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政策對制造業集聚的影響研究
——基于全國省級面板數據的分析

劉 侃/文

一、前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得益于制造業的快速發展，各地經濟發展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全國各地經濟發展呈現出均質化的產業布局，各地的制造業集聚都呈現出低層次、低效率的發展狀態。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央政府的非均衡發展戰略讓全國各地的政策制定出現差異，因地制宜的發展思想開始深入人心。顯而易見，處于經濟轉軌期的中國，各級政府的不同政策對制造業集聚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通過影響制造業集聚進而影響本地區經濟發展。諸多學術研究表明，各級政府制定的各類產業政策對本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具有顯著促進作用（駱世廣等，2016）。同時，我國制造業集聚水平離不開政府產業政策影響，這已得到諸多學者的論證（黃玖立、李坤望，2006）。利用我國各省級面板數據通過實證分析也驗證了這一論點（芮明杰等，2017），即政府的產業政策對制造業集聚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不過，關于產業政策對制造業集聚的影響方向上，學者之間的觀點并未得到統一。產業政策能夠對制造業集聚起到正向作用得到了一批學者的支持，各級政府對制造業的優惠政策在某些條件下能促進制造業集聚（杜鳳蓮、馬慧峰，2013）。以新經濟地理學以及區域增長理論為基礎，初步論證了產業政策對高新科技這類知識密集型產業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趙凱，2016）。上文所述文獻通過提出不同假設與理論，均支持產業政策對制造業集聚具有正向作用。有學者并不認同這一觀點，例如，基于傳統貿易理論認為，各級政府采取利于本地區制造業集聚的政策，會在一定程度上對市場資源配置產生負面效果，最后導致制造業“空洞”現象（譚真勇等，2009）。通過空間經濟學模型分析發現，政府干預產業的政策會阻礙第三產業的地理集聚（陳建軍等，2009）。本文嘗試探索產業政策對于地區制造業集聚的影響方向，并分析其他政策對制造業集聚的影響途徑，嘗試構造實證模型，檢驗不同政策工具對各省市制造業集聚的影響差異。

二、理論分析與假說提出

產業政策相對于其他政策來說是一種具有較大彈性的政府干預市場的方式。各級政府在制定本地區產業政策時，會優先考慮本地區產業發展，通過實施政策激勵打破固有的行業壁壘，獲得政府補助以及當地銀行的資金支持，最后增加該產業在本地的投資，促進產業集聚（黎文靖、李耀淘，2014）。已有研究表明，政府積極制定適合本地發展的產業政策能夠促進該地區的文化產業制造業集聚（黃永興、徐鵬，2011）。產業政策的有效實施不僅可以改善本地區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快速融資平臺，還可以為政府提出其他政策構建良好的制度環境，同時通過各種政策扶持手段，提高該地區工業產品的市場競爭力，進而影響本地區制造業發展架構，最后對制造業集聚產生一定影響。由此本文提出假設1。

研究假設1：政府能夠通過制定產業政策推動本地區制造業集聚的發展。

從以往文獻看，產業政策并非作為單獨的政策手段來影響本地產業環境，產業政策需要和其他政策作為“一攬子”政策來共同影響市場，其中財政政策與貿易政策是產業政策實施過程中最密切的兩種政策。地區間貿易往來對本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有重要影響，在產業制定的過程中需要考慮不僅要有產業部門的參與，還涉及貿易、財政等其他部門。我國各級地方政府為擴大地區產品出口，制定有利于本地區貿易發展政策的同時，也要考慮產業政策的影響，兩者是共同影響的有機政策共同體。由此可見，三類政策之間也存在著交互作用，一類政策可以通過影響另一類政策，進而對第三類政策的政策效果產生影響，使原本政策效果相互作用的兩類政策可能因為第三類政策的加入而發生變化，這將會對制造業集聚產生更進一步影響。通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設2。

研究假設2：產業政策、貿易政策以及財政政策三種政策之間的交互作用共同促進制造業集聚。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基于前文分析，本研究將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及財政政策引入實證分析模型?？紤]到三類政策之間存在相互作用，因而加入這三類政策的交互項，最后的實證模型如下：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度，IDPit代表產業政策，FISit表示財政政策，TRAit表示貿易政策，TRAit×IDPit×FISit表示三者的交互項，Xit為控制變量的集合，μit隨機擾動項。

（二）變量及數據說明

1.被解釋變量

區位熵指數表示一個區域某制造業集聚度在全國的相對水平。本研究采用中部地區各市制造業的區位熵指標來衡量制造業集聚水平，制造業z在i省的區位熵表示為：

式（2）中，Ei，z為i省制造業z的就業人數，Ei為i省總就業人數，Ez為全國制造業總就業人數，E為全國總就業人數。

2.解釋變量

IDPit代表產業政策，FISit表示財政政策，TRAit表示貿易政策。本文借鑒黎文靖和李耀淘（2014）對產業政策的衡量和定義方式，采用各省工業增加值與GDP的比重來度量；貿易政策采用對外依存度來度量；財政政策采用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來衡量。TRAit×IDPit×FISit為三種政策的交互項，代表三種政策之間的交互作用。

3.控制變量

本文采用GMJ（各省市工業企業生產總產值/企業數）作為規模經濟的代理變量；將R&D經費投入強度（各省市投入的R&D經費與地區生產總值之比）作為知識溢出效應的代理變量；將WAGE（各省市職工平均工資）作為勞動力成本的代理變量；將OPEN（各省市進出口額占GDP比重）作為對外開放水平的代理變量。各參數的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表1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結果

本文運用Stata 14對上述指標進行面板數據的回歸分析。對兩個模型估計結果，由Hausman檢驗可知，H統計量值分別為46.0126和49.3252，收尾概率Prob值均為0.0，兩個模型都支持固定效應模型更加適合本文的回歸方程，故本文選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模型計量結果

從單個政策的模型估計結果來看，產業政策在1%的水平下顯著，并且數值達到0.4472，說明產業政策對制造業集聚具有顯著推動作用。這一結論與之前學者對于產業政策對制造業集聚的研究結果一致。實證結果表明，產業政策對制造業集聚有積極影響，與前文理論預期相一致。

從多個政策回歸來看，在檢驗單獨政策有效性方面，產業政策與財政政策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其中產業政策在5%的水平上為正，而財政政策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對于貿易政策則是沒有通過顯著性水平；與此同時，政策之間的交互性關系在1%的水平上為正，數值為7.5345，說明三類政策之間確實存在交互作用，構建的實證模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產業政策在三政策交互作用檢驗也為正，說明產業政策在其他政策的支持下，能夠更好地發揮政策扶持作用；然而財稅政策運用會適得其反。其結果的產生可以歸咎于我國當前的財政管理機制，這主要是指轉移支付權責不明確，從過往經驗看，我國的轉移支付都是從中央到地方層層劃分，導致地區之間稅收返還不均等分布，不同地區的企業難以平等享受集聚帶來的優惠，企業可能傾向于向那些政策優勢明顯的地區集聚，地區之間制造業集聚的差異擴大。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構建省級面板模型并實證分析發現，產業政策對制造業集聚具有正向促進作用，財政政策對制造業集聚具有負面作用，而貿易政策對制造業集聚的影響并不顯著。產業政策、貿易政策與財政政策相互之間存在正向互補作用，三者共同促進制造業集聚。

本文基于以上結論提出幾點建議：

1.產業政策方面：各級地方政府需要通過采取政策措施來實現本地區經濟發展目標時，應多角度分析制造業集聚對當地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具體來說，制造業發展較為緩慢的地區，應該推行強有力的產業政策，深化并推廣經濟自貿區政策。

2.貿易政策方面：各地區需要加快進行貿易結構調整，同時對出口產品質量嚴格把關，提高出口產品中高新技術產品的占比。

3.財政政策方面：各級政府應根據本地區資金狀況因地制宜提供資金支持，同時減少政府財政干預。各地政府應將財政支出用于培育適合當地發展的工業上，避免因跟風而導致的產能過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