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陵江中下游地區商周考古遺存簡述

余菀瑩

摘 ? 要：嘉陵江是長江八大主要支流之一，在溝通南北文化的歷史進程中一直占據著重要地位。近年來，隨著嘉陵江中下游地區的考古工作逐步推進，本區域先秦時期古遺跡的數量得到充實，其考古學文化性質也逐漸顯現出眉目，證實著這里的確曾分布著一支存在巨大共性的考古學文化綜合體。大約到公元前20世紀中期，這支文化最終發展為早期巴文化。

關鍵詞：嘉陵江中下游;商周;考古文化;巴文化

研究證明，在古代，河流常常是孕育一個國家和民族文明的搖籃。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國，四大文明古國的誕生與輝煌離不開大河的奔流與泛濫?？梢哉f，人類歷史上的每一段璀璨的文明，都離不開江河的滋養和哺育。嘉陵江古稱渝水、閬水，是長江八大主要支流之一，全長1250千米[1]，流域面積約16萬平方千米，在長江數以千計的水系中，其流域面積居首，河流長度第二。嘉陵江自北向南流經青藏高原和黃土高原，又穿越秦嶺、大巴山山地，河流干流和支流貫穿了四川盆地整個東部、北部地區。四川廣元昭化區和重慶合川區分別為嘉陵江上、中、下游的分界點，本文探討的“中下游地區”即指北起四川廣元市昭化區，南至重慶市朝天門河口，即32°43′N，105°83′E—34°32′N，108°42′E，包括干流及各支流所形成的流域范圍，行政區劃上地跨川、渝兩個省市，主要流經了廣元、巴中、綿陽、達州、南充、遂寧、廣安以及重慶，河流在連接陜、甘、川、渝的水上交通運輸和促進流域內各地的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從古至今一直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因此，在研究川渝地區考古學文化和人類文明進程時，嘉陵江中下游地區是極為重要、不能忽略的一部分。

嘉陵江中下游地區的考古工作可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此階段有一些比較重要的發現，但考古工作發展遲緩，整體仍相當薄弱，尤其是下游地區，考古工作起步晚，至2004年才開始開展較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工作。進入21世紀后，隨著地區基建擴大，區域內陸續發掘了多處先秦時期古遺跡。目前開展過考古工作的先秦時期遺跡主要有：綿陽邊堆山，廣元中子鋪、張家坡、鄧家坪、魯家墳，巴中月亮巖，通江擂鼓寨，閬中藍家壩，宣漢羅家壩，渠縣城壩，南充淄佛寺，合川河嘴屋基、猴清廟、菜蔬排、吊嘴遺址及北碚廟嘴墓地等，大體已積累起較為豐富的考古資料，加之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蜀文化地區和東部三峽地區已逐步建立起比較完備的先秦考古文化發展序列，使得構建本區域先秦文化序列的工作逐步開展，進而能更深地討論和探究區域內商周時期考古學文化面貌、類別及屬性。借此，本文擬對嘉陵江中下游地區已知的商周考古遺存進行梳理、闡釋，以期加深對該地區先秦時期人類古文化的認識，并引起各位方家的重視。（圖1）

一、商周時期典型遺存

隨著成都平原以十二橋為代表的一批相當于中原地區商周時期遺址的發掘，十二橋文化得以正式命名;同時，由于葛洲壩和三峽工程庫區等文物考古工作的開展，三峽地區同期文化面貌亦逐漸為人所知。要把握嘉陵江中下游地區的商周時期考古文化本質，應從具有較強地域特征的典型遺跡入手，了解本地區文化的內涵特征，通過與峽江地區和成都平原相關遺存的對比，從而探究嘉陵江中下游地區與其周邊地區考古學文化的異同、淵源以及古代人類的人地互動關系等問題。目前，嘉陵江中下游已發現的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遺跡數量較豐富，而相當于中原地區商周時期的考古遺存還不太多，本文選取5處典型的遺跡作相關介紹：

1.河嘴屋基遺址

合川河嘴屋基遺址分為兩期，屬于二期的遺跡有灰坑和灰溝各2座，該時期遺物豐富，絕大多數為陶片，石器極少。陶質分泥質和夾砂，泥質陶比例高于夾砂陶。泥質陶以青灰、灰褐居多，有少量紅褐、黑皮陶;夾砂以灰褐、黃褐為主。紋飾種類豐富，主要有粗繩紋、交錯繩紋、網格紋、戳印太陽紋等，也有素面。器形以圜底器、尖底器和圈足器為主，平底器次之，不見三足器。常見器形有深腹罐、鼓腹罐、大口折沿罐、小平底罐、圜底缽、尖底盞、尖底杯、壺、盆、器座、豆、船形杯等。平底器和尖底器基本為輪制，圈足器為輪制后拼接?？傮w來看，器物特征年代跨度較大。[2]（圖2）

2.菜蔬排遺址

菜蔬排遺址僅發掘出灰坑1座，其中包含陶片、紡輪和石器等。出土器物大多破碎，陶器以夾砂陶為主。夾砂陶以紅褐、灰褐較多，泥質陶以灰、黑為主。陶器以素面為主，有少量繩紋、弦紋。器形以平底器為主，有部分圜底器和尖底器，圈足器較少。制法多為輪制?？杀嫫黝愑辛锛绻?、聳肩罐、圓肩罐、高領罐、花邊口罐、盤口壺、雙耳壺、尖底盞、尖底杯、船形杯、燈型器、鬶（盉）、甕、盆、缽等。石器11件，有錛、鋤。另有銅鉞1件。[4]（圖3）

3.猴清廟遺址

該遺址共有五期，其中第二期為商周時期，包含地層單位為⑤、⑥和若干遺跡單位，其中以H14出土物較多，三者間的地層關系可表達為：H14→⑤→⑥。出土物以陶器為主。泥質陶占比較大，夾砂陶較少，泥質陶多為灰褐色。陶器流行素面，紋飾則以繩紋為主?？谘亓餍芯硌?、折沿，器底見有平底、圜底、尖底，⑤層偶有圈足;器形有卷沿釜、卷沿罐、折沿釜、尖底罐、矮領罐、盤口壺、矮領壺、高領壺、尖底罐、尖底杯、盆、缽、甕、豆、器蓋、紡輪等。陶器制法方面，在第⑥層表現為輪制和手制兼有，第⑤層以輪制為主。另在第⑤層還出土銅鏃1件，骨管1件，石器6件。[5]（圖4）此外，商周地層中發現了大量柱洞和紅燒土堆積，房址1座，灰坑3座，灰溝3條，灶坑1座，在部分探方的商周文化層中還發現了一定數量的紅燒土堆積，其中T0808第5層有一片相對集中、范圍較大的燒土塊，發掘者推測這些紅燒土堆積是屬于房屋坍塌墻體的碎塊堆積。這些現象能夠表明，商周時期的猴清廟地區，房屋建筑數量已較多，人們居住房屋的情況較普遍。（圖5）

4.羅家壩東周遺存

宣漢羅家壩遺址的東周時期遺存相當豐富，已發掘的有房屋基址2座，灰坑15座，墓葬65座。出土器物主要為陶器、銅器、石器，陶器約600件，在總體數量中占比最大，其中絕大多數為夾砂陶。陶色以灰色為主，褐色次之。紋飾以粗繩紋為主。手制和輪制兼有，大型器物如釜、甕、圜底罐等多為手制，小型器物如豆、尖底盞等多為輪制。器形主要有圜底器，還有少量圈足器和平底器，主要包括圜底罐、喇叭口罐、釜、豆、缽、尖底盞、高領罐等，此外在M33和H5中出土網墜共75件。

除7座為空墓，有49座墓葬出土了銅器，以兵器類和工具為大宗，器形共46類，總數達531件。器形主要有箭鏃、矛、劍、戈、鐓、斧、削刀、鑿、斤、刻刀、鋸、刀、鍪、釜、盆、壺、敦、鼎、缶、簠、罍、豆、鑒、匝、盒、器座、勺、匕、帶鉤、鈴、印章、璜、鏡、掛飾、魚鉤、練等。其中M33是唯一一座占地面積在20平米以上的墓葬，其隨葬品種類最豐富，數量也最多，共203件。

此外，墓地有23座墓葬出土有玉石骨器，共115件，多為裝飾用的珠石、玉飾等。鐵器共7件，銹蝕嚴重難以辨認器形。

王仁湘先生曾提出：“羅家壩墓地也許是一批戰死者的歸宿之地?！盵6]從整個墓地的情況來看，這種說法具有一定的可能性。雖然對墓主人的性別和年齡尚不清楚，但從墓內出土的大量青銅兵器和工具能夠推斷，羅家壩墓地埋葬的死者絕大部分應為成年男性，且生前習武。其中有2座墓葬人骨表現異常，M13中，銅鉞直接砍入墓主人左側髖骨內，銅劍從左側軟肋斜向下插入并穿透身體直達右腿大腿根部;墓主雙臂肱骨近肩處被利器砍斷，頭骨下頸、肩部骨骼不見。M5墓主人的盆骨和肱骨右側均發現有箭鏃，部分箭鏃直接插入盆骨。這些現象均說明，墓主人生前可能在某場戰斗或打斗中受傷甚至因此死亡，尸體未經過一套較完善的處理便直接入葬，也沒有舉行程序完備的葬儀。據此可以作一些推測，羅家壩墓地的墓主生前大部分或為中下層士兵或地位不高的平民，少數為中上層的將士或貴族。

羅家壩遺址的地層中出土器物極少，這應與該時期遺址作為墓地有著直接的關系。除H5外，其余灰坑出土器物極少，房址僅存大量柱洞，且分布毫無規律可循，表明其可能是臨時性建筑。H5中出土的大量網墜可能與漁獵有關，房址可能亦與漁獵有關。部分墓葬填土中出土較多器物，填土中的陶片與隨葬品的質地和紋飾較為接近，說明在尸體埋葬過程中可能舉行過某種祭祀活動。[7]

F1內發現大量的陶片、銅碎屑和石塊等堆積，出土器物主要有銅印章和陶尖底盞、罐、甕、網墜等。發掘者認為其可能是臨時性建筑。（圖6）15座灰坑應該是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形成的，其中H5長81厘米、寬63厘米、深10～28厘米，坑底為鍋底狀，出土了大量的網墜和少量陶器，報告認為其可能與漁獵有關，進而推斷房址可能亦與漁獵有關[8]，根據坑的大小和深度，筆者認為其可能是用來臨時養魚或放養蚌、螺用的坑。像99H10這種的階梯形灰坑，平底，包含物少，面積較大（長212厘米、寬62厘米、深80厘米），這類灰坑可能與當時的家畜飼養有關，其階梯形狀有利于人們上下而又不使家畜跑出。（圖7）總體來看，羅家壩東周時期的灰坑、房址和地層出土器物極少且殘損嚴重，這與該區域在同時期亦作為墓地應有著直接的關系。

5.北碚廟嘴墓地

廟嘴墓地原生地層關系已被破壞，共清理了豎穴土坑墓17座，墓葬分布密集，墓葬方向分為朝向南面的嘉陵江和朝向西面的石橋河。墓葬可分為三期，第一期為窄長方形墓，共10座;第二期為寬長方形墓，共5座;第三期為方形墓，共2座。（圖8）

墓葬均為小型主坑豎穴木槨墓，大部分葬具及墓主人骨腐爛無存，少數墓葬可見棺槨痕跡。出土器物110余件，可分為銅器、鐵器、陶器、漆木器，修復器物70余件。陶器器形有罐、釜、壺、豆、缽等。銅器器形有柳葉劍、矛、印章、錢幣、刀、環、削等。鐵器器形有削、釜等。另采集玉玦1件，銅矛1件。[11]（圖9）

除上述5處發現較為豐富的遺跡，在閬中藍家壩、坪上、彭城，南充淄佛寺，渠縣城壩，合川沙梁子等遺址中，也發現帶有商周風格的遺物，但由于這些遺址還未經過系統性的發掘（或發掘報告未公開或年代判定不明確），本文暫不將其納入討論對象。

二、年代與文化性質

1993年孫華先生在討論三星堆遺址的分期時，將廣泛分布于成都市區和郫江兩岸、以十二橋遺址為代表的這類遺存命名為十二橋文化。[13]此后，十二橋文化被認為是成都平原地區三星堆文化之后的又一種考古學文化，對于十二橋文化的分期和年代，雖然學界目前尚存不同意見，但十二橋文化是由三星堆文化發展而來的已成為比較統一的基本認識。十二橋文化主要表現為：陶器以夾砂陶為主，陶器普遍流行素面，有紋飾者則以繩紋為主，器形有高柄豆、小平底罐、盉、鳥頭把勺、尖底杯、尖底罐、尖底盞、壺、瓶、盆、高領罐、波浪花邊口罐、盆形豆、罐形豆、甕、喇叭口罐、釜、繩紋罐等[14]，其時代相當于殷墟第三期至春秋前期[15]。

白九江、李大地在分析了峽江地區的豐都石地壩[16]、豐都玉溪坪、忠縣鄧家沱[17]、忠縣哨棚嘴、涪陵石沱[18]、涪陵鎮安[19]等遺址的資料后，提出以石地壩遺址第一、二期遺存為代表的商周時期文化遺存宜命名為“石地壩文化”，并提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以鄂西、重慶峽江地區、成都平原、陜南漢中及安康盆地為中心的四大地理單元，同屬于十二橋文化圈，其下分布著以四大地域為中心的四個亞文化，分別是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十二橋文化“十二橋類型”，以重慶峽江腹地為中心的“石地壩文化”，以長江三峽東段和清江流域為主的鄂西“路家河文化”，以漢中盆地和安康盆地為中心的“寶山文化”（或稱“白馬石類型”）。石地壩文化與典型十二橋文化的差異主要為：泥質陶占一定比例，以夾砂褐陶為主;陶器流行紋飾，繩紋占一定比例;除了尖底器，圜底器和平底器也比較發達。典型十二橋文化陶器以夾砂陶占絕大多數;陶色以灰陶為主，褐陶次之;絕大多數為素面;器類以多樣的尖底器和小平底器最具代表性。[20]

猴清廟二期遺存分為3段。在第⑤層出土的絕大多數陶器在石地壩遺址99年度第一期第2段都能見到。此外，二期遺存中大量角狀底杯、底部帶折痕的炮彈尖底杯、圈鈕器蓋、斂口盆等與后者的同類器頗相似。結合遺址中的測年數據，筆者認同發掘報告中的年代判斷，即第1段的時間大約在商代晚期，第2段約為商代末期至西周早期，第3段在春秋時期。第1、2段應屬于石地壩文化類型，第3段因出土陶器較少暫無法確定文化屬性。

菜蔬排遺址出土的喇叭口燈形器（H1：4）與十二橋遺址[21]第12層出土的燈形器（IT6：26）十分相近，同時菜蔬排遺址的溜肩小平底罐（T2③：6）與涪陵鎮安遺址出土的小平底罐H8：38也很相似。有研究認為，鎮安遺址與成都十二橋遺址第12、13層的年代應相當，“約當商代晚期”[22];孫華先生也認為十二橋第12層的年代“應在殷墟三期左右”[23]。綜上，菜蔬排商周遺存的年代應在商代晚期，約殷墟三期階段。

河嘴屋基二期遺存的年代，在發掘報告中有較為詳盡的論述。筆者認同當中對遺址第一期遺存年代的判斷較為可信，但就報告中對第二期遺存年代的推斷，筆者認為存在斟酌之處：

1.河嘴屋基二期遺存中陶器類型大部分與菜蔬排遺址一致（如平底罐、尖底杯、尖底盞、器蓋、船形杯等），但河嘴屋基二期遺存的圜底器數量占比明顯高過菜蔬排遺址。此外，菜蔬排遺址的尖底盞口沿均為母口，口徑較小，腹深，這種類型目前僅在重慶三峽地區可見，其中豐都玉溪遺址出土數量最多，而不見于成都平原。河嘴屋基二期遺存中，以標本T3⑤：1為代表的尖底盞，明顯可發現，其口徑已開始變大，腹部較淺，與菜蔬排的風格有比較明顯的差異。有研究認為，該類陶器是由小口、深腹逐漸向大口、淺腹變化[24]，如此可以認為，河嘴屋基二期遺存的年代可能要晚于菜蔬排遺址。

2.河嘴屋基二期遺存中一件完整的尖底盞（T9⑤：9）與豐都石地壩遺址1999年發掘的A型IV式尖底盞（T1231⑦B：6）形態接近，后者的時代屬“商代末期至西周早期”[25]。而河嘴屋基二期中的細柄豆（T9⑥：34）與哨棚嘴五期所出的豆相似，后者年代距今約3000年，屬西周時期。由此可推測，河嘴屋基二期的年代下限或已至西周早期。

3.河嘴屋基與菜蔬排兩處遺址地理位置非常相近，陶器類型也十分相似，且都出土了石地壩文化特有的船形杯，說明其文化性質比較相似，均屬于十二橋文化的石地壩文化類型。但河嘴屋基二期遺存中的折壁器蓋和A型壺不見于其他地區，說明遺址一些器物還具有地方特色。此外遺址還出土了陜南寶山文化特有的高圈足器，說明在商代末期，猴清廟地區的人們可能同時受到了來自多個地區文化的影響，其中也包括陜南的寶山文化。但我們也不能就菜蔬排遺址沒有出土相似器形就認為其沒有受到寶山文化的影響。

綜上幾點，筆者認為河嘴屋基二期遺存的年代應稍晚于菜蔬排商周遺存的年代，大約為商代晚期偏晚階段至西周早期。

關于宣漢羅家壩墓葬群的年代和性質，已有多位學者進行過討論[26]，結合之前的五次考古發掘，東周遺存出土了大量帶有強烈巴文化特征的遺物，同時又不同程度地體現出了一些外來文化的因素?！缎麧h羅家壩》[27]根據出土器物組合較完整的典型墓葬將墓群分為六期，第一期為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第二期為戰國早期，第三期為戰國中期，第四期為戰國晚期，第五期為戰國末期至西漢早期，第六期為西漢中期。其中一些葬式和隨葬品，均體現出羅家壩地區曾不同程度地受到過周邊文化的影響。

廟嘴墓地可分為三期，三期墓葬中均出土殘鐵器，其中一、二期墓葬還見矮柄豆，故其年代應在戰國晚期至西漢初期;第二期墓葬M8出土有大半兩，其時代應在秦而不晚于西漢初年;第三期M1出現退化型的蒜頭壺，大半兩和小半兩均可見，小半兩形制或為八銖半兩（鑄于呂后二年），故第三期定為西漢前期。從各期墓葬的數量來看，墓地規模整體呈收縮趨勢;隨葬品種類多為日用陶器，兵器極少，說明該墓地的墓主人生前社會等級不高。但其文化性質與羅家壩墓地接近，由于羅家壩墓地中的墓坑普遍更為窄長，陶豆腹部更深，時代應略早于廟嘴墓地。二者與三峽地區同類型的巴文化墓葬的文化因素較為接近，應同屬巴文化。

三、結語

從上述分析能夠發現，在地理位置上，由于嘉陵江中下游地區處在成都平原與三峽地區之間，該地區出土遺物的器形、質地、紋飾等表現出的特征，證明該地區商周時期的考古學文化與周邊兩個地區都存在著密切的關系，同時，也接受著來自北邊陜南地區一些考古學文化的影響。而總體來說，嘉陵江中下游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在保持一定自身特色的同時，也呈現出兼收并蓄的風貌。而在其內部各個更小范圍的單元里，又表現出各自一定的差異和特征，這可能與人群的構成和遷徙、信仰崇拜、群體審美等因素有關。

商周時期，在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四川盆地，考古學文化序列為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發展到十二橋文化時期，其文化的輻射范圍甚至到達了鄂西和陜南地區。從河嘴屋基、菜蔬排、猴清廟等遺存來看，這一階段嘉陵江中下游受周邊地區文化的影響十分明顯，尤其是在來自成都平原的十二橋文化的強勢擠壓下，本地原始文化的獨立性幾乎喪失殆盡，逐漸成為了十二橋文化的影響區域，地方文化元素偶爾在個別遺址里還能見到。到了戰國時期，據《華陽國志· 巴志》記載：巴國疆域“東至魚復，西至僰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盵28]從地理位置看，嘉陵江干流的中下游、渠江流域及涪江的下游流域處于這個范圍中，當為巴文化的分布空間，這從羅家壩遺址和廟嘴墓地所呈現出的文化面貌中有充分體現;而涪江的上中游地區及嘉陵江的廣元、劍閣一帶區域當為蜀文化分布區域。[29]

結合上述分析，我們對嘉陵江中下游地區典型遺址的年代和性質有了一定認識，結合周邊地區建立的商周時期考古學文化序列，我們可對本地區的商周考古文化與二者的對應關系列如下表。（表1）

嘉陵江作為川東地區重要的水上通道，在溝通南北族群遷徙、經貿往來和文化交流方面長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早期巴文化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扮演著不可忽視的角色。筆者熱切期盼這一地區未來會有更多的考古發現，并且能用多學科的方法和手段對古遺存進行分析、研究，讓我們能從更多的視角和維度去觀察、解讀這片土地上沉淀著的神秘而動人的古代社會與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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