式，他們作為一個階層被剩下來。

林雅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才擺脫一同下沉成為“掛逼”的前景。意外發生之前，巨大的蟑螂從熟睡中的軍軍臉上爬過，和跳樓的老董臉上歇著的那只一模一樣。從父權到夫權的性別控制，娜拉要出走兩次。一百年前的林道靜投奔革命，爭取女性就業的權利。一百年后的林雅投奔工廠，交換自己的勞動力。

這自由的個體，正是資本需要的勞動力。

二

林雅很快隱沒在S城大都會的宏大背景里。城市正被分割成復數的碎片空間，看似彼此透明卻有無形的準入條件。軍軍給她描繪的世界之窗，中華民族園，華強北女人世界，兩旁都是榕樹和雞蛋花的深南大道，林雅一處都沒有去過。她在這個城市出沒的空間，是五隅。

文珍是多么擅長為她的女主人公選擇合適的背景啊，望見水立方的安翔路，掛著畢加索的美術館，插著蠟梅的教授辦公室……而五隅是全國各地來S城打工人群的集散地。城中村里的男女工集體宿舍、路邊攤和泊寓，遍地皆是的洗腳城、洗浴中心、發廊和美容院，構成五隅特有的風景。這風景的中心，永遠車水馬龍、仿佛節日般氣氛熱烈的，是五隅人才市場。如果把整座城市比喻成打工者們的寄居之殼，五隅市場就是這座寄居之城的胃、消化通道、人肉傳送帶，有人離開，有人死去，但總歸有新鮮的源源不斷的人前來。

文珍的筆觸此刻偏離了她擅長的人和人間的情感關系，變成匯聚各種知識性細節的社會學調查。招工廣告里文身、民族等衡量細節，市場管理公告里的某些反常點，身份證買賣鏈條如何銜接，林雅的目光帶著首次遭遇這些情景的驚奇。經由這驚奇之眼，滿足讀者對這中國南方最大勞務市場如何運轉的想象與求知欲。

很快林雅發現了烙在她性別認知里的不舒服因素?！芭ざ嗟脭挡磺?，全是二十歲不到的細妹子”，常常成為招工廣告里特別強調的優勢條件。作為勞動工具的性別與作為欲望對象的性別被故意疊加，后者在白領職場文化里常被視為禁忌，在這里卻被特別拎出來示眾。妖嬈的招工女郎，企業爭先恐后的女性誘惑暗示，成為招徠男性工人的紅利。林雅的不舒服，來自她對自己被當成情欲商品對象打量的敏感。在軍軍、在市場起沖突的那群男子的眼里，“妹陀長得還可以”，林雅明白其中的女性姿色暗示。姿色優勢可以兌現為比女工更輕松的生存方式，五隅遍布洗浴中心這類灰色地帶。甚至當底層青年軍軍擁有外形出眾的伴侶，“吃女人飯的”就會當成合乎邏輯的判斷。另一個時空里的嘉莉妹妹，姿色是用來脫離女工身份的砝碼，五隅市場里的林雅卻不認同這種走捷徑的暗示。她認同的是兆輝人力市場招貼的價值觀：“任何人的成功都是經過千辛萬苦、勤奮努力得來的，千萬不要偏信不勞而獲或者一夜暴富的鬼話，以免誤入歧途?！眲趧觿撛靸r值。這是林雅覺得“正規”的認知，它符合農村妹從小熟知的農耕文明勤儉老傳統，也是她接受的義務教育體系里一直提倡的價值觀。林雅覺得，把身體當成情欲對象去牟利不僅不體面，簡直是可恥的，她一心一意只要變成勞動工具。而勞動工具的回報，是軍軍和她一起暢想的中產階級幸福生活，進階版的深南大道和世界之窗，真正的海外度假。

文珍的匠心在于，這幅精心描繪的市場圖景，同時具有表層和深層的雙重結構。她是這樣的當代藝術家，她畫房屋要拆開一面墻讓你窺探屋內的隱私，她畫紅粉要畫紅粉盛妝之下的骷髏，她同時描繪冰山海面和水底的部分。這對結伴求職的小情侶承當著不同的敘事功能：一個是初來乍到的菜鳥，一個是見多識廣的?？?；一個負責好奇和相信，一個負責解釋和解構。從勞動意愿到價值觀到教育素養，林雅都是林道靜們當年呼喚的新一代完美勞動者，也是跨國資本青睞的“勞動力優勢”。軍軍卻不相信勞動致富這套說辭，“都是毒工廠”“你真的覺得我們都去廠子就成功了？”“都是九〇后，信息渠道通暢”。既然深曉資本花言巧語的成功學“話術”，所以寧愿今朝有酒今朝醉，身體力行當“掛逼”，也堅決不去血汗工廠上工。這讓人想起德萊塞為嘉莉妹妹的辯護詞：“倘若誠實的工作無利可圖而且難以忍受；倘若這只會使人腳疲心灰，而采取能夠迅速實現夢想的但遭人鄙視的途徑時，誰還會責怪她呢？”快速起飛的世界工廠享受著林道靜們的遺產，但是高速發展背后的價值觀基石正在分崩離析……

林雅要走前一條路試試看。

三

這真是一個傷心的結局。

聞過牛仔褲工廠藍色二氧化硅煙霧，討過薪——帶著七個月的身孕，最成氣候的時刻，也不過是變成富士康流水線上勞作困頓的十萬男女工人中的一名。林雅的兜兜轉轉，仿佛只是為了證明軍軍多么眼光獨到，每一條拒絕上工的理由，竟然都是成立的。招工廣告上的“細妹子”誘惑變成了反諷，流水線下來的人連談戀愛的力氣和想法都沒有。最徹底的勞動工具沒有繁殖欲望。資本世界允諾你婚戀自由、勞動自由、財務自由，但人們選擇當“掛逼”和自我閹割。他們把軍軍曾走過的路走了一遍，最終變成軍軍。

千千萬萬個林雅，她們是姐姐，女兒，妻子，以一己之身承受全球資本制度和前現代父權制對女性的雙重剝奪。后者是林雅在最困難的時候仍然拒絕向父母求助的理由。在農耕文明的邏輯里，倦游回鄉是男性的專屬，故鄉／娘家沒有給女性留下安身的位置。比之前代女性，林雅和她的工友們更危險，因為在秩序明確的前提里，傳統父權制家庭至少承諾女子基本的人身保護；回不去的故鄉和融不進的城市，寄居在兩者之間的她們，變成黑暗底層的最底層。如果說，從女兒身上榨取剩余價值，在大眾文化樊勝美和蘇明玉的類似處境里，人們普遍能夠理解林雅第一次背父出走的合理性，林雅的第二次出走呢？難道幾代人的努力，只是為了讓出走的女子變成資本流水線上的行尸走肉？她被承諾的中產之夢呢？總有人注定要被隔離在看似開放共享的陽光、沙灘之外？

當年的林道靜其實召喚過另一種不同面向的、與階級平等結合起來的女性解放，它的歸屬是集體主義經濟。國企的托兒所、幼兒園分擔了大量的母職勞動；以及這種集體模式下的性別教育，男女分享更為平等的權利、義務還有人格。這是今天大量的女性敘事或者發展敘述里所隱在的缺失部分。隨著國企改制、企業去社會化變成現實，一方面是資本快速起飛下以勤勞的名義對女性勞動力價值的全面壓榨；另一方面，則是與這種就業歧視相伴而生的“女性更好找事做”，性和身體成為商品。林道靜所開創的歷史可能性被抹去，嘉莉妹妹再次顯影。這是讀《寄居蟹》必須補充的前文本，這三個女性文本，正對應著從前現代、社會主義到新自由主義全球資本三種不同歷史時空里的女性處境，現在，它們在《寄居蟹》里共居。

五隅為什么會有那么多軍軍一樣的人？從哪里來，到哪里去？

林雅終于問出了這句話。這句話意味著將個人感情際遇轉變成對整體處境的思考，也正在這個意味上她諒解了軍軍。她兜兜轉轉后發現，曾如此深惡痛絕告別的他，和她畢竟還是在同一條船上。這場生存之戰，要么共同贏得，要么共同落敗?！吧底?，不好好吃飯就會這么瘦”，她最后時刻心頭涌起的念頭，是一個性別對同一階層另一個性別的柔情和憐惜。她們從出走者重新變回姐姐，妻子，母親，變回底層失敗者在世上可依賴的最后一根稻草。即使軍軍不是這一個，這也是另一個軍軍，林雅迎著刀鋒而去的坦然赴死，不是將酒后持刀者錯認為軍軍后的愧疚，而是同為“屌絲”，終于理解了軍軍甘當“掛逼”的心情。在肉身體會資本處境下的勞作之困厄后，選擇無聲無息地湮滅還是迎著刀口主動赴死，掙扎求生的和躺平等死的，殺人者與被殺者，共享同一種絕望。對不起，我來陪你了，與其是為了誤殺贖罪，還不如說是為誤解道歉，承認這個使自己陷入困境的男子，也是被資本隔絕上升之途的同路人。

這是底層女性的剛烈書。

如果我們這個時代，存在一個“女性”的想象共同體，比如當我們面對家庭暴力、面對性騷擾和性侵、重男輕女這些自前現代社會就根深蒂固的性別問題時，共情的風暴從未缺失；但是，當性別問題超出你的出身和階層范圍，“面對新自由主義市場機制對底層女性的傷害”時，往往集體失語。而這，正是文珍的可貴之處。

文珍筆下的她們，安翔路賣煎餅果子的女孩、廠妹林雅，當然不是都市小資女性的同盟軍。她們所需要的自由，和你們所說的、正在擁抱的個體解放、認同政治和情感實驗不是一回事。當代女性群體，在依附邏輯還是供養邏輯上出現了認知分裂。正是把人從前現代父權體制解放出來的那種動人心魂的自由，一轉身把林雅這樣的女子，因為出身這個最大的偶然性在城鄉隔離、階層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的底層女子，投進了資本的絞肉機。

斯皮瓦克談到第三世界婦女處境時曾說，“面對這樣一群默默無言的婦女”，許多和她們相遇的觀察者，“她提出的問題是有關她本人的身份，而不是她們的身份”。但文珍不是在常見的個人主義文化立場里，甚至也不是她自己的立場里談論女性獨立，她曾縈繞在心的“一個人如何成為自己”（小說集《柒》）在這篇小說里徹底隱身。她最迫切的問題不再是知識女性的“我是誰”，或者抽象的總體女性，而是“她們是誰”。只有面對如此具體的林雅，你才會發現關于女性的總體想象也許從未成立，發現女性自由想象背后的無數分身，去了解哪一種女性主義對解決她們的問題、改善她們的處境有意義。此刻，只要全球空間還在分割，只要幸福生活依然需要準入的門檻，只要他和她還被隔離在城市一隅寄居，談論某一種空間里的女性就比談論整體的女性更重要，在這個意義上，位置大于整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