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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物嬗變與熟人社會人情異化

2020-11-28 07:20姚媛
新絲路(下旬) 2020年12期
關鍵詞:禮物

摘 要:在傳統熟人社會,人們因熟悉而獲得信任,以人情“給予”和“虧欠”維系村莊秩序。人情作為一種機制,對熟人社會的和諧穩定起到重要作用。然而,隨著時代變遷,熟人社會中的人情關系與性質伴隨著禮物形式與內容的變化而變化。本文通過對浙北福村送“份子錢”現象的研究,考察禮物嬗變及人情異化問題,發現過度功利化的人情往來會破壞人們彼此間的感情,對村莊的秩序造成不利影響。

關鍵詞:禮物;人情異化;福村;“份子錢”

一、引言

中國傳統村落是一個熟人社會,人們在日常交際和辦事過程中,不能僅按規章法則辦事,否則就會被認為缺乏“人情味”。費孝通曾用“差序格局”來比喻熟人社會結構。在這種社會結構下,每個家庭都有特定的人情圈?!霸谥袊鐣?,別人有喜事,我贈送禮物;別人有急難,我給予實質的幫助。這時,我便是‘做人情給對方。對方接受了我的禮物或幫助,便是欠了我的人情?!盵1]在‘受人滴水之恩,須當涌泉相報的社會里,對方如果受了別人的恩惠,欠了別人的人情,也應當時時想辦法回報。這就構成了人情法則。人情法則是熟人社會中交往的紐帶,“禮物”則是這條紐帶上的紐扣?!岸Y尚往來”事實上就是一種“人情往來”,人情通過禮物交換而實現。但是人情往來又不同于一般性交易,它建立基于“禮尚往來”過程中所產生的情感,體現在交換和恩惠兩者的互動之中。因此,人情無法用具體的物質手段簡單衡量,“重義輕利”是傳統熟人社會中的人情實質。

然而,隨著時代變遷,金錢至上的利益觀念逐漸取代人與人之間的樸素情感。人情往來中的“義”被“利”所取代,這個過程是如何發生的?本文主要通過對浙北福村送“份子錢”現象的微觀考察,研究熟人社會中禮物嬗變的過程及人情異化問題。福村是浙江北部臨近太湖流域的一個行政村。該村由12個自然村組成,共有546戶人家,1956人,土地面積約4000畝。八十年代以前,村內農民的收入來源主要以水產養殖、蠶桑養殖和水稻種植等傳統農業為主。改革開放以后,大部分村民的主要工作領域逐漸由農村向城鎮轉移,二、三產業收入成為普通村民家庭的主要收入。也有一部分村民借著改革大潮,在村里或附近地域辦起廠房,成了福村的第一代農民企業家。面對現代化發展,福村的生活日益卷入外部世界,人情往來中“情”的成分伴隨著村民之間交往頻度的下降而淡化,這可以從福村禮物的嬗變過程中感知。

二、福村酒宴儀式上的禮物嬗變

1.禮物與酒宴

說到禮物,人們常會把它和儀式聯系在一起?!岸Y物”一詞中的“禮”是指儀式、禮節以及諸如忠孝道德理念的儀式性表達?!拔铩笔侵肝镔|的東西。在福村,儀式的舉行通常會通過擺酒宴的形式體現。因此,每種儀式的名稱均會以一個“酒”字結尾。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在福村以往可經歷十幾次的關于自身的酒宴,包括催生酒、滿月酒、周歲酒、上學酒、16歲酒、上梁酒、訂婚酒、結婚酒、66歲酒、祝壽酒、豆腐酒[2]等。面對這些酒宴,親朋好友常會攜帶禮物前往主人家“吃酒”[3]。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在催生酒、滿月酒、周歲酒、上學酒、66歲酒、祝壽酒、上梁酒這類酒宴上,客人往往以送禮品為主,包括送毛線、紅雞蛋、紅糖、面條、滋補品等表達自己美好的心意;而16歲酒、訂婚酒、結婚酒、豆腐酒這類場合,客人通常以送禮錢為主,原因是這類場合通常被認為是一個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刻,所以人們送的禮也會相應的變的更為值錢,金錢則被視為最值錢的禮物。這種形式的禮錢在福村俗稱“份子錢”。90年代后期,隨著現代化、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福村的酒宴變多了,規格變高了,禮物形式也發生了變化,主要以“份子錢”的形式出現,禮品基本上只成了一種可有可無的附帶品。禮物最初所攜帶的美好愿景正在被一個人情的“債”字所吞噬。

2.“份子錢”與“人情債”

“禮”是建立人情關系的一種資源,目前福村舉辦各類酒宴儀式中的禮物以“份子錢”為主?!胺葑渝X”是村民維持情感和交往關系的機制,同時在某種意義上又是村民暫時外借的并且會產生一定利率的錢財。今天A作為客人攜帶一個“份子錢”去B家“吃酒”,改天B家又會轉換為客人的身份,攜帶另一個“份子錢”來A家回禮和“吃酒”,此時B贈予A的“份子錢”往往會多于A曾經贈予B的“份子錢”。人情就在來來回回的“給予”和“虧欠”中形成,成為維持村莊秩序的一種機制。調查顯示,福村村民一年中用于出“份子”的錢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筆不小的開支,有的家庭甚至已經占到某些年成中家庭總開支的1/3。中國的傳統村莊大多是以宗族集聚的,嚴格意義上,每個村莊中擁有同一姓氏的家庭都是親戚。這種情形下,村民的人情開支自然就多。盡管“份子錢”送出去了還會回來,甚至還帶著一定的“利率”,但這中間卻涉及諸多不定因素,會讓人產生不確定的感覺。時間造成貨幣的貶值可能會抵消甚至超過時間給“份子錢”帶來的“利率”。有些“份子錢”給出去了并非一定能收回來,比如辦大學酒的前提是家中有孩子考上大學,這就存在著概率因素。當人情收支不平衡時,參與送禮的家庭之間的交往關系就會受到影響甚至破壞。

三、份子錢”背后的人情異化

1.從無價到有價:市場規則介入后的人情

改革開放前,農村地區物資匱乏,人們常用“珍貴”二字形容禮物,表明禮物的稀缺性和送禮之人的情義之重。改革開放后,農村地區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提高,農民的物質需求已基本得到滿足。浙江地區作為革開放的前沿陣地,農村市場化程度較高,城鄉差距小。以“物”為主的禮物已經不能體現它的珍貴性。對主人而言,收到禮錢的好處在于可以避免收到客人們所贈累贅物品的煩惱,同時禮錢可以在市場上自由地換得稱心的“物”;對客人而言,送禮錢的好處在于可以省去挑選禮品的麻煩。但是,禮錢沒有上限。

以往當人們拿著禮品去酒宴上“趕人情”的時候,對禮品的內容、樣式、數量、規格都有約定成俗的規定,就數量這項,在福村有“兩樣”、“四大樣”、“六大樣”、“八大樣”、“十六樣”等,首先要求數量成雙,然后根據酒宴場合,以及各家的親疏、家庭經濟情況等決定禮品的數量。此時的禮物并非一定是用金錢去市場上換得,也可以是雜著村民自己手藝、心血、情感而制作或是生的自家土產。但是現在當人們拿著“份子錢”去“趕人情”時,“情義”直接用金錢衡量,村民的“份子錢”一年比一年多包的。在福村,有的年成一戶人家一年要趕近七、八次儀酒宴以每次1000元的“份子錢”計算,就要支出7000到8000元,但事實上,遠不止這個數。一次結婚酒,有時作為長輩方的“份子錢”一個紅包就要出到6000元以上。福村的人情變得“名實”分離,酒宴的格越辦規高、次數越頻來繁,“趕人情”成為農民的一項負擔,人們談“人情”色變,試圖尋找各種理由規避人情,卻又總是不斷地被這張人情網絡束縛著。

2.從“趕人情”到“要面子”:富人文化主導下的村莊霸權

20世紀90年代后期,隨著浙江個體私營企業的發展,在農村地區出現了一批辦廠經商致富的農民企業家,也就是后來村莊熟人社會中的富人群體。作為先富起來的群體,他們最先改變和提高了酒宴人情往來的標準?!耙藻X為禮”代表著富人的臉面?!扒螽悺笔歉蝗苏宫F自身品味的方式。浙北地區貧富差距小,“以錢為禮”又更加靈活,金錢作為一種時髦禮物,逐漸在福村人們“趕人情”的過程中流行。所贈禮錢的數量又成了在酒宴中區別各人身份、地位、家境,以及個體氣質的一個指標??傊?,關乎個人的面子。

在村莊熟人社會中,參加宴席的人往往相互之間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各家各戶所贈“份子錢”的數量通常會提前通氣,如果相差懸殊,送的少的人就會覺得沒面子,或者被視作是不給將設酒宴的主人家面子。臉面觀在無形中規制著人們的行為,富人的行為在無形中對所有人產生了示范壓力,這種壓力到了一定程度就會演變為所有人必須遵從的規范。然而,對一般村民而言,數額大的“份子錢”本身就是一種經濟負擔,有悖于自身的償付能力,只是礙于面子被迫跟從。此時的禮物已經不是最初意義上維系人與人之間情感的紐帶,而是一種以富人為中心的霸權性文化,主導村莊的文化再生產,人情無異于是一種金錢的綁架,對村莊的秩序產生不利影響。

3.一場變相集資的盛宴

每年的“份子錢”,對村民而言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在某種程度上,這筆宴席收入可以周轉主人手頭的資金困難,解除一時燃眉之急。每次舉辦宴席之際,主人會提前把請帖發給自己的親朋好友,收到請帖的客人鑒于和主人的情感聯系或是礙于面子一般都會準時赴宴,即使宴席當天臨時有事不能趕赴,也會提前將“份子錢”送達,否則會被認為“不上路”[4]或是有意和主人絕交的意思。因此,所有的“份子錢”基本都會在宴席之前或當天到位。人情的償付儀式要求人們循環往復地去償還人情,但這種形式的償還是“慢慢償還”,償還的進度較長,并非一次性還清。相比于銀行與民間借貸,用于人情償還的禮金沒有硬性的利息和償還時間,是較為理想的集資方式。頻繁的酒宴某種意義上成了村民周轉資金的平臺。

祝壽酒是福村對壽宴的俗稱,按照傳統習俗,在老人五十九歲及以后逢“九”舉行儀式,提前慶祝老人六十歲及以后逢“十”年歲的到來,一般由子女給父母祝壽為由,擺設酒宴,宴請賓客,以表達對老人健康長壽的祝福。其中,六十大壽最為隆重,原因是傳統社會時期,人的平均壽命不長,能活到六十歲的老人早已兒孫滿堂,列入長壽范圍。壽酒、壽燭、壽桃、壽糕、壽面等象征吉祥的東西曾是賓客在壽宴上“趕人情”所攜的理想禮物。隨著現代物質生活條件提高,人的平均壽命遠遠超過六十歲,因此,祝壽酒的舉行機會增加了,從六十大壽到八十大壽,甚至九十大壽,酒宴的次數和類目顯然增加不少,更有甚者,趁著五十歲的機會也辦起了祝壽酒,在福村也稱“五十小壽宴”。人情成了變相集資的工具。熟人社會中家庭、鄰里、朋友之間的秩序也因此遭到破壞,特別是在不對等但又難以推脫的人情交換中,比如,條件優越的家庭借助改善性住房的機會,多次舉辦喬遷酒,但條件一般的家庭卻并不能以同樣的方式追回這些“人情債”。沒處發泄的“吃虧”情緒就像一個不定時炸彈,隱藏在熟人社會的角落中,隨時都有爆炸的可能。

注釋:

[1]黃光國、胡先縉等.面子——中國人的權力游戲[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11

[2]在福村對喪葬儀式的通俗說法,也稱“吃豆腐”

[3]在福村對客人應邀去參加宴席的通俗說法

[4]“不上路”是福村對不講義氣、不給他人面子之人的描述

參考文獻:

[1]費孝通.鄉土中國[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

[2]閻云翔,李春放、劉瑜譯.禮物的流動:一個中國村莊中的互惠原則與社會網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楊華.農村人情的性質及其變化[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研究生學報,2008(1)

[4]賀雪峰.最后一公里村莊[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5]翟學偉.人情、面子與權力的再生產[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作者簡介:

姚媛,女,浙江湖州人,碩士研究生,中共桐鄉市委黨校講師,研究方向:社區、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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