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精神、晚明風格與現代文學的“長時段”書寫

朱軍

摘要：在當代中國的城市書寫中，“晚明”與“江南”作為核心意象，標志著抒情傳統及其生活美學的回歸。其中不僅隱藏著“古典”的趣味，也意味著對“現代”的探求。在全球現代性危機下，中國作家試圖以一種“長時段”的書寫，通過回溯本土近世精神的源流，注重時間體驗的空間性，寄情個人和家族的直接經驗，在中國內部發現歷史，從“南方精神”走向多元現代敘事。

關鍵詞：南方精神;晚明風格;“長時段”;現代文學;多元現代性

新世紀以來，以王安憶、格非、蘇童、金宇澄、王宏圖等人為代表，中國的江南書寫乃至城市文學隱隱約約地發生了某種轉向，我們或可以稱之為“晚明轉向”?！敖稀弊鳛榭臻g，是歷代文人傾心詠嘆的對象，呈現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往往代表一種抒情的風格與物的美學，而“晚明”作為時間，正是這一風格和形式的最高呈現?！敖稀迸c“晚明”在當代文學中的結合，并不是偶然現象，它不僅代表了中國作家和學人對“古典”的迷戀，更隱含了對“現代”的探求。一種更長時段的現代文學書寫，超越了以世代易變、政治更替為特征的“短時段”觀察，從而將世俗人情、時尚藝術、大眾文化、婦女生活和空間地理納入整體性的視野，在更為廣闊與縱深的層面“從中國發現歷史”。

一? 現代文學史書寫的晚明魅影

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書寫因其刻意強調“現代性”的突變，往往落入“短時段”的陷阱。譬如我們常常以“三十年”“民國文學”“十七年”“新時期”乃至“新世紀”之類的“短時段”甚至“超短時段”框限文學時代及其風格。然而，這一書寫策略常常割裂了歷史發展的連續性，也造成對“現代性”內涵的單一理解與強制闡釋。

“五四”是現代中國文化史上第一個“大寫日期”，即這一日期可以將時間從此分成“××前”與“××后”的日期?！拔逅那啊钡闹袊鴱拇顺蔀椤皞鹘y中國”“封建中國”和“古代中國”?！肮糯袊北徽J為是一個長期處于停滯狀態，并且缺乏內部動力突破傳統框架，唯有經過19世紀的西方沖擊，才能發生巨變，步入“現代”文明。這也是以列文森為代表的西方“沖擊-反應”模式史學研究的經典范式，與之相伴，史家一般采用“傳統”與“現代”二分的雙線史觀來劃分中國悠久的歷史。

“大寫日期”像一具時間的閘門，深刻影響了“五四”時期“雙線文學觀”。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追溯了曾國藩之后1872年以降的文學流變，涉及桐城派的式微、古文學的變化以及新文學的發展等諸多基本命題。其中第九節《活文學——白話小說》將晚清小說按地域分為北方平話小說和南方諷刺小說兩類進行述評。胡適將活文學和死文學、貴族文學和平民文學加以二分的觀念深刻影響了后世評判文學的標準，如錢基博和陳平原所論，其優點是有成見，缺點在于太有成見。學界多已注意到，“雙線文學觀”暗含著一種激進的“新舊不兩立”的趨向，譬如胡適《白話文學史》認為文學史“不該向那‘古文傳統史里去尋，應該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學里去尋，因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當世”。①這一反傳統思想趨向在其后的文學史書寫中漸漸走向極端化，最終形成了文學史的民間文學主流論、反帝反封建與封建階級帝國主義奴才文學斗爭論，甚至主流與逆流論。

“短時段”的文學史寫作拋棄了中國傳統的大文學史觀，改變了文學史中長久積淀的經典論斷，將“五四”形成的“現代”觀念作為判決歷史的標準，為文學確立了新典范，但其弊端也不可忽視。特別是“短時段”視野下的“雙線文學觀”對歷史的掩蓋是很明顯的。在劇烈的社會動蕩與思想沖擊的背景下，史學家和知識分子很難對一段歷史形成清晰、整體的定位，關于歷史長時段的認識無疑需要時間的沉淀。因此，我們不難理解宇文所安《過去的終結：民國初年對文學史的重寫》中的質問：古典傳統作為對手已經死了，“五四”一代人對過去的重新闡釋已經把傳統連根拔除了，但是，因為“五四”知識分子們的價值觀和斗爭性敘事如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我們不免要想知道：當最大的敵人死掉之后，還剩下什么？②

也許宇文所安過于悲觀了，在此闡釋脈絡中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在19世紀20、30年代，這一闡釋過程與當時還很強大的古典傳統是相輔相成的。譬如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將兩千年中國文學史看做言志與載道的此消彼長，胡適“八不主義”也是復活了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張。如果減去西方影響，胡適的觀點就是晚明儒家公安派主張。胡適后期將“五四”運動比附為“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被追溯到宋、元、明、清四代，乃至一度追溯到唐代和先秦?！爸袊奈乃噺团d”不僅僅指“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其內涵要深廣許多，甚至包納了幾千年來的“文學復興”“中國哲學的復興”和“學術復興”。③在胡適的最后時光，面對批判傳統之風日炙，他儼然轉而成為“四十年來的文藝復興運動”的最大辯護者。④可見，一方面胡適是“短時段”文學史的重要開創者;另一方面，他希望在“長時段”的背景下為新文化運動找到傳統的源流。

從“長時段”的視野看，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的努力顯得尤為珍貴。他綜貫百家、觀其會通，洞流索源，博通古今文學之嬗變。既注重文學史的連續性和文學自身的傳承與流變，也強調以作家作品為主體，關注“代變之中，亦有其不變者存”⑤。批評錢基博的文學史觀保守顯然是有失公允的。錢著一直貫徹著對“執古”和“騖外”兩種思潮的批判，認為前者食古不化，后者削足適履，這提示后人一種相對客觀科學的文學史研究進路。

在對待古典的態度上，不少“五四”文化人外在是一個激進主義者，內在往往又是一個保守主義者。從精神分析的視野看，要避免外在與內在撕裂引發的精神危機，就需要某種妥協與平衡。胡適將“新文化”與“文藝復興”相比附正是這種心理平衡術，而對于章太炎、梁啟超、譚嗣同、劉師培、周作人、俞平伯、沈啟無、林語堂等人來說，“晚明文化”是這一妥協的重要中介。章太炎、梁啟超等晚清學人多將排滿革命和現代民主精神追溯到東林黨和黃宗羲，周作人等“五四”學人則將目光轉向以公安三袁為代表的晚明文藝，認為他們構成了中國文藝現代化的歷史起點。周作人說：“現代的散文在新文學中受外國的影響最少，這與其說是文學革命的還不如說是文藝復興的產物，雖然在文學發達的程度上復興與革命是同一樣的進展……我們讀晚明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覺得與現代文的情趣幾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難免有若干距離，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對于禮法的反動則又很有現代的氣息”⑥。

延續了周作人、林語堂等人的思考，任訪秋《中國新文學的淵源》（1986）較好體現了“從中國發現歷史”的思路。他分別點明了李贄與晚明文學革新，晚明文化革新運動與17、18世紀文學，清代樸學的反理學思想文學觀，桐城派的興衰，晚清西學與近代文學發展，排荀批孔與“五四”思想革命，晚清文學革新與“五四”文學革命之間的關系。進而指出“五四”傳統三個源流：晚明以來的文學傳統，西方先進學術思想，西方思想與中國市民階層思想的匯合。此外，他認為近代文學的開山人物上宗公羊，文學觀與晚明思潮也很接近。這體現了本土傳統滋生潛隱的各種進步思潮與文學書寫之間始終存在著相互滲透、相互發明的關系。

近年來，“重寫20世紀文學史”“現代文學史的向前位移問題”以及“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等命題的提出，體現了當代學人拉長現代文學生命線的努力。然而，這一努力仍然有局限性，晚清之前仍然被劃為“傳統”，《海上花列傳》之前的文學也被歸為“古代文學”，上海的開埠、西方的入侵方才被視為“現代”的開啟。在寫作《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的柯文看來，這仍然是典型的“歐洲中心主義”視角下“傳統—現代”的兩分法。反觀“五四”學人對晚明現代風格的追慕，更能代表一種從本土出發的“中國中心觀”，也更貼近歷史內在的演化脈絡，重溫這一探索對當下的文學史寫作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二? 晚明風格作為“早期現代性”

梁啟超、周作人等人以“晚明”比“晚清”，展開對“現代”的追溯，與近年來史學界興起的中國“早期現代性”研究異曲同工。從某種程度說，王德威所言現代文學“沒有晚清，何來‘五四”之說，并非新見，這一追溯應該可以進一步表述為“沒有晚明，何來晚清與‘五四”？

1930年代嵇文甫、周作人分別依據革命與人文之不同立場，將中國現代性上溯到晚明，日本京都學派更將宋代視為中國現代的起點。王德威認為，這類追本溯源的做法可以無限推衍，但也恰恰是他希望打破的迷思：我們不再問晚清或“五四”“是否”是現代的開端，而要問“何以”某一時間點、某一種論述將晚清或“五四”視為現代的開端。⑦回到歷史的進程來說，晚清、“五四”作為封建王朝與現代民族國家古今交替的歷史節點，應該被看作“現代”的開啟，不過這顯然打上了王朝興衰的政治烙印，無論梁啟超首倡“新小說”還是“五四”學人提出文學革命，都可以看作“文學政治”的延伸，如胡適所言，文學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不能不說是政治革命的恩賜”⑧。

“長時段”的歷史研究，不止于關注政治的變遷，而要將社會心態、社會環境的變遷看成是歷史發展的主線，強調對日常生活、下層群體、社會文化及其歷史淵源的研究。社會文化及其結構的變遷在歷史分期中的重要性，要大于“短時段”結構下的王朝興衰的政治變遷。王德威也認同“我們的問題不再是發生學，而是考掘學?！睋Q言之，中國“現代性”研究不只要關注如何“發生”，而需要更為長時段且更為深入地“考掘”內在流變。對于現代文學史的書寫來說，“沒有晚明，何來晚清與‘五四”為我們打開了深入“考掘”的時間缺口。譬如陳伯海曾經嘗試將現代四百年的文學思潮視為整體予以貫通研究，以把握肇端于晚明的啟蒙話語的流變。

將目光轉向“長時段”的考掘，需要注意到中國文學的重要傳統是注重時間體驗的空間性，具有鮮明的地域性特點，如譚其驤所指，“把中國文學書寫看成一種亙古不變且廣被于全國的以儒學為核心的文化，而忽視了中國文化既有的時代差異，又有其地區差異，這對于深刻理解中國文化當然是極為不利的?！雹釤o論是前輩學人對晚明名士風流、物質美學與抒情傳統的欽慕，還是史學界對城市化、商業精神和市民文化的追溯，都業已指出晚明風格與江南這一空間母體密不可分?！巴砻鳌迸c“江南”中蘊藏著中國文學的“現代”意識，或許我們可以接著問，沒有“江南”何來“現代”？與傳統的史學研究把1911年視為臨界點不同，社會學家早已經認識到，從1550年代開始到1930年代的歷史時期構成了一個連貫的整體，一個“現代性”的演進歷史。學者們發現了一個從過去400年延伸至共和國的中國。而這一切與晚明時期長江下游的城市化、大眾文化的勃興、士紳規模的擴大、從勞役租向貨幣租的轉變以及商業社會的形成有莫大關聯，這一系列的“現代化”的潛流在20世紀早期達到了頂峰。⑩

“江南”作為空間與“晚明”作為時間，被統合在對于“現代性”的探問之下，正在成為當代文學發展的一條重要主線。其中比較引人矚目的有王安憶的《天香》對上海史前史的追尋，格非《雪隱鷺鷥》對《金瓶梅》的研究和“江南三部曲”，蘇童、王宏圖等對“南方的詩學”和“南方精神”的討論，等等。一方面江南書寫呈現出回歸文人的精神故鄉的努力;另一方面則代表在全球現代性的危機下，作家試圖通過回溯中國近世精神的源流，從中國內部發現歷史，發現“現代性”。 誠如德里克所言，中國一些學者想把明代中國的發展處理成一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我不同意他們的觀點。我認為，在沒有資本主義制度的情況下，也可以取得程度相當的經濟發展，正如我們在明代中國看到的情形。11德里克的困惑提醒我們，唯有通過“長時段”的內部觀察，才能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和庸俗馬克思主義的論調，也才能真正認識到“晚明”與“江南”作為現代性的源流及其獨特的歷史和文化價值。

王安憶《天香》是從中國內部發現歷史的文學杰作。城市文學一直都是一個突兀于中國大地的異類，她往往代表殖民的歷史與外在的現代，與鄉土文明格格不入，然而《天香》告訴我們，即便是上海這樣的“西方冒險家的樂園”，也是從大地上的一河一汊、一草一木、一亭一園、一市一鎮、一寺一橋、一針一繡中緩緩生長出來的。王安憶寫道，小小一條蠶，吐出絲，經幾道繅制，織成線，再染與漿，合綹又分辟，穿進針里，千絲萬縷，終成光華麗色，天知道是誰造物。而這紡絲造物又如盤古開天、女媧補天，混沌中分出上下黑白;又比如后羿射日、大禹治水，方才水陸分明，有了個清明世界！12從造物到造世界，這不正是江南女子織就的華章？這是一種生命的動態孕育與成長，“過去”與“現代”“傳承”與“創造”在流動不居、相互滲透中彼此涵養，傳統社會中包含著現代的潛勢，而現代都市中又保存著傳統的特點。所謂“天工開物”的深意正在于此。

吉登斯曾經把“現代性”定義為一種時空脫域的危機，中國似乎只有經歷西方“沖擊”才能擺脫傳統的時空觀念（譬如天人合一的宇宙論和循環論的時間論），進入“現代”這一新世界。這正是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所要表達的“現代性”展開之路。這“三部曲”從儒家烏托邦到革命烏托邦再到消費烏托邦，沿著普世主義的民族國家發展進程，農耕女織的“花家舍”演進為資本狂歡、人欲橫流的“銷金窟”，在資本主義與民族主義這兩種勢力完成了全球化的同時，中國也完成了自身的現代化。在《春盡江南》的末了，端午開始寫小說，故事回到一個名叫普濟的江南小村落，布法和白居榭寄居于莊園的隱秘生活，而綠珠希望在鶴浦定居下來，過一種踏實樸素的生活，因為她強調，在當今時代，只有簡單、樸素的心靈才是符合道德的。13格非取法于明清小說傳統的修復和轉化，以細膩的敘事、典雅的語言、循環如春秋的內在結構昭示著，晚清以來，我們上下求索的“現代性”，似乎也遭遇了儒家文化類似的命運，像江南“春天的消逝”，繁華落盡，正在經歷德里克、杜贊奇所謂的“全球現代性的危機”，結果是諸如中國這樣的社會現在對什么是現代也因此有了“自己的”理解。14

“江南三部曲”依然是對于普世現代性的理解，盡管其中不乏對儒家傳統的幽怨回憶，而《雪隱鷺鷥》代表了格非自己對什么是中國的現代的理解?！敖先壳钡膭”疽呀泬蜷L，從晚清一直延展到后現代中國，但格非顯然并不滿足，他說“偉大的小說都是對傳統的回應”15，他要回溯到更為早期的晚明傳統，找尋聲色與虛無之下的世情人倫，進而透過世情書寫展開16世紀中國社會的經濟、商業、道德、法律、官場以及種種世態。與王安憶一樣，他們都試圖重現上海作為新型的“排他性的城市文明論”出現之前的文明史。16這部文明史與西方不同，市井與田園并不割裂，這是一部天下混一、物力繁盛的早期現代圖景。對于中國文人而言，無論是身處末世時代的危機還是面向都市頹廢的深淵，“晚明風格”都像是揮之不去的召喚抑或救贖。

三? 從“南方精神”走向多元現代性敘事

對于一種沉沒的江南精神的追慕，代表了中國作家“從中國發現歷史”的轉向。我們需要思考的是，為何在“新世紀”先鋒的中國作家會心照不宣地轉向歷史與邊緣？或者說，是否存在著杜贊奇所謂的“南方”來拯救并超越現代性敘事？

在《全球現代性的危機——亞洲傳統和可持續的未來》中，杜贊奇試圖通過探索現代性敘事的生產要素和內在邏輯來歷史性地理解現代性。這種敘事不僅必須能夠將現代性進程置于前臺，還要能夠解釋現代性更為廣闊的范圍，即非西方世界與“南方”。在現代化理論中，這些國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被視為滯后的或者是缺乏現代性的。目前這個關頭尤為重要，因為它揭示了一種“趕超和滑落”正在我們這個世界發生。17中國作家也敏感地意識到這一潛伏的潮流，譬如蘇童、王宏圖注意到?？思{、普魯斯特、美國南方與中國南方分享著類似的“南方精神”。這種精神游離于傳統文學觀念之外，描寫了不應該存在的東西，諸如《追憶似水年華》之類的作品并不能代表西方的先鋒派，卻與《紅樓夢》氣味相投，充滿了生活氣息，與法國的散文傳統也有著極深的淵源。他們都“把小說向蒙著灰層的角落里寫，細致到病態，病態到令人尊敬”。18

《金瓶梅》成為格非、蘇童等當代作家的創作源泉，正在于其是晚明世俗精神的最高代表。格非說道，“南方”在《金瓶梅》中并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同時也是一個文化概念和時尚符號，它總是時尚、奢華和精美的代表。蘇童、王宏圖則認為《金瓶梅》的世紀末情緒中有一種生命欲，是一種對世俗生活的強烈貪戀，《紅樓夢》延續了《金瓶梅》的“南方精神”，展現出一種頹廢的美學，書寫了大家庭中的人情冷暖。也正是《金瓶梅》所代表的“麗藻”與“繁華”以及《紅樓夢》中那一抹“頹廢”，激發了王安憶的寫作欲?！短煜恪纺軌蛟诮喜排鬟B文酒、究心器玩的生活時尚中觀物取象、游心造境，細膩呈現出個體日常生活與審美活動之間的內在關聯，繡藝錦心中彌漫著整個時代的社會時尚、審美風尚之間的交互影響，在更為宏闊的歷史視野中，王安憶重新審視“晚明”與“南方”在中國社會、歷史演進洪流中的位置。

蘇童將“南方精神”總結為“一種腐敗而充滿魅力的存在”，王宏圖認為一種“憂郁的氣質”正是“南方的基調”19。與北方傳統——張煒、張承志所呈現出的高遠理想和批判精神不同，“南方精神”與世俗生活休戚與共。江南世家都不太適應做官，鳶飛草長的江南，格外滋養了閑情逸致，稻熟麥香，豐饒的氣象讓人感受人生的飽足。即便像申儒世那樣的歲暮之秋，低沉是低沉了些，但也另有一番自省的況味。因為是在入世的江南，所以不至于陷入虛妄，而是在器與道、物與我、動與止之間，無時不有現世的樂趣生出，填補著玄思冥想的空無。

在這種生活和審美觀念的波及下，無關日用的“長物”“玩物”成為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繁華中的“腐敗”因此透著一種末世感。無論園林的營造、器物的雕琢還是繡藝的鏤繪，正如“天香園繡”和“柯海墨”的由來，“天香”二字中既有天工之意，又有一派嫵媚風流。王士性、沈德符等有“物妖”“服妖”“墨妖”“扇妖”等說，“物”一方面是超自然的事物，有天工之意，另一方面則代表邪魅精怪，往往具有新奇艷冶的外表，能夠蠱惑人心、玩物喪志。20范濂《云間據目抄》記錄，家具、器物、繡紡乃至晚明時期流行的時尚、趣味，大多來自松江和蘇州。譬如蘇州的園林將人工美推到極致，因此有一種不健康的趣味，在王宏圖看來，它甚至具有巴洛克的特點。繁復、憂郁、腐敗的巴洛克美學作為整個歷史、社會有機體的一部分，有窮途末路的征兆。從《金瓶梅》《紅樓夢》到張愛玲和王安憶，一種盛極而衰的憂郁感，是繁華書寫之下的另一條主線，也是城市書寫的宿命，或可謂之“惘惘地威脅”。

“妖”常與“美”“艷”“巧”“媚”“異”相關聯，然而這種“腐敗”和“憂郁”之所以又是充滿魅力的，往往也代表“世紀末”之后新生歷史循環的展開?！督鹌棵贰穼懹诒狈?，卻集中體現了一種文化上的“南京崇拜”，格非援引德國學者弗蘭克所勾畫的1400-1800年間的世界經濟地圖，看到了另外一個“同心圓”——它以中國長江流域或中國南方作為最核心的一圈，中心點位于蘇淞地區（鄭和下西洋的起錨地）一帶，然后輻射到東亞朝鮮半島和日本、中亞以及東南亞的更為廣袤的地區。它的外圍甚至擴散到歐洲和南美洲。21“天香園繡”同樣如此，從世家玩物、妯娌心思層層擴大，走向民間，走向世俗，口口相傳、代代相繼，字字如蓮、蓮開遍地……申府的繁華盛景終究灰飛煙滅，在天香園繡播散的蓬勃天機中，“徐家匯”和“上海灘”孕育生長，“長物”接駁了徐光啟的“科學”，儒、佛、道、耶中西文明在乖女和蕙蘭手中最終織成錦繡華章。由此開出“天工開物”的時代新意。

南方精神、晚明風格孕育了中國獨特的現代性的開端，也是世界范圍內“多元現代性”的重要象征?！敖稀币恢笔侵袊说木窆枢l，也是“近世精神”的源流，對“晚明風格”的迷戀深深影響了中國現代文學，從“五四”時期開始，現代文學史的書寫便試圖在晚明風華中為文學變革找尋歷史的源流，隨著感時憂國的時代風格的凸顯，“南方的詩學”所代表的抒情傳統和物的美學逐漸沉入歷史的陰影。新世紀文學的“晚明轉向”，寄情于作為個人和家族直接經驗的歷史，凸顯出對抒情傳統及其生活美學的回歸，通過對歷史文化長時段、內部取向的精細化描繪，“現代性”被置入“天地物理人情”之中重新淘洗，開出東方文明傳統特有的審美趣味、人生情致和天下關懷。

注釋：

①胡適：《白話文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頁。

②[美]宇文所安：《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田曉菲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0頁。

③胡適在1923年的“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一文中說，“中國的文藝復興”當自宋起，1933年他又將其提前到了唐代，在未具寫作日期的題為“The Intellectual Renaissance in Modern China”的殘稿里，更論述了先秦諸子學說和漢代以來佛教對中國的征服。

④胡適：《日記1952年》，見《胡適全集》（第3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頁。

⑤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頁。

⑥周作人：《<陶庵夢憶>序》，《語絲》1926年第10期。

⑦王德威：《沒有五四，何來晚清？》，《南方文壇》2019年第1期。

⑧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4冊，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年版，第1272頁。

⑨譚其驤：《中國文學的時代差異與地區差異》，復旦大學歷史系編《中國傳統文化的再估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頁。

⑩Frederic Wakeman（魏斐德）and Carolyn Grant，ed.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p.2.

1114[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時代的中國》，李冠南、董一格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8-39頁，第7頁。

12王安憶：《天香》，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93頁。

13格非：《春盡江南》，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第372頁。

15格非：《最有意思的是在心里生長》，《長篇小說選刊》2007年第2期。

1621格非：《雪隱鷺鷥——<金瓶梅>的聲色與虛無》，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3-27頁。

17杜贊奇：《全球現代性的危機——亞洲傳統和可持續的未來》，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113頁。

1819蘇童、王宏圖：《南方的詩學：蘇童、王宏圖對談錄》，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42頁，第98-101頁。

20王士性：《廣志繹》卷2，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33頁;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26，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660-663頁。

（作者單位：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晚清文學儒家烏托邦敘事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8FZW064）

責任編輯：蔣林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