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趙孟頫家族婚姻狀況淺析*

杭素婧（南京市文化館）

家族是傳統中國社會的基層結構，家族史研究是中國社會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1]黃寬重、劉增貴主編：《家族與社會》“導言”，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版，第1 頁。家族婚姻則是家族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層面。目前對于宋元時期江南士人家族婚姻情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宋代，對于其在宋元鼎革之際尤其入元以后的情況則關注較少。元代江南家族通婚的具體狀況，尚未得到足夠揭示，值得開展一些個案研究。

關于元代婚姻史，陳高華先生在《中國風俗通史·元代卷》[2]陳高華、徐吉軍主編：《中國風俗通史·元代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中國婦女通史·元代卷》[3]陳高華：《中國婦女通史·元代卷》，杭州出版社2011年版。兩書設有專門章節討論元代的婚姻風俗、形態等問題，王曉清先生《元代社會婚姻形態》[4]王曉清：《元代社會婚姻形態》，武漢出版社2005年版。一書涉及元代婚姻禮儀、形態、法律等各方面。專題研究中，元代北方的世家婚姻和族際通婚得到更多的關注，如蕭啟慶先生《元代幾個漢軍世家的仕宦與婚姻》[1]蕭啟慶：《元代幾個漢軍世家的仕宦與婚姻》，見氏著：《內北國而外中國：蒙元史研究》上冊，中華書局2007年版。、洪金富先生的《元代漢人與非漢人通婚問題初探（一）（二）》[2]洪金富：《元代漢人與非漢人通婚問題初探（一）（二）》，《食貨》（復刊）1977年第6卷第12 期及第7 卷第1 期、第2 期合刊。、日本學者池內功先生的《元代的蒙漢通婚及其背景》[3]〔日〕池內功著，鄭信哲譯：《元代的蒙漢通婚及其背景》，《世界民族》1992年第3期。原載日本《亞洲各民族的社會與文化—岡本敬二先生退官紀念論集》，圖書刊行會1984年版。等文。此外，譚曉玲的《沖突與期許—元代女性社會角色與倫理觀念的思考》[4]譚曉玲：《沖突與期許—元代女性社會角色與倫理觀念的思考》，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汪玢玲的《中國婚姻史》[5]汪玢玲：《中國婚姻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等書對于元代婚姻問題也都有所涉及。

總之，元代婚姻史研究涉及江南士人家族通婚的極少。管見所及，蕭啟慶先生《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一書展示了士人階層的族際互動，包括姻戚關系的締結，如松江曹知白、任仁發家族與非漢族士人家庭的通婚關系，旨在說明共同的文化修養、品位與士人身份導致聯姻行為的發生，而此種聯姻在加深彼此情誼的同時也起到了加速蒙古、色目家族士人化的作用。[6]蕭啟慶：《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年版，第67—98 頁。楊曉春老師所撰《富戶與元代江南社會—以松江府為中心的討論》一文，對元代松江富戶之間的通婚狀況略有涉及，認為這樣的通婚關系加強了富戶的地方屬性。[1]楊曉春：《富戶與元代江南社會—以松江府為中心的討論》，見《宋元明國家與社會高端學術論壇論文集》，南開大學，2013年10月18—19日。

趙孟頫家族具有南宋宗室的身份，宋元鼎革之際其進退出處更加受到關注。趙孟頫自身杰出的書畫才藝以及特殊的身份，吸引了眾多學者對其個人及家世的研究?！囤w孟頫研究論文集》[2]上海書畫出版社編：《趙孟頫研究論文集》，上海書畫出版社1995年版。中所收論文涉及對其書畫的鑒賞、出仕問題的探究等諸多方面，如徐邦達先生《趙孟頫書畫偽訛考辨》、陳高華先生《趙孟頫的仕途生涯》等。李鑄晉先生著有關于趙孟頫研究的專著《鵲華秋色—趙孟頫的生平與畫藝》。[3]李鑄晉：《鵲華秋色—趙孟頫的生平與畫藝》，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除書畫才藝而外，對于趙孟頫最關注的是其身為南宋宗室卻出仕元朝的行為。李鑄晉先生認為其仕元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程鉅夫力勸所致，前往大都是不得已的行為。[4]李鑄晉：《趙孟頫仕元的幾種問題》，見氏著：《鵲華秋色—趙孟頫的生平與畫藝》，第65 頁。陳高華和余輝先生則認為趙孟頫仕元是主動性行為，并非迫于無奈，余輝先生更說：“趙孟頫周知官場韜略、通曉權術，處事圓滑審慎而不露痕跡，維持了他在官場中和在隱士間的形象?！盵5]陳高華：《趙孟頫的仕途生涯》，見《趙孟頫研究論文集》，第443 頁；余輝：《趙孟頫的仕元心態和個性心理》，見《趙孟頫研究論文集》，第449—452 頁。陳得芝先生在《程鉅夫奉旨求賢江南考》一文中談到趙孟頫仕元一事，基本贊同陳高華先生的看法，認為趙孟頫此時已接受元朝為天下主的事實，企圖以其所學用世于新朝，并改變自身的落魄境況。[6]陳得芝：《程鉅夫奉旨求賢江南考》，見氏著：《蒙元史研究叢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48—550 頁。相較于對以上問題的諸多研究，關于趙孟頫家族的通婚情況，似乎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有鑒于此，本文就南宋后期至元趙孟頫家族五代成員的婚姻情況做出較詳細描述，進而就趙孟頫家族的通婚特點做較客觀的歸納分析，并就宋元鼎革對江南士人家族婚姻的影響等問題略呈淺見。

一

趙孟頫家族的婚姻情況，須從其父趙與訔說起。據陶淵旻《〈宋故萬一直閣李君壙志〉考》一文所言，趙與訔所娶為李仁本之女、李熙之妹。李氏家族是南宋湖州德清望族，李熙的曾祖李彥穎于《宋史》有傳，其祖父李浹亦有名宦葉適為撰墓志銘。[1]陶淵旻：《〈宋故萬一直閣李君壙志〉考》，《東南文化》2013年第5 期。除了與宗室趙與訔締姻，李仁本的另一女兒嫁給了宗室趙與芮，即二女皆適宗室。李氏是典型的以科舉起家的家族，但到了李熙這一輩不再有顯赫仕宦經歷。而趙與訔雖身為南宋宗室，起家之官也不過是“迪功郎、新饒州司戶參軍”。至于趙與芮，則憑借其同母兄宋理宗獲封榮王，地位貴顯。與李家的通婚使同為宋宗室的趙與訔與趙與芮成為了連襟，這一層關系對于趙與訔之后仕宦的順利不可謂沒有影響。而趙與芮的同母兄又即位為宋理宗，親生兒子（雖不是李氏所出）趙禥即帝位，即宋度宗。趙與訔與趙與芮為連襟，則趙孟頫與宋度宗可稱姨表兄弟，度宗次子即恭帝趙?。也就是說，宋元鼎革之際，吳興趙氏家族實為“根腳”貴重的近支皇親，這一點對于理解元廷刻意延攬趙孟頫入朝為官十分重要。

二

趙與訔生活在南宋末年，至其子女一代，更是生活在宋元交替之際。這一代的婚姻關系情況，大體如下：趙與訔共有八子十四女，除去早卒的外，婚姻可知者有十四人，但大多只知對方姓名而無家世可考（參見表1）。情況略詳者有五子趙孟頖、七子趙孟頫、二女趙孟鼎和五女趙孟艮。

趙孟頖所娶陸氏，是嘉興崇德人，為“故吏部尚書陸公德輿之女”[1]趙孟頫撰，黃天美點校：《松雪齋集》外集《五兄壙志》，西泠印社2010年版，第301 頁。?！瓣懙螺?，字載之，號魯齋，寧宗嘉定間由童科第進士，弱冠有文名，歷兩制知貢舉，官至吏部尚書。從祖埈、從父鑣相繼世科，埈仕至秘書?！盵2]單慶修、徐碩纂：《至元嘉禾志》卷13《人物·崇德縣》，《宋元方志叢刊》第五冊，中華書局，第4509 頁。由此可知，陸氏家族是當時的科第世家。按，趙與訔生于嘉定癸酉（1213）十一月八日，卒于咸淳元年（1265），趙孟頖生于“辛亥七月十七日，卒于乙巳五月廿三日，享年五十有五”，即趙孟頖生于1251年，卒于1305年。[3]趙孟頫：《松雪齋集》卷8《先侍郎阡表》，第212 頁；趙孟頫：《松雪齋集》外集《五兄壙志》，第301 頁。又陸氏“先三十年卒”[4]趙孟頫：《松雪齋集》外集《五兄壙志》，第301 頁。，則陸氏卒于1276年，其與趙孟頖成婚必定早于此時，即二人成婚在南宋末年。身為南宋宗室的趙孟頖與陸氏家族的通婚，可以說是宋代婚姻重科第、門第的延續與體現。[5]關于宋代婚姻重科第的情況，張邦煒先生在《宋代的“榜下擇婿”之風》（張邦煒：《宋代婚姻家族史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2—90 頁）一文中，指出當時人將進士看作是最理想的女婿人選，甚至對其家世、人品、婚否都不重視。陶晉生先生則認為，雖然北宋士族婚姻關系的一個特點是“不問門閥”，但所謂的“不問門閥”，指的是不特別注意從晚唐以來仍然存在的世家大族。在婚姻方面還是講求門當戶對的。（陶晉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1年版，第104—114 頁）可見，宋代婚姻重科第的同時，對門第亦有所重。然而除了兩人門當戶對的身份外，值得注意的還有一點，即陸德輿與趙與訔的交游往來也是其婚姻關系得以締結的重要因素。在杭州龍泓洞有陸德輿等題名：“陸德輿載之、趙與譍致道、與訔中甫，淳祐戊申中伏后一日避暑同來?！盵1]倪濤：《六藝之一錄》卷110《石刻文字·陸德輿等題名》，《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32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267 頁。趙與譍是趙與訔的哥哥，淳祐戊申即南宋淳祐八年（1248），此時趙孟頖尚未出生，而其父與陸德輿即有交游活動。兩人之間的交游也為之后成為兒女親家奠定了感情基礎。

與兄長趙孟頖不同的是，趙孟頫與其妻管道升成婚在至元廿六年（1289）[2]趙孟頫：《松雪齋集》卷7《管公樓孝思道院記》，第182 頁。，此時已是元初。改朝換代之后，身為南宋宗室的趙孟頫的婚配對象，是同郡管伸的女兒管道升。管氏的家世與陸氏相比有著顯然的差別，在趙孟頫所撰《管氏樓孝思道院記》及其妻管道升墓志銘中，對管氏的追溯，只談到其先為“管仲之子孫，自齊避難于吳興，人皆賢之”，對于管道升父親管伸的描述，則是“仲姬名道升，父諱伸，字直夫，倜儻尚義，晚節益自熹，鄉里稱之曰管公”，“管公性倜儻，以任俠聞鄉閭”。[3]趙孟頫：《松雪齋集》卷7《管公樓孝思道院記》，第182 頁；趙孟頫：《松雪齋集》外集《魏國夫人管氏墓志銘》，第301 頁?？梢?，管氏并非陸氏那樣的科第仕宦之家。至于兩家婚姻關系的締結，趙孟頫在管夫人墓志中提到“予與公同里闬，公又奇予，以為必貴，故夫人歸于我”[4]趙孟頫：《松雪齋集》外集《魏國夫人管氏墓志銘》，第301 頁。。因而兩家通婚，與其“同里闬”，彼此相互了解有一定關系。這也表明改朝換代后，身為南宋宗室的趙家受到一定影響與沖擊，逐漸回歸鄉里，而與“同里闬”的管氏締結姻緣也可以使原來的鄉情鄉誼得到進一步升華。按管道升本人在書畫方面也頗有所長，則其父管伸應當也具備一定的文化素養，又“鄉里稱之曰管公”、“以任俠聞鄉閭”，所以管家可能為當地小有名氣的士人家庭。據趙孟頫言，管伸將女兒許配給自己很大原因是出于對自己的看重，認為日后必將顯貴，可見婚姻當事人自身條件對于婚姻關系的締結也有重要影響[1]南宋人方昕提倡選女婿不必重視家庭狀況，而應注重本人的未來前程。宋代進入中國婚姻史上的郎才女貌階段，主要是當事人自身條件的相互交換。（張邦煒：《宋代的“榜下擇婿”之風》，見氏著：《宋代婚姻家族史論》，第62—90 頁），這從一定程度上而言也是宋代婚俗的延續。

這一輩中，婚姻關系較詳者還有趙孟頫的姐姐趙孟鼎和趙孟艮。趙孟鼎適南宋宰相史彌遠孫子史周卿。四明史氏在南宋時期是“一門三宰相，四世二封王”的豪門望族，且科第極盛。史周卿兄長、史宅之長子史堯卿的墓志銘存世，其中提到史堯卿去世時年僅24歲，朝廷給予史堯卿遺腹子以特殊恩澤，讓其蔭補為官，但其子出生十個月后便告夭折，史堯卿三叔史宇之讓堯卿二弟周卿將次子過繼給堯卿為后，繼續享受蔭補的待遇[2]參見章國慶編：《寧波歷代碑碣墓志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05—306頁。此墓志為長方形，高1.01 米，寬0.66 米，正文15 行，款1 行，滿行28 字，共430 字，史棣孫撰，趙崇侇書。略云：“明年六月，尊長觀文壽使命，以次弟周卿之次子棣孫為后?！蓖瑫€有四明史氏家族碑志多方，依次為《宋史汲卿墓志》、《宋史嚴之墓志》、《宋史浩神道碑》（殘）、《宋致政樞密史公墓》、《元史玠卿墓志》、《元史珌卿墓志》、《魯十娘子墓志》（史玠卿妻）。，可見史氏深得天子寵渥。四明史氏普遍存在與趙宋宗室聯姻的情況，史周卿曾祖史浩的弟弟史源，四個兒子都娶宗室女，并通過這種關系均獲得了為官機會[3]陳恩黎：《四明史氏家族》，寧波出版社2010年版，第196 頁。，其他史氏成員亦有娶宗室女的情況?？梢哉f史氏通過與宗室間婚姻關系的締結，來與趙宋皇室保持緊密聯系。因此史周卿與趙孟鼎的結合[1]《東錢湖南宋史氏望族職官、墓葬情況簡表》中稱史周卿“配趙氏，范氏并封令人”，弟史唐卿“配郡主趙氏，子昂妹，封孺人”。（曹厚德、楊古城整理：《東錢湖南宋史氏望族職官、墓葬情況簡表》，見仇國華主編：《寧波東錢湖歷史文化—四明史氏篇》，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118 頁）趙孟鼎應是趙孟頫姐姐，且趙孟頫對于自己姐夫的名字當不致搞錯，這里對于史周卿、史唐卿配偶的記載應當有誤。，對于其家族而言，是這一習慣性行為的延續。按史堯卿卒于景定四年（1263），第二年史周卿將次子過繼給其兄，則至遲在景定五年（1264），史周卿已與趙孟鼎成婚。史周卿在南宋時為“奉直大夫、監樞密院詳檢諸房公事”[2]曹厚德、楊古城整理：《東錢湖南宋史氏望族職官、墓葬情況簡表》，見仇國華主編：《寧波東錢湖歷史文化—四明史氏篇》，第118 頁。，入元后事跡不見記載，但《平宋錄》中收有其所撰《丞相巴延公勛德碑》[3]劉敏中：《平宋錄》卷下《丞相巴延公勛德碑》，《叢書集成初編》第3910 冊，第24—25 頁。。此碑撰于至元十三年二月，無論是出于何種動機，作為南宋丞相世家四明史氏的一員，他對于與其家族休戚相關的南宋朝廷竟沒有過多留戀，其行為倒像是在為以后尋找出路。史周卿是否出仕元朝不可知，但在這篇碑文中他對丞相伯顏極盡溢美之辭，足以證明他對此持積極態度。趙孟頫另一位姐姐趙孟艮的婚配對象是張伯淳，與趙孟頖的夫人陸氏同是崇德人。在程鉅夫為其撰寫的墓志銘中稱張家“家世為儒”，可謂是標準的儒士家庭。張伯淳與其父張琥都曾登進士第，雖然張家仕宦情況不如陸氏顯赫，但在當時也算科宦家庭。關于張伯淳其人，陳得芝先生在《程鉅夫奉旨求賢江南考》中對其生平、事跡有詳細考察。[4]陳得芝：《程鉅夫奉旨求賢江南考》，見氏著：《蒙元史研究叢稿》，第550—553 頁。趙孟艮是趙孟頫姐姐，且身為女性，其成婚當早于趙孟頫。趙孟頫生于1254年，其姐在此年或之前必已出生，此時距南宋滅亡（1279）尚有25年，且張伯淳卒于大德七年（1303），照其“得年六十有一”來算[1]程鉅夫：《雪樓集》卷17《翰林侍講學士張公墓志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2 冊，第230 頁。，則其生于1243年，距1279年有36年，按當時正?；辇g來看，在南宋滅亡之前，趙孟艮與張伯淳當已成婚。不過不排除特殊情況的存在（如趙孟頫和管道升婚齡都偏大），所以對趙孟艮與張伯淳成婚時間的判定，當定為宋末，但也不乏元初的可能。張、趙兩家的結合與之前趙、陸兩家的結合從性質而言似無差別，都屬于與科宦家庭聯姻，是當時尤其是兩宋社會的普遍現象。

除了趙孟頖、趙孟頫與趙孟艮三人的婚嫁情況外，“孟比適印直傳，孟益適通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印德傳”[2]趙孟頫：《松雪齋集》卷8《先侍郎阡表》，第213 頁?！对贰肪?《世祖紀六》“十四年三月乙未”條：福建漳、泉二郡蒲壽庚、印德傅、李玨、李公度皆以城降。（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189 頁）《元文類》卷65《河南行省左丞高公神道碑》中則有：“（至元十三年）下興化，宋參政陳文龍降，降制置使印德傅等百四十八人、軍三千、水手七千余人，得海舶七十八艘?！薄对贰じ吲d傳》據《元文類》及本紀出?？庇浉摹坝〉聜鳌睘椤坝〉赂怠保ǖ?813 頁）。趙孟頫手書的《小楷先侍郎阡表卷》中為“孟比適印直傳，孟益適通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兼府尹印德傳”。（王連起主編：《趙孟頫書畫全集》第10 冊，故宮出版社2017年版，第16—17 頁）趙孟頫應當不會將自己姊（妹）夫的名字弄錯，且地方志中記載亦為印德傳，可能是傅與傳的繁體字筆劃和字體近似導致的訛誤，實際應為印德傳。?！叮滴酰┏Ｊ炜h志》卷十一《選舉表》“薦舉”條有“印德傳，任南雄路總管”，“印正傳，杭州路同知”，“印直傳，陳州參軍”。[3]《（康熙）常熟縣志》卷11《選舉表》，《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21 冊，影清康熙二十六年刻本，第217 頁。這里的印德傳與印直傳即與趙家通婚之人。從名字的相似度看，三人應為兄弟，事實上也的確是兄弟關系?！叮ê胫危┏Ｊ炜h志》中載印德傳為印應雷之子，而印正傳、印直傳為印應飛之子，印應飛又為印應雷弟弟。[1]《（康熙）常熟縣志》卷16《邑人》，第379 頁。在印正傳為其父所撰墓志銘中，寫道：“印氏世居通州靜海，淳祐癸卯徙常熟”[2]《（弘治）常熟縣志》卷1《敘地理·陵墓》，《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85 冊，影上海圖書館藏清抄本，第43 頁。，而原因是“父武子因仕居常熟”[3]《（弘治）常熟縣志》卷4《敘人物·名臣》，第167 頁。，從此便在常熟定居下來。印氏是典型的以科第起家的家族，印應雷登嘉熙戊戌（1238）進士第，任“權尚書兵部侍郎，兩淮安撫制置使兼知揚州”，封靜?？h開國伯，卒贈端明殿學士[4]《（康熙）常熟縣志》卷16《邑人》載印應雷登淳熙戊戌進士第，而卷11《選舉表》則載其登嘉熙戊戌進士第，又《（弘治）常熟縣志》所載也是印應雷登嘉熙戊戌第，則《（康熙）常熟縣志》卷16《邑人》中的淳熙應為嘉熙之誤。；印應飛則登淳祐辛丑（1241）進士第，官至“戶部侍郎，淮東總領，知鎮江府”[5]《（弘治）常熟縣志》卷1《敘地理·陵墓》，第43 頁。?？梢?，印家是科宦家庭。印、趙兩家婚姻關系的締結，可能是兩家父輩因做官得以結識所致，尤其是印應飛與趙與訔兩人都有出任鎮江太守的經歷，而且趙與訔為印應飛的繼任者，可能因為這樣的關系，兩人得以結識并且交好，進而締結子女的婚姻關系。[6]俞希魯編纂：《至順鎮江志》卷15《刺守·宋太守》，第592 頁。這里值得注意的是，根據趙孟頫在《先侍郎阡表》中的排序，應是趙孟比先與印直傳成婚，接著再是趙孟益嫁與印德傳。[7]趙孟頫：《松雪齋集》卷8《先侍郎阡表》，第213 頁。也就是趙與訔先與印應飛成為兒女親家，其次再是印應雷。趙與訔與印應飛熟識是因為寶祐年間兩人先后出任鎮江太守，是通過印應飛才與其兄印應雷結交。按，印應飛出任鎮江太守為寶祐三年（1255）九月至四年五月，趙與訔為寶祐四年（1256）五月至六年五月[1]俞希魯編纂：《至順鎮江志》卷15《刺守·宋太守》，第592 頁。，而印應飛生于嘉定戊辰（1208）[2]《（弘治）常熟縣志》卷1《敘地理·陵墓》，第44 頁。，此時為48 歲，趙與訔為44 歲，印直傳為印應飛次子，而趙孟比為趙與訔眾多女兒中的一個，照年齡推算此時兩人未成婚是很可能的。兩家長輩在此期間結識并且深交，進而締結婚姻關系，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在與印應飛成為兒女親家后，將另一女兒許配給其兄弟印應雷之子也就順其自然了。畢竟雙方門戶相當，且姐妹分別嫁與兩兄弟，又可使之前的姻親關系更為鞏固。除了這兩代的事跡，縣志中對于印氏第三、四代也有記載。印肖翁，“應雷諸孫，以文才薦任平江路儒學教授”；印述翁，“亦應雷諸孫，以賢薦任姑蘇和靖書院直學”；印掁之，“肖翁子也，由薦舉任雷州鹽運司提舉”。[3]《（弘治）常熟縣志》卷4《敘人物·薦舉》，第185 頁?？梢?，印家第二、三、四代都有應薦舉而得官的，且印肖翁與印述翁，一個以文才薦，一個以賢薦，可以說都保留了其先輩由南宋所遺留下來的家學與家風。根據該家族受薦舉程度及入縣志人物的情況，可想而知其在宋元之際應是常熟享有一定名望的望族。[4]《常熟文物勝跡》一書將印應雷墓作為名人墓葬列入，其中提到清《常昭合志》中載印應雷墓因年代久遠，墓旁地都被他姓侵占，“明天啟間司成許士柔力為修復，重刻石法”。按其所復墓碑稱，子德傳，孫肖翁、述翁，曾孫掁之俱仕元。傳至三十世孫祖朝無嗣，遺命以贅婿徐應任之子嫡甥文學為嗣，歲時享祀。（周公太編著：《常熟文物勝跡》，古吳軒出版社1994年版，第58 頁）

以上都是這一輩中婚姻關系較詳者，其他人除了女性所嫁對象的名字外，別的一無所知。不過從其名字可以判斷出與趙家這一輩相與締結婚姻關系的應當都是漢族人士，并無蒙古、色目人。按趙孟頖、趙孟頫、趙孟鼎、趙孟艮、趙孟比、趙孟益幾人的婚姻來看，其兄弟姐妹的婚嫁對象應當也可以推測為士人家庭出身。關于這里提到的“士人”這一概念，主要采用其廣義用法，“包括入仕和未入仕的讀書人”，至于“士族”，則是關于士人家庭的稱呼。[1]陶晉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第5—7 頁。這里的陸氏、張氏、史氏是士族無疑，管氏與印氏雖無明確指出，但從相關情況來看也應是士族?？梢娳w孟頫這一輩的通婚對象依舊是傳統的士人家庭。按這幾家分布的地域特征，陸氏、張氏同為嘉興崇德人；印氏屬平江路；管氏與趙氏“同里闬”，同為湖州人；史氏稍遠，屬慶元路。雖然其他通婚對象不知郡望，但照情形應當也是在湖州附近。

三

趙家第三代的婚姻情況，有資料記載的主要是趙孟頖、趙孟頫二人的后代（參見表1）。其后代締結婚姻的時間都已正式入元。趙孟頖長子趙由辰所娶為衛淑媛，其他子女婚嫁情況不詳。昆山衛氏是南宋有名的科宦家庭，衛淑媛曾祖衛洽是“宋進士及第、修職郎、故參政魯國文節公諱涇之母弟”[2]吳升輯：《大觀錄》卷8《元名賢法書·書衛宜人墓銘》，《續修四庫全書》第1066 冊，影民國九年武進李氏圣譯廔鉛印本，第452 頁。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元趙嚴書書母衛宜人墓志》，落款為“趙孟頫書”，有元人王國器（趙孟頫女婿）、趙麟（趙孟頫孫）等諸多元人題跋，當即吳升所著錄者，也被收入《三希堂法帖》。但墓主衛淑媛死于至正二十三年，而趙孟頫早在至治二年就已辭世，自不可能為自己的侄媳寫墓志。該墓志應為衛淑媛之子趙肅所書。，衛涇兄弟四人都先后中進士。祖父衛枏、父親衛然都隱居不仕。衛淑媛自己也“涉獵經史”，能夠“相夫教子”?？梢娪伤沃猎?，衛氏士人家庭的身份并未改變。趙由辰與衛淑媛婚姻關系的締結，是士族之間互通婚姻的又一范例。

趙孟頫長子趙亮早卒，有學者撰文考證其次子趙雍所娶為束季博之女束氏。[1]單國強：《趙孟頫信札系年初編》，見《趙孟頫研究論文集》，第563 頁。關于束季博，桂棲鵬有如下考證：“束季博即束從大，從大為名，季博為字……當為宋故家子弟而自甘隱逸者”，又從其在平江擁有家庭園林、書齋，自身能書能詩來看[2]桂棲鵬：《張炎交游人物新證》，《文史》第4 輯，中華書局 2001年版。，束家也是士人家庭，且有一定家庭條件。至于趙孟頫三子趙奕的婚配對象，現存資料沒有明確記載。

關于趙孟頫女兒的婚姻情況，歐陽玄為其撰寫的神道碑中有如下記載：“女六人：長適強文實，次適海道運糧萬戶費雄，次適李元孟，次適王國器，次適劉某?！盵3]歐陽玄撰，湯銳點校：《歐陽玄全集（上冊）·圭齋文集》卷9《元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贈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魏國趙文敏公神道碑》，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04 頁。這里說趙孟頫有六個女兒，但只提到五個女兒所嫁對象的名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有趙孟頫女兒趙由皙的《與賢夫官人札》，內容為：

妻由皙家書上復賢夫官人坐前。廿八日人至，遞到安信，且知家中無事，阿婆尊體日來康安，甚喜甚喜！發至衣服并紗線已一一收足。由皙在此凡百平安。老相公邇來憂稍損。二哥在東衡造庵，不在家閑，乞一□追節之事，望賢夫自為料理，段子四匹，雜物隨宜。葬事在九月初四日，并乞知之。陳公聞已危篤，設有不諱，千萬望做些功德津送之，亦是好事。方頂柿望揀好大者發來，為丈人要喫，千萬介意發來。五四舅王德璉、遠師舅附此傳語，三舅亦同拜意。棗褐者絹一丈二尺、南絹一丈二尺，家中當用絹者、當用布者，望就便區處，不可待我歸。人回，草草具復，伏乞尊照。柿子望作急發來。八月上九日妻由皙上復。（老相公寫扇頭十個發去，收之，不可狼藉了。蘭花四軸并扇頭不印者都發來。）[1]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法書全集》第9 卷，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638—639 頁。

其中“五四舅王德璉、遠師舅附此傳語，三舅亦同拜意”，這里的王德璉即四婿王國器，字德璉，三舅即三婿李元孟，遠師舅應為神道碑中的劉某。至于趙由皙丈夫是強文實還是費雄，目前尚無充分資料可以進行判斷。趙孟頫長婿強文實、三婿李元孟以及五婿劉遠師，因史料限制具體情況已不可考。按其名字及趙家之前通婚情況而言，可能出于普通漢族士人家庭。二婿費雄任海鹽等處海運千戶、海道漕運副萬戶，是松江有名“富戶”。植松正先生在研究元代海運世家費家時，對費、趙兩家的通婚情況也有涉及，他提到趙孟頫一方與費雄通婚，經濟上是獲益最多的方面。此外，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到費雄與當時著名文人交往頗深，除趙孟頫外，還有陶宗儀等人。[2]植松正：《元代の海運萬戸府と海運世家》，《京都女子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研究紀要》史學編3 號，2004年?？梢?，趙、費兩家婚姻關系的締結，一方面源于趙家滿意于費家的經濟情況，因趙孟頫的家庭經濟狀況并不寬裕[3]陳高華：《趙孟頫的仕途生涯》，見《趙孟頫研究論文集》，第435—437 頁。；另一方面費氏也有意與文人結交。且費家原是湖州長興人，后占籍為松江上海人，與趙孟頫家原是同鄉，這一點可能對兩家通婚也有一定影響。三女兒所嫁王國器，也是吳興人，自身詩詞皆能，自然是出身于士人家庭 ，但具體家庭情況并不可知。

此外，趙孟頫還有一個女兒的婚配情況神道碑中沒有提及。李鑄晉先生在《趙孟頫一家的藝術與文學》一文中提到林靜與韓介玉兩人為趙孟頫外孫。[1]李鑄晉：《趙孟頫一家的藝術與文學》，見氏著：《鵲華秋色—趙孟頫的生平與畫藝》，第43 頁。但趙孟頫六個女兒中，除去一人婚配對象未知外，五人所嫁夫婿并無林姓或韓姓。又趙孟頫《海虞季氏續修家乘序》中寫道：“竊念先代與季氏世附女蘿，而總管之子克兆，又屬余之館甥，誼至篤也?！盵2]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19 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6 頁。（《全元文》句讀為“竊念先代與季氏世附女蘿，而總管之子克兆，又屬余之館，甥誼至篤也”?！梆^甥”應為一詞，為女婿之意）這篇序中對于季氏的家世淵源介紹得較為清楚?？偣芗词羌緶Y，據方志記載：“季淵，字宗源，逢昌之子。大德初，授登仕郎。富于文學，博雅好古，識鑒過人，凡器物書畫，一經品藻，真贗莫逃。吳興趙文敏公子昂深加愛敬，遂與締姻，簡札往來甚多。至今子孫亦世藏之。淵，官至蘄州路總管。子希宰，為太醫院良醫?！盵3]《（弘治）常熟縣志》卷4《敘人物·文學》，第196 頁。除了季淵之子的名字外，記載與序中基本相合，可能希宰為其名，克兆為其字。趙孟頫提到季克兆為自己的館甥，館甥即指女婿。朱汝稷根據乾隆時人在此序后所加按語“世附女蘿，謂逢昌與其弟元中并娶宗室女”以及清代出土的季元中殘缺墓志，稱元中為“郡馬”，娶燕懿王趙從善女，以此得出季、趙兩家是世代締姻，季克兆娶趙孟頫女的結論。[4]朱汝稷：《〈趙孟頫致季宗源二札卷〉考略》，《文物天地》2017年第10 期。王連起先生根據趙孟頫寫給季宗源的信札，考訂出宗源應為宗元，并指出趙孟頫在信札中稱季宗元為“尊親家”，很可能是以侄兒侄女的關系相稱。因為神道碑中只言及五位女兒的婚嫁對象，而趙孟頫與中峰和尚的信札中，提到幼女夭亡事[1]王連起先生考訂趙孟頫言及幼女夭亡的信札書于至大二年（1309），而趙孟頫與管道升成婚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趙孟頫又稱其為幼女，其年齡至多不過十多歲，沒有婚嫁是很有可能的。，王先生認為趙孟頫稱之為幼女，不可能有婚嫁事，趙孟頫并無可以嫁予季氏的女兒[2]王連起：《趙孟頫早期書札考》，見《趙孟頫書畫論稿》，第244—257 頁。。假若趙孟頫兄弟的女兒嫁予季克兆，趙孟頫稱克兆為自己的館甥，稱季宗元為“尊親家”，應當也是可以的。姑且不論這位夭亡的幼女是否婚嫁，可以肯定的是，林氏、韓氏、季氏與趙氏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通婚關系。

林靜嘗從宋濂游，在宋濂為其文集所作的序中，提到其家世淵源，并說其“有外氏趙文敏公家法”。[3]宋濂：《宋學士全集》卷6《愚齋集序》，《叢書集成初編》本，第200 頁。按兩人關系而言，宋濂知其家世，并為其文集作序，應當不會搞錯林靜與趙孟頫的關系。且與趙孟頫同樣有姻親關系的陶宗儀也說道：“子山乃松雪外孫，余家有其畫”[4]陶宗儀：《南村詩集》卷4《題林子山畫次韻》，《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31 冊，第631 頁。，子山為林靜的字，則林靜為趙孟頫外孫這一點應當沒有問題。不過正如王連起先生所提到的，“趙孟頫兄弟8 人，大德元年（1297）作《先侍郎阡表》時，下一代就有44 人了”[5]王連起：《趙孟頫早期書札考》，見《趙孟頫書畫論稿》，第253 頁。。因此林靜的母親可能是趙孟頫那位不知是否婚配的女兒，也可能是趙孟頫兄弟的女兒。故宮博物院藏有王蒙存世的唯一一通尺牘《愛厚帖》，內容為：

蒙頓首再拜德常判府相公尊契兄，恃在愛厚，輒為稟白：友人林靜子山，吳興人，亦趙氏之甥也。讀書博學，多藝能，而未有成名。欲權于彼學中養贍，得三石米足矣。用是求書專注，望介注為禱。斯人年幼而多學，亦公家所當養者。王府君處意不殊此，未由晤會，萬冀調攝，以膺峻擢，不具。二月廿四日，王蒙頓首再拜，余控。[1]《王蒙行書〈愛厚帖〉頁》，故宮博物院http://www.dpm.org.cn/collection/handwriting/229074.html?hl。

這是王蒙向自己的朋友“德常判府”舉薦林靜。這里提到林靜“亦趙氏之甥”，王蒙為王國器之子，與林靜是表兄弟關系，王蒙舉薦林靜，應當也有部分原因是基于親情。至于韓介玉，沈夢麟《花溪集》中提到其為趙孟頫外孫。按沈夢麟亦為趙孟頫姻家[2]李鑄晉：《趙孟頫一家的藝術與文學》，見氏著：《鵲華秋色—趙孟頫的生平與畫藝》，第43—44 頁。，所記當不致有誤。但與趙家同為吳興人的丘吉在其詩《韓介玉文仁長江萬里圖》中寫道：“昌黎孫子文敏甥，椽筆到手驅風霆”[3]董斯張輯：《吳興藝文補》卷70 丘吉《韓介玉文仁長江萬里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78 冊，影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刻本，第120 頁。，則是說韓介玉為趙文敏外甥。又趙孟頫雖無韓姓女婿，卻有一姊妹趙孟家嫁給了韓巽父，所以韓介玉很可能就是趙孟家與韓巽父之子，趙孟頫外甥，亦或是趙孟家與韓巽父之孫，趙孟頫甥孫。林靜是吳興人，自身“有外氏趙文敏公家法”，且著有文集，宋濂稱其“毅然能以文易武”，儼然為一士人，其曾祖、祖父、父親均是擔任武職，但“俱讀書知文”。[4]宋濂：《宋學士全集》卷6《愚齋集序》，第200 頁。其父林德驥襲其祖父職，官至從四品，雖為武官，但也有一定文學修養。韓介玉則為張翥門人[1]張羽：《靜居集》卷3《韓介玉畫為童中州掌教題》，《四部叢刊三編》，影江蘇傅氏雙鑒樓藏明成化刻本。，也是吳興人[2]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卷23《書·童中州書古用軒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28 冊，第19—20 頁。，其父可能也為吳興士人?？梢?，林、韓俱為吳興人士。季氏“建炎四年舉族隨駕渡江，家于許浦”，季逢昌之父季世亨為登仕郎，世亨兄弟六人均仕宦，為中下級官員。[3]《（弘治）常熟縣志》卷4《敘人物·流寓》，第205 頁。季淵本人“富于文學，博雅好古，識鑒過人，凡器物書畫，一經品藻，真贗莫逃”[4]《（弘治）常熟縣志》卷4《敘人物·文學》，第196 頁。。季家應為當時南渡的眾多士人家庭之一，而且其與趙氏存在世代締姻的關系。

由此來看，趙家第三代的婚姻情況，主要是趙孟頖與趙孟頫子女的通婚情況，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就現有資料來看，這一代的活動時間主要是元代，按元代存在族際通婚現象來看，趙家并沒有順應這一時代潮流，就其可知的通婚情況而言，其締結婚姻關系的對象都為漢族人士，并無蒙古、色目人。其次，其婚姻對象都具有一定文學修養，大多為士人家庭出身。其中有科宦世家如衛氏，經濟條件優越的如費氏，也有世代任武職的林氏，但他們不是自身為士人就是愿與士人家庭來往。再次，就有記載的這些婚姻對象所處地理范圍而言，屬于當時平江路、湖州路、松江府。其中松江府的費氏祖籍仍為湖州?？梢?，趙家這一輩的通婚對象仍以湖州當地士人家庭為主，與湖州相鄰的平江或是周邊地區也有涉及。

四

趙家第四代的婚姻關系，僅趙孟頫孫女、趙雍之女趙淑端有明確記載（參見表1）。徐一夔《崔母趙夫人墓志銘》載：“錢唐崔晟之母曰趙夫人，諱淑端，……翰林學士承旨、贈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魏國公諱孟頫謚文敏之孫女。奉議大夫、同知湖州路總管府事諱雍之女。而處士諱復之妻，諱謙遠之冢婦，諱晉之孫婦也?！盵1]徐一夔：《始豐稿》卷6《崔母趙夫人墓志銘》，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 頁。又載：“文敏公與處士之大父敦世契之好?！碧幨考创迯?，其大父即崔晉?？梢?，趙氏與崔氏為世交。兩家婚姻關系的締結，緣于趙孟頫與崔晉兩人之間的約定，“使崔氏而女，趙氏而男也，以婦吾家；趙氏而女，崔氏而男也，以婦崔氏。庶吾二姓之好，有永弗替”。又“處士有學行，善繪事。晟亦清慎，工篆隸”[2]徐一夔撰，徐永恩校注：《始豐稿》卷7《崔母趙夫人墓志銘》，第157—158 頁。，則崔家應為錢塘士族。兩家通婚也可謂是趙孟頫與崔晉的交游所產生的結果。

此外，趙孟頫有為濮潤之子求娶張景亮女兒所撰的書札。孫克讓先生推測書札中的濮潤即趙孟頫好友濮鑒子濮允中。[3]孫克讓：《元趙孟頫致張景亮書札考》，《文物》1990年第9 期。濮氏作為當地有名的富戶，與趙氏交往頗深，光緒本《桐鄉縣志》載：“趙公孟頫，字子昂，號松雪……與邑人濮鑒交最善，因來游濮院鎮，鑒筑園居之，相與飛觴，嘯詠其中。凡寺觀為濮氏所建造者，書額題梁皆出其手。夫人管仲姬，并為畫竹于壁。延祐己未，謁吿歸。鑒已歿，公復假館園亭，盤桓數載，為鑒作墓志銘而去?！盵4]《（光緒）桐鄉縣志》卷15《人物·寓賢》，《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77 號影清光緒十三年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592 頁。濮氏是與趙氏有往來的又一個江南富戶。趙孟頫為濮鑒所撰墓志銘中，提到濮氏“世居嘉興崇德之語溪”[1]趙孟頫：《松雪齋集》卷9《元故將仕郎淮安路屯田打捕同提舉濮君墓志銘》，第235 頁。，書札中也是“語溪濮尉潤”，則濮氏與張氏同為嘉興崇德人。兩家地理位置鄰近，且都有適齡兒女，因此濮潤托趙孟頫向張景亮轉達求娶之意。趙孟頫既是張景亮的舅舅，又是濮氏的好友，承擔著中間人的角色。不過不知此樁婚事最后成功與否。

最后，附帶一提的是，趙家第五代的婚姻關系均已不可考，僅趙肅之女所嫁對象的姓名可知（參見表1）。但從其名字僅能判斷其夫婿出身漢族士人家庭，且其中兩個女兒應是分別嫁給了陳家兄弟二人，從姐妹成了妯娌。[2]吳升輯：《大觀錄》卷8《元名賢法書·書衛宜人墓銘》，第452 頁。姐妹嫁同一家兄弟倆為妻，趙家第二代就曾有這樣的婚配先例。

表1 趙孟頫家族婚姻關系表[1]表1 史料來源：趙孟頫《先侍郎阡表》、歐陽玄《元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贈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魏國趙文敏公神道碑》、程鉅夫《翰林侍講學士張公墓志銘》、徐一夔《崔母趙夫人墓志銘》、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元松江府判官趙公宜人衛氏墓志》等。

續表

五

除了上面提到的這些人物及其家族，與趙家為姻家的還有沈夢麟、石巖、岳浚和陶宗儀。沈夢麟是湖州花溪沈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該家族是元代江南望族，不僅在宗族建設上表現較為突出，而且形成了風格較為明顯的家學門風。[3]張蕾、周揚波：《元代湖州花溪沈氏家族概述》，《湖州師范學院學報》2008年第4 期。關于沈夢麟與趙家的姻親關系，具體可能如下：沈夢麟宗侄沈玉泉有園林名芳遠堂，王蒙曾為沈玉泉這一園林作《花溪漁隱圖》，上題七律一首[4]張蕾、周揚波：《元代湖州花溪沈氏家族概述》，《湖州師范學院學報》2008年第4 期。，末署“黃鶴山中樵者王蒙為玉泉尊舅畫并賦詩于上”[1]汪砢玉：《珊瑚網》卷35《名畫題跋·花溪漁隱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18冊，第660 頁。，可見沈玉泉為王蒙之舅。但王蒙為趙孟頫之女與王國器所生，其親舅只可能姓趙。而王蒙的母親趙氏有兩位姑母即趙孟巽、趙孟豫分別嫁給沈昌言、沈光謙，其中一人甚至兩人都可能為花溪沈氏族人，而沈玉泉即為其中一人之子，即王蒙母親趙氏的表兄弟，王蒙的表舅。所以沈夢麟與趙家的姻親關系可能是因其宗侄沈玉泉而來。

至于石巖與趙家的具體姻親關系，單國強先生曾撰文提及。關于石巖，僅簡單提到其“字民瞻，京口人，曾任縣尹，官于九江，趙孟頫姻親”[2]單國強：《趙孟頫信札系年初編》，見《趙孟頫研究論文集》，第548 頁。，至于何種姻親關系并無詳論，現存資料也沒有更具體的記載。但石巖此人工詩詞、善書畫，還是當時較活躍的書畫鑒賞家，很多傳世名作都留有其題跋，文學修養較高，應當也是士人家庭出身。

關于宜興岳浚及其家族，翁同文先生與張政烺先生都有過相關考述。[3]翁同文：《相臺岳氏九經三傳刻梓人為岳?？肌?，《宋史研究集》第11 輯，“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79年版，第494—501 頁；張政烺：《讀〈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見《張政烺文史論集》，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77—183 頁。宜興岳氏自附為岳鄂王之后，兩位先生已經論證其身份并不成立。但岳氏在當時確是宜興望族，岳浚本人折節下士，“故南北士大夫，無不至其家者。南士若牟誠甫先生、蔣泰軒、蔣竹山先生、姚子敬先生、羅壺秋先生，其顯者若趙文敏公，至與之婚因”[4]鄭元祐撰，徐永明點校：《鄭元祐集》卷14《遂昌山人雜錄》，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67 頁。。這里提到岳氏與趙氏有婚姻關系，但是何種婚姻關系并不可知。岳氏蓋至浚之諸父始為太學生，至浚始折節讀書，友天下士也。[5]張政烺：《讀〈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見《張政烺文史論集》，第178 頁。其家“故書三萬卷，金石爛模榻”[1]方回：《桐江續集》卷21《讀孟君復贈岳仲遠浚詩勉賦呈二公子》，《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3 冊，第489 頁。，收藏之富可以想見。當然這也是建立在岳氏雄厚的經濟基礎之上的?？梢哉f宜興岳氏作為當時經濟條件優渥的士人家族，趙氏與其締結婚姻關系，無論是在經濟還是文化上，都是有所裨益的。

陶宗儀與趙家的姻親關系，主要從其母、其妻而來。根據植松正先生在《元代の海運萬戸府と海運世家》[2]植松正：《元代の海運萬戸府と海運世家》，《京都女子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研究紀要》史學編3 號，2004年。中列出的與費家通婚的各家族關系圖，可以清晰地看到陶宗儀母趙德真為趙孟本的女兒，趙孟本又為趙匡胤次子燕王德昭之后，與身為秦王德芳十世孫的趙孟頫為族兄弟。[3]昌彼得：《陶宗儀與趙孟頫的親誼關系》，見《陶宗儀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5 頁。陶宗儀自身又為費雄女婿，娶的是費雄與趙孟頫女兒趙氏所生之女。這樣一來，陶宗儀與趙孟頫就存在雙重關系，陶宗儀既是趙孟頫同族兄弟的外孫，又是趙孟頫的外孫女婿。不過第一重關系過于疏遠，使得陶宗儀與趙家往來親密的當是陶、費兩家婚姻關系的締結。這樣的通婚關系將趙、費、陶三家都緊密聯系在了一起。

余 論

趙孟頫家族從趙與訔這一代下迄五代的婚姻嫁娶跨越宋元鼎革的動蕩年代，折射出當時南方士人家族通婚的某些典型特征，大致言之，有以下幾點：

其一，由宋至元，趙氏所選擇的通婚對象主要以漢族士人家庭為主，有世代科宦的衛氏，也有普通士人家庭如管氏；有以武職起家，后以文易武的林氏；亦不乏兼資文武、貴顯赫赫的印氏家族。改朝換代并未改變這一情況，趙氏一定程度上延續了南宋時的婚姻特點與習俗，即重科第、門第。雖然入元以后科舉一度長期停廢，但趙氏仍然保持著與士人家庭通婚不變，為典型的士族婚姻。元代廣泛存在族際通婚的現象，尤其在蒙古、色目人戶僑居的江南地區[1]關于元代僑居江南的蒙古、色目人的婚姻問題，學者潘清在其文章《元代江南地區蒙古、色目僑寓人戶婚姻狀態的分析》中有專門研究，指出在元代這個特定的歷史時代，江南地區普遍存在著由于各種原因而形成的民族間的通婚。此外，有關元代族際通婚還可參見王曉清《元代社會婚姻形態》（第109—117 頁）。，但在有關吳興趙氏婚姻情況的資料中，并無關于族際通婚的記載。按，當時蒙古、色目人政治社會地位高于漢族甚多，漢族與之聯姻應合乎家庭利益。[2]蕭啟慶：《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第70 頁。但趙孟頫家族卻沒有利用與蒙古、色目的通婚來謀取政治或其他方面的利益。如果以趙氏一定要與士人家庭通婚來解釋，當時蒙古、色目人中也有不少是士人或士族，如與任仁發家締結婚姻關系的康里回回家族[3]蕭啟慶：《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第73 頁。，且考慮到趙孟頫家族出色的書畫才能，應當有不少蒙古、色目士人家庭愿意與其締結婚姻關系。櫻井智美曾對《松雪齋集》中登場的人物進行過相關梳理，發現蒙古、色目人數占總人數的百分之十左右[4]桜井智美：《趙孟頫の活動とその背景》，《東洋史研究》56—4，1998年。，其中高克恭、不忽木等人，也都是士族或士人身份。不見于文集記載與其交往的蒙古、色目人士乃至士族應當更多一些。然而僅就目前所能見到的資料，并無發現與趙氏通婚者有蒙古、色目人士?？梢?，趙氏對于通婚對象的族屬較為重視。之所以如此，或與宋代的婚姻制度有某種關聯，因為兩宋時期政府明確禁止族際通婚[1]宋代婚姻制度最為明顯的特色，莫過于禁止漢族同其他民族通婚。（張邦煒：《宋代婚姻制度的種種特色》，見氏著：《宋代婚姻家族史論》，第91—96 頁），目前可知的趙氏第一、二代婚姻關系的締結主要是在宋末元初這一時間段，此時身為南宋宗室的趙氏不與蒙古、色目通婚可謂合乎情理。但即便入元以后，也沒有發現趙氏第三代及之后各代與蒙古、色目通婚的記載。這說明趙孟頫出仕元朝雖屬自愿，且對元政權也是持認同態度[2]關于這一點，陳得芝先生《程鉅夫奉旨求賢江南考》、陳高華先生《趙孟頫的仕途生涯》、余輝先生《趙孟頫的仕元心態和個性心理》中都有相似的看法。，卻似對族際通婚持“保守”態度。這無疑反映了趙孟頫思想的復雜性，雖已效忠元廷，但在關乎家族根本的婚姻問題上還是延續了南宋時期的做法，即僅與漢族士人家庭締結婚姻關系。畢竟其身為前朝宗室，保持不與蒙古、色目通婚的“底線”，從情感上似乎更易于理解。

其二，趙氏通婚對象的地域范圍主要以湖州及其周邊地區為主，如湖州當地的李氏、管氏，嘉興陸氏、張氏，平江印氏、束氏，杭州崔氏，松江費氏，都處于狹義的江南地域范圍之內（參見表2），揆以元代政區，即平江路、常州路、杭州路、嘉興路、湖州路、鎮江路、松江府和江陰州等環太湖區域。趙氏姻戚的地域分布情況如表2 所示：湖州境內最多，平江次之，再次是嘉興，杭州、鎮江、松江、常州，皆各有一例。其中松江費氏祖籍湖州，四明史氏位置較遠，且不在狹義江南范圍內。陶晉生先生在研究北宋士族時曾寫道：“相當多的中下級官員，或讀書而尚未入仕的士人，則常在家鄉附近安排婚嫁?！盵3]陶晉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第130 頁。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古代交通不便對于遠距離的婚嫁活動有所限制，另一方面也是考慮到地區性婚姻所能帶來的益處。正如李治安先生所言，宋元兩朝的官僚士人開始向地方發展并重新回歸鄉里社會，他們積極應對鄉役；主持以收族為核心的宗族復興；從事地方水利和慈善救濟等公共事業；舉辦書院與講學教化。[1]李治安：《宋元明清基層社會秩序的新構建》，《南開學報》2008年第3 期。這一系列活動的開展無疑需要龐大的人際與社會網絡，而婚姻關系恰巧是擴展人際網絡的重要起點。黃寬重先生則指出四明當地士族的通婚對各自家族發展的重要影響，其中尤以樓氏的婚姻關系對其家族的影響最大，其通過與當地士人聯姻，將彼此的關系由友誼提升到親情[2]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第124 頁。，家族成員的個人發展也因之獲益。元代江南地區士人的婚姻狀況亦有類似于前代的地區性特征，松江地區尤為明顯。楊曉春老師指出松江曹氏、瞿氏、邵氏、章氏、任氏之間彼此通婚，由是加強了富戶的地方屬性。[3]楊曉春：《富戶與元代江南社會—以松江府為中心的討論》，見《宋元明國家與社會高端學術論壇論文集》，南開大學，2013年10月18—19日。除了湖州本地，趙氏也注意與其他地區的士人家庭通婚，但這并不是打破婚姻地區性特征的表現，正如潘光旦先生在研究明清嘉興望族時所說的，“婚姻關系，自以府境以內的為重要，但越出府境的也間列一二，以示婚姻雖緣地域之逼近而成，實因品類之相同而居”，“因為婚姻有類聚之理，所以配偶的選擇往往不受階級與地域的限制。同階級與同地域以內若有同類的人，固屬最好；否則，便不惜多費一點心力，求諸于同級與同里之外”。[4]潘光旦：《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上海書店1991年版，第14、126 頁。雖是用以解釋明清時期嘉興望族與府境外通婚，但趙孟頫家族的境外聯姻亦與之類似。吳興趙氏姻親居平江路者見諸文獻有四家，僅次于湖州，其中兩家在常熟，另兩家居嘉興崇德?？梢哉f常熟印氏、季氏通過各自與吳興趙氏聯姻，進入了同一個地區性婚姻網絡。趙氏因與其中一家結秦晉之好，從而對另一家族有所了解并交往，然后順理成章地與之締姻。吳興趙氏與嘉興崇德張氏、陸氏與松江費氏之締姻也不能例外?？赡苄〉匠Ｊ?、崇德，大到平江、嘉興，也像松江一樣存在各自的地區性婚姻網絡，而吳興趙氏因為與當地家族的通婚而被納入其中。甚至趙氏自身就是湖州地區婚姻網的重要結點，其與當地李氏、管氏、沈氏等的通婚應會牽涉更多家族，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來加以揭示。潘光旦先生在研究明清嘉興望族時，指出所列90 多家中至少有25 家有境外婚姻可查。[1]潘光旦：《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第127 頁。這表明明清嘉興望族通婚延續了宋元的地區性特征，也體現出此種地區性婚姻并非完全排斥境外通婚的存在。當然境外也多是指密邇鄉邦的州縣，譬如趙孟頫家族的境外婚姻最終也限于江南地區。此外，從文化層面來說，環太湖流域文化成熟度較高，尤其是湖州自南宋以來隨著科舉及第人數的遞減而形成士人社會，擁有共同的“士人文化”[2]近藤一成：《宋末元初湖州呉興の士人社會》，記念論集刊行會：《古代東アジアの社會と文化—福井重雅先生古稀·退職記念論集》，2007年。，浸潤于此種文化氛圍的趙孟頫家族，在尋求通婚對象時自然優先考慮當地士人家庭，文化背景的趨同反過來又加強了婚姻的地區性特征。

表2 趙孟頫家族通婚對象地域分布表[1]趙孟比與趙孟益雖然是嫁給堂兄弟，這里算作一戶。陶宗儀家族主要是與費氏的通婚，這里暫不列入。

其三，是否為士人并不是趙氏選擇通婚對象的唯一指標。與趙氏有關聯的松江費氏、嘉興濮氏與宜興岳氏，皆為江南富戶。趙氏選擇與其締姻，不乏經濟層面的考慮。以世守武職的松江費氏來說，趙孟頫選擇將女兒嫁與費雄當是對其經濟條件的看重，這也可以說是宋代婚姻重財的延續。[1]“婚姻不問閥閱”，“直求資財”，是宋代比較突出而普遍的社會現象。關于此點，可參見方建新《宋代婚姻論財》（《歷史研究》1986年第3 期）。不過費氏可能也不是一般的“富戶”，其與文人不乏交往，費雄之父費拱辰曾資助修繕上?？h學[2]上海圖書館圖書資料室編：《上海碑刻資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59 頁。，祖父費梥禮賓名士[3]董斯張輯：《吳興藝文補》卷26 牟巘《護軍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都元帥江夏郡公謚榮敏費公墓志略并銘》，第666 頁。，表明費氏亦當具有相當之文化水準。又如趙孟頫與錢塘崔氏是因為先輩間的交游而致締姻，與陸氏通婚也是如此，而與印氏聯姻則是因為其父趙與訔與印應飛、印應雷兄弟長期共事于兩淮戰區?？梢?，趙氏選擇通婚對象以是否為士人或士族為主，其次還有別的如經濟、交游、仕宦等其他影響因素。除經濟因素可能是刻意考慮外，交游、仕宦等都屬于偶然性因素?？赡茈p方長輩由于興趣、仕宦，共同的文化修養、品位與士人身份[4]蕭啟慶：《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第98 頁。等原因有所交往，而彼此正好又都有適齡兒女，如果沒有特別阻礙的因素（如對于趙氏是族屬問題），那么締結姻緣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畢竟相較于鄉誼、友誼，聯姻是鞏固不同家族關系最為直接且有效的手段。

通過考察趙孟頫家族的通婚網絡，揭示吳興趙氏家族在趙宋王朝的政治地位，對于加深理解宋元鼎革之際趙孟頫出處進退的爭議，似也不無裨益。趙與訔通過聯姻與趙與芮成為連襟，而趙與芮的同母兄又即位為宋理宗，親生兒子（雖不是李氏所出）趙禥即帝位，也就是宋度宗。趙與訔與趙與芮為連襟，則趙孟頫與宋度宗可稱姨表兄弟，度宗次子即恭帝趙?。也就是說，宋元鼎革之際，吳興趙

氏家族實為“根腳”貴重的近支皇親。而蒙元王朝向來有看重所謂“根腳”的政治傳統，如《元朝秘史》提到鐵木真岳翁德薛禪的話：“我們的男兒，要看他出身何處；我們的女兒，要看她的姿色?！庇痔岬借F木真攻破塔塔兒部的營時，拾得一個戴有金環、穿著金絲錦緞貂皮里肚兜的小孩，就送給其母訶額侖，訶額侖說：“這必是好人[家]的兒子，是有好淵源人家的子孫??！”于是收養為第六子，排在自己的五個兒子之后。[1]札奇斯欽譯注：《蒙古秘史新譯并注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年版，第65、166 頁。后來元仁宗論及趙孟頫有七大優點為他人所不及，位列第一的就是“帝王苗裔”。不唯如此，吳興趙氏家族的姻黨如四明史氏、常熟印氏，或為朝廷重臣參與機要，或為封疆大吏手握重兵，元朝滅宋以后通過被遞解送京的趙與芮（趙孟頫應稱趙與芮為姨父）及眾多降臣之口，會很快知曉延攬吳興趙氏家族的成員出仕，對于籠絡人心、敉平動亂有著無與倫比的政治功效。目前關于趙孟頫出仕的爭議，主要集中在他是被“強起”入朝抑或是主動仕宦，如確認其為主動仕宦，又推衍出其是否為貳臣的政治操守問題，實際上這難免有厚誣古人之嫌。如果考慮到趙氏姻黨如印德傳作為封疆大吏陣前解甲，史周卿寫《勛德碑》頌伯顏功德，的確難免非議。相較而言趙孟頫則在宋末僅僅是“注真州司戶參軍”，而實際并未出仕，宋亡之后更是蟄伏長達十年之久，比及程鉅夫江南求賢之時，趙孟頫作為吳興趙氏家族中絕出的人才，已經成為元廷志在必得的“統戰”對象，其主動或被動都不能改變出仕結果。因此元仁宗認為其“操履純正”，某種程度上似也基本代表了元朝統治者對于其政治品格的高度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