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巴渝古琴文化考略

梅強

摘 ? 要：考察琴史不能只著眼于狹義的樂器史或音樂史，而應當將其置于廣義的文化史中。巴渝地區并非“古琴文化荒漠”，該地區有關琴文化的古代遺跡和書寫一直存在。出土琴俑表明至晚在東漢本地已有琴藝活動，隋唐至北宋不少琴史留名的客籍琴人與巴渝有過深厚淵源，兩宋之際琴文化融入本地士人圈，明清時期琴文化在本地普及到各個階層。巴渝琴文化的發生、發展是在中國琴文化大環境與地域文化演變的交互中進行的，其主體更是基于文人琴的傳統。研究巴渝琴文化對進一步挖掘巴渝文化資源有著重要價值。

關鍵詞：古代;巴渝;古琴;琴文化

中國古琴歲歷綿曖，博大精深，被尊為“樂之統”，在中國藝術史、文化史上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傳統社會一個地域琴文化的興盛程度是其禮樂文明程度的一種反映。相較于蜀地古琴文化研究的顯盛，對巴渝古琴文化長期以來缺乏關注，乃至有學者和琴家斷言：“從古琴文化方面看，我們沒有查到晚清以前的資料，似乎說明此前重慶沒有出過古琴名家?！盵1]“重慶是古琴文化的沙漠，現在才剛剛興起?！逼鋵嵅挥谜f抗戰時期陪都重慶琴藝活動的繁榮，即便是古代巴渝地區（以重慶為主體，兼括陜南、鄂西、湘西北、黔北、川東部分地區[2]），有關琴文化的遺跡和書寫一直存在。琴史學家唐中六先生曾撰有《古巴渝地域的古琴資料》[3]（下文簡稱《古》），提供了一部分古代巴渝琴史材料。但這一工作仍顯不足，主要體現在材料挖掘不廣、史實考辨不詳盡、研究系統性不夠等?！豆拧肺闹腥缣蕹恍┨摕o縹緲的傳說以及尹吉甫、尹伯奇、司馬相如等籍貫受到爭議的人物，剩下可以作為信史的材料并不是很多，這主要是因為發掘材料的范圍局限于藝術史文獻（如《琴史》《琴史補》《琴史續》）造成的。

我們需要明確的是，所謂“士無故不徹琴瑟”（《禮記·曲禮》）、“君子所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于身”（《風俗通·聲音》），古琴與傳統士人有著密切的關系，它由此超越了一般樂器本身而有了文化的屬性，正如荷蘭漢學家高羅佩所言：“由于它的風雅和逸趣，（琴）逐漸成為文人生活的象征。古琴的音樂屬性漸漸成了這件樂器的附屬物，而它的中心則成了一種獨特的思想體系，一種恰好包容中國舊式文人中庸傾向特征的思想意識?！盵4]考察琴史不能只著眼于狹義的樂器史或音樂史，而應當將其置于廣義的文化史中。喬建中認為廣義的琴學，除了涵蓋樂器、樂律、樂學內容外，還延伸出“人文、歷史、社會的諸多事項”[5]。按照這樣的琴學觀，舉凡琴人、琴事、琴曲、琴譜、琴論、琴文學、琴派、琴器等的歷史沿革都應當屬于琴文化觀照的范疇。由這個思路出發，我們挖掘和整理出一條豐富而清晰的巴渝琴文化史脈絡。

一、作為信史的巴渝早期琴文化：漢至南北朝

關于古琴的創制，傳世文獻中有伏羲說、神農說、炎帝說、唐堯說、虞舜說等。唐中六先生認為巴渝古琴可以溯至伏羲作琴[6]，不過《古》文中所列論據只能說明巴渝民間存在伏羲信仰，與琴的關系不大。20世紀80年代文化部和國家民委組織的全國民間文學調查采錄了巴縣廣陽鎮回龍村（今南岸區廣陽鎮回龍村）村民口述的《瑤琴的來歷》[7]，與舊題東漢蔡邕《琴操》“伏犧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山海經》郭璞注引《世本》“伏羲作琴，神農作瑟”等文獻倒是吻合。盡管這樣，這類傳說本身的年代與人物仍不足為據。因為類似的傳說在漢代才開始大量出現，且都附會在近乎全能的上古圣王身上，正如顧頡剛所云“時代愈后，傳說中的古史期愈長”“時間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8]，這些“琴史”是“層累地造成”的，難以采信。當然，這類傳說中透露出琴的起源久遠，且被人們視為意義重大的創制確是毋庸置疑的。

真正作為信史的巴渝琴文化，還要從巴渝出土的漢代撫琴俑說起。20世紀50年代起，江北、開縣、萬縣、忠縣、涪陵、豐都、奉節、云陽、巫山等地陸續有撫弦類樂器俑出土，墓葬年代跨度在東漢（如巫山琵琶洲遺址M4、萬州沙田墓群M5、豐都大灣墓群M20）至南朝（如萬州大地嘴遺址青龍嘴墓地M35、M40、M47）。 之所以說是“撫弦類樂器俑”，因為關于這批俑所撫樂器的定名還存在一些爭議：《重慶庫區考古報告集》（1997—2002年）、《豐都鎮江漢至六朝墓群》、《豐都二仙堡墓地》等考古報告以及唐中六《巴蜀琴藝考略》將它們統稱為“撫琴俑”;《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四川卷》把其中一部分有尾枘的（如1957年江北東漢崖墓出土奏樂俑）標為“鼓瑟俑”;李松蘭折中諸家說法，認為東漢時期琴的形制未定，具有地域性形態差異，仍將它們統稱為琴[9];而李洪財則指出不應當對器型不加區分，這些俑“所持樂器與古琴并無直接關系”[10]，“有一弦枘且首尾同寬的樂器應是‘瑟……無弦枘，首尾有岳山，而且短寬的樂器應是漢代的小瑟……無弦枘，首尾有岳山，器形較長的樂器應該是箏?！盵11]這些說法我們認為都存在一定的問題。首先，確實不能認為這類器型都是古琴，因為這些差異是類型化差異而非個別差異，是明顯的樂器器型的不同;也不能籠統地將它們歸為琴的“地域差異”，這樣無法解釋為何同一種樂器的“地域差異”會出現在同一個墓葬中。例如豐都鎮江包山丘墓地2007FRBSM3號墓的兩種撫奏樂俑，M3：92的琴器較M3：19長而窄，尾端無岳，其器型更接近今天的古琴形制（圖1），而M3：19則是一種面寬（弦數多）有首尾岳的弦樂器（它與典型的瑟和箏也有一定的差異，目前還無法確定是何種樂器前身）。這一情況同樣出現在豐都鎮江沙包墓地2008FRSBM12：81、2008FRSBM12：34。

而李洪財“目前所見漢代撫琴俑所持樂器與古琴無直接聯系”的說法也與事實不符，相較于瑟、箏，琴在兩漢文獻中占有相當大比重，何以在出土中只見到前兩者而不見后者？僅就重慶出土的撫弦類樂器俑來看，有一部分俑所持樂器有首岳而無尾枘、尾岳，且為全箱式結構，如巫山麥沱古墓群M47：26（原題“擊筑男俑”非是），從器型和撫奏方法上看與今天已十分接近，應當看作早期的古琴。這類出土于重慶的真正的“撫琴俑”我們目前統計有19個 。它們的出土表明，至少在東漢早期巴渝地區已存在琴參與的藝事活動。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著名詩人，好琴，有《西禪聽戴道士彈琴》《聽履霜操》等琴詩十余首，琴文若干。紹圣元年（1094年）十二月被貶為涪州（今重慶涪陵區）別駕，遣黔州（今重慶彭水縣）安置，后又移至戎州（今四川宜賓）。黃在黔州期間以琴相伴，時“攜琴至草堂”，認為這是“息焉游焉”之義（《與張道濟帖二》[33]）。其作于戎州的《題楊道人默軒》（題下自注“崇寧二年戎州作”）中有“輕塵不動琴橫膝，萬籟無聲月入簾”[34]二句，于困厄之中琴境愈高。在黔、戎期間他廣結琴友，有榮州（今四川榮縣）琴僧祖元大師善琴，黃庭堅與之交，作《寄題榮州祖元大師此君軒》詩，中有“王師學琴二十年，響如清夜落澗泉。滿堂洗凈箏琶耳，請師停手恐斷弦”[35]之句，極贊祖元琴藝之高。另外黃庭堅在赴任黔州途中寫過一篇著名游記《黔南道中行記》，記錄了巫山（今重慶巫山縣）尉辛纮（字堯夫）彈琴場景：

步亂石間，見堯夫坐石據琴，兒大方侍側，蕭然在事物之外。元明呼酒酌，堯夫隨磐石為幾案床座。夜闌，乃見北斗在天中，堯夫為《履霜》《烈女》之曲，已而風激濤波，灘聲洶洶，大方抱琴而歸。[36]

辛纮善彈《履霜操》《烈女操》，黃庭堅所記其演奏時蕭然遠舉之風神，千載之下猶令人懷想。從這則材料也可以看出宋代士人與琴關系之密切，出游亦必攜琴以往，這一行為在宋人詩文中時有體現。

外來文化巨匠的到來促進了巴渝地區文教事業的發展，他們在這里興學倡教，播下了文化的種子。從劉禹錫慨嘆“今之膠庠不聞弦歌”（《奏記丞相府論學事》）[37]，到黃庭堅稱贊黔倅張茂宗“化民曾寄十三徽 ”（《與黔倅張茂宗》）[38]，巴渝樂教事業從無到有逐漸起步。而琴作為樂教以及士人文化的重要部分，也隨之在本地士子中普及，本地士人的詩文中也零星有了關于琴的書寫。如中晚唐夔州云安（今重慶云陽縣）詩人李遠，有琴詩《贈殷山人》云：“有客抱琴宿，值予多怨懷。啼烏弦易斷，嘯鶴調難諧。曲罷月移幌，韻清風滿齋。誰能將此妙，一為奏金階?！盵39]“啼烏”“嘯鶴”既是借物烘托，又用琴曲《烏夜啼》與《別鶴操》典，頸聯韻味深長。詩人若非對琴有足夠的了解和賞會能力，無法表達這樣的感受。

隨著禮樂文化在本地不斷扎根與深入，本地士人能琴者開始逐漸增多，群眾基礎愈加深厚，巴渝本地琴文化由此進入一個發展期。

三、本地琴文化的普及：兩宋至明清

宋代濃厚的文化氛圍使古琴成為士人階層普遍愛好的雅器，從帝王到文人士大夫再到佛道中人，彈琴、賞琴已成為風尚。對巴渝地區而言，兩宋間（尤其南宋重慶由州升府以后）官學、私學和書院的蓬勃興起使得本地文化事業蒸蒸日上，本地的文人雅士涌現，琴在他們的生活中愈加常見。

如主要生活于高宗時期的理學家、文學家，巴縣洛磧[40]（今重慶渝北區洛磧鎮）人馮時行[41]，頗以琴為能事。他用琴表達志趣：“聊以寫我心，素琴時按摩。澹泊有妙意，豈憂焚天和?！保ā稇洔Y明》其二）[42]以琴排解苦悶：“遙夜未渠央，取琴和秋蟲?！保ā稏|方有一士》）[43]他對琴有著頗為高妙的見解，其《題郭信可琴中趣軒》云：“視聽非耳目，況復求音聲?！薄扒閴m泯絕處，大地皆?韺?！?[44]反映了一種追求“大音希聲”的琴學觀，此詩亦為琴詩中的優秀作品。又如合州巴川（今重慶銅梁東南）的南宋理學家、易學家陽枋，其子陽少箕在《有宋朝散大夫字溪先生陽公行狀》里說他：“生平所儲，惟書數卷，琴一張?！盵45]“每良天佳月……編《易》張琴，水邊林下，行吟坐嘯，樂其自樂?！盵46]其侄陽昂亦說他“琴書自娛，無他玩好”[47]。足見琴在陽枋生活中不可或缺。陽枋有琴詩《詠絲桐》云：“地闊天寬人一般，琴心會得語言難。高山流水知音少，月白風清時自彈?！盵48]道出了音樂具有超語言功能，頗得理趣。陽枋不但自己好琴，也將琴傳之后代，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即丁卯（1267年）中元，“子孫娛侍”之時，陽枋還與其子炎卯“鼓琴以寫真樂”[49]。陽枋同鄉理學家度正亦能琴，其句“舉箑清風滿，彈琴白日消”（《奉挽友三舅知縣還山》其二）[50]可以為證。

琴文化到了明清時期已十分興盛，古琴作為傳統文人“四藝”之一，成為這一時期士人“標配”之一。優秀琴人輩出、琴譜大量刊刻、琴派業已形成，都是這一時期琴史繁榮的表現。由于此一時期巴渝地區商業的繁榮和文化事業的活躍[51]，同時也受琴史大環境的影響，巴渝地區能琴、好琴者在此時屢見不鮮，琴真正普及到社會的各個階層。

（一）文人士大夫

“左琴右書，無故則不撤琴”（明張大命《太古正音琴經》卷一《琴原篇》）的士人風氣深刻影響著這一時期巴渝地區的文人士大夫。明代勛臣、才子江津人江淵，游賞家鄉風物則“攜琴時復到林垌”（《馬驍春色》）[52]。梁山（今重慶梁平區）理學家、詩人來知德游白帝城赤甲山時曾“援琴鳴弦寫寂寥”（《赤甲行》）[53]，隱居萬縣求溪山時喜歡“流水高山半調琴”（《戊子求溪元日縱筆十首》其一）[54]。其《江邊別郭夢菊四首》其三云：“我有孫枝琴，龍鳳蟠唇足。不向人間彈，往往尋幽獨。朝彈露下松，暮彈月下竹。君侯知我音，五馬來空谷。投我白雪篇，擲我陽春曲。感君纏綿意，徽上寫不出。為君再三彈，再三山水綠?！盵55]抒發了一種不媚世人、唯待知音的琴士高情。明嘉靖年間合州人李諫，為廉政愛民之名宦，政務之余“彈琴種花，大有彭澤遺意”[56]。清代江津才子周佲祚寫荔枝園中悠游，必欲以琴佐酒：“攜焦琴 ，載濁酒，縱豪吟，酌大斗?！保ā独笾@賦》）[57]清代石柱馬氏土司漢文化修養頗高，家族中有不少人善琴，據《補輯石砫廳志·土司志》載：“（馬宗大）善琴操……子光裕、猶子光裁、孫孔昭……兼工圖章琴棋，秉家訓也?！盵58]馬宗大在追念其祖秦良玉時便說她“相傳有素琴”（《九日登西山》）[59]。

《新論·琴道》云：“八音廣博，琴德最優，古者圣賢玩琴以養心?！睂ξ娜耸看蠓騺碚f，琴是其文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是個人修養的象征，是一種文化符號，甚至超越了音樂娛樂的功能而進入“道”的層面，這也是琴在士人書寫中占很大比重的原因。

（二）平民階層

從明清傳奇、小說、戲曲等俗文學中琴的大量出現，可以看出琴在此時早已越過了精英文化的畦畛而進入大眾文化的視野。除了在文人士大夫的詩文中尋繹出琴文化的線索，我們在巴渝地區明清時期的文獻中還發現了這樣的材料：

彭萬官，字慶蓮，四川萬縣人。工琴……琴聲落落指生寒，不似箏琵錯雜彈。曾說梨園有三妙，銀兒幻術桂兒蘭。銀官戲法，桂官畫蘭，萬官彈琴，時稱三妙。（清吳長元《燕蘭小譜》卷二）[60]

巴縣妓女鄭釵香，貌妍心慧，工彈唱，能鼓七弦琴……縣官張公子敏，風流令也。每燕集，招之侑酒，聽其曲，神為之傾，令撫七弦，更色舞眉飛，夸為絕技。（清丁治棠《仕隱齋涉筆》卷一《節妓》）[61]

涂孝……家貧，甘旨常給母，（母）喜聽音樂，夜則吹笛彈琴，博其歡心。（清光緒《江津縣鄉土志》卷一）[62]

彭萬官為伶人而善琴，時人稱妙;鄭釵香處勾欄北里之中而善鼓七弦琴，且技藝較高;而涂氏孝子雖為貧士，亦解操縵。這些都是此一時期古琴在平民階層普及的例子。對于平民階層來說，他們未必如文人士大夫那樣將琴視為負載“道”的工具，大多時候只是把它當作娛樂的工具。

（三）琴家楊正經、竹禪和尚

重慶本土分別在明末和清末誕生了楊正經和竹禪和尚這兩位對琴文化貢獻頗大的人物。前者是明末清初騰譽全國的琴學大家，其人其琴更是當時一種遺民文化符號;后者則是近代禪林琴家的代表人物，其琴學思想和傳曲對現代琴學影響深遠。重慶本土能夠產生這樣影響全國乃至后世的琴人，不能不說是琴文化積累到了一定程度的結果。

楊正經，字懷玉，酉陽（今重慶酉陽縣）人。初為武職，后為朝廷郊廟樂章審訂音律，晉為太常寺卿。正經琴藝極佳，明屈大均《翁山文鈔》卷二《御琴記》云：“（正經）嘗奏琴便殿，為太古聲，上稱為過于師襄?！盵63]清末孫靜庵《明遺民錄》卷十五云：“（正經）通音律，琴學為海內冠?！盵64]又據明末陸符《大還閣琴譜·序》：“蜀有楊生，顧以知琴客于中涓，清禁所傳皆其音調?！盵65]則正經琴學于宮禁中至為流行。明亡后，正經抱御賜琴入淮，作《西方思》《風木悲》二操，抒發懷君思親之意 。崇禎帝有琴名“翔鳳”，為濟南李氏于兵燹中購之，“正經歲逢先帝忌日，輒從淮泗至李氏，拂拭御琴，設玉座，拜奠如禮?！保ā队儆洝罚66]屈大均、王猷定、李確、李沂、靳應升、張養重等遺民文人皆有聽正經彈琴詩，又其事經屈大均、王猷定等人口傳，海內名士如張岱、毛奇齡、董俞、魏畊、陳子升等雖未睹其人亦和詩詠之年，足見其影響之遠，王士禛乃比之為宋末琴家汪元量。楊氏琴學后由徽人葉魯白繼承之，葉魯白之琴亦得以“妙絕一時” 。

竹禪（1824—1901年），俗姓王，法名熹，梁山縣任賢鄉（今重慶市梁平縣任賢鎮）人。20歲時在梁山雙桂堂受具足戒，嗣法于第九代雙桂法脈一超禪師。[67]竹禪琴藝高妙，善操《普庵咒》《白雪》《風雷引》《憶故人》《高山》《流水》等曲[68]，清《普陀洛迦新志》卷六《十方寄寓》云：“（竹禪）喜撫古琴，其聲淵淵，悠揚悅耳，令人萬念頓消?！盵69]竹禪之于琴學有兩大貢獻，一者是竹禪在為清代琴僧釋空塵《枯木禪琴譜》作序時提出的“以琴說法”，對北宋琴家成玉礀的“攻琴如參禪”說作了很好的補充[70];二者是今天廣為流傳的琴曲《憶故人》，與竹禪傳譜有著密切聯系。據《今虞琴刊》中彭祉卿、張子謙《憶故人》跋文乃知此曲傳自彭祉卿父親彭筱香，而清末顧玉成《百瓶齋琴譜》卷外《憶故人》識文云：“此譜乃廬陵彭筱香家驥受傳于蜀僧竹禪之鈔本……竹禪特其最善者耳?！盵71]

四、古代巴渝琴文化特點

從以上給出的材料來看，古代巴渝地區能琴者不在少數。然而，今天即便對巴渝古琴文化感興趣的研究者，也主要津津樂道于重慶抗戰陪都時期琴藝活動的繁榮，這當然是無可厚非的，不過這里需要說明的是，這一高峰地位的取得并非完全一蹴而就的，如果在此之前沒有一定的積淀、當地人文環境對琴文化無有一點接受度和認同感，外來琴文化也不可能如此順利地對接。巴渝文化自古以來滋養著琴文化在這里發生的土壤。盡管前面說到許健、唐中六等先生認為巴渝古琴在唐代已有地域特色的說法恐有偏頗，不過巴渝琴文化確實有著自己的本來面目。

首先，巴渝琴文化的發生、發展盡管大體上遵循中國琴文化史的進路，不過帶有很強的地域文化發展史特色。從整個琴史來看，古琴從眾多樂器中逐漸獨立出來，演變為一個迥異于其他樂器的演奏和審美體系;琴藝活動（包括欣賞和演奏）主體由宮廷至貴族豪右再到普通士人乃至平民階層，經歷了一個跨越階層的過程。巴渝琴文化發展大致也體現了這兩點，從兩漢豪強地主階層蓄養的作為樂班成員之一的古琴演奏，到兩宋士人化的琴文化書寫，再到明清時期平民階層琴藝活動的出現，巴渝琴文化與整個琴文化的發展脈絡大體上是一致的。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巴渝地區歷史上政治、經濟地位和文化環境變遷的歷史特殊性，巴渝琴文化并不完全和中原琴文化同步。漢代撫琴類樂器俑所持器帶有很強的楚文化特色;隋唐至北宋初期巴渝地區尚屬于中原禮樂文化的邊區，巴渝琴文化是以外來琴人為主導的;北宋后期恭州更名、南宋光宗時期由州升府等事件帶來的重慶城市地位的提高，夔州路作為戰略要地形勢的逐漸凸顯，加之移民的大量涌入，巴渝地區的經濟水平和文化事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本土出現了一定規模的文人群體、書院和學派，本地琴文化在這樣的土壤下才得以成長起來。此外，清中葉以后重慶商業貿易的發達、商業組織制度的完善以及民眾“重商”意識的增強[72]促生了一批商業士紳，他們中不少參與了地方文化事業建設，晚清民國間琴事活動的中心在“天順祥”楊氏家族中并非一個偶然現象，這與同樣是商業之都的上海晚清民國時期琴文化形態頗有些類似?？傊?，古代巴渝琴文化是在中國琴文化大環境與地域文化演變的交互中發展的。

其次，巴渝琴文化的主體更基于文人琴的傳統。琴史上自古有“文人琴”與“藝人琴”兩大傳統，反映著兩種琴人的身份屬性和審美取向。劉承華指出，“文人琴”是“以文人的身份彈奏古琴而形成的琴樂形態，這文人身份既指從事文學寫作的詩人、作家，同時也包括學者、文人出身的官員、畫家、書法家等從事文化職業的人，后來也可以包括一些有其他穩定職業的人士”[73]?！八嚾饲佟眲t是“以藝人身份，其中主要是琴人身份彈奏古琴而形成的琴樂形態，這琴人身份主要指朝廷樂官以琴待詔、權貴所養的琴客、以授琴為業的專職琴人和一些專攻琴藝的僧道琴家”[74]。就巴渝地區的琴文化來看，從貶謫到此的能琴士人白居易、劉禹錫、黃庭堅等到本地能琴士人李遠、馮時行、陽枋、度正、來知德乃至石柱馬氏土司家族，其身份都是士人，其操縵的目的更多是為了修身養性。從陽枋“月白風清時自彈”到來知德“我有孫枝琴……不向人間彈”的表述都體現著這樣一種“慰己”而非“娛人”的心態。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楊正經和竹禪和尚雖以琴名世，但前者時為掌宗廟禮儀的太常寺卿，與宋代的琴待詔有很大不同。另外其所從事的琴事活動都旨在踐行儒家的忠孝節義，說明他本身也是以一個士的身份自許的。而竹禪和尚除琴藝以外兼善書畫，從事琴與書畫等藝事的目的是為了“說法”“參禪”，藝事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偲饋碚f，巴渝地區琴文化的主體是文人群體，其審美取向也更接近文人琴的審美取向。

結語

古琴自從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以來熱度與日俱增，而與這種熱鬧相反的是琴學研究的不完善不充分。古琴不僅是一種樂器，其身上承載了傳統文化的諸多細節是一個客觀的事實，正如清徐祺《五知齋琴譜》卷一《上古琴論》所云：“琴之妙道，豈小技也哉？而以藝視琴道者，則非矣?！盵75]從琴史上看，琴道的傳承主體一直是文人士大夫，這使得古琴區別于其他任何一種樂器而有了文化史上的地位。古琴文化與士人文化有了一種互文關系，由此作為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補充而有了獨特的價值。

挖掘和研究地方琴文化是研究整個琴文化的分項和基礎，不僅有著文化史研究的理論意義，更有其現實意義，對豐富地方歷史文化資源大有裨益。古代巴渝琴史中有許多是非常好的歷史文化資源，如果充分挖掘能夠產生較好的社會效益。例如梁平雙桂堂深刻挖掘竹禪和尚生平和藝事資料，于2009年成立了竹禪琴社，并出版了《名家薈萃憶故人》音像制品，既弘揚了竹禪琴學，也將竹禪打造為梁平的一張文化名片，取得了社會效益。不過客觀地說，類似的做法目前還很不夠。其實，如唐代裴淑、元稹鳴琴黃草峽的佳話，宋明兩代擅琴的巴渝理學家及其琴事，明末琴家酉陽楊正經等許多古琴文化資源就很有進一步開發的價值。像楊正經這樣一位明末清初遺民中現象級的文化人物，在我們目前出版的重慶名人書典（如《重慶名人辭典》《重慶歷史名人典》《重慶與名人》）中居然全部失收，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這反映了此前相關研究的匱乏。而我們希望借助這股古琴復興的熱度，將頗具文化史意義的古代巴渝地區琴學資源挖掘出來，填補之前此項研究的空缺，同時也為進一步開發和利用這部分文化資源做一點基礎性工作。

參考文獻

[1]薛新力.重慶文化史（遠古—1949年）[M].重慶：重慶出版社， 2001：17.

[2]唐冶澤.天風和暢——論抗戰時期重慶“天風琴社”的成立[J].長江師范學院學報，2012（09）：5.

[3]唐中六.古巴渝地域的古琴考[J].天風環佩：重慶·2013中國古琴傳承、保護與傳播學術研討紀實.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104-121.

[4][荷]高羅佩著，宋慧文、孔維鋒、王建欣譯. 琴道[M].上海：中西書局， 2013：1.

[5]喬建中.現代琴學論綱[J].天津音樂學院學報，2000（02）：4-9.

[6]唐中六.古巴渝地域的古琴考[J].天風環佩：重慶·2013中國古琴傳承、保護與傳播學術研討紀實.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104.

[7]中國民間文學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民間文學集成四川卷編輯委員會.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四川卷上[M].北京：中國 ISBN 中心， 1998：80.

[8]顧頡剛.古史辨自序（上）[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2.

[9]李松蘭.穿越時空的古琴藝術：蜀派歷史與現狀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77.

[10]李洪財.撫琴俑及相關材料存在的問題初探[J].音樂探索，2016（01）：65.

[11]李洪財.撫琴俑及相關材料存在的問題初探[J].音樂探索，2016（01）：72.

[12]新編漢魏叢書編纂組.新編漢魏叢書[M].廈門：鷺江出版社，2013：189.

[13][梁]蕭統.文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275.

[14][晉]常璩著;汪啟明、趙靜譯注.華陽國志譯注[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18.

[15][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1648.

[16][漢]桓寬著，白兆麟譯注.鹽鐵論注譯[M]. 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2：142.

[17]李松蘭.穿越時空的古琴藝術：蜀派歷史與現狀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107.

[18]李松蘭.穿越時空的古琴藝術：蜀派歷史與現狀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114.

[19]謝思煒.白居易詩集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6：1451.

[20]許健.琴史新編[M].北京：中華書局， 2012：144.

[21]唐中六.巴蜀琴藝考略[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41.

[22]薛新力.重慶文化史（遠古—1949年）[M]. 重慶：重慶出版社，2001：67.

[23][唐]白居易.白居易集[M].北京：中華書局， 1979：1485.

[24][唐]白居易.白居易集[M].北京：中華書局， 1979：1485.

[25]謝思煒.白居易詩集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6：1457.

[26][宋]朱長文.琴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50.

[27]毛水清.唐代樂人考述[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6：150.

[28]謝永芳.元稹詩全集匯校匯注匯評[M].武漢：崇文書局，2016：430.

[29]吳釗，伊鴻書，趙寬仁.中國古代樂論選輯[M]. 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11：178.

[30]吳釗，伊鴻書，趙寬仁.中國古代樂論選輯[M]. 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11：178.

[31][元]脫脫等.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 1985：13063.

[32]周勛初，葛渭君，周子來等.宋人軼事匯編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569.

[33]鄭永曉.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804.

[34]鄭永曉.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1170.

[35]鄭永曉.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865.

[36]鄭永曉.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748.

[37]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 [M].長沙：岳麓書社，2003：1071.

[38]鄭永曉.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745.

[39]彭定求等編.全唐詩[M].北京：中華書局， 1999：5931.

[40]胡問濤，羅琴.馮時行及其《縉云文集》研究[M].成都：巴蜀書社，2002：272.

[41]鄭敬東.重慶古文化資源研究[M].重慶：重慶出版社，2014：47.

[42]胡問濤，羅琴.馮時行及其《縉云文集》研究[M].成都：巴蜀書社，2002：9.

[43]胡問濤，羅琴.馮時行及其《縉云文集》研究[M].成都：巴蜀書社，2002：331.

[44]胡問濤，羅琴.馮時行及其《縉云文集》研究[M].成都：巴蜀書社，2002：39.

[45]曾棗莊，劉琳.全宋文 第352冊[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369.

[46]曾棗莊，劉琳.全宋文 第352冊[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372.

[47]曾棗莊.宋代序跋全編[M].濟南：齊魯書社， 2015：5555.

[48][清]永瑢，紀昀等篆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1183冊428b.

[49]曾棗莊，劉琳.全宋文第352冊[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373.

[50][清]永瑢，紀昀等篆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1170冊167a.

[51]薛新力.重慶文化史（遠古—1949年）[M]. 重慶：重慶出版社，2001：83.

[52]江津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江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9輯[M].1982：156.

[53]梁平縣政協文史委員會.梁平縣文史資料 第11輯 來知德詩賦選[M].2006：66.

[54]梁平縣政協文史委員會.梁平縣文史資料 第11輯 來知德詩賦選[M].2006：219.

[55]梁平縣政協文史委員會.梁平縣文史資料 第11輯 來知德詩賦選[M]. 2006：197.

[56][清]宋錦，劉桐纂修.合州志八卷.清乾隆十三年刻本：卷五.

[57][清]曾受一修，王家駒纂.江津縣志.清乾隆三十三年刻本：卷十九.

[58]四川黔江地區民族事務委員會.川東南少數民族史料輯[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164.

[59]周建華，譚宏永，馬世凡.石柱文史資料 第9輯 吟秦良玉詩詞聯輯[M].1988：11.

[60]張次溪.清代燕都梨園史料 上[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9：5.

[61][清]丁治棠.仕隱齋涉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8.

[62][清]佚名.江津縣鄉土志[M].四川大學圖書館館藏珍稀四川地方志叢刊 第三冊.成都：巴蜀書社，2009：24.

[63]《清代詩文集匯編》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匯編 119 翁山文鈔 翁山文外 雅坪詩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6.

[64]孫靜庵.明遺民錄[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07：113.

[65]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北京古琴研究會.琴曲集成第十冊[M].北京：中華書局，2010：311.

[66]《清代詩文集匯編》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匯編 119 翁山文鈔 翁山文外 雅坪詩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6.

[67]釋克觀.竹禪和尚生平及其藝術成就[J].佛教文化，2010（6）：16-5.

[68]唐中六.清代著名琴僧竹禪上人琴藝考[J]. 曾成偉，楊曉主編. 蜀山琴匯 2013成都琴會論文集[M]. 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2015：249.

[69]杜潔祥. 普陀洛迦新志[M].臺北：明文書局， 1980：422.

[70]夏凡.“以琴說法”——<枯木禪琴譜·竹序>的佛理闡釋[J].中國宗教，2013（08）：50-51.

[71][清]顧玉成輯.百瓶齋琴譜[M].北京：中國書店，2015.

[72]薛新力.重慶文化史（遠古—1949年）[M]. 重慶：重慶出版社，2001：80.

[73]劉承華.文人琴與藝人琴關系的歷史演變——對古琴兩大傳統及其關系的歷史考察[J].中國音樂，2005（02）：9.

[74]劉承華.文人琴與藝人琴關系的歷史演變——對古琴兩大傳統及其關系的歷史考察[J].中國音樂，2005（02）：9.

[75]蔡仲德注譯.中國音樂美學史資料注譯 增訂版 上[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7：391.

[76]重慶市文物局，重慶市移民局.重慶庫區考古報告集 1997卷[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

[77]重慶市文物局，重慶市移民局.重慶庫區考古報告集 1998卷[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78]重慶市文物局，重慶市移民局.重慶庫區考古報告集 1999卷[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79]重慶市文物局，重慶市移民局.重慶庫區考古報告集 2000卷[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

[80]重慶市文物局，重慶市移民局.重慶庫區考古報告集 2001卷[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

[81]重慶市文物局，重慶市移民局.重慶庫區考古報告集 2002卷[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

[82]重慶市文物局，重慶市移民局.豐都鎮江漢至六朝墓群[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

[83]重慶市文物局，重慶市移民局.萬州大坪墓地[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84]重慶市文物局，重慶市移民局.忠縣仙人洞與土地巖墓地[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85]重慶市文物局，重慶市移民局.奉節白馬墓地[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

[86]重慶市文物局，重慶市移民局.豐都二仙堡墓地[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

[87]重慶市文物局，重慶市移民局.忠縣鄧家沱遺址與漁洞墓群[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

[88]張才俊.四川忠縣涂井蜀漢崖墓[J].文物，1985.

[89]陳艷，郭昌蓮，裴健等.重慶巫山土城坡墓地Ⅲ區東漢墓葬發掘報告[J].江漢考古，2008.

[90]嚴福昌，肖宗弟主編.中國音樂文物大系 四川卷[M].鄭州：大象出版社，1996.12.

[91]劉智、楊大用，重慶市合川區政協文史編輯委員會編.合川館藏文物精品圖典[M].重慶：重慶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