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華北將領與蒙元的亡國論述*

洪麗珠（四川大學）

一、序論

元末的歷史，尤其是最后的二十年（1350—1370），在學術上的話語權幾乎由明史研究所掌握，亦即從“江南群雄”看元朝的滅亡。而元代亡國的解釋，大多是基于經濟階級革命，或夷夏史觀下的民族對立，以致于蒙元之亡具有文化與政治的正確性。蒙元史研究者應當致力于扭轉元末歷史研究過度傾斜于明朝史觀的現狀，也不應將順帝一朝晚期歷史的述說權拱手讓與通俗文學。

元晚期的研究，在脫脫（1314—1355）出征高郵張士誠（1321—1367），被來自大都的一紙詔書解職流放后，似乎預告了亡國的命運，這導致后脫脫時代華北地區忠于元朝的軍事人物與活動，淪為不起眼的配角，研究上零星而簡化。脫胎于江南群雄的明朝，其發展過程實際上與華北軍事力量的消長有關，重新檢視元朝亡國前夕華北人物的活動，能在視角上使元明鼎革的過程完整化。

《蒙兀兒史記》曰：

察罕帖木兒沆愾喜功名，布衣起義，旌麾所指，前無堅對，不十年而河東、關西、河南、山東群盜屏跡，其所規劃，有古名將之慨，使天予中壽，江淮不足平也。推我赤心，遭人白刃，非一身之不幸，殆元祚之宜終歟。[1]屠寄：《蒙兀兒史記》卷129《察罕帖木兒傳》，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版，第17 頁上。

將一個末代王朝的命運，系于一人，并非罕見的史論模式，但歷史總是遠遠復雜于此。察罕帖木兒（1328—1362）的形象[2]其生年系根據黨寶海：《察罕帖木兒的族屬、生年與漢姓》，《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3 期，第175—176 頁。，在不同的寫作者筆下，變化多端。例如他曾被小說家描述為一位被封為汝陽王的蒙古王爺。[3]武俠小說《倚天屠龍記》中描寫的汝陽王，出身顯貴，有一子王保保，對照相關事跡，顯然是以察罕帖木兒為原型。根據史載，汝陽王為察罕帖木兒建功之后，朝廷追封其父之爵，而察罕帖木兒被殺害時，才三十余歲，也并非王保保之父。另察罕帖木兒為一漢化色目人，起于布衣，并非蒙古貴族，貴冑之描寫可能是將華北的其他將領，例如弘吉剌太不花與答失八都魯的形象混為一談。而他效忠元朝的立場，也不免被視為鎮壓農民起義的軍閥。[4]周松：《元末黃河中游地區的政治形勢與軍閥集團》，《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6年第1 輯，第72—80 頁。屠寄（1856—1921）則以察罕帖木兒身系元朝國運，是元末軍事中興的領袖[5]洪麗珠：《肝膽楚越—蒙元晚期的政爭》，新北花木蘭出版社2011年版，第100—110 頁。（原新竹清華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年），他的英年早逝，敲響了元代亡國的喪鐘。從察罕帖木兒的例子，可以發現同一人物在同一個時代，會因為撰寫者的各種主、客觀立場，產生截然不同的樣貌。

本文主要目的有二：首先，扭轉元末歷史長期傾斜于江南群雄的史觀，對華北地區在元末試圖挽救國運，積極活動的軍事領袖的事跡進行梳理；再者，透過分析后世對于元末人物的史論，整理蒙元亡國論述的發展。

二、中興大業難：脫脫

至正十一年（1351）之后，元廷在軍事上屢獲捷報，脫脫破徐州，聲勢如日中天，兵指高郵張士誠。[1]《元史》卷138《脫脫傳》，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3346 頁。蒙古世胄出身，時任河南行省平章的太不花（？—1358）也收復了南陽等處，河南局勢走向穩定。[2]錢大昕：《嘉定錢大昕全集》5《元史氏族志》，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9 頁?！睹韶菏酚洝肪?25《太不花傳》，第6 頁下。世鎮羅羅斯宣慰司，而以軍功出任四川行省參知政事的答失八都魯（？—1358），召義丁二萬，一舉平定襄陽紅巾軍。沈丘（在今河南）布衣察罕帖木兒（？—1362）與信陽人李思齊（1323—1374）奮舉義兵，以奇計破羅山，大都政府分別賜以汝寧府達魯花赤、知府之職。[3]《元史》卷42《順帝紀五》，第903—904 頁。整體局勢上，元朝幾乎已重新控制淮河中上游北岸，并對下游的張士誠構成包圍與沉重壓力。

但脫脫在出征高郵張士誠時，突然退出了歷史舞臺。竇德士（John Dardess）認為脫脫去職的主因是元朝晚期宰相遞嬗的周期已到，所謂的周期取決于朝廷派系之間互相忍受的極限點。[4]竇德士（John Dardess）：《順帝與元朝統治在中國的結束》，見傅海波（Herbert Franke）、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編：《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661—662 頁。此一說法曲折，但可如此解釋，一方面脫脫所主導的政策皆已大致完成，軍事上也取得重大進展，出將入相，已是人臣所能觸及的最高位階。順帝最年長的兒子、高麗奇皇后之子愛猷識理答臘（1339—1378）冊立皇太子之事，是當時大都朝廷中最重大的爭議，脫脫以丞相身份，堅守“中宮有子，將置之何所？”之由反對，以致于遲至十三年（1353）六月，冊立之事才勉強塵埃落定，但脫脫主政之下，東宮無法像以往的皇位繼承人一般參與學習政務，甚至沒有正式的冊立典禮?；适覂炔康膭萘Υ硇惺剐姓倭艡嗔芾砻稍耶a的脫脫，漸漸感到難以忍受。

脫脫自然也感受到這股不滿，他最終自請出征的舉動，顯然是依據蒙古看重軍功的傳統，冀望于藉此化解政治危機。至正十四年（1354）正月，高郵張士誠誅殺朝廷地方官員，僭號稱王，立國號為大周。高郵扼運河南北要道，影響漕運與賦稅甚巨，更是兩淮重要的鹽場， 所謂“國之所資，其利最廣者莫如鹽”[1]《元史》卷94《食貨志二·鹽法》，第2386 頁。。出征高郵正當其時，如獲成功，東宮也得屈服于這份功勞。

錢謙益（1582—1664）曾論張士誠之兵力只及于高郵、揚州兩處，濠、泗為郭子興據地，兩者互為唇齒，高郵破，濠、泗亦難以幸免。[2]錢謙益：《國初群雄事略》卷6《周張士誠》，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42 頁。故平定高郵，對元廷來說，意義重大。脫脫親征之前，本先由親信石普領兵出征，明人吳寬（1435—1504）記述：

石普者，以國史院編修官有軍功，升樞密院都事，從守淮安，詣丞相面陳破賊之策……與兵萬人……乘勝拔十余寨，斬首數百，將抵高郵城，兵分三隊，普自將攻北門……總兵者遣蒙古軍千騎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之功，賊以死捍，皆恇怯馳回，普兵遂為賊所蹂踐，悉墜水中，普獨奮擊，直入賊陣中，被創墜馬……益戰不屈，與役三十人具死之。[1]吳寬：《皇明平吳錄》史部卷423，《續修四庫全書》第432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22 頁?！对贰肪?94《忠義·石普傳》，第4404 頁。

石普為徐州人，至正五年左榜進士。[2]蕭啟慶師：《元代進士輯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2年版，第315 頁。在高郵前后的戰役中，和石普一樣為元廷死節者，多達十余人，其中有高官，有平民，包含各種族群，清人周昂曰：“張氏倡亂，死節之臣，所在多有?！盵3]周昂：《元季伏莽志》卷6《表忠傳》，稿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石普死后，大都政府再命江淮行省平章達識帖睦邇進兵，脫脫則于同年九月，率領號稱百萬大軍，親圍高郵。就在高郵城破前夕，大都城中以皇太子為首的派系，顯然不樂見脫脫的凱旋，脫脫身邊之人似乎也領略朝廷內的氣氛，部將董摶霄（？—1358）曾建議，圍城耗時，先分兵拔下附近一二城池，以壓制政敵的議論。[4]《元史》卷188《董摶霄傳》，第4303 頁?！懊撁搹钠溲?，分兵破天長、六合”，“及攻高郵，墮其外城，城中震恐，自分亡在旦夕”。但忽然間，來自大都的一紙詔書，解去脫脫軍政大權，效忠脫脫的諸衛鐵甲軍不平者，盡皆散去，甚至落草為盜，高郵之戰，功虧一簣。[5]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29《紀隆平》，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357 頁。

這一段史事，在《明史》中描述：“太祖（朱元璋）度元兵勢盛且再至，乃還所獲馬，遣父老具牛酒謝元將曰：‘守城備他盜耳，奈何舍巨寇戮良民?！?，城賴以完?！盵1]《明史》卷1《太祖本紀》，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3 頁?？磥頍o論是張士誠或郭子興（朱元璋）等所謂群雄，此時面對元廷的軍力，尚無分庭抗禮的實力與底氣。脫脫去職之后，朱元璋曾禱神：

今天下紛紛，群雄并爭，迭相勝負，生民皇皇，墜于涂炭，不有所屬，物類盡矣，愿天早降大命，以靖禍亂。茍元祚未終，則群雄宜早息，某亦處群雄中，請自某始；若元祚已終，群雄之中，當膺天命者，大命早歸之。[2]黃彰健?？保骸睹鲗嶄洝返谝粌浴短鎸嶄洝肪?，北平圖書館藏紅格抄本影印，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年版，第16—17 頁。

看似為生民請命于上天，實則這位未來的明朝開創者，對于取元而代之的信心顯然不足，甚至有些驚魂未定，認為元朝可能尚有天命眷顧。

脫脫忽遭免職解兵，其近臣龔伯遂曾建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俟攻下高郵再報朝廷，但遭到脫脫拒絕。[3]權衡著，任崇岳箋證：《庚申外史箋證》卷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5—76 頁?！掇r田余話》載：

或勸丞相破賊，然后聽詔，入朝問故，曰：“是逆君命也?！辈宦??；騽衿浞隽㈡偰贤鯙橹?，為南北朝，曰：“若行此志，則在吾叔手中為之矣！”遂就道。[4]長谷真逸輯：《農田余話》卷下，明萬歷繡水沈氏尚白齋刻本，第17 頁下。

顯示時人認為脫脫有不奉詔的實力，其叔伯顏當初亦然，但為何權傾朝野的兩代叔侄，都因一紙詔書，就此走下政治舞臺，甚至束手就死？脫脫曾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1]《元史》卷138《脫脫傳》，第3348 頁?？此泼撁撋钍苋寮矣^念束縛，近于愚忠，事實上，脫脫所言君臣之義，更應當從蒙古傳統文化來理解，才能解釋伯顏、脫脫手握天下軍政，卻在與皇室權力對決時刻，超乎尋常地脆弱。他們對“忠”的執著，與儒家文化下有各種條件的忠君觀本質并不一樣，前輩學者姚大力、張帆等都曾對元代皇權與家天下的政治特性有所闡發與探討[2]周良霄：《皇帝與皇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271 頁。姚大力：《論蒙元皇朝的皇權》，見王元化編：《學術集林》卷15，遠東出版社1999年版，第317—319 頁。張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212頁；《論金元皇權與貴族政治》，汪暉主編：《元代文化研究》第1 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198 頁；《論蒙元王朝的“家天下”政治特征》，《北大史學》第8 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50—75 頁。，筆者對此現象，亦曾就“官僚家產制”（bureaucratic-patrimonialism）的概念，論證元代宰相的家臣身份，不利于權臣發展，故元代只能產生表象上的權臣。[3]洪麗珠：《肝膽楚越—蒙元晚期的政爭》，第40—41 頁。

脫脫堅決奉詔，結束了伯顏以來一門三相，長期擔任皇室“管家”的政局，這個決定也影響了元廷與反元勢力的關系，高郵之役功敗垂成，“國事漸張”的發展面臨中挫。[4]余闕：《青陽先生文集》卷5《上賀丞相書》，《四部叢刊初編》本，第1 頁上。元人張昱贊揚脫脫曰：“相王忠孝更誰同，萬國臣鄰盡下風”，宣稱其“四皓難書第一功”。[5]張昱：《可閑老人集》卷3《投上中書右丞相托克托》，《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2 冊，第563 頁下。明人談及脫脫與元朝國運，曰：

何喬新（1427—1502）肯定脫脫為元末群相中的能臣，脫脫的去職，歸咎于順帝的用人不當，加速了亡國，這其實和葉子奇所言“元朝之亡，蓋決于此”如出一轍。[2]葉子奇：《草木子》卷3 上《克謹篇》，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43 頁。論及脫脫的性格，則曰：“事君始終不失臣節，惟惑于群小，急復私仇，君子病焉?！盵3]何喬新：《椒邱文集》卷8《哈瑪爾矯詔殺右丞相托克托》，第128 頁上。說的是脫脫第二次主政，對于政敵睚眥必報之舉。元末的孔克齊說脫脫“雖不弄權，而權自盛，門客亦眾，勢去之后，禍亦如之”[4]孔克齊：《至正直記》卷3《勢不可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7 頁。， 強調脫脫殞命是墻倒眾人推的結果。同時代的葉子奇（1327—1390）則曰：“丞相脫脫當承平無事，入邪臣賈魯之說，欲有所建立，以求名于后世”。[5]葉子奇：《草木子》卷3 下《雜制》，第65 頁。葉氏批評的是改鈔法，濫發至正交鈔，稱元因此“卒于無術而亡”，這種評論帶有后見之明的嫌疑，鈔法如果沒有改制的需求，為何脫脫這樣的能臣，要在當時承受壓力發行新鈔？財政崩潰究竟是亡國之路上的因，還是果，并不容易厘清。再者，正史記載中，建議變鈔的人與賈魯無關，許多史料都明確提到吏部尚書偰哲篤與左司都事武祺才是倡議者。

對于任用脫脫的順帝，清中期皇族昭梿（1776—1830）曾議論他雖為亡國之君，但相較于歷朝末代君主，能慧眼識脫脫，以英颯之姿除伯顏，為自己被毒害的父親平反，又能任漢人（賀惟一）為相，“亦良能也”。[1]昭梿：《嘯亭雜錄》卷2《元順帝》，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43 頁。這是在明朝之后，妥懽帖睦爾所得到的相對平和的史論。

三、山川復舊圖：太不花、劉哈剌不花

脫脫的去職，不僅使高郵的割據勢力死灰復燃，更暫時中止了元廷“收復”江南的氣勢。朝堂中沒有足以代替脫脫的有力繼任者，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其母親高麗奇氏左右朝政的阻礙消失。脫脫原本以行政首長的身份，在順帝、東宮與興圣宮之間扮演一種平衡與牽制的力量，此后，宰相的頻繁更替，不僅是朝廷政治失衡的結果，更加速了派系之間的傾軋。

地方上，維持華北軍事局面尚后繼有人。大致說來，從至正十年到廿年（1350—1360），元朝一直維持著掌控華北，有望恢復舊圖的軍事力量。初有脫脫以宰相親征，震撼江淮下游勢力；后有太不花、劉哈剌不花、答失八都魯和察罕帖木兒等將領并立。整個華北地區，地方義兵不斷補充官軍，半壁江山依然穩固地掌握在元廷的手中，直到至正二十年之后，才產生重大變化。

華北的軍事力量，可依將領身份粗分為三種：一為中央軍，即脫脫出征徐州與高郵的軍隊為主，征調自諸王諸省軍。[1]《元史》卷138《脫脫傳》，第3346 頁。脫脫去職后，所部由蒙古貴冑弘吉剌太不花接替，并由河南行省平章升為本省左丞相，節制山東、河北諸軍。[2]《元史》卷141《太不花傳》，第3381 頁。二為地方軍，以答失八都魯為代表，他是世襲萬戶，鎮守羅羅宣慰司（今四川西昌），以平土人亂及出征云南有功，升任大理宣慰司都元帥，至正十一年（1351）以四川行省參知政事率本部探馬赤軍從四川平章咬住討荊襄賊（即以宋為旗幟的彭瑩玉、徐貞逸、布王三、孟海馬等部）。[3]《元史》卷142《答失八都魯傳》，第3395 頁。

第三種為義兵，是元朝軍事中興的主力，以河南布衣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所部為代表。察罕先世為色目人，隨蒙古大軍到達河南，遂落籍沈丘。察罕曾應試科舉，至正十二年（1352），紅巾軍陷汝、潁諸郡，所過之處皆遭蹂躪，他以沈丘子弟為主干，組成隊伍，與信陽李思齊合兵，為朝廷攻破羅山，建功收編授官，自成一軍屯駐沈丘。[4]《元史》卷141《察罕帖木兒傳》，第3384 頁。

先看中央軍將領在華北的活動。太（泰）不花出身顯貴，曾任上都留守、遼陽平章等要職，至正八年（1348）為中書省平章，脫脫去職后，接續脫脫領其所部兵。太不花的作風與脫脫不同，他自恃蒙古皇室貴戚身份，不僅屢屢不遵來自大都的號令，所部軍隊也紀律不佳，有劫掠百姓之惡跡，曾因此遭受朝廷的奪職懲處。[5]《元史》卷141《太不花傳》，第3381—3382 頁。不過，弘吉剌部的身份畢竟特殊，很快又起復，朝廷命其隨地方軍將領答失八都魯征討，但沒有讓他屈居人下太久，未幾，又出任湖廣左丞相，節制諸軍，再次成為華北地區各軍的總指揮。

最讓太不花氣憤不平的是朝堂中順帝任命了漢人太平（賀惟一，1301—1363）為單獨的左丞相，位居其上。太平家族背景特別，不僅受賜蒙古名，家族與蒙古貴族通婚，甚至按國俗行收繼婚。[1]篔安志：《陜西戶縣賀氏墓出土大量元代俑》，《文物》1979年第4 期，第15 頁。吳海濤：《元代京兆賀氏與其他漢人官僚家族仕宦之比較》，《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2 期，第103—109 頁。當太不花聽聞太平入相，不滿地說：“我不負朝廷，朝廷負我矣！太平漢人，今乃復居中用事，安受逸樂，我反在外勤苦邪？！”[2]《元史》卷141《太不花傳》，第3382 頁。其言顯示漢人并非不能身居高位，但統治階層內部確實存在根深蒂固的族群區別意識。賀家先祖在元朝開國之前，即為從龍之臣，即使如同伯顏、脫脫，一門三相，出身也不如太平顯貴，但對太不花來說，同為累世勛貴家族，漢人當朝管家，蒙古人在外征戰，這是一種可以抱怨的現況。

太不花不肯為太平主政的朝廷出力立功，他坐視紅巾軍圍攻汴梁，導致汴梁陷落敵手，造成腹里區域南境邊防告急。太不花依然故我，甚至未經朝廷同意，擅自移師至黃河以北，幾乎等同將河南讓于敵手。太平主政的朝廷，對太不花百般隱忍，朝中“兩遣重臣諭旨”告誡，太不花依然不理不睬。[3]錢謙益：《國初群雄事略》卷1《宋小明王》，第19 頁。至正十七年（1357），芝麻李舊部毛貴（？—1359）由河間趨直沽，犯漷州（今天津武清一帶），逼近大都，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死。京師人心大駭，有廷臣勸順帝北巡避兵，或者遷都關陜。左丞相太平力排眾議，堅持順帝下詔征四方兵入衛，順帝聽從建議，拜太不花為右丞相，使位居太平之上，再命他總兵進討，他卻借此要求調太平至軍中，專供軍需，否則兵不能進，想趁此機會在軍中除去太平。[1]佚名：《秘閣元龜政要》卷2，明鈔本，第12 頁下。太平遂委命同知樞密院事江西人劉哈剌不花護衛京師，與敵軍戰于柳林，竟一舉擊潰孤軍深入的毛貴軍，毛貴敗走濟南，京師遂安。[2]《元史》卷188《劉哈剌不花傳》，第4307 頁。此次遷都危機，明人劉效祖曾評論：

漢唐都關洛，視燕地為遐方，然漁陽盧龍皆緹衣之重鎮也。自保機、骨打入主中國，其所措置，以綿鐻爾之祚者，惡可謂無壯猷乎？若徒，以廢興有數，而付之無可奈何，匪惟不知天道之存亡，抑亦不知人事之臧否矣。[3]劉效祖：《四鎮三關志》卷6《經略考》，明萬歷四年刻本，第19 頁上。

劉效祖認為幽燕軍事形勢已遠過關中，非漢唐時代可擬，太平的堅持，實有延長元朝國祚的貢獻，亦即如果僅以興亡運數看待，反而輕忽了人在其中的作用。

太不花擁兵玩寇，順帝本就不滿， 太不花之子壽童率兵分討山東，無尺寸之功，入奏言語“驕慢”，順帝“益惡之”。[4]《元史》卷141《太不花傳》，第3382 頁。出身太不花舊部的南人將領劉哈剌不花建奇功，華北局勢好轉，加上河南察罕帖木兒為主的義兵捷報頻傳，為太不花敲響喪鐘，太平決心趁此契機，除去太不花，先由御史彈劾其“緩師拒命之罪”，順帝也同意下詔削其官爵，安置蓋州。[1]《元史》卷141《太不花傳》，第3383 頁。太不花聞訊，心生恐懼，與兒子壽童馳往剛因解除朝廷遷都危機，升為河南行省平章、駐兵保定的劉哈剌不花處求助。

劉哈剌不花身為太不花舊日部屬，一時不敢怠慢，也可能認為朝廷不會嚴懲出身尊貴的太不花，所以張樂大宴，并承諾代為面見順帝說情。劉哈剌不花趕赴大都，先見到左丞相太平，太平得知來意后，提醒他：“太不花大逆不道，今詔已下，爾乃敢輒妄言邪？不審處，禍將及爾矣?！眲⒐莶换ㄖ链朔矫?，竟“畏懼，噤不能發”[2]《元史》卷141《太不花傳》，第3383 頁。，太平猜出太不花必在劉哈剌不花處，勸說如能協助朝廷懲治罪臣，功勞更大，劉哈剌不花同意，太平遂引他面見順帝。

太不花父子最終被他們寄予希望的救星劉哈剌不花縛送京師，殺于途中。劉哈剌不花態度前后變化甚巨，中途殺太不花父子，也非順帝原詔之意，這顯示劉哈剌不花或者太平并不希望太不花父子真正到達大都，當太不花向劉求救時，他慷慨允諾，似頗念舊情，但據《蒙兀兒史記》載：

初哈剌不花與倪晦同事太不花為掾，晦機敏能文，深被委任，言無不從。哈剌不花有所建白，動遭陰格，心常不平，及是竟致太不花于死。君子以為哈剌不花賣交也。[3]屠寄：《蒙兀兒史記》卷125《太不花傳》，第8 頁下。

顯示這所謂的舊部情誼，本就不融洽，太不花的求援，也是病急亂投醫，主要是劉哈剌不花剛立大功，而劉答應前往大都，應是觀望政治風向使然，故屠寄對劉有道德之譏。在明人的記載中曾提到，劉哈剌不花與倪晦當年同任太不花幕僚，兩人“數以公事忿爭”，劉懷恨在心，后來竟想方設法陷倪晦于獄[1]佚名：《秘閣元龜政要》卷3，明鈔本，第28 頁下—29 頁上。，更彰顯劉哈剌不花性格上的問題。

太不花之死，較重要的意義是結束了由中央蒙古勛貴出任將領，指揮地方官兵與義軍的模式，劉哈剌不花無法取代太不花的角色，和他的身份有關，他是探馬赤軍戶出身，雖居北方多年，卻無法擺脫南人身份[2]《元史》卷188《劉哈剌不花傳》，第4306—4307 頁。，在華北地區，一位平民出身的南方人，很難具有整合、指揮各種來源軍隊的資格。此后，義兵領袖開始成為維持華北大局的主角，大都的力量也漸漸趨弱，只能依賴這些將領的效忠。

四、北來兵氣盛：答失八都魯、察罕帖木兒

元廷在至正十五年到廿二年（1355—1362）間，朝中因高麗派推動禪位，宰執屢屢更換，政治動蕩，但地方上依然能繼續推進軍事中興的版圖，主要是依靠答失八都魯和義兵領袖察罕帖木兒對朝廷的絕對忠誠，但答失八都魯因劉福通部的反間計，憂憤而死，察罕帖木兒很快成為華北地區最后一位維持大局的將領。

圖1

如前所述，當河南、江北地區紅巾軍大起，以致襄陽、汝寧、安豐、淮安等路皆陷，四川平章咬住率先平定江陵（當時屬河南江北行省中興路）。至正十一年時為四川參政的答失八都魯主動請纓，攻取襄陽，他所率的軍隊以漢人居多，幕僚也以漢人為主。進攻襄陽時，所部官軍僅三千，而據說鎮守襄陽的南鎖紅巾軍孟海馬部有十萬之眾。在謀臣宋廷杰建議下，答失八都魯以圍城方式，斷絕襄陽物資，并派任隨軍幕僚善撫民眾，招募愿意效忠元廷的官吏與民間豪俠義兵。當時脫脫也正準備出征徐州芝麻李，答失八都魯一舉收復襄陽的功勞，得到朝廷重賞，在華北將領中嶄露頭角。[1]《元史》卷142《答失八都魯傳》，第3395—3396 頁。答失八都魯的成功，主要的意義在于顯示華北地區能打仗的軍隊，正發生性質的轉變。原來鎮戍的探馬赤軍，經過幾代，已無法保持精銳，義兵的加入轉化了軍隊的本質，而戰爭的持續進行，使軍隊與將領的關系日益緊密，軍隊走向私人化。脫脫去職之后，元廷所能依靠的幾乎就是這些地方將領的效忠，更重要的是，軍隊的經濟來源，靠各自的據地自籌比重日增，甚至還必須依靠義兵反向輸糧大都，例如察罕帖木兒就曾在大都缺糧時，派遣義子擴廓帖木兒貢糧于朝，展現效忠，以化解朝廷的猜忌。[1]《蒙兀兒史記》卷129《察罕帖木兒傳》，第7 頁下。

四川與河南江北行省邊界諸路，幾乎在兩三年內陸續被答失八都魯廓清。至正十四年（1354）脫脫出師高郵前夕，朝廷以中書右丞玉樞虎兒吐華代替答失八都魯鎮守荊門、中興等路，改命答失八都魯赴汝寧，與太不花一同進討安豐，連續收復鄭州、鈞州、鞏縣等要處。十五年元廷更授以便宜行事之權，但他在許州與紅巾軍野戰，卻敗于劉福通之手，甚至連自己的兒子孛羅帖木兒都一度陷于敵方，有賴于劉哈剌不花來援，才救回孛羅帖木兒，答失八都魯趁勢圍攻韓林兒的國都所在亳州，小明王遁走。[2]《元史》卷142《答失八都魯傳》，第3397 頁。

答失八都魯敗于劉福通之事，使朝廷對他的忠誠產生嚴重懷疑，大都誤信了劉福通部所偽造的通敵書信。說明對劉福通部來說，答失八都魯即使一時未能取勝，但威脅依然很強，故用政治手段除去，而非正面對戰。答失八都魯性格激烈，因朝廷派人督戰而憤憤不平，最后竟致一夕憂死。[3]《元史》卷142《答失八都魯傳》，第3397—3398 頁。錢謙益：《國初群雄事略》卷1《宋小明王》，第20 頁。這位與察罕功績相當，在太不花死后，繼為華北軍事最高指揮的答失八都魯，在傳世資料中，備受忽視，身后的評論罕見，屠寄言：

答失八都魯討賊荊襄，兵鋒銳甚。既入中原，總大軍，乃一敗于長葛，再困于中牟，雖有太康之捷，卒致曹濮之憂，無它，忠勇而寡謀也。[1]《蒙兀兒史記》卷129《答失八都魯傳》，第17 頁上。

答失八都魯在湖北戰功彪炳，尤其收復襄陽，天下知名。但是入中原總兵后，因遭遇劉福通部，戰績不順，聽他指揮的察罕帖木兒則所向皆捷，屠寄的評論就是在比較答失八都魯與察罕帖木兒。察罕先世隨蒙古大軍入河南，落地生根，早已成為漢人的一員，他應科舉，顯然具有儒學背景，在元末的華北將領中，因而得到較多的關注與描述。

察罕與李思齊起義兵，授官之后屯駐汝寧。至正十五年是察罕在軍事上走向高峰的時間點，他受命進討汴梁路，屯駐虎牢關（今河南鄭州西），與入侵河北的紅巾軍接戰，使河北轉危為安。接著又進駐中牟，與淮右紅巾軍三十萬對決，敵軍棄旗遁走，“斬首無算”，因而破格擢升，授為兵部尚書。十六年（1356）朝廷命答失八都魯節制河南諸軍，察罕與李思齊軍隊調往陜州，征討被從河南驅趕往西遁逃的紅巾軍余眾，察罕在幾個月的奮戰之下，廓清了陜州、靈寶等處，僉為河北行樞密院事。十七年，紅巾軍進攻關中，陜西省臺告急，察罕率大軍入潼關，誘敵于鳳翔，短時間內平定關中。[2]《元史》卷141《察罕帖木兒傳》，第3384—3385 頁。這段史事，也呈現于解梁當地郡守、士民對察罕的感念之中：

天下初發難也，群盜所過燔城府……海內罔不殘滅。吾解梁合境為完城，四野為全，民邑里有屋廬……不殊平時，若是者果誰之賜耶？……王有大功，活大眾，宜世世血食吾土。[1]孫著：《創建潁川忠襄王廟碑》，見《山西通志》卷295，光緒十八年刊本，第10 頁下。

察罕為朝廷收復了關中地區，再度授為陜西行省左丞，已是省級二品大員。不久，發生前述山東毛貴軍進犯京畿，朝廷議論北巡或遷都關陜之事，中央緊急征調四方軍隊入衛，太不花觀望逗留，察罕則僅以部分兵留守關中，自率銳卒應政府之召趕赴京畿。后來京師轉危為安，順帝命察罕自此負責守御關陜、晉、冀，兼及撫鎮漢、沔、荊、襄，便宜行閫外事。[2]《元史》卷141《察罕帖木兒傳》，第3386 頁。亦即察罕取得了之前答失八都魯的所有權力，元廷把陜西行省、中書省以及河南江北行省西半部這些華北要區，皆委托給察罕，展現出對他最高的信任。

在平定關中地區以后，察罕將目標放在廓清河南，尤其是當答失八都魯也栽在劉福通手上后，劉福通于汴梁立正朔、造宮闕，號召群雄，察罕發大軍于至正十九年（1359）攻破汴梁，擄獲小明王偽后、偽官、符璽等無算，“河南悉定”，京師聞捷，“歡聲動中外”，察罕官拜河南行省平章，詔告天下。[3]《元史》卷141《察罕帖木兒傳》，第3387 頁。至此，察罕等又得到了太不花當年的官職，從一介布衣一躍為華北最高軍事領袖。

答失八都魯憂死之后，其子孛羅帖木兒代父領軍，一時之間，元氣未復，這也是察罕能趁時而起，取代答失八都魯的主因。但察罕之起，卻使孛羅帖木兒頗為不滿，至正十七年答失八都魯死后，朝廷命孛羅領父兵移兵大同，負責扼守上都西邊入口，立大都督兵農司專務屯種，遠離華北精要地區。察罕則大舉經營關陜、荊襄、江淮等處，“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務農訓卒，目標放在收復山東。[1]《元史》卷141《察罕帖木兒傳》，第3387 頁；卷207《逆臣·孛羅帖木兒傳》，第4601 頁。

孛羅見察罕勢盛，而己軍駐守大同，物資匱乏，有意爭奪晉寧、冀寧兩路。但此兩路為察罕屯田駐軍所在，朝廷為防兩虎相爭，劃定界線，命以石嶺關（今山西忻縣附近）為界，以北屬孛羅，以南則為察罕所有。唯孛羅并未遵守朝廷所劃定的界線，不時進犯冀寧。元廷對孛羅之舉，不僅沒有懲處，甚至下詔，要求察罕將冀寧畀與孛羅，這首次引起察罕對朝廷的不滿，曰：

用兵數年，惟借冀寧以給軍，而至盛強。茍奉旨讓與，則彼得以足其兵食，吾軍何資？[2]《蒙兀兒史記》卷129《答失八都魯、察罕帖木兒傳》，第7 頁上。

顯見冀寧為察罕軍經營多年之糧倉，難以輕讓。這是察罕起兵之后，第一次面臨與元廷的沖突，此詔背后有可以察覺的復雜考量，當時華北局勢已經穩定，尤其汴梁劉福通部已平定，再者察罕軍力日漸獨大，原本鼎立的蒙古將領答失八都魯已死，孛羅代父領軍，未能有效制衡察罕軍力，元廷刻意偏袒孛羅，并非僅是顢頇。這次，察罕拒絕奉詔，也展現軍隊私人化的實相，但是元廷似乎還未能掌握此種發展，責備察罕“恃功驕恣”，這也顯示下詔讓冀寧與孛羅，極有可能是一種對察罕的試探。

察罕對元廷的效忠意志畢竟強烈，為了解決危機，他派遣義子擴廓帖木兒貢糧于朝，對大都再次宣示忠心，并要擴廓與掌權的皇太子深相結納。[1]《蒙兀兒史記》卷129《答失八都魯、察罕帖木兒傳》，第7 頁下。此舉有效化解了朝廷的猜疑，但察罕與孛羅之間的紛爭，則在大都的縱虎相搏下，越演越烈。元朝從開國以來的族群制衡政策，仍然持續到元末的華北軍隊之間，在元廷僅能依賴將領的忠誠，維持軍事局面的情形下，人的變動顯得特別關鍵。答失八都魯、察罕兩人早死，就給華北的局勢帶來致命的影響，數年間中興的成果破壞殆盡，察罕死后不到幾年，元朝就此北歸。

察罕受到儒士的青睞，主要在于其儒將形象。兵馬倥傯之際，他依然心系河南科舉，當地鄉試無法正常舉行，察罕建議朝廷：

今歲八月鄉試，河南舉人及避兵儒士，不拘籍貫，依河南省元定額數，就陜州置貢院應試。[2]《元史》卷45《順帝紀》，第947 頁。

這種對于科舉取士的保護與友善，是他在元末華北將領中，能得到較多正面評價的原因之一。察罕平息與大都之間的矛盾后，一心想通過收復山東來取得壓制孛羅的威信。山東的情勢在毛貴死后趨亂，余眾互相仇殺，這是察罕出兵山東的信心來源，當察罕兵至東平時，毛貴屬下田豐恰于內部仇殺中兵敗，以東平出降，表示愿意為察罕做前鋒，東討益都。田豐的歸附，使察罕在短短的幾個月內，除了益都城以外，幾乎完全收復山東。

益都為偽宋政權的行省治所，攻下益都，代表山東全境平服，不僅安定了大都，對于江淮的反元勢力，會再次造成直接的壓力，這種功勞不亞于當年脫脫平定徐州。但圍攻益都城并不順利，田豐為先鋒，久攻不下，又心生異志，竟密謀刺殺察罕。察罕感受到田豐軍隊的異象，或許是對自己的信心過于膨脹，希望不戰而使人屈，以誠意感化田豐，竟單身赴邀，最終被田豐暗殺于益都城下。[1]權衡著，任崇岳箋證：《庚申外史箋證》卷下，第111—113 頁。

察罕因輕忽隕身，給元廷帶來嚴重的后果。當時之人與后人，對察罕之死皆有大量的評論，顯示察罕在華北局面中地位之要。朱元璋曰：

李將軍當中原擾攘……人將以為元無人矣。何將軍之忠義，倡農夫為三軍……齊魯強兵僅能固守?！詣犹斓囟泄砩?，以其忠之所致，夫何兵既勝，志少盈，納逋逃，釋有罪，忠義漸虧，鬼神鑒見，俄而禍膺不測，隕于敵手，然忠未終而奸未顯。[2]《明太祖御制文集》卷20 《奠忠襄王李察罕文》，臺北“中央圖書館”藏明初內府刊本，第1 頁下。

明太祖的祭文，褒中帶貶地評論察罕，顯示察罕在元末的華北地區，對于明朝的建立或南方的群雄，具有強大的威脅性，出于政治宣傳的需要，朱元璋必須承認察罕的功績，但是又刻意彰顯他的缺失，以削弱他代表的元廷對百姓的吸引力。元末儒士張翥（1287—1368）在察罕收復山東諸州縣時，有詩曰：

圣主中興大業難，元戎報國寸心丹。軍中諸將驚韓信，天下蒼生望謝安。露布北來兵氣盛，樓船南渡海波寒。擬將舊直詞林筆，細傳成功后世看。[1]張翥：《蛻菴集》卷4《寄野菴察罕平章》，《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5 冊，第6 頁上。

張翥是山西人，成長于江南，曾與修三史，官至翰林學士。 他是朝中察罕功績最忠實的報道者，當察罕收復濟南，他興高采烈賦詩：“以喜武威平汴兌，可傾東海洗兵無?！盵2]張翥：《蛻菴集》卷4《大軍下濟南》，第6 頁下。對于察罕必定平定山東，再次統一華北，深具信心。他把察罕比擬謝安，顯其忠能，對于民間義兵效忠元朝的正當性，從未表示懷疑。南人王逢有詩哀悼察罕之死，曰：

六月妖星芒角白，幾夜徘徊天市側。尋聞盜殺李上公，窮旅孤臣淚沾臆。當時寬猛制萑澤，安得受降翻受敵。上公忠名垂竹帛，書生奚為費祎惜。東南風動旗黃色，蒲梢天馬長依北。[3]王逢：《梧溪集》卷5《七月聞河南平章兇問》，《知不足齋叢書》本，第43 頁。

無論是哪一種立場的評論，都顯示察罕之死，對于元廷是一個重大損失。這也引發一個問題，為何在元末的華北，見不到北方宗王入援，而必須依靠察罕這樣的義兵將領？事實上宗王入援的事情曾經發生，至正廿年（1360）順帝“屢詔宗王，以北方兵南討”，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這支出自窩闊臺系的宗王，接到元朝的求援，認為其“國事已不可為”，擁兵數萬，協同其他宗王南來，遣使責問順帝敗壞祖宗基業，要求他交出國璽，并聲言“我當自為之”[4]《元史》卷206《阿魯輝帖木兒》，第4597 頁。。元廷未受北方諸王之援，反先受其害。最終是陽翟王之弟，忠于元朝的忽都帖木兒大敗陽翟王之軍，阿魯輝帖木兒部將脫驩見情勢有變，轉而與宗王囊加臺將阿魯輝帖木兒縛送大都，陽翟王之亂遂平。忽都帖木兒因此功，代其兄襲為陽翟王。此次事件造成順帝對于北邊宗王極度不信任，當明軍逼近大都，他寧愿北歸，也不愿再召西北宗王入援。這個心思，可從順帝北奔，駐蹕于上都時，隨行的博爾朮后人哈剌章與《北巡私記》的作者劉佶的對話中顯示一二：

哈剌公嘗太息謂予曰：“亡國之臣，豈可與圖恢復，吾當與西北諸藩共圖此事爾?！辟枺骸昂尾辉鐬榇擞?？”哈剌公曰：“子獨不見阿魯輝王之事乎？”[1]劉佶：《北巡私記》，《續修四庫全書》第424 冊，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民國三年（1914）羅氏東山僑舍《云窗叢刊》影印咸豐九年（1859）莫友芝抄本，第3 頁。

當時于行在朝廷中，平章政事屢請征西北諸藩兵入援，“疏入寢，不報”，可見對于西北宗王的疑慮之深，即使大都已陷敵手，也沒能改變順帝的心思。因此，元末依靠華北將領，其來有自，這也是竇德士所謂地方主義增長之背景。[2]John Dardess, Conquerors and Confucians: Aspects of Political Change in Late Yuan China,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119-146.

答失八都魯、察罕帖木兒之后，孛羅、擴廓兩人分別繼承軍隊，卻不能承繼他們的無條件忠誠與顧全大局，尤其是孛羅帖木兒。他擁兵干預大都政治，重演歷史上的軍閥割據之行，雖擴廓帖木兒的忠心與察罕無二致，但遭受孛羅、朝廷與察罕舊屬李思齊的掣肘，又因年輕氣盛，缺乏政治敏感度與彈性，從脫脫到察罕諸將所建立的中興成果，就在此后的六年間，消失殆盡。

五、蒼生望謝安：孛羅帖木兒、擴廓帖木兒

擴廓帖木兒本名王保保，本為察罕之甥，后為察罕之養子，順帝賜蒙古名擴廓帖木兒。察罕被叛將田豐刺殺，引起軍隊的恐慌，舊屬白瑣住當機立斷，擁擴廓為主，倡言：

總兵奉朝廷命討逆寇，總兵雖死，朝命不可中止，況今總制官王保保，曾為總兵養子，朝廷有賜其名擴廓，若立以為主，總兵雖死猶不死。[1]權衡著，任崇岳箋證：《庚申外史箋證》卷下，第113 頁。

白瑣住的建議獲得部眾的認同，擴廓領軍，銜哀討賊，以挖掘地道的方式攻破益都，更取田豐之心，生祭察罕，至是魯地皆平。在完成察罕遺志之后，擴廓率軍隊回駐太原，守察罕舊地，防備孛羅帖木兒的侵擾。

元廷以孛羅守大同，原有一個重要原因，華北地區被諸將驅逐的紅巾軍，部分形成流寇，其中一支稱關先生部，兵敗流竄，從晉寧北上，掠大同及興和等塞外諸郡，一度意外地攻陷上都，焚毀宮室，之后又轉占大寧、侵入高麗，遼陽總管李震還因此戰死，元廷命蒙古將領也速以騎兵迂回其后方，才得以收復大寧。經此次教訓，孛羅調往大同駐守，實施屯田，就是為防止再有流寇循大同入侵上都之事，這是孛羅與察罕駐地接壤之客觀背景。

至正十九年（1359）冬天，京師大饑，孛羅先主動貢糧五萬石于朝廷。在孛羅與察罕為冀寧相持不下時，朝廷下詔將冀寧路讓與孛羅的命令，也與孛羅貢糧有關。察罕派擴廓貢糧，采取的是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孛羅因此與主政的皇太子產生芥蒂。不過，因為察罕東討魯地，兩者之間的沖突暫時和緩，不料察罕忽然死于山東，擴廓平魯班師，回駐太原，兩虎爭端又起。

江西人危素（1303—1372）曾對御史大夫普化言：

養虎者欲其不相搏噬，則各別其牢。今欲兩人無斗，莫若加其職而分地處之，用孛羅帖木兒為丞相治四川，以擴廓帖木爾為丞相治河南，各責其成功可也。[1]宋濂：《宋學士文集》卷59《危公新墓碑銘》，《四部叢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常侯官李氏觀槿齋藏明正德刊本影印，第8 頁上。

建議讓孛羅回到其父親舊日鎮守的四川，讓擴廓調到其義父兵興的河南，如此可相安無事。從危素之言可以看出，他是把目標放在南征的大前提下，而不是僅僅在華北采取守勢。普化將危素的意見上達，但當時的右丞相搠思監以妻喪不出，事遂中寢。[2]宋濂：《宋學士文集》卷59《危公新墓碑銘》，第8 頁下。

由于大都的不作為，孛羅趁察罕新喪，想趁機奪取冀寧、晉寧，擴廓一邊請朝廷下詔阻之，一方面留下部將白瑣住鎮守益都，自引大軍還駐冀寧，朝廷見事態不妙內亂將起，才命孛羅前去肅清襄漢。但孛羅借口道路不通，不便南討，擅遣其將竹貞入據西安，導致與擴廓軍的正面沖突，兩方人馬展開內戰。擴廓遣察罕舊部李思齊、貊高合攻竹貞，竹貞兵敗投降。孛羅再遣部將烏馬兒、殷祖祖襲冀寧石嶺關，卻被擴廓生擒，孛羅兩次兵敗，“由是不振”。[1]《蒙兀兒史記》卷129《察罕帖木兒傳》，第9 頁上。邵遠平：《元史類編》卷41《孛羅帖木兒傳》，第9 頁上。這種內戰無論是哪一方失敗，都是元廷華北戰力的消耗。

孛羅兩敗于擴廓，紛爭暫時平息。至正廿三年（1363），大都卻發生了一件政治風暴，皇帝母舅御史大夫老的沙對不作為的右丞相搠思監不滿，彈劾其貪蔽誤國，老的沙以四方多故憂心，但搠思監為皇太子黨人，老的沙此舉是以效忠順帝的御史臺官挑戰掌握中書省的太子派。當搠思監續任右丞相，老的沙不滿而欲辭職，順帝挽留表示支持，老的沙趁勢再度彈劾奇后宮中的宦官樸不花，與奇后、太子正面對決。太子先懲處出面彈劾的監察御史，引來侍御史李國鳳、陳祖仁的批評，兩人又遭到降職的處分，這種介入監察體制的作法，實為對忽必烈成憲的破壞，老的沙堅持處置樸不花，奇后與太子則對順帝施加壓力，順帝表面同意太子，以平息宮中紛爭，流放老的沙于東勝州[2]《蒙兀兒史記》卷129《察罕帖木兒傳》，第9 頁下—10 頁上。，卻私下以密詔要求孛羅將老的沙匿于軍中。此事為太子得知，屢次向孛羅要人，順帝密旨詔其“匿弗予”，愛猷識理達臘異常憤怒，以“握兵跋扈”、“匿不軌之臣”、“戕骨肉之親”三大罪名[3]《蒙兀兒史記》卷129《察罕帖木兒傳》，第10 頁上。，下令解除孛羅兵權，孛羅以“詔令非出于汗意”，殺使者拒命。

至正廿四年（1364）孛羅派兵犯闕，殺搠思監與樸不花，此舉導致皇太子出奔古北口，待兵退始還。如此一來，太子與孛羅結下了不解之仇。[1]《元史》卷207《逆臣·孛羅帖木兒傳》，第4603 頁?！睹韶菏酚洝肪?29《答失八都魯傳》，第10 頁。當太子欲以解除孛羅兵柄作為懲罰時，樞密副使李士瞻曾言：“削權事重，宜先調兵以固關輔?！盵2]李士瞻：《經濟文集》行狀，《湖北先正遺書》本，第2 頁下。李士瞻曾于至正廿二年以樞密副使極言時政，其以20 條建議規勸順帝，但是并沒有被接受，同時見《元史》卷46《順帝紀九》，第961 頁。主要就是建議先調擴廓軍防守孛羅，李士瞻本也希望借此機會，拔去孛羅兵權，但元廷顯然已經缺乏實力。

在經歷了驚心動魄的逃亡之后，皇太子一回到大都，就下詔命擴廓兵分三路，征討孛羅，這是大都公然下令的內戰。至正廿四年（1364）五月，太子以白鎖住軍護衛京師，擴廓與貊高、竹貞分別由大同之南與西面進攻，孛羅卻繞過擴廓的正面攻擊，率精兵由居庸關入大都，白鎖住遂奉太子奔冀寧，孛羅本欲追擊，為老的沙勸阻。他們入宮覲見順帝，泣訴無辜之情，順帝為了安撫擁兵入京的孛羅，拜其為中書右丞相，老的沙為中書平章，元廷的中樞首次由軍閥秉政，孛羅也因兩度稱兵犯闕，被史家目為逆臣。[3]《元史》卷207《逆臣·孛羅帖木兒傳》，第4604 頁?！睹韶菏酚洝肪?29《察罕帖木兒傳》，第10 頁下—11 頁上。

至正廿四年八月到至正廿五年（1365）六月的期間，中央完全由孛羅帖木兒把持。他有意圖治，盡誅皇帝身邊的倚納佞臣，罷三宮不急造作，汰宦官、省錢糧，停西番僧佛事等等，并且遣使請皇太子還朝，一時之間，頗有振作之風。不過此時擴廓卻不奉大都所出命令，留置孛羅所遣使者，并且奉太子聲討孛羅帖木兒，此舉激怒孛羅，他遷怒奇后，以撓亂國政要求廢后，順帝不從，孛羅遂矯制將奇后遷出宮外幽禁。[1]《元史》卷207《逆臣·孛羅帖木兒傳》，第4604 頁。他可能錯估了順帝的意念，順帝雖然怠政，卻尚未年老昏眊，眼下太子出奔，孛羅又不經其同意，遷移皇后出宮，誅殺皇帝近臣，這些都嚴重侵犯皇帝的尊嚴。[2]《元史》卷207《逆臣·孛羅帖木兒傳》，第4604 頁?！睹韶菏酚洝肪?29《察罕帖木兒傳》，第11 頁。

孛羅或許認為皇太子密謀皇位日久，早為順帝所不容，但他忽略了愛猷識理達臘畢竟是順帝愛子，也是他親自挑選的皇太子，順帝或許不滿太子逾矩，但臣子與親子親疏之別分明，無論如何，皇太子是家產繼承人。脫脫下臺之后，順帝將權力委托愛猷識理達臘，容其安排黨羽盤踞朝廷，即使是野心勃勃的奇后，順帝偶有不滿，最嚴厲的處置也僅只“疏之兩月不見”。[3]《元史類編》卷29《皇后傳》，第7 頁下。

順帝對孛羅專擅朝政，干涉皇室的種種舉動“積不平”，身邊的怯薛和尚仰承上意，屢以孛羅無君之狀言于順帝。和尚為威順王寬徹普化之子，封義王，從侍順帝左右，順帝因而以其與外朝儒士徐士本密謀，結交勇士刺殺孛羅帖木兒，至正廿五年（1365）七月，趁孛羅入奏之際起事，一舉成功。[4]《元史》卷207《逆臣·孛羅帖木兒傳》，第4605 頁。

同年九月，擴廓扈從太子回到大都，順帝命擴廓為中書左丞相、太傅、知樞密院事、太子詹事及錄軍國重事等重職，以酬庸其對朝廷的扈翼以及保全儲君的功勞。但是擴廓出身平民，驟升高位，引來朝中舊臣的妒嫉，因擴廓并非“根腳官人”，卻與累世舊臣右丞相伯撒里齊位。擴廓亦無法適應大都的文官生活，兩個月后即自請治兵，進取江淮。由于太子也屢次向順帝自請督師出征江淮，順帝一方面不愿太子親蹈險地，一方面也擔心愛猷識理達臘借兵逼宮，擴廓之請正好解決順帝的難處。遂下詔賜擴廓為河南王，總天下兵馬，代皇太子出征，給予他和當年脫脫出征一樣的待遇規格，“鹵簿甲仗亙數十里，軍容甚盛”[1]《明史》卷124《擴廓帖木兒傳》，第3710 頁?！睹韶菏酚洝肪?29《察罕帖木兒傳》，第12 頁上。。李士瞻對此論道：

擴廓南征，有詔諸王駙馬悉聽節制，權寵太重，勢將難制。[2]李士瞻：《經濟文集》行狀，第3 頁上。

朝中對于是否讓擴廓節制天下兵馬，有過激烈爭論，順帝最后將詔書改為“江淮以南諸王駙馬”，但是江淮以南，沒有多少鎮戍軍隊，實際上還是讓擴廓僅領華北舊部。雖然朝廷的信任基礎不堅，但擴廓對元廷的忠心，并不亞于察罕。儒士張禎曾致擴廓一封書信，表現了擴廓對于大都皇位紛爭的態度：

今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為丘墟，關陜之區，所存無幾，江左日思薦食上國，湘漢荊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閤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藺之于趙，寇、賈之于漢乎？……然為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泼C宗流播之中，怵于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有智辯百出，不能為雪?！鬃釉唬骸熬?，臣臣，父父，子子?！苯窬胖卦谏险呷缂?，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1]《元史》卷186《張禎傳》，第4268 頁。

太子出奔擴廓處時，曾要求擴廓帶兵，奉其入討孛羅，實際上是想借擴廓兵力，逼順帝退位。張禎以君臣大義勸說擴廓，希望他別重蹈唐朝肅宗靈武故事，以免留下千古污名，擴廓“深納其說”，拒絕太子的要求。顯示擴廓雖有廢立之契機，卻無廢立之心。他隨后接到奇后諭旨，令其“以重兵擁皇太子入城，脅汗內禪”，擴廓依然不遵，只以數騎奉太子入城，此舉甚至遭到太子的銜恨。[2]《蒙兀兒史記》卷129《察罕帖木兒傳》，第12 頁下—13 頁上。

擴廓總制天下兵馬南征時，延聘了對察罕贊譽有佳的張翥、李恒等儒士為幕僚。與察罕齒位相埒的李思齊，對于擴廓總兵非常妒嫉。他接到擴廓的檄書時，怒罵：“吾與若父交，若發未燥，敢檄我耶！”另有孔興、脫列伯兩將則自恃功高，欲自為一軍。面對諸將的拒命，擴廓嘆道：“吾奉詔總天下兵，而鎮將不受節制，何討賊為！”[3]《明史》卷124《擴廓帖木兒傳》，第3710 頁。

他以弟脫因帖木兒屯濟南，以防南軍趁虛而入，自領軍入潼關，聲討李思齊。順帝屢次下詔罷兵，令他們專事江淮，但是擴廓提出先安內再攘外，順帝見詔令不行，遷怒擴廓，群臣嘩言擴廓跋扈，因而詔削擴廓左丞相、太傅之職，令以河南王食邑汝南，改以太子立大撫軍院，總制天下兵馬。更命擴廓第一大將貊高為知樞密院事兼平章，總河北軍，并賜號“忠義功臣”，準備削去擴廓兵柄。一連串舉措，引起擴廓極度不滿，他盛怒之下引兵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吏，成為叛臣，順帝下詔盡削擴廓官爵，命四方之兵討之。

當時為至正廿八年（1368），明兵已經攻下山東，進薄河南，察罕之父梁王阿魯溫以河南降明兵，擴廓之弟脫因帖木兒部也不戰而走，明軍如入無人之境。順帝大懼之下，下詔歸罪太子，罷大撫軍院，復擴廓官職，令其與李思齊分道南討，但為時已晚，未及一月，大都陷入明軍之手，元朝告終。[1]錢謙益：《國初群雄事略》卷11《河南擴廓帖木兒》，第258 頁。

擴廓究竟是叛臣還是忠臣？留給史家一個難題。他在《元史》中并未立傳，明人郎瑛說道：

其《元史》不列傳者，意其曾殺詔使，不受君命，當入逆臣傳。然終于臣節，不降我朝，則又似忠義也。況遠去沙漠，不知所終，此王華川難于筆也歟。[2]郎瑛：《七修類稿》卷13《王保?！?，明刻本，第6 頁上。

顯然明人對于如何論定擴廓感到為難。順帝北奔之后，曾命擴廓收復大都，擴廓遂由雁門關北出，經居庸關攻大都，但明將徐達、常遇春卻由后直搗擴廓基地太原，以致擴廓不得不回師救援，因而敗于明兵之手，以十八騎北走。李思齊等人則投降明朝，自此“元臣皆入于明”，唯獨擴廓擁兵塞外，“猶守孤忠，保其余眾居于沙漠”，終生成為明朝西北之患。[3]《明史》卷124《擴廓帖木兒傳》，第3712 頁。

朱元璋屢屢下詔招降，試圖以族群來打動擴廓，其曰：

其所部將士多為我中土之人，文武智能朕當一一用之，有愿還鄉里者聽，其賀宗哲、孫翥、趙等果能贊其來歸，其功非小。[1]程敏政：《皇明文衡》卷1《招諭擴廓帖木兒》，《四部叢刊》影明刻本，第30 頁。

早在察罕威鎮江淮時，朱元璋即曾經遣使通好，后來察罕被刺作罷。擴廓視師河南時，明太祖又再次遣使通好，擴廓卻留置其使者，對朱元璋七次致書，皆不回應，明朝遣察罕舊部李思齊為招降使者，擴廓斷其一臂，遣還之。[2]《明史》卷124《擴廓帖木兒傳》，第3713 頁。他于洪武八年（1375）死于北地，終生未還中原。[3]《明史》卷124《擴廓帖木兒傳》，第3712 頁。故清儒全祖望（1705—1755）論道：

唐亡之后，終身不失臣節，則至誠不可沒也，后五百年而有元擴廓，宛然似之。世人之論擴廓，謂其阻兵自固，日與諸鎮爭勝，雖累有詔書，抗不奉行，卒之內患紛然，而國勢愈蹙。然當元末義兵紛起，其立功者只擴廓，其不負元者，亦只擴廓……夫擴廓寧得罪于太子而力持內禪，寧御侮于藩方而不貪揆席，此二者幾幾乎古大臣風。至于明使三反，卒不報聘，與之結昏，亦不反顧，何其烈也。以殘元之臣子如此，其余雖恕之可也，嗟乎！[4]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37《唐李克用元擴廓論》，《四部叢刊》本，第898 頁下—899 頁上。

六、結語

關于元末的歷史，在脫脫下臺之后，幾乎已經進入明史范圍。因此至正十五年之后，涉及蒙元的亡國論述，實際上話語權皆屬于明朝創建史的一部分。如果從元代史的角度來看，至正十年到廿二年，華北地區都還穩固地掌控在效忠于元廷的軍事將領手上，即使是至正廿二年察罕帖木兒忽然死于非命，局勢急轉直下，元史研究者也應當把最后這幾年元廷與華北地區如何走向亡國，述說清楚。

本文透過脫脫、太不花、劉哈剌不花、答失八都魯、察罕帖木兒、孛羅帖木兒與擴廓帖木兒共七位將領的軍事活動，整理元晚期從至正十年開始到亡國，如何一步步挽救紅巾軍蜂起的華北局面，軍隊性質的變化，實際并未影響將領對元廷的基本忠誠，在至正廿年前后，這些將領造就了軍事中興的局面，甚至燃起南征江淮的希望。

屠寄雖言察罕之死，“非一身之不幸，殆元祚之宜終”，將亡國系于一人一事，和葉子奇認為“元朝之亡，蓋決于此（脫脫下臺）”，邏輯上一模一樣，但現實遠復雜于此。根據華北將領的活動，可以發現大都城內發生的事情，才關鍵地牽動著地方將領與元朝的命運，察罕身死之后，擴廓還是有能力收復山東，他最大的敵人不是孛羅，反而是來自于因政治利益的爭奪，操弄地方軍事力量的皇室成員。

軍事中興可靠英雄造就，英雄卻無法改變宮廷內部的根本問題?！陡晖馐贰范啻翁岬?，元朝之亡，和祁（奇）氏的干政最有關系，還說：“至正二十三年野鴿巢興圣宮，祁后宮也。蒙古人以韃靼氏為父，翁吉剌、伯牙吾氏為母，家法相承，至七、八傳矣。一旦家國將亡，家法先變。（順）帝母回回氏，太子母高麗氏，此野鴿所以來巢，有開先應也?！盵1]傅樂淑：《元宮詞百章箋注》卷27，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36 頁。野鴿筑巢或許僅是附會之說，但是蒙元立足于內蒙外漢的雙重體制，是世祖成憲，也就是元朝的家法，野鴿筑巢之說，顯示漢人也已認定這是不可破壞的國家基礎，權衡所謂“家國將亡，家法先變”，指責的正是對體制的破壞，尤其是立高麗人為后，及高麗女性所生之子竟成太子之事。元末朝廷影響內外的糾紛根源，就是高麗皇后因身份問題，急于讓自己的兒子成為真正的蒙古大汗，這種焦慮的來源，正因認知到自身不見容于傳統體制，積極于造成既定事實。

元朝的亡國論述，長期以來在明朝創建史之下，被簡化為一人、一事之影響，最終目的還是在于強化亡國為天命所歸，而天命所系之人一旦隕身，元朝就難免亡國的命運。在這種史觀之下，元末華北人物的活動，也連帶受到忽視，本文討論華北諸將，走一趟元朝的亡國史，目的在于呈現元朝在最后二十年面臨的困境與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