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資產投資、市場化與產業結構升級
——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

（安徽財經大學，安徽 蚌埠 233040）

一、引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速度令人側目，但長期發展過程中存在結構不均衡問題，主要表現在重工業而輕農業、服務業發展較為滯后；為快速發展經濟過快消耗資源優勢，環境問題日益突出等方面。加快產業結構升級是我國提高經濟綜合競爭力、提升整體產業實力應對國際形勢的重要條件。投資在經濟增長要素中占據主要地位，固定資產作為資本積累的重要渠道對經濟的推動效果更為顯著[1]，同時經濟增長的程度對投資總量造成一定限制作用。產業結構升級和固定資產投資之間不是毫無關聯，他們存在的相關性可以看作固定資產投資方向及投資地區影響了產業結構升級的方向和升級地域。各地區為實現不同的宏觀經濟目標，施行相應產業政策反過來影響固定資產的下期投資額。由此可見，對固定資產投資和產業結構升級之間進行研究有著現實意義。

普遍認為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地域經濟更為自由、市場開放程度更高，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已經達到較高水平的市場化程度，能夠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但中西部地區市場化水平與東部相比仍然處于較低水平，市場化進程受到阻礙造成經濟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區域市場化的不平衡導致產業發展的布局失衡，而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區域產業結構升級未能實現既定目標。

我國正處于產業結構轉型時期，一方面需要持續擴大市場化程度，另一方面需要固定資產投資對產業結構進行限制，產業結構的升級或調整依賴于多種因素，同時受到不同地區資源稟賦、政策制度、技術創新等因素的限制。綜合考慮固定資產投資、市場化程度和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關系，并對不同地域進行研究，為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和優化提供新視角，對推動我國整體及各地區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文獻綜述

有關學者對資產投資與產業結構進行相關研究。李杰（2002）表示從投資結構角度能對產業結構進行有效調整，主要過程表現為擴大增量投資的同時對存量投資進行調整，政府作為投資引導主體達到產業結構與投資結構發展方向一致的目的。劉希宋（2003）則從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調整方向對投資結構和產業結構升級脫節進行解釋[3]，認為經濟管理體制出現錯誤導致脫節產生并強調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可通過構建投資結構與產業結構關聯體質達到最終目的。何大安（2008）利用我國市場數據對產業結構調整和固定資產投資進行實證研究，利用具體數據結果證明固定資產投資和產業結構之間有較強的相關性[4]，并且存在滯后因果關系，認為政府制定產業政策要考慮經濟的可持續性，避免產業結構不平衡發展。潘麗霞（2011）指出固定資產投資在不同地區及產業間表現具有差異性，固定資產投資方向對產業結構和產業布局具有指導作用[5]?，F有文獻對固定資產投資與產業結構間研究較為單一，主要關注固定資產投資對產業結構的單一影響，較少加入其它變量共同研究。

現有關于市場化與產業結構升級主要存在以下幾種研究角度：第一，政府與市場角度。林毅夫（2011）的新結構經濟學認為政府應發揮出“因勢利導”作用并在產業調整過程中退出扭曲的價格機制[6]。巫景飛（2016）認為政府在產業升級過程中過多控制資源流向對經濟造成極大地損害[7]，不利于產業結構調整。第二，國有經濟角度。李夢、李勇（2013）指出國有企業的波動是有效替代市場化波動的指標，長期來看市場化能顯著提高企業效率[8]。第三，產品市場和生產要素角度。曹玉書（2012）認為資源錯配形成的阻礙造成經濟產出總量及比例的縮減同時生產要素流動障礙在長期對整體產業結構升級造成影響[9]。對于產業結構和市場化程度的更多研究文獻，從不同微觀角度進行研究。盛丹和王永進（2011）認為產業結構升級在長期主要依靠技術進步帶來的優勢[10]，技術創新能力越強的地區市場化程度越高同時技術復雜程度高的產業受市場化影響越大，因此對實現產業結構升級更有利。此外，黃啟新（2017）從金融發展視角進行研究，發現分地區金融發展對產業升級影響具有分異性[11]，但市場化和金融發展分別對產業結構升級進行推動的同時交互作用也具有促進功能。對于分地域市場化進行研究的文獻顯示，市場化在促進地區產業升級的同時也具有顯著的空間外部溢出效應[12]，對相關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有明顯推進作用。

學術界對于固定資產投資影響產業結構升級的文獻不多，對市場化對產業結構升級的研究正在發掘不同的角度，但對于固定資產投資和市場化程度共同研究的思路尚未發現。本研究試圖探討兩者共同作用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并對不同地域進行實證檢驗，分別闡述固定資產投資和市場化程度在東、中、西部間的差異，并提出相關建議。

三、研究方法與數據說明

（一）模型設定

確定模型變量后，在面板數據的基礎上構建線性回歸模型，如下所示：

cjsit=β0+β1marketit+β2invit+β3urbit+β4hucpit+β5lnlabit+β6lntechit+εit

在上式中，i代表地區，t代表年度。cjsit表示i省份在t年度的產業結構，marketit表示i省份在t年度的市場化程度，invit表示i省份在t年度的固定資產投資。其余控制變量依次為技術創新能力、勞動力結構、人力資本結構、城鎮化水平，β表示有待估計的參數值，εit表示隨機擾動性。

(二)變量選擇與說明

本文研究重點在于討論固定資產投資、市場化進程對產業結構調整及優化的影響，并考慮到產業升級會受到多種因素共同作用，參考已有文獻，本文引入變量如下：

1．被解釋變量

產業結構升級（cjs）：產業結構升級包括兩方面升級，分別是高級化、合理化。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兩者共同構成了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一般而言，產業結構指標可以選用克拉克定理采取的非農產業比重表示。然而，我國經濟結構發生巨大改變，有較強的經濟服務趨勢，傳統的計算方法不再適用。在此基礎上，存在兩種衡量方式：一是將第三產業增加值與第二產業增加值之比作為參考指標：二是將第二產業增加值與第三產業增加值之和占GDP的比重作為參考指標。本文選擇前者作為被解釋變量產業結構升級（cjs）的衡量指標。

2．核心解釋變量

市場化程度(market)：現有研究文獻多采用樊綱所發布的《中國市場化報告》中的市場化指數進行衡量，其中2016年之前市場化指數已給出，并根據市場化指數外推至2018年數據。

固定資產投資(inv)：通過固定資產的建設和購買活動，提高行業內有效投資項目的資本比率，進一步調整經濟結構和區域產能分配，增強經濟實力，進而影響區域產業結構的升級。本文以國有固定資產投資占地區總固定資產投資比重作為衡量指標。

3．其他控制變量

除核心解釋變量外，存在影響產業結構調整的其他控制變量，如下所示：

技術創新(tech)：我國產業結構正處于轉型期，高新技術產業迅猛發展但技術上尚不完善。技術創新引導更多的資源流入創新產業，帶動資金流動加快產業升級過程。本文技術創新用年末專利申請數作為衡量指標。

勞動力(lab)：中國人口眾多，勞動力數量龐大且勞動力市場參與程度高。市場結構轉型專注于高新技術產業，因此急需高素質人才進行市場參與，促進市場產業升級轉型。本文勞動力使用就業人員數作為指標進行衡量。

人力資本(hucp)：有關研究使用受教育平均年限為人力資本衡量指標。本文人力資本指標采用普通高等學校在校生人數對地區年末常住人口占比衡量。

城鎮化(urb)：城鎮化指標衡量城鄉人口流動情況，人口的合理流動有助于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從而達到產業結構升級目的。本文所用數據為中國統計年鑒中可搜集的城鎮化率即城鎮人口占年末總人口比值數。

考慮到異方差對模型回歸的影響，本文對非比值數據采取對數處理，即對勞動力人數和技術創新能力進行對數處理。

（三）數據來源

本文所使用的相關變量涵蓋全國31省份2005-2018年度面板數據。各變量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分省年度數據》《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經濟社會大數據研究平臺統計年鑒及相關數據網站。各變量經過匯總處理后，相關統計描述如下所示：

表1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平穩性檢驗

為確定各變量是否具有平穩性，對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回歸分析之前進行單位根檢驗，以此避免偽回歸現象出現。由于面板數據平穩性檢驗存在多種檢驗方式，為確保檢驗結果準確性，本文將采用三種檢驗方式，其中包括LLC、Fisher-PP及Hadri-LM，包括相同單位根和不同單位根檢驗方式。各變量檢驗結果顯示為表2，經過多種方式檢驗，證明各變量均具有平穩性，回歸分析時并不會存在偽回歸現象出現。

表2 變量的平穩性檢驗

（二）整體樣本估計

由于固定資產投資以及市場化程度對產業結構升級在不同區域具有不同程度影響，本文先從全國范圍上考察固定資產和市場化程度對產業結構影響的差異，再基于區域面板數據，采取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回歸分析。

表3 市場化與固定資產對全國范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

在全國范圍內固定資產及市場化程度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回歸結果顯示為表3。通過結果可以發現市場化程度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系數正且在1%的水平檢驗下顯著，數值為0.0482，說明市場化程度在一定意義上有助于產業優化升級，這是由于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有助于擴大經濟自由和經濟開放程度，從而加強了資源合理配置能力，促進資源快速流動。相反，固定資產投資對產業結構進行回歸后影響系數為負，數值為0.1243并且通過1%顯著水平檢驗，由此可見固定資產投資顯著阻礙產業結構升級。固定投資規模越大，市場流動資金規?？s減，社會部分資源流入與固定資產建造及投資有關領域，導致產業結構的發展不均衡以及減緩產業轉型速度。其他變量中城鎮化對產業升級的系數在5%顯著水平下為0.013，說明城鎮化程度有助于產業結構升級但推動程度較輕，由于城鎮化具有集聚效應，促使勞動力及資本等生產要素集中在工業與服務業，生產效率得到提高，有效促進地區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城鎮化進一步提高，吸引更多人力資本涌入，高素質人才的引進成為加快產業升級的重要因素，實證結果中系數為0.483也通過了1%顯著水平下的檢驗。同時城鎮化及人力資本也加快了技術創新腳步，技術創新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回歸系數為正，數值為0.164，即通過技術創新引導戰略性與高新技術等產業進行技術升級改造，提高產業效率并引入更多生產要素和社會資源，由此帶動這些產業和與之相關的其他產業共同發展，推動整體產業水平升級。勞動力水平影響系數為負且在通過5%的顯著水平檢驗，表明過多的勞動力人口造成市場飽和，勞動力供給毫無限制，造成社會勞動力素質不高，勞動力廉價，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產業在大量勞動力的支撐下得以發展，而以技術為主的高新產業卻缺少足夠人才，某種程度上過多的勞動力抑制了產業結構升級。

（三）分地區估計

表4是東部地固定資產投資與市場化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回歸結果，結果表明，我國東部的市場化水平對改善產業結構有積極影響。但結果不顯著，與全國范圍回歸結果相比不具有顯著性。

表4 東部地區市場化與固定資產對全國范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

東部地區具有創新優勢、要素整合優勢及國際影響力優勢，率先實現了產業結構優化，市場化程度對其結構升級效果不明顯。固定資產系數為-0.136，代表固定資產投資對產業升級具有阻礙作用。與整體回歸相反，東部地區城鎮化水平對產業結構具有反向促進作用，而勞動人口卻具有正向推動作用，這與東部地區經濟實力有關，資源快速流動以及人口頻繁更新，創造了大批就業機會，同時人口的快速流動，使勞動力具有不穩定特性。人力資本和技術創新在1%水平下顯著，對東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效果顯著。

中部地區固定資產投資和市場化對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的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根據結果顯示，在中部地區市場化具有正向推動作用，并且在1%顯著水平下系數為正0.133，中部地區地理位置具有內陸經濟的局限性，不如沿海地區具有開放性，雖然長江橫跨東中西三大區域，但各區域之間合作存在發展、需求等因素的限制。開放性不足限制了中部地區經濟發展，擴大經濟開放程度從而進一步實現市場經濟有助于深化市場化程度。中部地區是農業生產重地，六個省份中有五個是糧食主要產地，并且有眾多地區是能源原材料基地，產業同構導致省份間相互合作存在阻礙，導致外部需求乏力。中部地區被定義為農業基地，造成產業升級困難。目前，東部地區城鎮化水平明顯高于中部地區，因此，中部地區有必要加快城鎮化融合速度。

表5 中部地區市場化與固定資產對全國范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

此外根據表5顯示，勞動力對中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存在阻礙作用，技術創新和人力資本正向推動產業結構升級。

西部地區固定資產投資和市場化對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的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根據結果顯示，在西部地區市場化具有正向促進作用，并且在1%顯著水平下系數為正，數值為0.085。與整體回歸結果不同，西部地區的固定資產有推進作用，但不具有顯著性，可以解釋為西部地理具有多樣化、復雜化，地區廣闊無垠，具有鮮明的地域特征，而優質的礦物資源是該地區的主要產業原料，礦業開發是該地區經濟發展的基石，因此，與其它地域不同，西部地區投入更多固定資產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

表6 西部地區市場化與固定資產對全國范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

此外可以看出，城鎮化水平在1%顯著檢驗下對西部地區產業結構調整有推動作用，相反，勞動力在1%顯著檢驗下對西部地區產業結構具有阻礙作用。創新能力和人力資本在表6中顯示都不顯著，可以認為這兩種變量對產業結構調整有所影響，但不是實現產業升級的主要影響因素。

五、穩健性檢驗

為檢驗回歸就是否具有穩健性，本文將對上述全國性樣本進行穩健性檢驗，在全國樣本回歸過程中加入robust檢驗，檢驗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7 穩健性檢驗

將表7與表3回歸結果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市場化與固定資產對產業結構的顯著性沒有發生變化，所有系數符號以及數值大小基本一致，兩表之間標準誤存在稍許差別，可以認為回歸結果非常穩健。

根據以上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市場化對產業升級的影響不論在全國范圍內還是分地區回歸都具有正向推動作用，但各地區市場化程度對產業升級的影響并不相同，存在一定差異。固定資產對于產業升級的影響在全國和東部、中部地區都具有明顯的抑制效用，但由于西部地區具有特定的地域產業特點，固定資產投資對西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調存在一定推進作用。

六、結論與建議

本文選取全國31個省份2005-2018年面板數據，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對全國整體及東、中、西三地區進行回歸分析，探究固定資產投資和市場化程度對產業結構升級調整是否存在影響性，實證結果具體闡述如下：（一）在全國范圍內，市場化對產業結構升級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固定資產投資對產業結構升級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二）無論是整體還是分地區，市場化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都是正向作用，中西部地區市場化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較東部地區更為顯著。但固定資產投資對產業結構升級在整體和中東部地區都具有反向抑制作用，受地域資源特征影響，西部地區呈正向促進作用。（三）由于地域具有異質性，勞動力、人力資本、創新技術和城鎮化對產業結構升級存在不同表現。

本文就實證研究結果提出部分建議：（一）固定資產對我國經濟增長有積極推動作用，保持一定比例基礎固定資產投資有助于經濟保持穩定增長速度[13]。在全國范圍內保持一定的固定投資額，在基礎建設投資的基礎上，適當增加新型固定資產投資以實現經濟向高新產業和技術型產業的轉型。各地區省份結合自身產業結構、資源優勢、經濟發展狀況等因素選擇合適的固定投資比例，實現產業的高效升級。（二）市場化對產業結構升級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因此加強市場化改革深度和力度存在必要性，包括擴大市場化范圍，進一步深化金融市場、外匯市場、產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等的市場化改革力度，同時放寬市場準入機制，吸引外資進入中國市場，帶動國內企業共同發展，在增加內需的基礎上達到更高水平的外部投資。各經濟區域打破地域限制以增加市場協作性[14]，在各地區自我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實現各類資源在不同地域間合理流通，實現不同生產要素由生產積極性低的部門流向生產積極性高的部門，使資源配置更加有效。（三）政府在調控經濟正常運行的前提下，避免對社會經濟實行過多干預，在支持第二產業發展的同時對第三產業給與更大的政策扶持與財政補貼。（四）對于其它變量，實現產業結構升級不同區域應采取合適的政策措施達到城鎮化水平、技術創新水平、人力資本和勞動力的動態平衡，結合區域優勢及特點制定合理的制度，實現產業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