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集》議會本源流新探*

張曉慧（中國社會科學院）

波斯文史學名著《史集》，是蒙元史的重要史料，長期以來是中外學者研究的重點?！妒芳烦颈姸郲1]白巖一彥：「ラシード?ウッディーン『歴史集成』現存寫本目録」，『參考書誌研究』第53 號（2000），第1—33 頁。以下簡稱“白巖一彥（2000）”。，若干主要抄本已為蘇聯俄譯和集?！妒芳窌r所利用，對國內學者而言并不陌生。除此之外，伊朗國民議會圖書館藏2294 號《史集》抄本（簡稱《史集》議會本）未被蘇聯俄譯和集校本所參考，因而國內學者鮮有利用。雖然議會本不是足本，只保存有《部族志》和《成吉思汗紀》的一部分，但其文獻價值十分重要，研究、利用《史集》者須加以重視。本文在現有日本學者的研究基礎上，對《史集》議會本的抄本源流進行新的探析。

在展開論述之前，有必要簡要介紹《史集》版本的基本情況?！妒芳肥且晾箛┫嗬┨鼐幾氲拇笮褪窌?，與蒙元史研究密切相關的是其《蒙古史》部分。目前，《史集》的《蒙古史》部分，最優的波斯文?？北臼翘K聯集校本。[1]Рашид-ад-дин, Джами‘ат-Таварих, Критически текст A.A.Ромаскевича, A.A.Хетагурова, A.A.Aли Заде, Москва, 1965.蘇聯集校本所利用諸本，為簡便起見，用不同字母指代。塔什干抄本藏于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東方抄本部，編號1620，蘇聯集校本以B 本指代之。伊斯坦布爾抄本藏于土耳其伊斯坦布爾托普卡庇·薩萊圖書館，編號1518，蘇聯集校本以P 本指代之。此外，Ch、、Kh、J、T、S 本分別指：巴黎國立圖書館藏抄本、蘇聯科學院列寧格勒分院（今俄羅斯科學院圣彼得堡分院）亞洲諸民族研究所抄本、《史集》貝勒津?？?、德黑蘭博物館藏抄本、列寧格勒（今圣彼得堡）薩爾蒂科夫謝德林公共圖書館抄本、倫敦本（大英博物館藏7628 號抄本）。與集校本一同編修的是俄譯本，目前通行的余大鈞、周建奇漢譯本《史集》即據俄譯本翻譯而來。[2]〔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一卷第一、二分冊，第二卷，第三卷，商務印書館1983、1985、1986年版。蘇聯集校本的底本是塔什干本，除此之外，還參校了伊斯坦布爾本等抄本。集校本所利用的諸本中，以此二本年代最古、抄本價值最高。這些版本和抄本，下文簡稱《史集》集校本、《史集》漢譯本、《史集》塔本、《史集》伊本。

一、現有諸觀點評議

日本學者對《史集》，尤其是《史集·蒙古史》諸抄本的研究，已經積累了比較豐富的成果。[3]參見宇野伸浩對日本學者關于《史集·部族志》研究成果的介紹：「『集史』第一巻「モンゴル史」の校訂テキストめぐる諸問題」，收入吉田順一監修，早稲田大學モンゴル研究所編：「モンゴ史研究 現狀と展望」，明石書店2011年版，第44—64 頁，以下簡稱“宇野伸浩（2011）”。20世紀90年代以來，白巖一彥、志茂智子、志茂碩敏、赤坂恒明、宇野伸浩先后就《史集》議會本撰文，探討《史集·蒙古史》的抄本源流問題。[4]白巖一彥：「ラシード?ウッディーン『歴史集成』イラン國民議會図書館寫本の成立年代について」，『オリエント』第34 巻第1 號（1993），第17—64 頁，以下簡稱“白巖一彥（1993）”；志茂智子：「ラシード?ウッディーンの「モンゴル史」―「集史」との関係について」，『東洋學報』第七六巻第三·四號（1995），第93—122 頁，以下簡稱“志茂智子（1995）”；志茂碩敏：「モンゴル帝國史研究序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5年版，正篇為「モンゴル帝國史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年版，以下簡稱“志茂碩敏（2013）”；赤坂恒明：「『五族譜』モンゴル分と『集史』諸寫本」，『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55（1998），第141—164 頁，以下簡稱“赤坂恒明（1998）”；宇野伸浩：「ラシード?ウッディーン『集史』の増補加筆のプロセス」，『人間環境學研究』1—1?2（2003），第39–62 頁，以下簡稱“宇野伸浩（2003）”。以上學者的關注重點主要有兩個方面：《史集》伊本與議會本的孰先孰后問題，以及《史集》其他諸本在抄本系統中的分類。在《史集》伊本與議會本的先后關系問題上，日本學者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志茂碩敏及志茂智子均認為寫就于1317年的伊本，是現存最早的《史集》抄本，而議會本為后出抄本，在伊本的基礎之上進行了大量的刪改。志茂碩敏進一步將議會本的刪改行為闡釋為順應完者都汗登基的新形勢，去除違礙文字、謳歌新君盛世的政治舉動。[1]志茂碩敏（2013），第502 頁。與此觀點相對立的是第二種觀點，白巖一彥、宇野伸浩均認為，議會本是現存最早的《史集》抄本，伊本是從議會本基礎之上增補而來。第三種觀點是，赤坂恒明認為白巖一彥、志茂智子和志茂碩敏對《史集》抄本源流的研究從根本上就是不科學的，不足憑信，進而提示出研究《史集》抄本分類的一個重要前提，即現存各抄本均非拉施特原草稿，接著提出《史集》四抄本系統的劃分。本文認為，赤坂恒明的意見對研究《史集·蒙古史》諸抄本具有重要的指導價值，然而在其之后發表相關論著的學者（尤其是2013年出版研究《史集》抄本源流專著的日本學者志茂碩敏）并未充分采信其說。[2]宇野伸浩（2003）、宇野伸浩（2011）未充分采信赤坂氏之說。而且赤坂恒明重點討論的是《五族譜》與《史集》的關系，對其他學者的《史集》抄本源流研究并未展開具體的批判，也并未就其《史集》抄本分類新說結合具體的例子展開論證。因此，有必要先對上述不同說法進行充分辨析，然后由《史集》的具體例證入手，揭示《史集》不同抄本差異的根源。

首先，“刪減說”和“增補說”在伊本的成書時間問題上并無異議。伊本書末跋文明確寫道此抄本寫就于伊斯蘭歷717年（公元1317年）陰歷8月末日。[1]《史集》伊本f.342b。爭議的焦點在于議會本的成書時間。白巖一彥指出，各抄本《史集》目錄里提到完者都的年齡和在位時間，均付之闕如。唯議會本記完者都的年齡為24 歲，在位時間為四分之一年。白巖一彥據完者都的生年和登基時間推算出議會本所記時間為1304年10月中旬[2]白巖一彥（1993），第94—95 頁?！妒芳纷h會本f.5a。，認為這是議會本成書早于伊本的一條關鍵證據。而志茂碩敏和志茂智子均未注意到這條關鍵史料，因而對議會本的成書時間產生了誤判。

不過，白巖一彥全據這條史料來認定議會本成書于1304年，這一觀點也存在反證。其一，從字跡來看，24 歲與四分之一年這兩處顯然是其他主體內容抄成之后補寫的；其二，議會本中不乏提到1304年之后的年份。議會本《成吉思汗紀》開篇有一段說明，為諸本所無。[3]《史集》議會本f.26a。日譯參見志茂碩敏（2013），第39 頁。這段說明稱《史集》記成吉思汗及其家族歷史，記事時間的下限是伊斯蘭歷705年（約公元1305—1306年）。如果依白巖一彥等人的說法，議會本成書于伊斯蘭歷704年，其中又怎么會出現伊斯蘭歷705年這一紀年呢？

宇野伸浩贊同“增補說”，不過與白巖一彥不同的是，宇野伸浩并未將議會本的修撰年代限定于1304年，而是根據《史集》“總序”所載《史集》的初次進呈時間是在1307年，而將議會本歸入初次進呈本形成的抄本系統中去。[1]宇野伸浩：「ラシードッディーン『集史』第1 巻「モンゴル史」の諸寫本に見られる脫落」，『人間環境學研究』第5 號（2006），第95—113 頁，以下簡稱“宇野伸浩（2006）”。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宇野伸浩注意到議會本側邊欄有若干“增補加筆”（即旁注）[2]宇野伸浩（2003），第41 頁。，他將議會本的三條旁注與其他抄本進行對比分析，這三條旁注全見于伊本，由此他認為《史集》“蒙古史”修成之后，在收入《拉施特著作全集》時，在寫本或草稿的側邊欄進行增補，支持了白巖一彥的“增補說”。宇野伸浩的發現，比較有力地反駁了志茂碩敏的“刪減說”。不過在最終關于抄本系統的結論上，宇野伸浩采取了審慎的態度，因為議會本的旁注在其他各本中插入的情況還有不同，且《成吉思汗紀》部分還未系統研究，因而沒有對諸本的抄本系統歸屬妄下結論。

在對《史集》伊本與議會本關系諸觀點進行梳理之后，我們可以大致得出這樣的認識，相對于“刪減說”，“增補說”更加接近事實真相，但也存在若干問題。下文就先指出“增補說”存在的問題，然后在“增補說”之外，提出其他可能的解釋。

二、“增補說”存在的問題

“增補說”存在的問題之一，是議會本與《史集》其他諸本的關系難以理順。從邏輯上講，如果議會本是其他抄本的祖本，其他抄本是在議會本基礎上增補的結果，那么其他抄本的內容只會多于議會本，而不會少于議會本。但實際上，其他抄本不乏內容少于議會本的例子。

首先來看宇野氏指摘的三則“欄外加筆”事例。

例一，《史集·部族志·札剌亦兒部》在講述札剌亦兒部敗于成吉思汗家族之手和札剌亦兒各分部之間時，記有這樣一段話：“據說，他們的禹兒惕自古以來為哈剌和林；他們是[如此地]愚忠，以致他們把奶油給畏兀兒君主古兒汗的公駱駝[食用]。由此之故，他們被稱做必剌合?！盵1]譯法參考《史集》漢譯本第一卷第一分冊，第180 頁。但漢譯本原作“他們的禹兒惕為哈剌和林的‘合迪馬’”，按：“合迪馬”為波斯語“自古以來”的誤譯。這一段在議會本中（f.14b）是以旁注形式出現的，旁注的位置是在札剌亦兒部開篇。而據集校本?？庇?，T、、、Kh 諸本均無此段。[2]《史集》集校本，第132 頁。依照“增補說”的邏輯，議會本包含的內容，應該全為T、、、Kh 諸本抄入才是。

此外，旁注的句式以“據說”來發端，這是拉施特對一個敘事單元的獨立史料來源的提示。在札剌亦兒部開篇，有兩個以“據說”來發端的敘事單元。我們在《史集》集校本（譯文從余大鈞漢譯本）[3]《史集》集校本第一卷第一分冊，第130—132 頁；漢譯本第一卷第一分冊，第150 頁。的基礎之上做一重新分段（見表1）。

表1 《史集》“札剌亦兒部”各本文字異同[1]本文多采用列表的形式來對比說明《史集》諸抄本的不同，在此有必要對本文的表格體例做一統一說明。表中引用《史集》集校本的譯文，系參考漢譯本而來。漢譯本偶有翻譯不妥之處，表中徑據《史集》集校本波斯文原文改動。本表所謂“其他抄本”指的是，除議會本外，為集校本所利用的各抄本。抄本的內容如與集校本相同，則不另行注明，如與集校本不同，則在本表注明。由于除伊本、塔本外，《史集》集校本所利用的其他抄本本文無法直接利用，因此這些抄本與集校本的差異，系據集校本?？庇浂鴣?。除本表外，下文其他諸表體例與本表相同的情況，不再另行出注。

可見①+④形成了連貫的敘事，①與④之間插入了兩段各有其史料來源的獨立敘事單元，只不過包括議會本在內的諸本都將②抄入正文，而③在一些抄本中被抄于②下，唯議會本將③作為旁注抄于此部開頭，T 本、本、本、Kh 本缺③。

例二，《史集·部族志·塔塔兒部》開篇介紹塔塔兒部的駐牧地、部落之間的沖突時，在“他們相互間也敵對不和，這些部落間的戰爭長年持續，并且發生過大戰”和“這個部落[塔塔兒]以好動刀子馳名”之間，插入一段關于塔塔兒等部所居之昂可剌河流域風土的記述。這段記述在議會本中是以旁注的形式出現的，而據集校本，T 本、本、J 本、本、Kh 諸本均無這段記載（見表2）。[2]《史集》漢譯本第一卷第一分冊，第166—167 頁；集校本第一卷第一分冊，第159—161 頁；議會本f.18a。

表2 《史集》“塔塔兒部”各本文字異同

與例一相同，例二中②也是以“據說”來發端，插入到本來前后連貫的①+③的意群中。

例三，《史集·部族志·斡亦剌惕部》中記有一段關于不花—帖木兒四姊妹的異說（見表3）。[1]《史集》漢譯本第一卷第一分冊，第197—198 頁；集校本第一卷第一分冊，第224—226 頁；議會本f.21b。

表3 《史集》“斡亦剌惕部”各本文字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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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野氏在分析議會本旁注時曾注意到，③在其他抄本中插入位置的不同，他認為若依白巖氏之說，將議會本認定為祖本的話，無法解釋上述現象。宇野氏推測的增補過程為，先在寫本或草稿的欄外增補，下一次成書之際在新寫成的寫本正文中插入增補的內容，重復此種增補過程，最終形成了增補版的《史集》。不過宇野氏也承認，赤坂氏批評這一推測難以解釋《史集》其他抄本出現差異的原因，也有可能在議會本之前就已經有稿本的存在。[1]宇野伸浩（2003），第58—59 頁。

除以上三則有關議會本旁注的例子之外，《史集》諸本敘事單元排列順序的不同還有其他事例。

例一，《史集·部族志·泰亦赤兀惕部》講述泰亦赤兀惕部族起源（見表4）。[2]《史集》漢譯本第一卷第一分冊，第302—303 頁；集校本第一卷第一分冊，第480—483 頁；議會本f.37b。宇野氏也注意到這個例子，見宇野伸浩（2003），第55—56 頁。

表4 《史集》“泰亦赤兀惕部”各本文字異同

敘事單元②云“這泰亦赤兀惕人分為許多分支和部落。他們的根源如下”，顯然作為這一部的開篇更為合適。而敘事單元①，是在對比“蒙古人的某些編年史抄本”和“汗的金匱中的‘金冊’”相互矛盾的記載之后，認定“金冊”的說法更為可靠?！妒芳凡煌緦@兩個敘事單元共有四種處理方式：一是議會本無①，以②為開始；二是伊本、塔本等本先抄錄①，后抄錄②；三是T 本、本、本先抄錄②，后抄錄①；四是J 本無①，以②為開始，并重復抄錄②。

例二，《史集·部族志·兀良合惕部》速不臺子孫情況（見表5）。[1]《史集》集校本第一卷第一分冊，第383—385 頁；議會本f.31b；漢譯本第一卷第一分冊，第266—267 頁，漢譯本注云：“此處所述有關異密速別臺把阿禿兒及其子闊闊的文字，全從C、L、I 本補入；A 本將這段文字不適當地置于有關兀良合臺的記載之后?！?/p>

表5 《史集》“兀良合惕部”各本文字異同

諸本敘事順序的差異如下：

伊本、塔本、議會本等T 本、S 本J 本Ch 本、images/BZ_162_1450_1419_1474_1452.png 本①②②①②①①②②①

就這個例子的情況而言，在伊本、塔本與議會本敘述順序一致的情況下，出現了其他三種對敘述順序的調整和重復的情況。

以上所揭諸本的敘事差異（順序調整和顛倒重復），顯然不能以議會本基礎上的“增補”來解釋。如果諸本是在議會本基礎上增補的，那么增補的內容和敘事的順序應該大致相同。既然“增補說”不能解釋產生以上差異的原因，我們就首先需要從文本出發，分析文字增刪調換的性質與結果，在此基礎上提出抄本源流的合理解釋。

三、文字增刪的性質與結果

《史集》伊本與議會本在大段文字增刪和順序調換方面的差異，不僅有上文數例。本節就來全面對比《史集》伊本與議會本的大段異文，以此入手，分析這些異文的性質與文字增刪的結果。

首先來看《史集·成吉思汗紀》中的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冻杉己辜o》的海都汗諸子分支部分，伊本與議會本文本內容大致相同，但文字的編排順序迥異，如下表（表6）所示。

表6 《史集》“海都汗紀”各本文字異同

可見議會本文意是流暢連貫的，即先概述海都汗世系，接著繪出世系圖。在圖后分別解釋海都諸子后裔和所出部族，順序為：伯升豁兒、抄真—旭古兒、察剌合—領昆、俺巴孩合罕。其中，在介紹海都之子察剌合—領昆形成的泰亦赤兀惕部時，補充說明泰亦赤兀惕的諸異密。而伊本在概述海都世系之后，突兀地介紹泰亦赤兀惕部諸異密，并將本屬于海都子孫序列的俺巴孩合罕插入泰亦赤兀惕異密之中，最后繪出海都子孫世系圖，順序混亂、文意乖離。

在大段文字增刪和順序調換方面，《史集》伊本與議會本的差異，不僅有上文數例。志茂智子等學者均曾羅列[1]見志茂智子（1995），第100—101 頁；宇野伸浩（2006），第105—109 頁。，茲以前人研究為基礎，全面搜羅議會本與伊本的大段異文。先以列表的形式羅列異文，然后在表后對這些異文的不同情況進行歸納分析。下表（表7）中，見于伊本而不見于議會本的部分用黑體表示，其他本若同伊本，則不另行注明。本文第二節已舉諸例，下表不再重復。表中的譯文，參考《史集》漢譯本。

表7 《史集》議會本與伊本異文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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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的17 例，加上本文第二節的5 例（例A、B、C、D、E）和本節開頭的1 例，共23 例。分析這23 例，可以概括出文本差異的性質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考異，二是補遺。以上23 例中，第二節中的C（脫劣勒赤之女）、D（泰亦赤兀惕部先祖）兩例，都涉及兩種不同來源的史料的不同記載，而且拉施特還進行了史料考辨，在兩種不同來源的史料之間做出了帶有傾向性的評議?！妒芳凡煌镜膮^別在于，是否將兩種說法同時抄錄，以及抄錄的順序是否一致。

除此二例之外的其余諸例，大多與正文關涉不大，屬于“補遺”性質。仔細分析上表中的“補遺”諸例，會發現一個突出的共同問題，即“補遺”抄入的位置往往并不恰當，割裂了正文的整體敘事安排，造成了前言不搭后語的結果。

“補遺”抄入位置不當，造成了若干方面影響。一是違礙體例?！妒芳げ孔逯尽吩谟涊d某部情況時，通常會先從整體上介紹這一部的起源、居地、分部等基本信息。例3 中伊本等抄本突兀地將王汗本人的夏營地列入篇首，與體例不協。例7 中乃蠻部開篇總括乃蠻部的基本情況，點明乃蠻為游牧部落，伊本等抄本卻在此之前插入乃蠻二王之間的沖突，亦與體例不協。二是割裂敘事。例B 的敘事線索是塔塔兒諸部的內斗，而中間插入了毫不相關的昂可剌—沐漣流域風土的內容。例6 主體內容是講王汗頭顱的故事，伊本等抄本在中間插入了王汗試圖反策帖卜—騰格里一事，與上下文毫無關系。例15 敘述主線是兀魯惕部中的諸異密，而伊本在其中插入有關蒙古部族分類的另一種說法，也與上下文無關。例16 中，議會本沒有記載俺巴孩合罕被捕經過，在講述俺巴孩合罕被阿勒坦汗處死之后，緊接著講述俺巴孩合罕之子禿答事跡；伊本在禿答事跡中間，插入“塔塔兒人將他捉住的緣故”一段，此處的“他”實際上指的是俺巴孩合罕，理應在俺巴孩合罕被處死之后插入這段敘事，伊本卻將這段敘事插入禿答事跡中，從而將禿答事跡割裂開來。三是自相矛盾。例4 中，明確稱客列亦惕部人戰敗成為成吉思汗的奴仆的情況將在本紀中敘及，而伊本等抄本接著講述曲克把阿禿兒諸子如何降附于成吉思汗，顯然與前文聲稱將在本紀中敘述相矛盾。例5 先是講述馬兒忽思汗的妻子為夫報仇，然后講馬兒忽思的后裔，伊本等抄本在尚未交代馬兒忽思諸后裔的情況下，在中間突兀地插入馬兒忽思將諸禹兒惕分配給諸子的情節。例10 中，伊本等抄本云弘吉剌惕諸部的禹兒惕與亦乞剌思、豁羅剌思部落在一起，但據《部族志》下文，亦乞剌思、豁羅剌思本身即是弘吉剌諸部之一，此處的說法自相矛盾。四是偏離主題。例11 巴牙兀惕部中插入薛良哥河諸支流，與巴牙兀惕部本身無關。例12、13 泰亦赤兀惕部主體內容是講述泰亦赤兀惕部與成吉思汗的淵源，其中插入泰亦赤兀惕部禿答及其同時代諸人爭位事跡，與成吉思汗無關。

綜上所述，《史集》伊本與議會本異文的性質，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敘事順序、考異與補遺。從敘事順序上講，在伊本與議會本內容一致的情況下，伊本存在將完整連貫的語意群割裂顛倒的情況。從考異上講，議會本的處理方式，是將不同來源的史料抄成旁注，而伊本絕大多數情況下將不同來源的史料抄入正文。從補遺上講，議會本往往將“補遺”全部刊落，而伊本卻全部抄入正文。無論是考異還是補遺，伊本都存在史料抄入位置不當以致割裂文意、自相矛盾等情況。

四、《史集·成吉思汗紀》伊本、議會本與《五族譜》的關系

流傳至今的《史集》議會本，除留存《部族志》全文之外，還保留有部分《成吉思汗紀》的內容，包括成吉思汗先祖紀與成吉思汗編年史的一部分?！妒芳っ晒攀贰返耐次墨I《五族譜》，也包含有類似的內容，因此《五族譜》與《史集》可以相互參照?！段遄遄V》的修纂，是拉施特《史集》修纂事業的一部分?！段遄遄V》的“蒙古世系”繪制了從朵奔伯顏以下的成吉思汗家族世系圖，其史源與《史集·蒙古史》有著密切的聯系。鑒于《五族譜》體例、內容之成熟完善，內容多與《史集》重合而又時常有溢出《史集》之外的信息，赤坂恒明指出，《五族譜》“蒙古世系圖”是以《史集·蒙古史》中的世系圖為基礎進行編纂的。而且在《史集》伊本與議會本的異文方面，赤坂氏發現，當議會本與伊本內容不一致時，《五族譜》多與議會本相同，僅在少數情況下與伊本相同。但是從體例上看，議會本相較于伊本，更保留了《史集》編纂的原始形態，拉施特對譜系圖體例的改良，經歷了從議會本系統到伊本系統，再到《五族譜》的過程。[1]赤坂恒明（1998），第154—155 頁。這一說法，似乎支持了宇野氏等所持“增補”說。這使得我們必須從實例出發，仔細檢視《史集》伊本、議會本的異文與《五族譜》的關系。這些例證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五族譜》的一些記載不見于《史集》伊本等諸本，但與議會本的記載相同；《史集》伊本與議會本記載相異的內容，《五族譜》多從議會本。

例如：《五族譜》“孛端察兒世系”[1]Shu?ab-i panjgāna, ?stanbul: Topkap?-Saray? Müzesi Kütüphanesi, f.97a-97b.此系北京大學《五族譜》讀書班的共同研讀成果（未發表）。以下簡稱《五族譜》?！妒芳纷h會本f.45a；伊本f.47b-48a；漢譯本第一卷第二分冊，第16—18 頁。?！段遄遄V》和《史集》議會本世系圖均列出孛端察兒二子：不合與不黑臺，不合之子為土敦篾年?！妒芳芬帘臼老祱D列孛端察兒三子：不合、不黑臺、土敦篾年。差異在于土敦篾年是孛端察兒之子還是不合之子?！段遄遄V》、《史集》伊本、議會本都記載：土敦篾年是成吉思汗的都塔渾，即七世祖，另一種說法為，這個土敦篾年為孛端察兒的兒子，但認為他是不合的兒子較為正確。因為在古老的冊籍中有同樣的[記載]。這段是拉施特對不同史料進行的考辨，拉施特認為“古老的冊籍”記載有同樣的內容，因此應該將土敦篾年勘定為不合之子?！段遄遄V》和《史集》議會本世系圖，均與拉施特的考辨相一致，而伊本世系圖則與拉施特的考辨相抵牾。從這一點上講，伊本世系圖很可能反映的是拉施特未經考辨勘定之前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并不能反映拉施特的定論。

又如：《五族譜》“海都世系”。這一部分記海都諸子，左數第一位為察剌合—領昆。察剌合—領昆有旁注，大致與《史集》海都汗世系圖旁注相同。[2]《五族譜》f.98b-99a?！妒芳纷h會本f.47a-47b；伊本f.51a；漢譯本第一卷第二分冊，第33 頁。但其中有一句：“抄真—旭古兒的部落和子孫及他的親屬只要和泰亦赤兀惕在一起，由于他們曾是該部落的首領，全都稱為泰亦赤兀惕?！薄妒芳芬帘镜缺緹o此句，而議會本的記載與《五族譜》同。貝勒津本亦云：“由抄真—忽兒吉思的子孫和部落及其族人和依附者組成的泰亦赤兀惕人在一起的人，全都稱作泰亦赤兀惕人?！必惱战蛟谄鋾蜓灾蟹Q，以上一段內容不見于A、B 本，但見于C、D、E 本，有可能是拉施特在修訂過程中刪掉的。貝勒津所謂A、B 本，分別指圣彼得堡科學院亞洲博物館藏本和圣彼得堡公共圖書館藏本。C、D 本蒙H.b.哈內科夫相贈，這兩個抄本內容相似，大概出自同一抄本系統。[1]《史集》貝勒津本序言，第22 頁；正文注釋，第172 頁（И.Н.Березин, Сборник Летописе,Tpyды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T.V[1858], VII[1861]）。貝勒津本的內容蒙周思成兄惠示。據白巖一彥所撰《史集》現存抄本目錄，有一標號為Chanykov 62 的抄本應藏于圣彼得堡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但具體收藏地不明。[2]白巖一彥（2000），第31 頁。這一抄本很可能是貝勒津所參校的C本、D 本之一。C 本、D 本與議會本相似的內容并不僅此一例（詳見表8），很可能C 本、D 本同屬《史集》議會本系統。

表8 《五族譜》“海都世系”與《史集》異文對照[3]《五族譜》f.98b-99a?！妒芳纷h會本f.47a-47b；伊本f.51a；漢譯本第一卷第二分冊，第33 頁?！段遄遄V》與《史集》伊本的不同之處用黑體表示。

續表

除上表反映的《史集》伊本內容與《五族譜》、《史集》議會本的差異之外，《史集》伊本的這一部分內容在編排順序上也與議會本迥異。

除《五族譜》“海都世系”之外，《五族譜》“合不勒汗世系”也有類似的例子?！妒芳犯骷o一般均附有子孫世系圖，而《合不勒汗紀》則付之闕如，《史集》俄譯本所參校諸本，除貝勒津本外，其他本皆無。因而《史集》俄譯者抄錄了貝勒津本世系圖，并稱“貝勒津補作了一張我們在編訂原文時所用到的所有諸本上皆無的世系圖”。貝勒津本世系圖，與《五族譜》“合不勒汗世系”相似度很高。與《史集》其他抄本不同的是，唯議會本繪有“合不勒合汗世系圖”，其內容與《五族譜》相似度很高，說明貝勒津本世系圖并不是貝勒津本人補繪的，而是照錄抄本。（詳見表9）

表9 《五族譜》“合不勒世系”與《史集》異文對照〔1〕

又如《五族譜》“也速該拔都兒世系”[1]見《五族譜》f.103b?！妒芳纷h會本f.56a；伊本f.61b-62a；漢譯本無世系圖。，《五族譜》記也速該后裔馬忽勒答兒有二子（其中一子佚名），議會本世系圖與此同，而伊本世系圖記其僅有一子?！段遄遄V》只兒乞臺有旁注，同于伊本，而議會本無?！段遄遄V》的合剌勒朮旁注，則只見于議會本，不見于伊本。合剌勒朮諸子世系，《五族譜》與議會本同，而伊本則將合剌勒朮諸子系于忽里黑赤之下。

又如《五族譜》成吉思汗子孫世系[2]見《五族譜》f.106b?！妒芳纷h會本f.60a；伊本f.66a；漢譯本第一卷第二分冊，第84—85 頁。，《五族譜》記成吉思汗五女，議會本同，而伊本記成吉思汗六女。闊列堅諸子世系，《五族譜》與議會本同，而伊本世系圖將忽察一系記入拖雷名下?！段遄遄V》兀魯帶旁注與議會本同，伊本失載。

以上諸例反映出的《五族譜》文本與《史集》伊本、議會本的異同關系，包含如下幾個方面：一是大段闕文，如《史集》伊本等諸本缺“海都世系圖”，而議會本不缺，且議會本所載內容與《五族譜》高度一致；二是小段旁注，議會本的旁注往往多于伊本（如98b 抄真旭格兒旁注），僅有少數情況伊本所載旁注不見于議會本（如103b 只兒乞臺旁注），而《五族譜》所錄旁注為最全；三是世系圖所載子孫世次、闕名等情況，當議會本與伊本相矛盾時，《五族譜》往往同于議會本；四是人名的譯寫與旁注，《五族譜》間或同議會本，間或同伊本，間或全不同于《史集》?？梢?，除去在人名譯寫、旁注詳略等細節上《五族譜》出現的異于議會本、同于伊本的情況，在子孫世次、人名存佚等重要問題上，《五族譜》往往同于議會本。

與本文第二、三節所論《史集·部族志》伊本的文字詳于議會本所不同的是，議會本《史集·成吉思汗紀》殘文中的世系圖部分，與伊本《成吉思汗紀》世系圖間有缺繪、旁注不全、次序失當的情況相比，往往更加完備。這種情況，是所謂“增補說”所無法解釋的。因此，本文認為“增補說”難以成立。排除了“增補說”的干擾，結合上文所舉諸例與赤坂氏的觀點，下面我們就議會本與伊本的關系問題提出新的看法。

五、《史集》編纂過程所反映的議會本之性質

通過上文的排比分析，我們已得出以下結論：第一，伊本與議會本的一些異文，在諸本中的記述順序不同；第二，伊本的異文具有考異和補遺兩種性質，其插入的位置往往不當，造成了文意的割裂與齟齬；第三，在重要問題上《五族譜》往往同于議會本，顯示出議會本的完備。赤坂氏在批判前人對《史集》抄本系統的研究時，指出志茂碩敏等致誤的根源在于，沒有澄清以下問題：抄本的書寫年代與抄本在傳抄序列中的位置沒有必然的聯系。且現存《史集》諸本中，并沒有拉施特“親書·校閱”的草稿本與完者都“審讀·訂正”的凈寫本。議會本與其他諸本相比，更多地保留了古態，《史集》的編纂，與其說經歷了刪削的過程，不如說是增補的過程。[1]赤坂恒明（1998），第146、149、155 頁。赤坂氏的這一論斷，觸及了《史集》成書過程中的關鍵問題，不過，其說是否能得到本文第二、三、四節所舉諸例的完全支持？這就需要我們結合文獻中對于《史集》成書經過的記載與反映在諸抄本中的《史集》編纂特點，對《史集》成書與傳抄的關鍵問題進行反思。

《史集》作為一部大型官修史書，其編纂流程與私人著述有很大的不同，因而我們不能將稿本、清本、定本，與進呈本混為一談。拉施特在《史集》“總序”中說道：“本書各部分，或曾以原稿，或曾以繕本進呈御覽，[國君]以其帝王之聰明睿智、明察秋毫、博學多識、高瞻遠矚，下令[將此書進行]徹底修改整理。際此幸福與日俱增的至圣時代，此書全部繕正之后，認為[題獻于]他[合贊汗]的嘉名之下較為適當……奉此普世遵從之詔令，[本書]即如此繕清?！盵1]《史集》漢譯本第一卷第一分冊，第88—89 頁；集校本第一卷第一分冊，第14—15 頁。此處采用的是余大鈞漢譯本的譯法。涉及拉施特編纂流程的若干關鍵步驟，有必要結合波斯文原文進行一番分析。拉施特的這段序言明確對稿本（savād，余譯：“原稿”）與清本（bayā，余譯：“繕本”）做出了區分，而且稿本與清本均數次進呈伊利汗御覽，經歷了徹底修改、按序錄寫（ilā-ī tamām vaabbā niām，余譯：“徹底修改整理”）的過程，最終在完者都汗時期，以同樣的方式寫定（bar hamān minvāl ba-tarīr mī-payvand-ad，余譯：“如此繕清”）?？梢姟妒芳返男拮脒^程，并不是簡單的稿本—清本—定本，最后以定本進呈的過程，而是經歷了數次進呈和修訂，所謂進呈本不止包含最后的定本，還包括之前的稿本和清本。

拉施特在《史集》“總序”中反復強調的另一點，是史料考辨的方法論。拉施特區分了不同的歷史撰述，一類是“有些記述事變和紀傳的歷史學家，他所筆載口述者，無一為其親眼目睹”，一類是“也有些歷史學家，他們是事變和事件的參與者[和見證人]，因此他們所寫的事變歷史，是根據親身觀察寫出的，并非根據傳聞寫出”。[1]《史集》漢譯本第一卷第一分冊，第90—91 頁。對于長期以來沒有文字傳統的蒙古而言，另一類更加普遍的情況是“歷史學家根據講述者的轉述進行記述”?！稗D述有兩種：一種是，情況經口口相傳而成為學術的依據，這種傳述的情況沒有絲毫可疑之處……另一種轉述不曾被傳來傳去，只有個別人談到它，在此情況下可能有真有假，有矛盾紛紜之處?！薄懊褡迦绱朔倍?、時間如此漫長的歷史，絕不可能[完全]可信，而且其中現有和將有的敘事，并不都有同等價值，也并不完全一致?！盵2]《史集》漢譯本第一卷第一分冊，第91—92 頁。其中“而且其中現有和將有的敘事”原文作ravāyat-ī ka dar ān bāb karda bāshand va kunand（見集校本第20 頁），譯作“對此已有和現有的敘事”更妥。拉施特所謂“只有個別人談到”的轉述，并不具有同等價值，也并不完全一致，聯系到我們上文所舉例證，可以認為分別對應于我們在上文中總結的“補遺”和“考異”兩種情況。也就是說，那些不被普遍記載或轉述的“孤證”，與“經口口相傳而成為學術的依據”的“鐵證”相比，一方面“并不都有同等價值”，即可備一說的“補遺”；另一方面“也并不完全一致”，需要對史料的分歧之處進行“考異”。對于兩類轉述，拉施特認為“史學家的職責在于將各民族的記載傳聞，按照他們在書籍中所載和口頭所述的原意，從該民族通行的書籍和[該民族]顯貴人物的言辭中采取出來，加以轉述”。拉施特所謂“該民族通行的書籍和[該民族]顯貴人物的言辭”，對應于上文的第一種轉述，即“情況經口口相傳而成為學術的依據”，而對于第二種轉述，拉施特則持保留態度。

在了解了《史集》作為一部大型官修史書的編纂流程和拉施特的史學編纂方法論之后，我們可以對議會本與伊本的關系有一新的判斷。從編纂流程上看，議會本與伊本（議會本系統與伊本系統）的關系，并不是孰為底本的關系，而是同源異流的關系。所謂“源”，指的是拉施特的稿本，而所謂“流”，指的是不同階段繕寫而成的清本。從上文所舉伊本與議會本的異文反映的修纂方法來看，拉施特的稿本，在主體內容之外，很可能附有“補遺”與“考異”兩種性質的附文，不同階段的繕寫謄錄所成清本，對附文采取了不同的處理方式。這是導致伊本與議會本出現大篇幅異文的主要原因。唯此，才能解釋異文在諸本中順序不同與位置偏差的原因。

就抄寫形式體例而言，白巖氏、宇野氏等均注意到，議會本與其他各本相比，明顯更為華麗與整飭。[1]白巖一彥（1993），第99 頁；宇野伸浩（2003），第42 頁。的確，議會本題頭的精美繪飾、大汗名諱的表敬方式、藍色紅色字體的功能區分、題目的醒目粗體、以符號來表明段落劃分、所繪圖表的美觀工整等特點，均顯示出議會本很可能具有進呈本的性質。而且上文提到，各抄本《史集》目錄里提到完者都的年齡和在位時間，均付之闕如，唯議會本記完者都的年齡為24 歲，在位時間為四分之一年。以上特點表明，議會本具有進呈本的性質，或者至少是與進呈本有著直接關系的抄本。不過，由于《史集》歷經數次進呈，目前還難以確定議會本反映的是哪一次進呈的情況。

《史集》的定本，應當是最后一次進呈形成的定稿。按照本節開頭提到的議會本與其他本相比保留古態，與其說是刪削不如說是增補的觀點，伊本當是與議會本相比和定本更為接近的抄本，事實是否如此呢？上文第三節所舉諸例，表明伊本插入異文的位置往往不當，造成文意的割裂、齟齬。有理由認為伊本及伊本系統反映的，絕非拉施特最終的定本，只是在編修的某一階段由稿本抄出之本。否則的話，經拉施特厘定過的文字出現如此文意乖離、邏輯混亂、順序顛倒的現象，殊難理解。

總 結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議會本（議會本系統）與伊本（伊本系統）的關系，并不是直接的先后繼承關系，而是同源異流的關系，都源自拉施特《史集》修纂的特定階段。拉施特的稿本，很可能在主體內容之外，包含有“考異”與“補遺”兩部分附文，現存《史集》的不同抄本，體現了修纂的不同階段對附文的不同處理方式。雖然伊本等抄本包含了為議會本所無的一些長篇內容，但議會本呈現出文意通暢、體例完備的特點，相比之下，伊本存在文字順序顛倒、文意割裂的現象，并非拉施特最終的定本。本文將討論的重點放在議會本與伊本上，并未對《史集》其他各本展開全面的研究?！妒芳犯鞒镜某鞠到y劃分與源流關系，有待進一步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