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戲劇”的偽命題

李唫

如今，國內對于后戲劇的理論言說和話語討論可謂蔚為大觀，后戲劇思潮如今可以在國內理論界流行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國內后戲劇的討論是否真確的符合后戲劇本身的意義，在當前中西文化交流的微妙語境之下如何批判的看待后戲劇，是值得我們思索的問題。

究其根源，后戲劇理論屬于廣義的后現代思潮的一部分，西方的后現代理論雖各征異說，思緒紛紜，其要旨與本宗在于對“現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我們這里討論的現代性，主要涉及的是西方關于現代性的、已成建制的思想話語和知識話語。這種現代性強調以理性為中心的、對于主體的自主性的構建，以及對于作為外在對象的客體世界的理解和征服。從學理上講，西方現代性本身具有批判和解放的積極動因，而在以西方為中心的經濟—政治體制背景之下，現代性話語的實踐逐漸異化以至蛻變為制度性的文化霸權和言說霸權。這種現象在西方語境內部或許并不顯見，而當我們以發展國家—發展中國家的地緣—文化差異作為基本的視域時，這種文化問題的嚴肅性則暴露出來。關鍵在于，以標榜”后現代“之名行其道的“后戲劇”，是否本身是一種意識形態化了的“現代性”的體現。

這里所謂的“意識形態”（ideology）的概念，使用的是德國社會學家曼海姆的觀點。曼海姆所言述的意識形態，是一種“旨在維護既定經濟—政治體制合法性的、系統的知識論說（它與曼海姆所論說的烏托邦這個概念是相反的）”?，F代性思想作為一種自身具備批判動因的話語，本不應具有意識形態方面的異化，然而在后殖民語境之下，發展中國家的理論者往往在其第三世界的語境之下做出了對于“現代性”的有意或無意的誤讀。

對于現代中國而言，對“現代性”的典型的誤讀就是“現代性等于先進性”。作為后現代思想的大家?？抡J為，現代性是一種態度、一種質疑，他從典型的古典現代性學者康德對于啟蒙的定義那里（“所謂啟蒙，就是獨自運用自己的理性，使自己擺脫不成熟的狀態”）找出了后現代的、內在的批判質疑的精神。所以，后現代思想實則為現代性內在批判自身的揚棄，是現代西方思想自身辯證發展的結果。

后現代這種自身學理背景的復雜，卻因“先進”、“進步”的文化優勢，在后殖民語境之下，作為具有權威的文化符碼，為國內相當數量的理論者所去反思的接受，其背后的文化動因，源于所謂“現代中國文化長期落后”的文化陣痛。作為具有發展中國家背景的現代中國，其文化建構過程的曲折與特殊，被其認作為現代中國文化的合法性的喪失，在與西方現代性的平行比較下，從而產生了“先進—落后”的二元對立關系。所以，凡吸納西方思想，均以“先進”視之，便成為一些理論者的內在標準。

現代性話語本是一個辯證和批判的言說過程，而在中國追求現代化的語境之下，現代性成為一種關于“進步”、“先進”的、具有威權的“現代性意識形態”，現代性的刻板化和意識形態化，是當前國內對于現代性的一種普遍的誤讀?！昂蟋F代”與“后戲劇”作為西方現代思想話語的體現，在國內的傳播和接受中，依然不免受這種“現代性意識形態”的影響，被自覺抑或不自覺的定義為“西方先進理論”的意識形態標識。作為后現代思潮的后戲劇思維，本身具有的去中心化、打破意識形態壁壘、提倡異質多元的后現代的基本思想理路，被作為一種理性知識構建接受下來，并因其既定的優位文化而作為文化的絕對命令被理解和貫徹，缺少作為本土實踐的反思和交流的文化品質。在關于現代性意識形態的背景之下，作為后現代思想體現的后戲劇遭遇了關于語境的誤植和誤讀，而這與后現代的基本精神是有所違背的。

對Post dramatic theater“后戲劇劇場”之翻譯，在翻譯界，實則是一種“優先概念霸權”行為，之后較為精確的“后文本戲劇”“后劇作劇場”的翻譯，因為“優先概念霸權”已被“后戲劇劇場”使用，不能被得以重視。況且，如若使用“后文本戲劇”“后劇作劇場”之翻譯，因為并沒脫離戲劇文學學科或戲劇學學科之邏輯，諸多問題瞬間迎刃而解，便無法引起爭議，也無法“標新立異”。這恐怕才是“假象”的另一種是“真面目”。

后戲劇理論源自德國學者雷曼，其理論在國內傳播的過程中逐漸成為霸權的理論話語，有時以至被用于輕率的用于對本土現代戲劇理論和西方戲劇理論的價值的重估，而缺少后現代本身的精神，既不同文化語境的“對話”和“視域融合”。后戲劇本身在國內的傳播和實踐不應只具有單一的視野，而應通過與“他者”的對話而產生雙向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