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跋參與翻譯改寫的案例研究

摘要：翻譯即改寫。改寫者改寫原作的方式有很多，他們既可以直接在譯文文本的形成上下功夫，也可以在譯文文本之外，通過為譯作添加序言跋語達到改寫目的。本文將以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一些譯作及其序言跋語為研究案例，具體地探討剖析改寫者如何通過這些譯文之外的周邊文本去改寫原作，以達到自己的話語目的。

關鍵詞：翻譯改寫;譯作序跋;案例研究

引言

勒弗維爾認為，翻譯即是對原作的改寫。（勒弗維爾，1985）翻譯文本的序言跋語位置上與譯作相鄰，意義上與譯作互文，因此成為改寫原文的絕佳平臺。新文化運動時期，為引入新思想，大量的翻譯文學作品被引入中國。譯作序跋也如影隨行大量出現。在研究新文化運動時期《新青年》、《晨報副刊》、《小說月報》以及《東方雜志》等四個報刊雜志的譯作序跋后，據其特點，筆者將其參與翻譯改寫的方式分為兩類：一、直接改寫——改寫者通過序跋直接對譯文內容進行闡釋或評價，替讀者解讀譯文;二、間接引導——改寫者不對譯文內容進行直接闡釋，而是以間接的方式引導讀者解讀譯文。在下面，筆者會以一些具體的案例進行詳細分析。

直接改寫

因為每個人的生活和文化背景不同，改寫者對譯文的解讀也會不同。為借助譯文宣傳自己的某種思想，或喚起民眾對于某個社會問題的重視，他們會在序言跋語中直接表明自己態度：贊賞、肯定，或懷疑、批判。似乎如果他們不直接對譯文進行解讀，讀者就不會按照其所設定的方式理解譯作。而且，由于源語文化的缺場，這些改寫者——尤其是譯者——在解釋原文方面得到了很大的話語權。在普通讀者心中，他們是闡釋譯文的權威人物。因此，通過為譯作添加“序”和“跋”，改寫者在文前或者文后直接擺明自己的觀點，參與建構讀者對譯作的解讀，進而完成對原作的改寫。下面是這種改寫方式下比較典型的幾個例子：

1.這篇藍沙勒司（Lazarus）是安得列夫杰作之一，是討論“死”的，全篇是象征主義;篇中的藍沙勒司便是象征“死”的……但我們要明白，此篇的主意并不在形容死的可怕……一言蔽之，安得列夫是問精神的存滅問題，是問靈魂的有無問題。安氏的著作討論到各方面的問題，注意點是極廣闊的。（1）（明心，1920）。

2.寶斯奇生平及思想，本刊屢已言及，不用再說。此篇譯自《獨幕劇十種》內，這樣新穎題材是寶斯奇所獨創的。寶斯奇富于反抗的精神，此篇中寫拉比和詩人，同寓譏諷之意。我們固然也不贊成謹借“人物”的口，宣傳自己的主張的教訓式的作品，但是像這篇作品顯示矛盾的人性，形式應該贊成的。因為我覺得住在血肉堆里哀鳴聲中而尚贊美空想的太陽之美的那個詩人，實在不近人情?。?）（沈雁冰，1922）

3. Sologub（著者）的意見大略與意大利詩人Leopardi相似……這篇小說里的老人，便只因能有了空想幻覺，所以雖然過了一世‘狗的生活，也能很溫和愉快的微笑……但我的意見不能全與著者相同，以為人的世界究竟是在這真實的世界一面，須能與‘小鬼奮斗才算是唯一的辦法。所以我們從這另一方面，看這拋圈的老人的生活，與《賣火柴的女兒》觀察，也是一件頗有意義的事。（3）（周作人，1919：39）

4.現在的雜志上，講社會問題的多極了……這種能生不能養的‘過庶現象也是社會中的一個大問題。忽然又想到去年有一個朋友送了我譯本幾卜生（Gibson）的新體詩，名叫《日常面包》，集中有一首講的正是這個問題，因此把他翻譯出來，做個研究此問題的發端。（4）（任鴻雋，1919：56）

上面案例中的序跋原文都相當長，除了例2，上面所有的譯作序跋均由原序跋節選而來。我們可以看出，上面案例中的這些譯作周邊文本其本質上就是一種翻譯評論。而根據改寫理論，翻譯作品的評論其本身就是改寫形式的一種。（勒弗維爾，1992）從例1和例2我們可以看出，就內容而言，這一類譯作副文本并非為幫助讀者理解原文而去補充一些背景信息。在這兩個案例中，以譯作序跋為形式，序跋作者都對譯作發表了自己的觀點，直接為讀者進行解讀。在例2和例3中，改寫者甚至對譯文的某些思想和文體進行了否定。例如，在例3中，在對譯文解讀一番之后，周作人表示他的“意見不能全與著者相同”，而且正確的解決辦法是“須能與‘小鬼奮斗”?？梢源_信，周作人的這些關于譯作的看法將會影響讀者對譯文的理解。

在新文化運動時期，還有一些翻譯作品的引進是為了揭示中國的某些社會問題，如例4。在該案例中，如任鴻雋在其所作譯作序言中所說，他翻譯這篇新體詩，就是因為該詩講的就是生活中的“過庶”問題。然而，任所譯這篇詩歌的內容實際上要比他所描述的要復雜得多?！澳苌荒莛B”的問題也只是詩歌中所講主題的一個方面。很明顯，如果沒有任的這篇序言，讀者將不一定按照他的思路去理解原文。因為每個人所受教育的情況和生活的背景是不一致的，人們將會以自己的方式去解讀譯文。

這是改寫者通過序跋表明自身觀點，直接參與讀者對譯作理解的建構，進而改寫原作的一種方式。在這種方式下，改寫者以一種更明顯的形式顯身，直接表達自己的觀點并利用特有的話語權為讀者進行譯作解讀。這種改寫的方式更明顯，也更直接。但如我上文所講，并非所有譯作副文本所參與的改寫都是如此，下文我們介紹的另一種改寫方式則含蓄和間接許多。

間接引導

與第一種改寫方式相比，本部分所講改寫則更多的是間接引導，而非直接干預。在此種譯作序、跋的改寫中，譯者不再越俎代庖代替讀者對譯文的內容進行分析和解讀。他們轉而在譯作序跋中介紹著者的一些其它信息，如生活經歷、寫作思想、流派。由于這類的“序”、“跋”與翻譯文本有很強的互文性，這些看似與譯作無關的信息實際上也一定程度地影響著讀者對譯本的解讀。又或者，這些改寫者不做任何發聲，只在序跋中引進他人對譯文的評述，使其觀點成為讀者解讀譯文的參照?？傊?，在這種改寫形式下，改寫者本人不在直接參與對譯文的解析，而是靠著者或是譯作的其它信息來對讀者進行指引。關于這種形式的改寫，《晨報副刊》刊登、魯迅先生所譯的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作童話劇《桃色的云》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在五四運動期間，“現代兒童觀和兒童文學觀不斷演進，兒童文學翻譯也進入了繁榮發展的階段”（李文娜;朱建平，2015：80）。其中，魯迅一共翻譯了六部童話?！短疑脑啤繁闶瞧渌g愛羅先珂童話劇之一。但是，魯迅先生之譯《桃色的云》，并非僅為了當時的兒童。在正文發表前，魯迅先生為其選刊了三篇序言。這三篇序言則賦予了這部童話更多的任務和存在意義——“喚醒國民”。這點譯者魯迅曾在自己的《雜憶》中承認：“當時我的意思，不過要傳播被虐待者的痛苦的呼聲和激發國人對于強權者的憎惡和憤怒而已，并不是從什么‘藝術之宮里伸出手來，拔了海外的奇花瑤草，來移植在華國的藝苑”（魯迅，2005）。既然如此，那么他又是如何影響讀者解讀譯文，最終對原文進行了改寫呢？

在《桃色的云》正文（1922年5月15日開始連載）發表于晨報副刊《劇本》一欄之前，譯者共分兩次刊選了三篇譯序，分別為《將譯<桃色的云>前的幾句話》（5月13日）、《讀了童話劇<桃色的云>》（5月13日）和《憶愛羅先珂·華希理君》（5月14日）。為了便于討論，下文將分別稱此三篇譯序為《將序》、《讀序》和《憶序》。

《將序》是由三篇譯序中唯一由魯迅本人所作的。在序中，他交代了翻譯此劇的動機。他告訴讀者該劇是一部著者“自審最近于完滿”的作品（魯迅，1921）。而自己遲遲才將其譯出的原因是“著者能抓住他（此處指《桃色的云》）的美點和特長，所以使自己覺得失了傳達的能力”（同上），以至擱置不動。雖然自己的翻譯“至少損失了原作好處的一半，斷然成為一件失敗的工作”，但“聊勝于無，還能夠稍稍慰藉讀者的心罷”（同上）。魯迅對于這部譯作的評價是相當高的，這樣的序有助于提高譯作的影響力。

《讀序》是日本劇作家秋田雨雀關于該作品的一篇讀后感，在這里被魯迅譯來做了其中的一篇序言。在這篇序里，秋田雨雀賦予了《桃色的云》自己所理解的精神和寓意，他呼喊說：“你之所謂‘桃色的云絕對不是離開了我們世界的那空想的世界?！鼻锾飳≈械娜宋锖颓楣澩毡救说拿\聯系在一起，批判日本人就如劇中的青年一樣“喪失了要和現實奮斗下去的希望和元氣”，而這“看似夢幻的故事里，要說給我們日本的青年者，似乎就是這‘要有意志的事吧”（秋田雨雀，1921）?？梢韵胂?，在讀過這篇序文后，讀者閱讀譯文時就難免要受到秋田雨雀所理解的這種精神和寓意的影響。事實上，秋田對于日本人之呼喊也正是魯迅對于國人之呼喊，只不過魯迅借前者之口說出而已。不然，譯者不會特意安排這樣一篇文章作序。

《憶序》為日本小說家江口渙所作，首先登在了日本的《讀賣新聞》之上，被魯迅拿來做了《桃色的云》的第三篇序言。這篇序言講述的是愛羅先珂由于身份的特殊性而在日本遭受迫害。該序對日本官憲毆打與虐待著者的情景進行了細致地描述，前者“竟殘酷到還想要硬挖開他的眼睛”開看看他是否真的眼盲（江口渙，1921）。江口渙的語氣極其悲憫，生動地再現了愛羅先珂受虐待的場景，不禁會激起讀者對愛羅先珂的同情及對這些“總歸不是人”的日本官憲的憤怒（同上）。愛羅先珂受到的來自強權者日本政府的壓迫也必然會對讀者解讀童話本身產生影響。通過這些譯作序跋，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魯迅先生在“傳播被虐待者的痛苦的呼聲和激發國人對于強權者的憎惡和憤怒”方面的嘗試和努力。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改寫原作，改寫者也不必處處現身說法，他也可以通過一種較為隱蔽的方式，間接實現自己的某種話語目的。

結論：

從上面的研究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通過為譯文添加序跋，改寫者既可以直接對譯作進行解讀，改寫原作，也可以通過暗示或潛化，以較為隱蔽的方式引導讀者解讀譯作，繼而造成對原作的改寫。當然，這一時期譯作序跋參與原作改寫的方式是非常復雜的，以“直接”和“間接”兩種方式區別還稍顯粗糙。筆者在這里嘗試簡要劃分，希望本篇讀者能對序跋的改寫作用有個宏觀認識，也期待后續能有更加精細和深入的研究出現。

注釋：

Lazarus 由俄國作家Andreev所作， 明心在1920年將其譯出，并發表于東方雜志第17卷第10期。

這是《波蘭——一九一九》的一篇跋語。該文由猶太作家寶斯奇所作，沈雁冰所譯，并發表于《小說月報》第13卷第19期。

《鐵圈》是由俄國作家 F. Sologub所作，由周作人譯出，并發表于《新青年》第6卷，第1期。

《路旁》有挪威詩人Gibson 所作，由任鴻雋譯出，并發表于《新青年》第7卷第1期。

參考文獻：

[1]Lefevere，André.“Why Waste Our Time on Rewrites？The Trouble with Interpretation and the Role of Rewriting in an Alternative Paradigm”，in T.Hermans（ed.），1985：215-243.

[2]---.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2a/2004.

[3]江口渙.憶愛羅先珂華西理君[N].晨報副刊，1922-5-14（02）

[4]魯迅.將譯《桃色的云》前的幾句話[N].晨報副刊，1922-5-13（02）

[5]魯迅.魯迅全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6]李文娜，朱建平.從“兒童的發現”到“為兒童而譯”——中國兒童文學翻譯觀之嬗變[J].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15（02）：80

[7]明心.《藍沙勒司》譯后語[J].東方雜志，1920（10）

[8]秋田雨雀.讀了童話劇<桃色的云>[N].晨報副刊，1922-5-13（02）

[9]沈雁冰.《波蘭——一九一九》譯后語[J].小說月報，1920

[10]周作人.《鐵圈》譯后語[J].新青年，1919（01）：35

作者簡介：劉彥銘（1989.2-）男，漢族，河南濮陽人，碩士研究生學歷，研究方向：翻譯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