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天問》的含義分析及其作者考證

摘要：過去兩千年來主流學術界普遍認為《楚辭》收錄的《天問》是屈原所作，清代學者劉獻庭稱其為“千古萬古至奇之作”（《楚辭文獻叢刊·離騷經講錄》）[1]，近代郭沫若認為是“空前絕后的第一等奇文字”（《屈原研究》）[2]。本文通過對作品主體含義和屈原的時代背景及思想觀點進行對比分析，并結合表達風格，探討潛在證據說明《天問》作者除了屈原，更大可能是著名科學家、也是對某些傳統社會意識提出系統質疑的思想家劉歆。

關鍵詞：《天問》作者;屈原;獨尊儒術;史學觀

屈原是戰國時期楚國的愛國詩人、著名政治家?！冻o》相傳由西漢末年劉向編輯成集，收錄了屈原《離騷》《九歌》等作品，并包含劉向的《九嘆》及他人的少量作品，后世傳本是在東漢王逸續編的《楚辭章句》基礎上的重新修訂。劉向是著名經學家、古籍勘校家，他編撰的《別錄》被兒子劉歆修訂成《七略》，是中國最早的圖書分類目錄。劉向、劉歆共同修訂《山海經》，其中記載了夸父逐日、女媧補天等神話以及大禹治水的故事。天問一詞可追溯到司馬遷的《史記·屈原賈生列傳》[3]：“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悲其志?！贝撕髮W術界沿用王逸觀點認為《天問》是屈原所作（《天問纂義》）[4]。

一、《天問》內容的概括分析

（一）主體內容分析

《天問》共374句，1500多字（《楚辭補注》）[5]，其中第一部分是對宇宙起源、天地結構、地理、氣候等自然現象的思考。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斡維焉系，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日月安屬？列星安陳？......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天問纂義》）[4]

以上語句的大意：宇宙開始時是誰傳述下來的（或誰傳授的道理）？上下沒有形成，如何能考證？天地旋轉，在哪維系（在哪安放）？天地的柱子怎么支撐？東南大地為什么虧損（地勢低，從而河水流向東南）？日、月、星辰在什么地方？（太陽）從明到暗行程多少？以上是對當時流傳的天圓地方的天地結構詢問深層次原因，并表達對某些傳統理解的疑惑。

《天問》進而思考生命起源等生物現象（《天問纂義》）[4]，“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女媧有體，孰制匠之？”以及商朝人祖先的來歷，“玄鳥致貽，女何喜？”，以上部分語句的大意是，傳說中女媧捏土造人，那女媧是誰造的？傳說中商朝人的祖先是“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詩經注析》）[6]，商朝人的始祖母（簡狄）看到飛鳥或吃了鳥蛋，沒有交合，怎么就能有喜（懷孕）而生下契呢？

《天問》有關自然現象的討論大約占總內容15%，生物現象約占5%，其余大部分是在描述遠古歷史事件的同時，對傳統主流史書的記載及觀點進行分析，并提出某些質疑和反駁。

（二）關于傳統觀點對鯀（gǔn）和大禹治水評價的分析

《尚書》《史記》等主流史學觀（簡稱傳統觀點）認為：舜很英明，把治水不利的鯀流放或殺害于羽山，并且不因父輩過錯去牽連后代，而是讓他的兒子大禹繼續擔任治水官;大禹采用疏導法而不是鯀的壘壩圍堵法，最后把水治好了?！靶幸曱呏嗡疅o狀，乃殛鯀于羽山而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為是?！保ā妒酚洝罚3]

按照史書記載，幾位賢人向堯推薦鯀帶領大家治水，但堯認為鯀不能勝任，是在賢人反復勸說下才讓他試試。傳統觀點稱頌舜獎懲分明，認為鯀受懲罰是罪有應得。對以上觀點很多人會產生如下困惑：誰天生就會治水？遠古時代不經過探索怎么能找到正確途徑？舜那么英明，為什么不帶領大家治水，或者告訴鯀不應該圍堵而應該疏導？傳統觀點為什么不體恤鯀治水九年所付出的辛勞？以上是筆者從中學階段起多年來陸續產生的疑問，估計《天問》的作者小時候在讀儒家經典以及史書時腦海中也產生過類似困惑。以上傳統觀點是片面的，鯀和大禹都是治水英雄。從水利工程角度考慮，圍堵和疏導是治水的兩種不同方式，沒有普遍意義的優劣之分而取決于具體情況。本文相關討論主要不是考據史書記載事件的真偽，而是分析傳統記錄、編制、評價某些歷史事件或故事（簡稱修史）背后的主觀傾向及潛在缺陷?！短靻枴穼σ陨蟼鹘y觀點提出了類似質疑：

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意同皆）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順欲成功，帝何刑焉？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天問纂義》）[4]

以上語句的大意：既然知道鯀不勝任治水，賢人為什么在堯面前推薦他？既然讓他試試，為什么不經?？疾?、督促他如何行動，而要等到九年后（此處解釋同王夫之，《天問纂義》[4]）再懲罰他？如果按照鯀的意愿（或治水方式）成功了，難道也會懲罰他？鯀做了什么（錯事），大禹的成就是什么？其中“營”字指營造，也有鉆營（營私）的意思。

（三）關于舜的孝慈行為背后的法制、規則、道德意識分析

《史記》[3]講舜在繼承帝位之前，父親、異母弟弟想奪他財產并暗害他，舜都不追究，說明他很孝順仁慈;堯經過多年考察后把帝位禪讓給舜。后世儒家思想把舜塑造成孝的典型，并把孝行尊為仁政的基礎?！短靻枴穼σ陨嫌^點提出質疑：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登立為帝，孰道尚之？......舜服厥弟，終然為害。（《天問纂義》）[4]

“終然為害”是說舜包庇謀財害命的家人將導致禍患，“孰道尚之？”是質疑舜繼位背后的依據（根據孝慈嗎？）。相關質疑貼近現代社會的理念：對家人孝慈不是選擇部落首領的首要條件，而取決于對部落的貢獻;推崇舜出于仁慈而不追究弟弟謀財害命，可能導致其弟繼續傷害他人，背后存在法律漏洞。

《尚書》描述舜的孝順只有泛泛幾字“父頑，母囂，象傲;克諧以孝……”（《尚書校釋譯論》）[7]隨后《史記》出現其弟圖謀害舜的具體事件。相關史料從古到今隨時間的變化具有如下趨勢：家人的惡行和舜的孝順之間反差逐漸變大并更翔實，形成史學觀和史料之間的相互強化累積，后人由于推崇孝行從而傾向于搜集或編制相關史料來證明這種觀點;在儒家意識形成壟斷之后，有人提出隱晦質疑。

另外，關于傳統推崇的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觀點，大禹治水十三年，足跡遍及九州大地，當路過家門順便看看妻兒有什么不妥嗎？傳統觀點為什么推崇舜包庇做壞事的弟弟是孝慈，卻不推崇做好事的大禹為妻兒盡仁慈？?。ù颂幉捎脝柼柤訃@號，表明是反詰疑問）以上傳統觀點的缺陷在現代語境下稱為雙重標準?！短靻枴分械拇罅繂柼杺鹘y上大都認為是疑問句，部分語句實際是反詰疑問，是質疑、反駁?！短靻枴穼σ陨嫌^點的質疑，“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臺桑？......啟代益作后”（《天問纂義》）[4]大意是說大禹四處治水，忙得連路過家門都不回去看看妻兒，怎么有空娶妻生子呢？而且，兒子啟取代舜的兒子益做了君主。

不論史書的記載是否屬實，堯舜禮讓帝位以及大禹治水屬于中華社會的一種文化現象。傳統思想對孝順家人、三過家門而不入等簡單故事的推崇，超過對社會規則及治水知識的思考，背后隱含了注重情理而淡化法制規則，以及注重道義而淡化知識的缺陷。

（四）關于君權天授以及武王伐紂的道義性分析

傳統觀點認為商紂王（帝辛）昏庸暴虐，周武王為民請命、替天行道而推翻紂王。以下是《天問》對武王伐紂道義性的理解：

會鼂（或朝）爭盟，何踐吾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天命反側，何罰何佑？......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天問纂義》）[4]

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天問纂義》）[4]

以上第一段的部分語句大意：既然上天授天下于殷商，為什么給他帝位卻最終讓他滅亡？當商王、周王都認為是承受天命，那上天該保佑、懲罰哪一方？武王殺殷商為何不安（或憂愁、忿恨）？載著（文王）牌位或神像去爭戰，這次為什么那么急？

此段之后是全文最后一段，其中“吾告堵敖，以不長”是通過楚國君主篡位事件而引出全文最后結論：為什么弒君自立卻獲得顯赫忠名。這句話表面是指本段落的楚國君主，實際是影射上一段武王伐紂，也是全文的核心論點。作者不便于明確反駁傳統觀點推崇的武王伐紂的道義性，只好利用不是很有影響的楚國君主篡位做比擬，得出同樣結論：弒君自立。這是《天問》表達方式的特點之一，把某些重要質疑或反駁穿插在不同段落和內容之間，從而淡化反駁的尖銳性。

王逸認為“吾告堵敖，以不長”是屈原流放時對楚國賢人堵敖講，楚國命運不長久了。但柳宗元、洪興祖、朱熹等后世學者普遍認為王逸理解錯了（《天問纂義》）[4]，屈原的時代遠在堵敖之后，堵敖是楚文王之子，被其弟成王篡位并殺害，這句話是說堵敖的命運不長久。

如同《天問》“妹嬉何肆，湯何殛焉？”（《天問纂義》）[4]270 是質疑妹嬉做了什么肆意妄為的事而招致商湯殺害，夏商周等歷代王朝更迭背后除了道義之爭，也是不同族群的利益競爭?！短靻枴吩噲D跳脫傳統儒家仁義道德、明君賢臣、昏庸暴虐的狹隘思考維度，而是探討朝代更迭背后的多元因素。從長期歷史發展角度考慮，周朝推翻商朝并經過科技、文化融合，極大促進了社會進步，其意義超越了后世賢君推翻暴君的朝代更替。商朝在文字、青銅器、典籍（“惟殷先人，有典有冊”《尚書》）等方面比同時代的周部落先進，但文化與社會意識中的某些缺陷已經不適應社會發展（酗酒、過度征伐、殺俘，等）。

以上第一段中“載著神像征戰”與“何所急”之間缺少很強的邏輯關聯，供奉祖先牌位是為鼓舞士氣。這是《天問》表達方式的另一個特點，部分含義掩蓋在表面上平庸、瑣碎甚至前后兩句邏輯關聯不強的語句之中，我們稱為零散并帶有寓意的念珠式語句。這句話實際是在暗喻武王以前的孟津盟誓，回應本段前面一句“會朝爭盟，何踐吾期？”而此句話同樣具有念珠式語句的特點，其字面含義是：和諸侯訂立了盟約，為什么（或如何、怎么）就按期赴約呢？其中踐字通常理解成履行（如踐約）;針對上下文語境也可理解為引申寓意即踐踏（隱含爽約），為什么聚集了諸侯去征討卻臨時罷兵？

商朝末年面臨日益強大的東夷和周部落的東、西兩面夾擊，殷墟甲骨文記載商紂王曾多次帶兵征討周邊的小部落。在武王伐紂的牧野大戰之前，武王曾帶領軍隊從陜西行軍到河南，在商都附近的孟津和聚集的各地諸侯舉行誓師，史稱孟津之誓（《尚書·泰誓》）[8]。諸侯力勸武王攻打商都，各種天象也顯示出吉兆，但武王認為時機不成熟而臨陣罷兵。大家熟知“狼來了”“烽火戲諸侯”的故事，武王聚集諸侯且大軍士氣高漲，為什么甘冒失信的風險而罷兵？“會朝爭盟，何踐吾期？”隱含同樣疑惑，并同下文“載尸集戰，何所急？”呼應：為什么前一次大軍集結后罷兵了，這一次卻急著作戰呢？

傳統上對孟津罷兵的解釋是說武王感覺到紂王以及商朝還沒有昏庸、腐朽到最壞程度，時機尚不成熟。但這么淺顯的事實難道需要等到大軍集結后才發覺嗎？很多人讀史書時都會產生這種疑問，《天問》提出了同樣質疑，并隱含了對武王伐紂時機選擇的深層次思考。

如果武王第一次出征是史實，在孟津誓師后罷兵除了試探諸侯做正式交戰的預演，背后還隱含其他原因，例如，紂王故意透露風聲謊稱商軍主力出外征討，誘惑武王出兵;武王在準備進攻前才發覺情報失誤，擔心遭到埋伏而撤軍。紂王一方面希望伏擊周武王，另外也為后續出征東夷施放煙幕，讓對方無法判斷虛實。根據史料推測，孟津會師及牧野大戰都發生在十二月或一月左右，這是分析相關歷史事件的一個關鍵線索。作為一種推斷，在孟津誓師一、兩年后，紂王秘密派大軍遠征東夷，為了迷惑周武王，他自己留守都城，并把時間故意安排在不利于長途行軍的冬季。但因為情報泄露（如《竹書紀年》提到商朝貴族微子與周部落結盟），被周武王探知實情，武王帶領大軍經歷一個月艱苦行軍抵達商都。如果沒有特殊原因，武王出征作戰不會選在糧草匱乏、運輸不便的寒冷冬季（12月），經過長途跋涉去攻打以逸待勞的商朝都城，這是兵家大忌;能夠抵消這種劣勢是存在更有利因素，如商軍主力不在都城。

以上第一段的另外幾句大意：周武王放棄了岐山的封地（宗社），難道命里就該擁有殷商？商紂王被授予天命，為什么被討伐？既然受命于天并治理天下，為什么會有人取代他？《天問》對主流史書記載的商湯滅夏桀、武王伐商紂的道義性提出質疑，背后不是出于商朝后裔對祖先的緬懷，而是思考社會發展規律。以上思想和某個諸侯國的命運沒有直接關系，其寓意超越了屈原在其它代表作（如《離騷》）中為楚國興衰、君子耿介、小人諂媚而抒發個人抱負、感慨和怨憤的層次。

（五）關于周朝以后傳統文化與科技傳承的分析

通過暴力推翻商朝之后，周朝對部分商朝遺族采取懷柔策略，施行偃武修文、提倡禮制并禁酒，促進了社會穩定和發展。推崇周禮的孔子相傳整理了大量古籍包括《周易》《詩經》等，促進了中華文化的傳承。但推崇周禮的儒家學說被極端化之后，也壓抑了周朝之前（包括商朝）的歷史和文化。安陽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文、青銅器、玉器是商朝輝煌燦爛科技、文化的產物，但周朝之后（到殷墟被發現之前）兩千多年的史書上卻只字未提;而妲己、酒池肉林以及烽火戲諸侯的故事卻婦孺皆知。以上這些“街頭巷尾小說家”（錢穆語）演繹的“小兒科”故事也屬于傳統文化，但和開天辟地、女媧補天的科學啟蒙，商朝的文字、工藝，墨子的科技知識，以及《天問》的思想相比，后者的科技、文化、智慧層次更高，史學領域有對社會發展價值更大的信息和知識值得去思考和傳承。中華文化復興的一種體現是從低層次的傳統通俗故事，升華到科技、人文、智慧的更高層次，啟發后人不斷思考、探索和創造。

（六）屈原代表作的含義對比分析

《離騷》被公認是屈原的代表作，其中有關堯、舜、禹、湯的評價“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保ā冻o補注》）[5]是贊揚堯舜正直，遵守道理和正確道路，夏桀、商紂過于猖狂，走捷徑而陷入窘境并遭殃;商湯、大禹很恭敬，遵循道理而不偏頗。以上體現了屈原對相關歷史事件的主體觀點并和傳統主流理解相同，但其觀點和《天問》截然不同。

（七）關于傳統史學觀的部分缺陷分析

《天問》的作者意識到了儒家思想（推崇周禮的傳統主流社會意識）壟斷史學觀所隱含的缺陷，并提出質疑。未來史學將突破《尚書》《史記》等主流史書的局限，把具有潛在價值的不同觀點和記載傳授給后代，如《竹書紀年》記載舜是通過囚禁堯而奪得帝位，從而啟發大家自己思考、判斷背后的真實性和道義性。建議今后大幅削減歷史教科書中帝王爭斗和朝代興衰的描述，更多注重民生、科技、文化、藝術方面的內容及發明創造，在傳授更有價值知識的同時提高智慧層次。類似于后人熟知的崇禎皇帝在煤山上吊，糾結于這種低層次信息的社會價值很小甚至具有副作用。

傳統史學觀包括幾大主要流派，（1）信古派：流傳兩千多年的主流史學觀，認為（儒家正統）史書及觀點都是可靠的信史，后人只需要背誦并以史證史，不符合正統觀點的史書都是野史;（2）疑古派：上世紀初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提倡質疑史書記載的遠古歷史;（3）證古派：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提倡把考古和史學相結合，并利用殷墟甲骨文整理出商朝帝王譜系，和《史記》大部分吻合。

在多重角度證古基礎上，中華史學的方法論和史學觀需要一次突破或重構，主要包括（1）強化科學性、邏輯性：不同于簡單疑古或證偽，通過篩選不同信息和觀點來分析各種記載所包含的合理因素（簡稱思古），從而豐富對歷史的理解;（2）提倡自主思考和判斷：在系統分析不同記載及觀點的同時，讓大家自主思考和判斷，而不是大量背誦前人帶有偏向性或邏輯漏洞的故事和片面觀點;（3）強化史學思辨和表述的嚴謹性，并避免繁瑣化;提倡全局化思考，避免單線條片面思維或以偏概全。

分析遠古事件通常不能用“一個反例即否定整個命題”的單元化推理，而需要基于多元論據的統計概率。例如，不能因為大范圍疏通黃河（導水起于積石、止于龍門）（《尚書校釋譯論》）[7]超越了大禹時代部落的能力極限，就徹底否定大禹治水。另外，根據史料翔實度、久遠性隨時間越近而遞增的層累現象，某些觀點認為大禹治水是后人杜撰。疑古觀點如果極端化并全盤否定夏朝及以前的歷史將是片面的，徹底否定歷史很難啟發后人不斷探索、考證相關事件的史實依據。

當代通常把大禹治水稱作神話傳說，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更貼切的稱謂是后人記述的遠古時代通過口口相傳而留下的口述事件（簡稱口述史），并具有部分史實依據。遠古時代某些部落在賢哲（如鯀和大禹父子）帶領下曾治理過洪水;當上游發生爆發性超級洪災沖擊下游疏導了河道，河道在短期里穩定，水患消退。遠古先人融合相關事件形成大禹治水的事跡。2016年《Science》[9]報道了考古證據，顯示黃河上游的青海積石峽一帶大約在公元前1920年發生過大地震，引發山崩和滑坡形成土石壩堵塞主河道;當水位上升導致潰壩，造成黃河流域的超級洪災①。

①汶川大地震時形成的堰塞湖潰壩，啟發大家聯想到類似場景。積石峽和遠古典籍《尚書》中記載的“導水起于積石”的地名契合，鯀和大禹治水大約在此次超級洪災前后，大禹繼位應在此次事件之后不久。

國際上幾大古文明都有大洪水的傳說，但似乎只有中華文化有治水的記錄。除了人定勝天的精神價值，大禹治水對后世具有深遠的科技、文化、智慧的啟迪作用，并形成中華文化人與自然之間對抗及和諧的社會意識，其一種體現是戰國時代李冰父子修筑舉世聞名的都江堰。很多神話（如開天辟地、捏土造人）也包含了科學思想的萌芽，不能籠統地歸為迷信。

強化史學基礎概念嚴謹性的一個案例是把傳統的封建社會改稱農耕社會。封建一詞最早出現在《詩經·商頌》“命于下國，封建厥?！保ā对娊涀⑽觥罚6]及《左傳》，代表商周時期（如武丁中興以后）的分封制。從戰國時代到溥儀退位的大約兩千五百年間，中國社會結構是以農業為基礎，政治體制以皇權下的郡縣制（秦統一之后）為主體，廣大鄉村以家族宗法體系為基礎（族長制），漢武帝之后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社會意識，以人力畜力耕種為主要生產方式，由地主、雇農、自耕農組成主要利益融合體，所形成的農耕社會（或稱為鐵器時代）。

農耕社會大致從三家分晉的公元前403年或周元王元年的前475年（一說前476年）開始，相比于以前青銅時代的城邦社會（如商朝），鐵器取代銅器工具并被廣泛使用;戰國初期李悝、商鞅變法開始逐步廢除貴族世襲，提倡法治，鼓勵開荒和軍功，推行土地私有，從而產生大量自耕農和地主，促進了生產積極性，使農業得到快速發展。農耕時代的初中期極大促進了社會進步，使中華文明躋身于世界前列。

近代的封建一詞主體上代表愚昧、落后、迷信、皇權，明顯帶有貶義，不適合用來命名中國社會的相應階段，而且農耕社會的大部分階段（秦朝以后）是郡縣制不是分封制。涉及到中華社會及文化的基礎概念應該嚴謹化并盡量褒義化，避免過度片面或丑化。類似地，建議用青銅社會或城邦社會代替奴隸社會一詞，以反映那個時代（戰國以前的周代及商代，等）最具代表性的青銅技術和社會結構，奴隸（很多是俘虜）是那個歷史階段的一種現象而不是主體特征。

二、《天問》表達風格的分析

（一）措詞風格的分析

《天問》和屈原的《離騷》《九歌》在語句、措詞風格上迥然不同。屈原其它代表作全都帶兮字，平均每10個字一個兮;《天問》1500字沒有一個兮?！短靻枴芳s80%以上是四字一句，《懷沙》之外屈原其它代表作中四字一句的比例少于5%，絕大部分語句多于四個字?！稇焉场酚?0多句，約一半帶兮字，約四分之一是四字一句;部分學者認為是屈原投江前的絕命詩，風格趨于簡練?！短靻枴纷髡邥庾R到作品將具有的深遠影響，并采用最擅長的表達形式。在漢朝以前的古籍中，四字一句是《詩經》的典型風格，占比約90%以上。漢朝時的論述文章大量采用四字一句，漢賦也有四言形式。作為對比，屈原作品主體上具有“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離騷體風格。

《離騷》約有50%的比喻修飾語句，包含大量日月、云鳥、花草等（香草美人式的）比喻用詞?！短靻枴吩谖捏w上不屬于詩歌，因為缺少賦、比、興的基本特征，更不具有楚辭的典型風格，其中比喻語句幾可忽略（小于2%），如“蒼鳥群飛，孰使萃之？”“薄暮雷電，歸何憂？”

（二）語句風格的分析

《天問》似乎故意把一些簡單語句表達得比較模糊，這在評論鯀禹治水、堯舜禪讓時尤其明顯。例如“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天問纂義》）[4]傳統上（如王逸、洪興祖）對此句的理解是：舜的父母頑劣、不給舜娶親，如果堯向舜的父母提親，他們不會同意，兩個女兒就無法嫁給舜。筆者認為以上理解并不貼切，哪有平民家的父母不希望兒子娶帝王的女兒呢，況且是那么貪財的父母？

朱熹對以上語句的理解是：沒有告知父母，二女怎么就相親呢？朱熹對字面含義（語義）給出了一種較貼切解讀，但對語句隱含的意圖（文理）卻沒有給出明確解釋。這是《天問》的一個千古謎團：某些語句到底想表達什么？

如同把散落的念珠串起來，作為全局法史學分析的案例，我們探討《天問》的主體含義、創作背景以及可能的作者。傳統史書講舜很孝順、賢明，所以堯把女兒嫁給他（并考察他）。大家普遍會認為以上表述并沒有可質疑之處。那么《天問》這部立意宏大的作品，針對堯舜禪讓的重大事件作者為什么特意提及舜娶堯的兩個女兒有沒有提親這種貌似瑣碎、平庸或邏輯關聯不強的疑問呢？類似于“載尸集戰，何所急？”“鯀何所營？禹何所成？”“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臺桑？”等念珠式語句，考慮到古時候婚嫁需要經過說親、下聘禮等繁瑣程序，以上貌似瑣碎的問句是在提醒背后隱含了深刻寓意：或許暗示兩個女兒不是明媒正娶而是被逼下嫁?！短靻枴纷髡呖赡茉凇胺钦y”史書中讀到，舜不是通過禪讓而是利用陰謀或暴力獲得帝位。采用反問語句以及隱晦表達是淡化對傳統觀點的反駁，避免引起執著于傳統觀點群體的過度抵制。屈原所處的時代沒有獨尊儒術的壟斷，不需要過度掩飾某些質疑，也不符合屈原代表作中體現的“出淤泥而不染、與日月可同光”的愛憎分明的性格和表達方式。

（三）整體結構的分析

除了大量采用反問語句來表達質疑和反駁，《天問》在表達上的另一個特點是把某些問題的討論相互混雜在一起，傳統認為是語序（竹簡）發生錯亂，例如鯀禹治水是夾雜在地理現象的描述中“洪泉極深，何以填之？......鯀何所營？禹何所成？”除了淡化對傳統推崇的舜懲罰鯀的質疑，以上幾句之間實際上具有邏輯關聯，隱含規模宏大的河道治理超出部落的能力極限：鯀和大禹做了什么，又能做什么？

《天問》可分為自然、生物、歷史（及社會意識）三個（或四個）層次，不同段落層次的內容相互融合、前后呼應、由淺入深，并通過暗喻和影射手法反復闡述，逐次強化，得出對主流史書及觀點的不同理解。文章的整體語句并沒有錯亂，而是一氣呵成，次序明晰。

三、《天問》作者的考據

《天問》的作者是一位造詣很深的科學家，對諸多領域的自然現象有過廣泛涉獵和深刻思考，作者同時是知識淵博的史學家和社會思想家，對經文典籍具有深刻理解。以上超越了《離騷》《懷沙》等屈原代表作中體現出來的知識范圍和思維層次?！短靻枴飞婕暗闹R散見于各種前人的文獻，作者可能有機會涉獵皇室的大量藏書。作者并具有超常的魄力和膽識，冒著政治及人身的巨大風險，指出儒家意識形成壟斷后的某些缺陷。

符合以上條件的人，歷史上確實有一位——劉歆（xīn）。

劉歆（前50—23年）是西漢末年名儒劉向之子，漢朝皇族宗室。他是偉大的科學家，首次提出用3.15（約值）取代3作為圓周率，也是著名經學家、文獻勘校家、目錄學家、文學家、思想家、政治家，兼通天文、史學、歷法。他著有《三統歷譜》，在國際上首次采用天文現象校準上古事件，考證武王伐紂為公元前1122年（近年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推斷為前1046年）;首次提出天文領域的歲星超辰計算方法和交食（日、月食）周期。以下分析劉歆是《天問》作者的主要論據。

（一）語句形式與內容：《詩經》《山海經》《竹書紀年》的影響

據《漢書》[10]記載，劉歆天資聰慧，少年時就博聞強記，皇帝特地召見并授黃門郎。大約在24歲時，劉歆與父親一道受詔領?！懊貢保ㄘ撠熣?、校對皇家藏書），從而有機會博覽群書。

劉歆小時候熟讀《詩經》《尚書》，四字一句是他習慣的思維和表達方式，而且西漢時期的辭賦、文章有很多語句是四字一句。劉向《九嘆》的每首最后一段是“嘆曰：”和《天問》“曰：遂古之初”相似;其中四字一句超過90%，部分語句是疑問句，文體風格和《天問》類似。

《天問》包含許多《山海經》中創世神話、奇獸及天文地理知識，部分內容在西漢初年淮南王劉安編撰的《淮南子》中有記述。東漢王逸曾記述了屈原放逐時在楚地的先王宗廟見到天地山川神靈的圖畫，題壁而作《天問》，后來在傳承中某些語序（竹簡）發生錯亂。如同對屈原和堵敖關系的誤解，王逸以上記述未必可信。以上相關知識的圖畫或文字在西漢之前如戰國時代可能已經出現，但不意味著那個時代就有人能夠創作出《天問》。屈原所處戰國時代很少有一部著作同時出現相關信息，最先講述相關知識通常會用普通語言（如《列子·湯問》），而不是擅長表達情感的詩歌或四字一句的駢體文。搜集、整理這些零散知識是一項浩大工程，說明作者可能是在編撰《淮南子》《山海經》的同時代或其后。

另外，王國維提出《天問》中“該秉季德”“恒秉季德”的該是指王亥，恒指王恒（《觀堂集林》）[11]，是甲骨文中提到的兩位商朝先祖。其中該在《竹書紀年》《山海經》中寫作亥，并有他牧牛、賓于有易時被殺的記載;《史記》中寫作振但沒有事跡記載。除了說明《竹書紀年》《山海經》對史學的重要價值，以上隱含《天問》《山海經》受到《竹書紀年》影響?！渡袝?、孔子及儒家弟子推崇堯舜禪讓、周朝正統;而《竹書紀年》（截止到約前300年的魏國）以及荀子（趙國人）、韓非子（韓國皇族宗室）否定堯舜禪讓，并傾向三家分晉（魏、趙、韓），貶低周朝皇權。屈原作為楚國人未必讀過《竹書紀年》，書中記載也和他推崇的堯舜禪讓等觀點相反，不太可能引用其內容 ①。

①《天問》中“擊床先出，其命何從？恒秉季德，焉得夫樸牛？......”等描述，暗示王亥、王恒兄弟在有易部落販牛時可能產生隔閡，并和有易女子發生不軌行為，導致王亥被殺。這些流水賬式的“閑言碎語”是在轉述被主流史書忽視或屏蔽的歷史事件（部分和《竹書紀年》相符），完全不同于屈原代表作中所體現的憂國憂民的君子風格，屈原不會對楚國命運無關的這類“非正統”歷史故事感興趣。以上語句也顯示《天問》作者對傳統主流以外的史書有廣泛涉獵。

（二）自然現象的科學思考

“南北順橢，其衍幾何？”（《天問纂義》）[4]是說大地在東西方向長、南北方向窄（橢圓），多余多少？遠古的一種觀點認為海內或地極的南北、東西距離相等，也有文獻如《淮南子》記載是東西長、南北短。對“何所冬暖？何所夏寒？”（《天問纂義》）[4]的一種理解：通常居住的地方是冬天冷、夏天暖，什么地方是反過來，冬天暖、夏天冷？當了解地球南北半球的季節對調，就能體會作者思考問題的深刻。此句也可理解成什么地方冬天長暖，夏天長寒？

《天問》對一系列自然、生物現象的深刻思考，是天地結構、生命起源等相關領域科學思想的重要基礎，對相關現象的系統提問和總結需要作者具有極高的科學素養，而相關知識出現在屈原其它作品中的比例少于1%。

（三）反對獨尊儒術及君權天授、倡導諸子百家

劉歆在經學方面具有重要建樹，是倡導古文經學的第一人。他提倡把諸子百家有價值的思想納入到經學體系，提出《周易》是儒學的基礎;他質疑當時的治學方式，認為精英耗費大量精力背誦五經著作的風氣不可取，而應該掌握其他更有用的知識。劉歆晚年擁立王莽推翻西漢劉氏政權，在初期并得到王莽賞識。劉歆具有反對漢武帝以來君權天授的正統意識的動機，并親歷親為，和《天問》的思想理念相吻合。后因權力斗爭劉歆試圖推翻王莽政權，在政變失敗后自殺。劉歆意識到了獨尊儒術隱含的缺陷和漏洞，以反問形式體現在《天問》里，可能假托作者是屈原，或者被后人誤解為屈原。

劉向也認為“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漢書》）[10]，對君權天授提出質疑，并由于彈劾外戚亂政而被貶官。劉歆因為反對某些傳統意識、倡導古文經典也被貶官外放。借鑒屈原的《九歌》劉向著有《九嘆》，其含義及語句形式和《離騷》如出一轍。另外，劉安編撰的《淮南子》有關堯舜、夏桀、商湯、武王、紂王的描述與傳統觀點相似。二者與《天問》的觀點相反，基本排除劉向、劉安是《天問》作者的可能。

傳統上普遍把《天問》最后一段“厥嚴不奉，帝何求？......悟過改更，我又何言？”等語句，理解為屈原抱怨楚國國君不聽自己進言。但其中“吾告堵敖，以不長”不是指屈原對堵敖講，結合上一段對武王伐紂的分析及全文含義，這幾句表面上似乎是講屈原，實際在楚國命運之外隱含了雙關語：不管天命如何安排，只要（君主）不遵奉，上天（天帝）能怎么樣？只要知錯能改，我（大家）又會說什么？結合關于鯀治水的“課而行之”，以上在隱喻君權天授缺陷的同時，指出社會應該遵循的法則是嚴而奉之、課而行之，注重監督和約束，使君主能夠知錯就改，而不只是依靠仁義道德或君權天授。其中的“課”是試或考察的意思。

《天問》歷來被認為是其義不昭、微指不皙的千古奇文，確切含義難以揣摩。除了部分文字晦澀以及史實不明，背后也隱含了傳統上對作者或創作意圖或許存在誤解。

（四）劉歆其它論著的分析

劉歆在《移書讓太常博士》一文中反對“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的治學風氣（《漢書》）[10]，抨擊當時儒學家“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妒，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以上和《天問》質疑儒家思想相同。當時獨尊儒術的社會思想體系是基于今文經學的經典著作，部分內容被儒家弟子附會或曲解，并排斥不同觀點。文章主張重視被當時今文經學家所排擠的古文經典包括《左氏春秋》，對突破片面的傳統意識、促進經學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這篇論文在整體立意及表達風格上和《天問》具有相通之處，其中四字一句約占四分之一。

劉歆《遂初賦》第一句“昔遂初之顯祿兮”（《全漢賦》）[12]與《天問》第一句“曰：遂古之初”相似，遂古、遂初在此之前鮮見于文獻。此賦是劉歆在貶官外放途中有感于沿途景觀及歷史典故，借鑒戰國諸侯爭霸、周室衰微來隱喻西漢末年國運衰退，和《天問》以楚國帝王篡位隱喻武王伐紂相似，而屈原作品中缺少這種形式。從“運四時而覽陰陽兮，總萬物之珍怪?！L恬淡以歡娛兮，固賢圣之所喜”可體會到《天問》類似的內容和心境，劉歆在貶官途中體現的寬闊情懷，和屈原作品中的憤懣情緒形成反差。其中“處幽潛德，含圣神兮。求位得位，固其常兮”與《天問》“伏匿穴處，爰何云？”含義相近。

司馬遷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提到讀過屈原的天問，這未必構成否定劉歆是《天問》作者的確切證據①。百余年來很多學者對屈原、《離騷》及《天問》做了大量研究考證（《天中學刊》）[13]，曾有學者認為屈原是劉向、劉歆虛構的人物，《離騷》是淮南王劉安的作品②;此觀點受到部分學者如湯炳正的反駁（《求索》）[14]。

①如何解釋劉歆之前的司馬遷在《史記》的屈原傳記中提到讀過天問：《史記》的屈原傳記中有兩大部分描述《離騷》《懷沙》，都是贊頌屈原的人格品行，內容相似;其中引用《懷沙》有四段約400字，而對《天問》的內容卻只字未提。對以上問題的可能解釋包括：“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這一段或天問一詞是后人補充;或者此處所說的天問不是后來傳世的《楚辭·天問》;或者司馬遷讀《天問》時沒有體會其思想價值;但最后一種情況可能性極小，司馬遷學識淵博、思想深刻，從其自述中對儒、墨、道、法、名、陰陽家等思想流派準確簡潔的評述即可看出。司馬遷如果讀過《楚辭·天問》這部千古巨著，將很可能引述并作評價。作為輔助說明，在“太史公曰”前段的最后一句“至孝昭時，列為九卿”提到的漢昭帝謚號是在司馬遷之后，說明此句是后人補記。

②另外也有學者對《天問》的價值持否定態度，如胡適認為其“文理不通，見解卑陋，全無文學價值……”（《屈原研究》）[2]

本文主要分析《天問》在內容含義以及表達形式上和屈原其它代表作（如《離騷》）存在巨大差異，而與劉歆的思想、寫作風格極其相似，但無法確切證明其作者一定不是屈原。也可能是屈原在不同心態或不同時期寫下了思想及知識領域不同的文章，對傳統主流史學觀及社會意識進行分析，并提出委婉質疑。相比于對作者的考證，更重要的是對文章含義的理解，本文相關探討將為解讀《天問》這篇千古奇文提供新的維度和視線。

四、總結

本文根據《天問》的整體含義及部分關鍵語句，和屈原的《離騷》等代表作進行對比，發現二者反差巨大，而和劉歆的思想、時代背景、情感傾向及表達風格極為相近?！短靻枴肥强茖W家、史學家、社會思想家寫的言簡意賅的學術論著，具有涉獵廣泛、知識淵博、寓意深刻、語句簡練、邏輯嚴謹等特點，和辭藻華麗、充滿形容詞和比喻語句的離騷體詩歌有天壤之別。傳統解讀《天問》過分注重其文學價值，而淡化了其邏輯思辨及科學、社會學價值。

《天問》的思辨及語句表述形式獨具特色，精細表達了某些敏感的微妙感受，達到了劉歆追求的“微言大義”（《漢書》）[10]的至高境界。

劉歆是集科學、人文學說于一身并取得巨大成就的百科全書式哲人，是中華歷史上承前啟后的一代巨匠。劉向、劉歆父子窮經皓首、遍校群書，集古典思想之大成，終成一代宗師，在呂不韋的《呂氏春秋》、劉安的《淮南子》之后，對諸子百家著作和思想的傳承做出巨大貢獻?！短靻枴穼ψ匀?、生物現象的思考，結合他人的物理、數學（如墨子《墨經》、劉徽《九章算術注》）等科學知識，是科學思想體系的萌芽，相關思考也為現代啟蒙教育提供了參考。在社會意識領域，在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代背景下，劉歆第一次對君權天授提出系統質疑和反駁，對突破儒家片面意識的束縛具有深遠意義。一眼千年，中華社會曾經誕生了一位偉大的智者，即使歷經千年塵封而余輝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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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湯炳正 <離騷>決不是劉安的作品——再評何天行<楚辭作于漢代考>[J]《求索》，第3期，p.73-82，1984.

作者簡介：黃風義（1964—）男，漢，遼寧省大連市人，博士學歷，職稱：“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東南大學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電子信息、古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