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大遺址保護利用路在何方
——訪陜西省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李驪明

本刊記者/陳宇宏

漢長安城城墻東南角遺址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斷的人類文明，它源遠流長，多元一體，兼容并蓄，從而博大精深。在它漫長的發展歷程中，既一脈相承，又階段顯明。其中周秦漢唐等統一王朝奠定了中華文明的主干，而這些封建王朝均崛起并興盛于關中這片皇天后土之上。如今西周、秦、隋唐的都城或消蝕破碎于河水沖刷之中，或大面積疊壓于現代城市之下，唯獨西漢長安都城，格局完整，地下遺存清晰地存留于古都西安的西北城區。如何全面系統地保護和利用這座巨大的古代城池遺址，如何展示和傳承其豐富而厚重的文化內涵，如何通過歷史轉化和活化使之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文化建設和文化產業的支撐，這始終都是陜西以及西安的戰略性課題和歷史使命。

2011年，陜西和西安在漢長安城申請設立了國家級的大遺址保護特區。2020年，陜西和西安又提出在漢長安城創建國家文化公園的申請。陜西省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李驪明作為資深的文化學者和這些重大項目的主要推動者和策劃人，接受了本刊記者的專題采訪。

漢長安城遺址保護總體規劃

《西部大開發》：大家都有一種疑問：都說陜西是歷史文化資源大省，那么這個“大”，大在什么地方？都說要從文化資源大省變成文化產業大省，這個文化產業大省又應該是個什么樣的標準？

李驪明：陜西作為文化資源大省，特別是歷史文化資源大省的地位毋庸置疑，也用不著太多的論證。陜西文化資源、特別是歷史文化資源，數量之多、品類之全、規格之高、影響之大，都是舉世公認的。西安作為陜西的省會和十三朝古都，還有著“世界千年古都，華夏精神故鄉”的特殊文化身份，這都可以看作是一種文化價值上的大，這是西安在全國700多個城市中首屈一指的地方。文化產業之大可以從定性、定量等不同的角度去評價。文化產業的數量指標和統計數據不是我研究的對象。我所看重的文化產業之“大”，可以簡單地概括為文化產業創造的財富貢獻大，文化事業所產生的意義大，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資本的范圍大，文化主題帶動的產業鏈條大，重大項目在國內外文化格局中的影響大。這些定性的問題解決好了，定量的經濟數據自然也會增大。你所提的問題之所以能成為問題，主要在于我們在資源的轉化、活化上創造乏力，創新乏術。當今世界，文化產業的競爭主要表現為文化話語權的競爭，文化創造力的競爭，內容經濟的競爭，那種關于文化資源賦存地的競爭，歷史文化古悠度甚至權威性的爭吵，都不能構成現實的文化生產力競爭優勢。這也是值得陜西的文化官員和學者認真反省的問題。

《西部大開發》：您對漢長安城的保護利用有持續的關注，從您主持的諸多研究報告和咨詢建議中能深切感受到您的漢長安城情結。您常講漢長安城是國家級戰略性資源。能稍加解釋嗎？

李驪明：漢長安城的價值和地位與漢王朝的歷史文化貢獻密不可分。漢代是一個偉大的時代，在中華民族發展史和華夏文明史上占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它發展并完善了大一統多民族國家模式和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它儒家法家互補，王道霸道兼用，最早實行對外開放，制定西部經略，推進絲綢之路上中西方經濟文化交流，使漢長安城成為當時的國際大都會，展示出漢文化強大的吸納之力和消化之功，奠定了中國儒釋道三位一體的文化架構，漢代形成的文化精神也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的重要資源，例如其崇尚忠孝的教化方針，弘毅行道的價值導向，雄渾大氣的審美旨趣，追求功業的社會風尚，后來都沉淀為中華思想文化的深沉底色。漢代所創造的漢文化，表現出鮮明的開創性、集大成性、包容性、輻射性品質。

漢長安城是根據中國傳統禮制思想建造的一座都城，它是位于渭河一級階地之上的一座規模宏大的東方城池，面積達到36平方公里，作為西漢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商貿中心，城中包括宮殿廟堂、文館武庫、禮制建筑、貴族府邸、閻閭里坊、商貿賈肆、百工雜藝、苑囿臺榭、人工湖泊等等，西漢王朝居此208年，后又被八個王朝或長或短的作為都城使用，前后作為都城時間長達369年。從西漢到隋初，這座都城既孕育了諸多的盛世文明，也成為佛教傳揚和民族融合的策源地和集中區，顯性和隱性的文化資源疊壓積淀十分厚重。其中未央宮、長樂宮、建章宮、東西二市、八街九陌、天祿閣、石渠閣、辟雍、橫橋以及與之有機聯屬的上林苑，都成為中國古都文化的象征性符號。在漢長安城遺址區創建國家文化公園，應該是一項爍古耀今，具有深刻而長遠意義的偉大文化工程。

在世界古代文明的大版圖中，漢長安城和古羅馬城是一組可以相互比較的帝都型雙子座城市，它們分別作為中國和歐洲建筑文化和政治文化的代表，影響了其后2000多年的文化樣態。我們之所以說漢長安城是國家級的戰略性資源，是基于它能夠彰顯國家文化形象、價值系統和中華文化特色的權威性資源。漢長安城國家文化公園的建成，必將進一步充實西安作為東方大遺產之城的形象，形成民族文化自信的支點和民族文化復興的戰略高地。

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

《西部大開發》：您是最早明確提出“國家古都文化公園”概念并進行系統設計的人，您認為現在應該如何在新的發展背景下及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語境中，搞好漢長安城保護利用的文化策劃和建設規劃？

李驪明：國家文化公園是國家文化戰略和文化建設的新形式、新載體。它是一個類型集合概念，不同的國家文化公園各有自己的文化主題定位。文化公園的主題定位既是對外的標識，也是對內資源組合的指歸，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國的文化公園主題定位，要能夠體現中國文化的獨特創造和價值系統，展示中國形象和中國高度。對于漢長安城國家文化公園的主題定位，我們經過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認為最能體現國家文化戰略和漢長安城資源賦存比較優勢的主題是“漢長安城國家古都文化公園”。

西安百余名學童在西安漢城湖舉行漢服開筆禮

我在這里再做幾點補充，第一，“國家古都文化公園”是國家文化公園中的一種新類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其最直觀、最具感染力的文化形象就是它最具代表性的古都，這是對中國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一個重要補充。第二，古都為“體”，其它為“用”，古都是本體性的存在，其它是派生性的，功用性的事物。主題定位于國家古都文化公園，不會影響其它派生性的文化主題的表達和彰顯。比如，古都和絲綢之路起點就是這里的另一個主題，也可以叫作副主題。人們千里迢迢來到絲路東方起點，就是要游覽古都這種東方文明的首善之區和絲路商貿的東方磁極。只有彰顯古都，才能揭示古代文明產生的內在邏輯。第三，古都文化公園的建設，也必將有力地推進陜西和西安傳統歷史文化資源綜合價值的兌現。在全國層面，漢長安城遺址區不僅要成為雄渾大氣的東方古都觀光體驗地，同時也將成為中國八大古都聯盟和世界古都論壇的永久會址。用于傳承優秀文化，傳播中國聲音。

國家文化公園是一種可以和考古遺址公園無縫對接的文化工程模式，它有一套規范和主體功能分區的要求。這種模式不但適合線性的文化遺址，更適合面積巨大的圈層結構的片狀文化遺址。國家文化公園最突出的特點是文化遺產的積極性保護和綜合性開發。它的管控保護區、主題展示區、文旅融合區、傳統利用區劃分是具有較強的科學性和實用性的。在我們確定了漢長安城大遺址的模式、主題、文化內容和發展策略之后，文化策劃和建議規劃將會結合這里的文物文化資源的空間分布，資源類型，周邊自然人文條件，配套設置等具體情況，嚴謹地進行系統化的設計。

《西部大開發》：國家文化公園規模如此之大，要以何為支撐，才能使優秀傳統文化項目工程品質在傳播中少打折扣？

李驪明：國家文化公園必須要有國家級文化工程的項目作為支撐，這些項目應該具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傳播文化工程的品質。我們在此提出兩大類文化工程的創意和設計。第一大類是，需要國家支持的文化工程項目；第二大類是，社會多元主體投資運營的文化工程項目。

未央宮復原效果圖

華服體驗者身著漢服盡享銀杏林浪漫醉人的美景

在策劃創意過程中，我們力求突出三大特點：一是要與國家古都文化公園主題高度契合，從而形成對主題的呼應和支撐；二是充分發揮陜西和西安出土文物和文化資源的賦存優勢，保證有特色鮮明的展品和素材支持；三是硬件軟件并重，“三個效益”并重，爭取每項文化工程都能形成較長的產業鏈，使國家文化公園同時成為文旅商貿的新引擎。

《西部大開發》：東西方文化遺址保護確有不同，中國的土木結構遺址應該采取怎樣的模式？為何長久以來我們在保護理念創新上難以突破？

李驪明：把西方和東方的文化遺址作一比較，石質結構建筑與土木建筑的差別顯而易見，特別是在經歷了千百年的自然和人為損壞之后，二者的存留狀況更是差別巨大。這從羅馬古城和漢長安城的比較中可以得到最明顯的印證。羅馬古城甚至不用太多的文化標識人們就可以看到其當初的格局和樣態。而漢長安城除了部分夯土遺址，地面建筑基本是蕩然無存。材質的差別和文化環境的差別，使得中國土木遺址的保護和展示必須要有適合自身特點的方式方法。

歐洲是近代考古學的起源地，也是遺址保護規范的策源地，從16世紀就已提出了遺址保護的概念。這些概念和規范是以歐洲的石質結構建筑和社會文化環境為前提的。由于歐洲在考古學和遺址保護的先行者地位，其保護理念和模式也就先入為主地成了世界性的規范和遵循。而在實踐中人們發現歐洲式的原則和模式并不適合所有的遺址保護，特別是不適合東方土木結構的遺址保護和文化展示，于是又產生了日本模式和美國模式。世界上的遺址保護實際是呈現出一種“有定則、無定式”的多樣化狀態。

中國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國，也是土木結構遺址最多的國家，但我們的考古學和遺址保護則晚于發達國家，我們的學者和文物管理者長期在歐洲模式與日本模式中間搖擺糾結，至今未能形成適合土木結構特點，符合中國國情的中國模式及理論體系。

《西部大開發》：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向我們提出的新使命、新要求，那么，漢長安城大遺址保護特區應該如何進行文化展示創新？

李驪明：在漢長安城大遺址保護特區進行展示系統的創新是創建國家古都文化公園的重要內容和題中要義?，F在，無論是從社會的期待、文物管理部門的觀念更新，還是新材料新技術的發展方面看，我們都有必要、有條件進行文化展示和傳承傳播形式的探索創新?？梢栽O想選擇像未央宮或長樂宮這樣有代表性的宮殿遺址，進行錯位性、立體化的保護展示工程。地下文物層可以建成可觀覽、可作考古現場的保護性空間，地面上可以用輕型材料建成可逆性、可識別的宮殿型標識物，并依托地面建筑空間，開設漢文化博物館或古都文化博物館。對于宮墻及城墻部分，也可以用輕型新材料，錯位或易位構筑起既有景觀效果，又有展室功能的標識體。中國的新材料和工程技術與漢長安城文化遺址相結合，就是呼之欲出的中國大遺址文化展示創新的可行之路。

《西部大開發》：最后一個，也是大家最為關心的問題，在漢長安城大遺址保護區內，原住民是否該完全遷出？傳統村落是否要被保留？怎樣有效解決遺址保護特區的土地平衡問題？

李驪明：在漢長安城遺址區36平方公里的范圍內，現在還有四五萬戶籍人口的原住民。這里的村民不同于唐大明宮遺址區以河南籍移民為主的居民，這里的村民是當地的原住民，有些村莊的歷史可以上溯至三四百年之前，他們在此有土地、有祖墳、有著安土重遷的傳統觀念。如果采取簡單地全部遷出的辦法，在經濟和動員工作方面都會成本巨大，困難重重?，F實而合理的選擇是在調查分類和協商互動的基礎上，探索一套合乎國情和區情的分類解決辦法。從系統保護利用的角度看，原住民同時也是歷史文化傳統的載體，在合理的利益保證和培訓引導下，他們又會轉化為文化遺產的守護者和傳承人，因而保留部分原住民和傳統村落，是大遺址保護利用的題中之義。

因此，我認為，戶籍原住民的安置，將來在政策引導和相互協商的有機結合下，應該采取貨幣安置一部分、區外安置一部分、區內安置一部分、區內傳統民居安置一部分的辦法，完全可以達到“原湯化原食”的平衡狀態。

目前遺址區內還有33個行政村，村莊總人口5.4萬人，流動人口6-7萬人。根據村莊現狀建設、占壓遺址狀況，比較可行的辦法是根據規劃要求，按照構建利益共同體及和諧共生發展模式，將這些村莊劃為不同類型，予以有序地拆遷、保留、改造。特區內曾提出四種類型，即遠期遷建安置型、保留控制發展型、協調發展型、城鎮化整理型。這種類型劃分兼顧了保護規劃的要求和現有村莊的現狀，并體現了對大遺址區內傳統民居景觀的價值評價。應該被視為漢長安城國家古都文化公園的創造和探索。

美麗的漢城湖遺址公園

遺址保護特區的用地平衡問題。一方面，在一個大都市的中心城區建設的文化公園，是一件成本高昂的戰略舉措，土地作為一種稀缺資源應該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另一方面，36平方公里的遺址區，72平方公里的環境保護區應該說在用地方面可以有較大的回旋余地。

保護特區應與政府及土地、規劃部門積極協商，綜合挖潛，切實解決居民安置和企業搬遷及項目用地的問題：一是遺址區外圍，包括古城環濠地帶、圈層狀的地帶的規劃權和使用權問題；二是遺址區內原定的村莊、企業遷置用地落實問題；三是農村宅基地用地指標的使用問題；四是遺址區內基本農田面積的逐步核減問題；五是遺址區以外土地補償和平衡問題。

總之，用地平衡是關乎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進度、效益和景觀品質的前提性問題，對此必須要大膽創新，精打細算，既盡力而為又量力而行，保證國家級文化工程穩健有序地向前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