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身份: 路易十四的合法私生子與王朝國家

唐文一

“出于另一原因， 假如把宮廷看作一套監視下紀律嚴明的等級序列， 齊整地環繞在國王周圍， 是有誤導性的。 即便僅僅因為國王終有一天會死去， 每個人都不得不就未來作一番打算， 政治也總會出現在宮廷當中?！被诎ｑR紐埃爾·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對圣西蒙公爵(Duc de Saint-Simon)回憶錄的分析， 威廉·貝克(William Beik)如此解讀路易十四統治末期的法國宮廷政治， “(在1709 年前后的凡爾賽)每個政治集團的基礎， 不是某種政治綱領， 而是成員的個人關系。 其間涵蓋了個體競爭、 家庭關系、 宗教傾向、 社會地位、 職業關系， 乃至個人友誼”①William Beik，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Fr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34.。 近半個世紀以來， 隨著“社會合作論”取代傳統的“國家中心論”成為法國絕對君主制研究的主流觀點，②詳見張弛: ?法國絕對君主制研究路徑及其轉向?， ?歷史研究?2018 年第 4 期， 第 145~166 頁。不少學者開始像貝克一般重新審視法蘭西王國的權力架構。蓋伊·羅蘭茲(Guy Rowlands)在其著作?路易十四治下的王朝國家與軍隊: 1661—1701 年的王室軍役和私人利益?中談到， 17 世紀法蘭西的主導者們并未全然以“絕對君主”的思維來看待問題， 他們眼中的世界似乎更具王朝式統治(dynasticism)的色彩。③Guy Rowlands， The Dynastic State and the Army under Louis XIV: Royal Service and Private Interest， 1661-170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p.9.借此， 羅蘭茲引入了“王朝國家”(Dynastic State)這一概念。 約翰·A. 林恩(John A.Lynn)將此處的“王朝”(dynasty)闡釋為: “一種關乎家族過去與現在的感知， 通過謀略提升其地位， 財富和權力以博取更光明前景的渴望?！雹躂ohn A. Lynn， Reviewed Work(s): The Dynastic State and the Army under Louis XIV: Royal Service and Private Interest， 1661-1701 by Guy Rowlands and Sir John Elliott，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2005， 77(1)， p.189.這種價值取向驅動著路易十四治下的臣民， 也促使他把維護乃至提高波旁王室的地位， 管控和約束臣民的私人利益納入自己的關切。 在羅蘭茲看來， 這居于國王個人統治的核心。⑤Guy Rowlands， The Dynastic State and the Army under Louis XIV: Royal Service and Private Interest， 1661-170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p.337.著眼家族世代，重視個體互動， “王朝國家”為我們跳出國家中心主義建構的整體性敘事提供了一個可供參考的視角。

歷史學家斯圖爾特·卡羅爾(Stuart Carroll)斷言: “在任何王朝國家內， 家庭和婚姻都將主宰政治格局。 高層政治圍繞關于性的問題展開?！雹賁tuart Carroll， Blood and Violenc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52.立足于王朝國家的角度， 路易十四子女的政治影響自然有必要得到更進一步的發掘。 除了嫡傳血脈， 國王的合法私生子同樣獲得了西方學者的關注。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數曼恩公爵(Duc du Maine)與圖盧茲伯爵(Comte de Toulouse)。 羅蘭茲回顧了二人在軍隊和貴族行列中的晉升過程， 指出這同路易十四的支持密不可分， 反映了后者王朝主義先于一切的政治信念。②Guy Rowlands， The Dynastic State and the Army under Louis XIV: Royal Service and Private Interest， 1661-170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p.349.林恩所著?“偉大世紀”的巨人:1610—1715 年的法國軍隊?則提及曼恩公爵與其子嗣自1694 年起直至1755 年為止對于炮兵總監一職的長期把持， 強調盡管歷經變遷該職務的實權不比以往， 但持有者與國王的同盟又使之不致被過早廢除。③John A. Lynn， Giant of the Grand Siècle: The French Army， 1610-1715，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00.朱利安·斯旺(Julian Swann)敏銳地覺察到路易十四的遺囑里有關強化私生子權力的內容， 并試圖將其與國王對攝政王奧爾良公爵(Duc d'Orléans)的限制聯系起來。④William Doyle ed.， Old Regime France， 1648-178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96.

至于路易十四合法私生子女自身的婚姻概況， 伏爾泰的?路易十四時代?⑤伏爾泰: ?路易十四時代?， 吳模信譯， 商務印書館1982 年版。， 讓-弗朗索瓦·索爾農(Jean-Fran?ois Solnon)的?法蘭西的宮廷?⑥Jean-Fran?ois Solnon， La Cour de France， Paris: Fayard， 1987.， 以及眾多傳記性作品中均有介紹⑦參見 ève de Castro， Les batards du soleil， Paris: éditions Orban， 1987；Antonia Fraser， Love and Louis XIV: The Women in the Life of the Sun King， New York: Nan A. Talese， 2006； Claude Dufresne， les Orléans， Paris: Criterion， 1991；Christine Pevitt， Philippe， Duc d’Orléans: Regent of France， London: Weidenfeld ＆Nicolson， 1997； Léonce de Piépape， Histoire des princes de Condé au XVIIIe siècle: Les trois premiers descendants du Grand Condé， Paris: Plon-Nourrit， 1911.。 但以上作品或是囿于主題范圍， 或是受體裁局限， 大多敘述分散且缺乏政治層面的針對性剖析， 尚存整合探究的空間。

較為遺憾的是， 國內學界對于路易十四私生子的專題研究還十分薄弱。 郭華榕在?法國的路易十四研究?一文提道: “在那些年代， 王族之間的互相聯姻， 君主與大臣甚至貴族私生子女乃是普通與常見之事， 并且往往具有不可低估的政治意義?！雹俟A榕: ?法國的路易十四研究?， ?史學月刊?2005 年第 12 期， 第 101 頁。王權、 私生子與國家的關系仍有待更深入的考察。

不難看出， 路易十四的私生子， 尤其是合法私生子的確在其統治時期扮演著非比尋常的政治角色。 對此， 筆者認為有幾個問題值得思索: 合法私生子在路易十四朝的整體情況如何? 他們影響力的源泉是什么? 在政治格局中又發揮著怎樣的作用? 這一切同路易十四的王朝國家又有何具體關聯? 本文擬結合已有研究成果及相關的文獻資料，一探路易十四時期國王合法私生子的歷史細節， 嘗試透過事件背后的政治意涵與權力博弈， 在王朝國家視域下解讀國王合法私生子的特殊性及其影響。

一、 鍍上金色: 路易十四對合法私生子的支持

在近代早期的法蘭西， 私生子并不是什么新鮮話題， 尤以王室和貴族為最。 波旁王朝的開創者亨利四世(1589—1610 年在位)就是有名的“花花公子”。 據稱其情婦僅確定姓名者就達五十四人之多， 與之誕下的私生子更是不可計數。②居伊·肖錫南-諾加雷: ?女人的世界: 法國國王身邊女人們的日常生活?， 邵濟源、 趙克非譯， 文化藝術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118 頁。路易十四與他的祖父相似。 奧提斯·費勒斯(Otis Fellows)寫道: “歷史學家和路易十四本人都不能確切地說， 他到底生了多少私生子?！雹跲tis Fellows， The Facets of Illegitimacy in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Diderot Studies， 1981(20)， p.80.但路易與首席情婦， 拉瓦利埃女公爵(Duchesse de La Vallière)和蒙特斯潘侯爵夫人(Marquise de Montespan)的私生子數目卻是有跡可循的: 據?路易十四時代?的記載， 路易國王承認的私生子， 除了兩名死于搖籃的嬰兒， 共有八人存活并取得了合法地位， 他們之中又有五人留有子女，①伏爾泰: ?路易十四時代?， 吳模信譯， 商務印書館1982 年版， 第418 頁。而這與上述國王情人的私生子合法化狀況明顯吻合②參見居伊·肖錫南-諾加雷: ?女人的世界: 法國國王身邊女人們的日常生活?， 邵濟源、 趙克非譯， 文化藝術出版社2002 年版， 第122 頁。。 即是說， 伏爾泰所記錄的八人正是兩名首席情婦的私生子。 在路易十四的一眾私生子女中， 為何偏偏是他們引起了特別的關注? 這既緣于他們母親的身份， 又緣于他們擁有一個相當顯眼的注腳——合法化。 合法化顯示出一種區別和升格: 擁有匹配的貴族身份， 方便同其他貴族交際來往， 很大程度上開啟了他們政治生涯的種種可能， 這是其他私生子無法企及的。 這些合法私生子女不僅包括了日后征戰四方的曼恩公爵、 圖盧茲伯爵， 也包括孔蒂親王夫人瑪麗·安妮·德·波旁(Marie Anne de Bourbon)， 孔代親王夫人路易絲·弗朗索瓦絲·德·波旁(Louise Fran?oise de Bourbon)， 奧爾良公爵夫人弗朗索瓦絲·瑪麗·德·波旁(Fran?oise Marie de Bourbon)， 稱得上是聲名煊赫。 如若拋卻合法化的前提， 則很難想象他們能夠攀上這樣的高位。

在合法化的基礎之上， 路易十四對其合法私生子女進行了長期性的培植。 國王的私生子女布盧瓦小姐(Mademoiselle de Blois)③即奧爾良公爵夫人弗朗索瓦絲·瑪麗·德·波旁的婚前稱號。和圖盧茲伯爵早在嬰孩階段就被他們的生父特地托付給親信重臣， 子承父業的戰爭部長盧福瓦侯爵(Marquis de Louvois)安排撫養。 到1684 年為止， 這項秘密委托總共延續了七年。 其間， 盧福瓦侯爵還參與協調了為他們的兄弟曼恩公爵購置土地的事宜。 1682 年， 曼恩公爵從路易十三王弟的女兒“大郡主”(la Grande Mademoiselle)安妮·瑪麗·路易絲·德·奧爾良(Anne Marie Louise d’Orléans)手中買下了富庶的東布(Dombes)公國。④Guy Rowlands， The Dynastic State and the Army under Louis XIV: Royal Service and Private Interest， 1661-170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pp.57， 344.此舉既是一種財產經營的手段， 也是政治投資。一方面， 東布公國具備一定的自主權， 其所有者可以從領地上獲得各種捐稅或其他封建收益， 也能夠挑選恰當的時機出售， 以備不時之需。 另一方面， 能以東布親王(Prince des Dombes)的身份自居， 而非只是最初的合法私生子， 標志著當時年僅12 歲的曼恩公爵步入了更高的貴族層級。 路易十四總是盡力確保他的合法私生子在其他領域的利益， 不單是財富， 也包含與他們貴族頭銜相稱的職務。 1669年， 路易為2 歲的私生子維芒杜瓦伯爵(Comte de Vermandois)專門設立了法蘭西海軍大元帥(le Grand amiral de France)的職位。 15 年后， 當維芒杜瓦伯爵病逝， 6 歲的圖盧茲伯爵接替了他的位置。 曼恩公爵出生后第四年， 便被授予瑞士和格里松士兵上將(Colonel-General of the Swiss and Grisons)軍職， 而直到1701 年他才正式行使這一職權。①Guy Rowlands， The Dynastic State and the Army under Louis XIV: Royal Service and Private Interest， 1661-170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pp.343-344.

合法化后再悉心培養的做法并非路易十四一朝的專利。 亨利四世曾經正式將他的八個私生子合法化。 第一代旺多姆公爵塞薩爾·德·旺多姆(César de Vend?me)就是其中之一， 平日備受亨利四世寵愛。②居伊·肖錫南-諾加雷: ?女人的世界: 法國國王身邊女人們的日常生活?， 邵濟源、 趙克非譯， 文化藝術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118 頁。1610 年4 月15 日， 他甚至受到亨利四世的特許， 要擢升到血族親王(princes du sang)以下、 外邦親王(princes étrangers)之上的位置。 如此一來， 塞薩爾不論是在巴黎高等法院(le Parlement de Paris)， 宮廷中， 抑或是合法婚姻造就的王室血脈斷絕之際， 都會享有特殊的優先權。 但因亨利四世不久后被刺身亡， 這一特許并未在高等法院得到注冊， 從而成為旺多姆公爵一系未嘗的夙愿。 到路易十四統治時期， 塞薩爾·德·旺多姆之孫已是第三代旺多姆公爵。 路易十四意識到， 第三代旺多姆公爵可以成為自己政治布局的一枚棋子: 其一， 同為國王合法私生子， 旺多姆公爵家族領受的特許為滿足曼恩公爵和圖盧茲伯爵的政治訴求開創了一個可循的先例； 其二， 增強旺多姆公爵的政治勢力可以用于試探時人對提升國王私生子地位的態度， 為曼恩公爵和圖盧茲伯爵二人提供掩護。 因而， 路易十四決定利用這一契機， 他于1694 年5 月先是提議重新注冊1610 年的特許狀， 讓現任旺多姆公爵獲得其曾祖父被應許的地位。 隨后又立即著手將類似的專利頒布給自己的私生子曼恩公爵和圖盧茲伯爵， 使他們處于旺多姆公爵與血族親王之間的“中間層級”(rang intermédiaire)。 同年 6 月， 當旺多姆公爵的新地位終于獲得巴黎高等法院正式承認時， 路易十四的兩個私生子卻早已捷足先登位居其上。 耐人尋味的是， 當時旺多姆公爵的軍事資歷比初出茅廬的兩人深厚許多， 使得法王多次委托他的上級專門就其能力作出秘密報告。①Guy Rowlands， The Dynastic State and the Army under Louis XIV: Royal Service and Private Interest， 1661-170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p.308.路易十四圍繞第三代旺多姆公爵展開的一系列政治運作表明， 真正讓路易十四的合法私生子不同以往的是， 他們在貴族序列里的躍升。 其高度已經超越過往的國王合法私生子， 到達了一個新的水平。

路易十四達成了他的意圖， 但這還遠非他計劃的終點。 1714 年，就在他去世前一年， 僅存的兩位男性合法私生子——曼恩公爵和圖盧茲伯爵竟一道被寫入了王位繼承的名單， 令朝野嘩然。 在那時， 私生子對王位的繼承是難以讓人接受的， 以至于人們對國王的行徑普遍感到憤慨。②William Doyle ed.， Old Regime France， 1648-178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91-192.最為強烈的反彈是在路易十四去世后。 1717 年7 月， 攝政的奧爾良公爵推翻前任國王的遺囑， 將曼恩公爵和圖盧茲伯爵排斥出順位繼承人之列。 次年， 他們被剝奪王室身份， 降低到世卿貴族一級(the level of peers)。 曼恩公爵還因為同西班牙大使切拉馬雷(Cellamare)密謀反對奧爾良公爵， 和妻子一起被投入了巴士底獄。③William Doyle ed.， Old Regime France， 1648-178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97.但依舊不容否認的是， 在有生之年內， 路易國王力排眾議， 給予了合法私生子們空前接近王座的機會。①參見 Paul Watrin， La tradition monarchique dans l'ancien droit public fran?ais， Paris: Arthur Savaète， n.d.， p.122； Jacques Roujon， Louis XIV (2 Vols.)， Vol.1， Paris: éditions du Livre Moderne， 1943， p.19.無論最終是否有權承繼大統， 國家最高權力向其開放都已是一種殊榮， 顯著地提升了國王合法私生子的政治上限。

在路易十四的推動下， 他與首席情婦的許多私生子披上合法的外衣， 越過傳統觀念的藩籬， 站到了貴族群體的高處。 更有甚者， 躋身王位繼承人之列， 跨入了更為核心的政治圈子。 “太陽王”的光輝為他那些陰影中的子女們鍍上了象征尊榮的金色。 他的時代無疑是國王合法私生子的黃金年代。

二、 鑄劍與織網: 國王合法私生子的政治作用

“盡管路易十四掌控著整個政府， 但真正的權力結構牽涉到一系列的關系網。 它們將宮廷人物、 家族王朝和政府職位勾連起來， 并與各省的官員和貴族聯系在一起?！雹赪illiam Beik，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Fr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34.威廉·貝克刻畫出了此時法蘭西王國內部權力運行的重要特征。 在王朝國家的背景下， 借助此種權力架構， 王權的觸角得以透過國王合法私生子向社會進一步延伸， 而后者的政治作用也在軍隊和婚姻兩個領域凸顯出來。

戰爭毫無疑問是路易十四時代的一大主題。 “太陽王”統治的歲月里， “王后遺產戰爭”(The War of Devolution)、 法荷戰爭(The Franco-Dutch War)、 奧格斯堡同盟戰爭(The War of League of Augsburg)、 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The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四場大戰貫穿始終， 彰顯了他光耀波旁， 擴展王朝版圖的政治野心。同時， 戰爭賦予了法蘭西舊貴族古老的軍事天職——貴族榮譽的歷史淵源之一。③Robert A. Nye， Masculinity and Male Codes of Honor in Modern Fr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7.軍隊作為戰爭的行為主體， 承載且統合了雙方的諸多愿景， 是一個兼蓄政治、 經濟、 文化、 社會等元素的復雜機構。 路易十四的合法私生子加強軍隊紀律， 緩和軍中一些緊張態勢， 促成了國王與軍隊將領間的利益交換。 他們的活動為整合多方資源， 鑄造一柄更加鋒利的法蘭西寶劍作出了貢獻， 也有利于從軍隊觸及的各個層面鞏固波旁王朝的統治基礎。 除此之外， 國王合法私生子的恩惠還使諸如皮埃蒙特(Piémont)步兵隊長維萊拉(Villeras)一類的低階軍官有機會到宮廷中充任下級官員。①Guy Rowlands， The Dynastic State and the Army under Louis XIV: Royal Service and Private Interest， 1661-170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p.225.實際上拉近了他們同國王的距離， 擴大了王室在軍隊中的影響力。

曼恩公爵與圖盧茲伯爵都是優秀的軍隊管理者。 1690 年， 不到20 歲的曼恩公爵出任佛蘭德爾(Flandre)地區法軍中的騎兵指揮官(commandant)。 此后兩年， 曼恩公爵又領受了相同的任命。 根據盧福瓦侯爵的敘述， 他極為成功地建立起了對麾下騎兵軍團的紀律控制。 圖盧茲伯爵在1695 年之后始終積極參與海軍事務， 出色的能力使其穩固地保有海軍大元帥一職， 甚至在奧爾良公爵攝政時期仍舊深受信賴， 一度把控了法國海軍發展的走向。②參見 William Doyle ed.， Old Regime France， 1648-1788，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97； Guy Rowlands， The Dynastic State and the Army under Louis XIV: Royal Service and Private Interest， 1661-1701，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343-344.曼恩公爵還是一位世故的協調者。 他深諳同路易十四打交道的訣竅， 曾用卡蒂納元帥(Maréchal de Catinat)為例教導他的兒子“不要在任何特定的時刻為某人的意見(即便他確實是對的)而與國王爭論不休， 試著把這些爭論推遲到另一天再談”。 經由曼恩公爵的親自交涉， 路易十四放棄了開設特例免除奧弗涅伯爵(Comte d’Auvergne)對其管轄權的打算。 鑒于此前奧弗涅伯爵堅決拒絕路易十四父子購買其騎兵上將(Colonel-General of the cavalry)職位的要求， 這種做法顯然有助于改善二者間的關系， 避免軍隊內的矛盾升級。 佛蘭德爾地區的法軍統帥于米埃爾(Humières)曾經通過中間人曼恩公爵向路易十四表達了晉封公爵的訴求， 最終以繼續履職為代價實現了他的愿望。①Guy Rowlands， The Dynastic State and the Army under Louis XIV: Royal Service and Private Interest， 1661-170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pp.297， 326， 344-345.可見， 曼恩公爵的溝通技巧推進了法王與軍隊高層的協作。

不同于現代認知中側重兩個個體緣于自由意志的結合， 近代早期法國貴族的婚姻呈現出高度政治化的趨勢。 無論是曠日經久的協商討論， 措辭嚴謹的正式契約， 還是源自國王的強制命令， 都屬于一門貴族親事的常見元素。 結婚往往意味著新人背后的兩個大家庭(extended families)締結同盟， 分享部分政治權益或財富， 共擔由此產生的各類風險。 考慮到該點， 服務于家族福祉的審慎策略占據了上風， 個人偏好則只能退居次席。 未經家族許可， 貴族男女幾乎不可能結為夫婦。②William Beik，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Fr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25.社會地位越高， 婚姻的政治色彩就越發濃厚， 在王室層面尤為如此。③參見居伊·肖錫南-諾加雷: ?女人的世界: 法國國王身邊女人們的日常生活?， 邵濟源、 趙克非譯， 文化藝術出版社2002 年版， 第35~36 頁。圖盧茲伯爵向業已沒落的吉斯家族(House of Guise)的旁系成員， 阿馬尼亞克小姐(Mademoiselle d'Armagnac)夏洛特·德·洛林(Charlotte de Lorraine)的求婚就遭到了父親的斷然拒絕，④Roger Portalis， Bernard de Requeleyne， Baron de Longepierre (1659-1721)，in Société des ami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et des grandes bibliothèques de France(ed. )， Bulletin du bibliophile et du bibliothécaire， Paris: Librairie Giraud-Badin，1903， p.598.最后只好作罷。 路易十四對合法私生子的婚姻有著另外的布局。 如同前文所敘， 他的三個合法私生女分別嫁入了堪稱最有權勢的波旁支系家庭。 孔代親王(Prince de Condé)和孔蒂親王(Prince de Conti)歷代與王室嫡系過從甚密， 立下過不少戰功。 即使因福隆德運動(la Fronde)有過些許波折， 但他們長年累月積攢下的人脈和軍事力量依舊頗為可觀。 奧爾良公爵腓力二世(Philippe II)更是承襲了其父， 路易十四王弟腓力一世(Philippe I)的軍事天才與衣缽。 能夠擔任路易十五的攝政王充分表明了他崇高的威望。 路易十四的兒子曼恩公爵則是在1692 年3 月迎娶了“大孔代”(le Grand Condé)的孫女路易絲·貝內迪克特·德·波旁(Louise Bénédicte de Bourbon)為妻。①Léonce de Piépape， Histoire des princes de Condé au XVIIIe siècle: Les trois premiers descendants du Grand Condé， Vol.1， Paris: Plon-Nourrit， 1911， p.121.總的來看， 除圖盧茲伯爵在國王的有生之年未能成婚外， 路易其余適齡的合法私生子均同王室旁支的顯貴人物構筑了婚姻關系。

就算是國王的合法后代， 私生子的出身也會招致根深蒂固的偏見， 并在他們的婚姻中形成阻力。 弗朗索瓦絲·瑪麗的婆婆， 巴拉丁的伊麗莎白·夏洛特(Elizabeth Charlotte of the Palatinate)就反對兒子同前者的婚事。 當路易十四向這位夫人鞠躬致意時， 厭惡私生子的她選擇不予理會以示抗議。②Antonia Fraser， Love and Louis XIV: The Women in the Life of the Sun King，New York: Nan A. Talese， 2006， pp.282， 284.為了消解類似的阻礙， 路易十四開出了不菲的報價。 他將一筆價值約200 萬利弗爾(livre)的嫁妝贈給奧爾良公爵一家。③Christine Pevitt， Philippe， Duc d’ Orléans: Regent of France，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 1997， p.41.大貴族們接納國王的合法私生子女不純粹是物質利益上的考量， 畢竟他們享受著優渥的生活條件。 像大孔代之子， 亨利·儒勒·德·波旁(Henri Jules de Bourbon) 應允兒子與南特小姐(Mademoiselle de Nantes)④即孔代親王夫人路易絲·弗朗索瓦絲·德·波旁的婚前稱號。訂立婚約一般， 有時他們更在意“遷就國王和培養同國家關系的家族傳統”， 縱使這樣做肯定有辱身份。⑤William Beik，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Fr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91-92.姻親的連線以路易十四為中心交錯匯集， 編織出一張致密的網， 把波旁家族的主干和主要分支包絡其中。 路易國王的合法私生子正是網上數個關鍵的節點。 他們的婚姻增強了波旁家族的內生凝聚力， 也透過夫妻雙方婚后地位差的縮小突出了國王權威的相對優勢。

三、 特殊身份: 路易的合法私生子與王朝國家

“新的道德風氣把過去品德敗壞的行為歸為了違背宗教準則的罪孽， 并要求對第七誡作出更為嚴格的解釋: 淫欲不再是一種容易被免除的過失， 私生子出身愈發地被視作恥辱?！雹賁tuart Carroll， Blood and Violenc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5.卡羅爾告訴我們， 路易十四時代的道德語境已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致使私生子的聲譽跌入了低谷。 日常生活中， 他們與乞丐、 惡棍、 流浪漢一同成為貶抑他人的侮辱性詞匯。②William Beik，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Fr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72.這種現象清楚地預示著十分器重合法私生子的路易十四將會承擔相當的道德風險。 為何他甘愿冒險也要培育合法私生子的政治勢力? 如果借助王朝國家的理論去理解， 這個疑問或許會得到更好的回答。

路易十四既是王朝的統治者， 又是王室家庭的家長。 他親手締造了一個強盛的法蘭西， 也有責任將這筆遺產平穩地交付給其子孫后裔。 不幸的是， 路易國王和王后瑪麗·泰蕾茲(Marie-Thérèse)生育的三男三女唯有“大太子”(le Grand Dauphin)路易幸存下來。 1711 年，“大太子” 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而他的長子“小太子” (le Petit Dauphin)路易與年紀較長的孫子路易分別于1712 年相繼離世，③William Doyle ed.， Old Regime France， 1648-178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91.為國王權力的交接罩上了一層陰霾。 那個年代， 人們普遍意識到死者在他們世界中廣泛地存在， 因而展現出對后代的深切關照。④Guy Rowlands， The Dynastic State and the Army under Louis XIV: Royal Service and Private Interest， 1661-170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p.14.可想而知， 行將就木的路易十四面對著多么巨大的繼承壓力。 他深知表面服從的奧爾良公爵父子具有潛在威脅， 為此路易否決了弟弟占有布盧瓦伯 爵 爵 位、 香 波 城 堡 (chateau de Chambord) 以 及 朗 格 多 克(Languedoc)總督職位的請求，①Nancy Nichols Barker， Brother to the Sun King: Philippe， Duke of Orléans，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68-70.還起草秘密遺囑規制腓力二世的攝政大權。②William Doyle ed.， Old Regime France， 1648-178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96.盡管如此， 直系繼承人的稀缺依然改變了王位繼承的大局。 1713 年， 伴隨?烏得勒支和約?(the Treaty of Utrecht)的簽訂， 路易十四的次孫， 西班牙國王腓力五世(Philip V of Spain)聲明放棄對法蘭西王位的繼承權。③William Doyle ed.， Old Regime France， 1648-178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98.加上次年最后一位王孫貝里公爵(Duc de Berry)的去世， 到路易十四臨終之際， 留下一幅不祥的圖景: 一側是年幼懵懂的新王路易十五， 另一側是羽翼豐滿的攝政公爵， 局勢平衡已經被打破， 王權面臨旁落的危機， 王朝的不穩定因素在悄然增加?！凹彝挝?， 不管如何擴展， 都認為它的未來需要創造和努力， 而不是簡單地依賴傳統習俗和天意?！雹躈atalie Zemon Davis， Ghosts， Kin， and Progeny: Some Features of Family Lif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Daedalus， 1977， 106(2)， p.88.娜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道出了彼時家庭相較于中世紀早期的不同特點。 因此，一家之主路易十四不會無動于衷。 賜予曼恩公爵和圖盧茲伯爵后繼者資格， 安排合法私生子女同波旁王室的重要支屬完婚， 恰是他主動干預的真實寫照。 身為路易十四的后嗣， 合法私生子比奧爾良公爵更加值得信任， 法律承認與年歲積累又為他們帶來了優厚的政治資本。 其中某些條件是路易十五還無法企及的， 譬如適婚年齡和從政經驗。 這一特殊身份讓他們收獲了路易十四的青睞， 成為維系家族與王朝穩定的關鍵紐帶。

除開王國的承繼， 子女的意愿本身也是路易十四應當思慮的部分。 路易的合法私生子并非任由他操縱的提線木偶。 他們是貴族政治生活的參與者和形塑者， 對榮譽、 地位、 財富的渴望必然會造就其主觀的政治理想及目標。 奧爾良公爵夫人弗朗索瓦絲·瑪麗就格外看重自身的王室血統， 為她的波旁先祖感到自豪， 以致有人開玩笑說:“即便坐在馬桶(chaise percée)上的時候， 她也會牢記自己是法蘭西的女兒?！雹貯ntonia Fraser， Love and Louis XIV: The Women in the Life of the Sun King，New York: Nan A. Talese， 2006， p.279.當知悉未婚夫沙特爾公爵(Duc de Chartres)的身份時， 她表示: “我不在乎他是不是愛我， 只在乎他娶了我?！雹贑laude Dufresne， les Orléans， Paris: Criterion， 1991， p.78.一語道出了其鮮明的擇偶標準: 比起一份真摯的愛情， 她更樂意見到新郎身后的顯赫家世， 成就一段政治婚姻。 曼恩公爵則致力于保存既得利益， 同時伺機成為王位繼承人的一員。 回憶錄表明， 1712 年6 月30 日， 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結束前夕， 他向曼特農夫人(Mme de Maintenon)袒露了心聲。 曼恩公爵留意到， 英國女王在議會演說中宣布同法國停戰的初步條件時， 談及: “法國王位的繼承權必須被宣布: 在現任王太子與其子孫去世后， 首先歸屬貝里公爵和他的子孫， 其次歸屬奧爾良公爵和他的子孫， 再依次歸屬波旁家族的其余部分?！彼匾庵赋觥皼]有必要提名奧爾良公爵， 因為貝里公爵在太子殿下之后被提名已經相當明確地排除了上級繼承”， 希望曼特農夫人采取行動勸說國王， 避免“詳細指定所有繼承人”的情形再度出現。 曼恩公爵聲稱此舉不過是尋求一種含糊其辭的說法維持現狀， 使合法私生子們不被排除出王位繼承之列， 免于“被不必要地貶低”， 而“不會對他人造成任何傷害”。③A. de Boislisle ed.， Trois mémoires: du Duc du Maine， Annuaire-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France， 1895， 32(2): pp.245-247.但事實上， 他對奧爾良公爵的敵意顯露無遺。 毋須贅言， 路易十四顯然滿足了他們的大部分需求。 作為孩子的生父， 這是路易應盡的職責。

在近代早期的法國， 家族內部代際和同胞間的紛爭十分普遍， 經常引發復仇性質的暴力行為， 影響家族的整體團結。 尤其是婚姻， 很可能破壞有著較大范圍親屬關系的族群原有的和諧， 這也是不同親屬群體之間長期不和的一大來源。 作為財產轉移的主要手段， 婚姻導致圍繞遺產和頭銜繼承權的爭端占據了家族糾紛的主流。①Stuart Carroll， Blood and Violenc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0.一旦財產達到整個國家的規模， 這種沖突的嚴重性就會攀升到相應的高度。 路易直面的正是這樣一道難題。 當嫡系血脈趨于凋敝， 國王合法私生子的特殊身份便得以凸顯。 他們是路易十四一系延續的另一種可能， 但私生子的特質又使他們天然地受國王與道德氛圍掣肘， 難以形成奧爾良公爵一般的威脅。

路易十四賦以部分私生子合法地位， 引導他們追尋利益的同時有序地為國家服務， 發揮其獨特效用。 在此過程中， 他將合法私生子的政治追求化作了王朝穩定存續的積極助力， 達成了自我實現同家族利益的有機整合。 像卡羅爾所論述的， 路易十四選取了“一種微妙的平衡手段”， 即“供給所有孩子所需， 又保持長子遺產繼承的完整性”。②Stuart Carroll， Blood and Violenc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0.在王朝國家的視野下， 這種做法體現了路易十四國王、 家長、父親三重身份的疊合， 也映射出此時王國高層私人情感生活同公共政治事務的模糊邊界。 王權的行使有機會裹挾法律游走在道德的邊緣，對貴族共有的傳統秩序進行觸探， 最終在敏感的財產繼承實利問題上取得進展， 是路易十四時代君主權力至上的又一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