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昌起義到古田會議

冉婷婷 代小丹

摘 要：大革命失敗之后，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領導中國革命，并在革命實踐中，逐漸形成并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制度。

關鍵詞：黨對軍隊絕對領導;人民軍隊

大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黨，雖然意識到了武裝斗爭的重要性，但是出于與國民黨合作的考慮，沒有充分發展無產階級獨立的革命武裝，更沒有主動地掌握革命的領導權，以至于在國民黨的瘋狂屠殺下，遭受了嚴重的挫折。

國民黨的屠殺政策，讓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了槍桿子的重要性，從此之后，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策略發生了巨大轉變，為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屠殺政策，推動中國革命繼續向前發展。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同意將黨所掌握的武裝力量向南昌集中，周恩來臨危受命，前往南昌成立前敵委員會并擔任書記一職，前敵委員會決定將起義時間定在8月1日凌晨舉行。國民革命軍第20軍軍長賀龍革命信念堅定，國民黨叛變了革命之后，他拒絕了當時民國政府將領、江西省主席朱培德高官厚祿的拉攏，認為“國民黨已經叛變了革命，國民黨已經死了，我們今天要重新樹立革命的旗幟，反對反動政府，打倒蔣介石?！痹谂c周恩來接觸談話后，欣然受命，擔任了起義軍總指揮。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人發動了南昌起義，開始了運用槍桿子的第一次革命實踐，起義的隊伍是由中共獨立領導的，這支隊伍也是后來中國革命的核心力量。并且在起義之前，在軍、師兩級設立了黨代表，團、營、連三級設立政治指導員，可見，南昌起義的隊伍，從一開始就完全處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為了保證“槍桿子”在黨的手里，中共中央明確規定“黨的作用高于一切”的原則，指出“黨的組織是一切組織的根源”，回答了軍隊“聽誰指揮”的問題;中國共產黨用自己領導的武裝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把軍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獨立開展武裝斗爭，中國革命史上一支具有相同階級基礎和共同政治目標的新型革命軍隊就這么誕生了。[1]

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但是使用的仍然是國民黨的旗號。中共中央隨后在武漢召開的八七會議上，毛澤東正式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理論，強調中國共產黨必須要開展武裝斗爭，會議確定了開展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的總方針，并定于在9月9日發動秋收起義。1927年9月9日，秋收起義首先在江西省修水縣爆發，秋收起義不再使用“左派國民黨”旗號，公開打出了“工農革命軍”的旗號——鐮刀斧頭旗，起義軍的名稱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2]部隊完全受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支部隊除了專業的軍隊人員，還有有數量眾多的工農參加。

秋收起義失敗之后，毛澤東帶著起義隊伍轉向農村，開始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革命道路的艱難探索。[3]在轉移的途中，隊伍面臨隨時散伙的境地，在與斯諾的談話中，毛澤東回憶，“部隊從文家市轉兵以來，一路戰斗頻繁，傷員增加;連續行軍，長途跋涉，怕苦怕累的都有，有一些人掉隊，少數士兵自行離隊;瘧疾流行，病員加多，有的傷病員因缺醫缺藥死在路旁。一些長官存在打罵士兵的舊軍隊習氣，有的長官怕艱苦離隊自尋出路。部隊約有一千人，軍紀松弛?！?[4]艱苦的條件，使得人心渙散，軍紀極差，部隊的政治訓練水平極低，很多指戰員都開始動搖。1927年9月29日，部隊到達了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村，當時的隊伍已經由原來的五千人減員為不足一千人，為鞏固這支新生的革命隊伍，以適應武裝革命的需要，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前敵委員會會議，會上對現有的隊伍進行了整頓和改變，也就是著名的“三灣改編”：一、整頓組織，允許不愿留下的官兵離隊，自愿留下革命的縮編為一個團。二、建立各級黨組織和黨代表制度，“支部建在連上”，使得黨的領導達到了全體官兵。毛澤東為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統一領導各級黨委。三、部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部隊的一切重大問題，均需經過黨組織集體討論決定，確保黨支部和黨委對軍隊的領導。三灣改編，確定了黨管軍隊而不是軍隊首領個人領導軍隊，進一步擴大了黨代表的范圍，在軍隊各級確立了黨的組織和黨的領導，加強了黨組織對軍隊尤其是基層的了解和領導，是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制度確定的關鍵一環，對人民軍隊的鞏固與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5]

經過三灣改編，黨組織在軍隊中的地位得以確立。但是軍隊的性質、黨和軍隊的關系以及軍隊的任務等重大問題還沒有明確解決。1927年底毛澤東提出建立鞏固的農村根據地，實施工農武裝割據。然而剛成立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隊伍的主要組成是湖南的農軍和留洋的學生，還有一小部分武昌國民警衛團，整支隊伍的戰斗力不夠強，思想覺悟也不夠高;再加上國民黨軍隊不時的“圍剿”，根據地戰爭頻繁，生活困難，紅軍和黨組織內部滋生出了極端民主化、重軍事輕政治、流寇思想和軍閥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這種思想如不加糾正，紅軍會重新走回舊式軍隊“兵為將有”的老路，對此，毛澤東進行了抨擊，他告誡說，民主應該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黨的領導機關要有正確的指導路線，黨內批判應該加強，“黨內批判是堅強黨的組織、增強黨的戰斗力的武器”，在這樣的背景下，古田會議召開。

1929年底召開的古田會議，認真總結了南昌起義以來建黨建軍的實踐經驗，重新恢復政治部，對部隊官兵進行了整頓，確立了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古田會議加強了黨在軍隊中的作用，明確了黨領導軍隊的建設方向問題，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薄凹t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x開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边@一決定堪稱中外建軍史上的創舉，從根本上劃清了新型人民軍隊同一切舊式軍隊的界限。決議還重申和強調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原則，警告“在組織上，把紅軍的政治機關隸屬軍事工作機關，提出‘司令部對外的口號。這種思想如果發展下去，便有走到脫離群眾、以軍隊控制政權、離開無產階級領導的危險，如像國民黨軍隊所走的軍閥主義的道一樣”。決議制定了詳細的、嚴格的紀律條例，要求全體官兵在黨的領導下工作和戰斗，同時，重視黨支部的建設，“每連建設一個支部，每班建設一個小組，這是紅軍中黨的組織的重要原則之一”。決議還重申了此前毛澤東提出的“黨的領導機關要有正確的指導路線，遇事要拿出辦法，以建立領導的中樞”，明確規定了紅軍軍事系統與政治系統的關系，指出“在高級地方政權機關沒有建設以前，紅軍的軍事機關與政治機關在前委指導之下，平行地執行工作”，“凡給養、衛生、行軍、作戰、宿營等項，政治系統應接受軍事系統之指揮。凡政治訓練及群眾工作事項，軍事系統應接受政治系統之指揮。但指揮的形式，只能直達對方機關里頭的從屬機關（總務科或副官處等）?！惫盘飼h決議還特別強調加強對紅軍的黨內教育問題，以增強軍隊的戰斗力。經過古田會議的整頓，紅軍變得更加強大了，光是古田會議后那一年，紅軍占領江西吉安縣不下9次，毛澤東曾有詩句“十萬工農下吉安”贊美紅軍的旺盛士氣。[6]

古田會議明確了在軍隊中實施的黨委制、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三大制度，為人民軍隊的建設指明了方向，奠定了人民軍隊建軍的基礎。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建設的重要里程碑。這次會議強調思想教育的重要性，鑄就了人民軍隊忠誠于黨的思想根基。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實踐證明，古田會議確立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基于中國國情的必然的現實的選擇;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再一次證明，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基石和根本保障;在當今復雜的國際戰略環境和戰略格局下，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維護和發展我國改革開放成果的強力保證，也是鞏固和捍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堅強支柱。

參考文獻

[1] 姜思毅.在北伐戰爭時期萌芽土地革命戰爭奠基——中國共產黨軍隊政治工作七十年史·第1卷[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

[2] 昊黎平.毛澤東1936年同斯諾的談話：關于自己的革命經歷和紅軍長征等問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4] [美]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M].北京：東方出版社，2015.

[5]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6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作者姓名：冉婷婷，代小丹，工作單位：海軍軍醫大學政治理論教研室，職稱：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