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均”概念看安史之亂前的藩鎮自給

江隆乾

摘 要?安史之亂前的十鎮人均每歲衣賜量一般是二十多匹段，但有兩處異常：一是隴右節度使顯得過高;二是范陽節度使顯得過低。通過比對史料和數據分析，我們可以暫時排除緯度、道路損耗等數種可能的解釋。于是我們發現，安西、北庭兩鎮的自給或許是唐政府對西域主權的新依據。

關鍵詞?藩鎮 軍費 安史之亂 西域主權

一、《舊唐書·地理志》中的數據異常

在《舊唐書·地理志一》中，有一段針對安史之亂前各節度使、經略使處兵力、馬數、每歲衣賜量和每歲軍食量的記載[1]1385-1389。在這段記載中，出現了許多總數與各分數之和對不上的情況。比如，“朔方節度使……馬四千三百匹”，但其下經略、豐安兩軍即有馬共4300匹，更無論其余各軍[1]1386。再比如，“隴右節度使……管兵七萬人”，但其下臨洮、河源、合川等十軍、三守捉之兵力合計僅64000人[1]1388。以上兩點，吳松弟先生曾于1991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或重申過并予以糾正[2]249-250。其實吳松弟先生的這篇文章也反映出一個問題，那就是學界以前常常只是考訂兵力或馬匹數據自身的訛誤，而沒有將之與另外的每歲衣賜量和每歲軍食量等聯動起來加以考慮。

依據《舊唐書·地理志一》中的數據，我們能夠地整理出下面這張表格（單位為“匹段”）。

在平盧軍節度使和嶺南五府經略使處，每歲衣賜量是闕載的。嶺南五府經略使處有明確解釋，說當地“輕稅本鎮以自給”[1]1389，所以不需中央撥款?？紤]到另外八個節度使處的每歲衣賜量總和已達1026萬匹段，已略多于全國十個節度使處的總衣賜量，所以平盧軍節度使處闕載的原因應該亦是如此。

在有每歲衣賜量記載的八個節度使處，人均每歲衣賜量大都在20到30之間。朔方節度使處超出了這個范圍，但不算太多。明顯異常的兩個數值在于，范陽節度使處只有個位數，而隴右節度使處比排名第三的劍南節度使處高出了將近10匹段。即便按前引吳松弟先生的文章中隴右節度使管兵75000人來計算，隴右節度使處人均每歲衣賜量仍有33.33，高居首位。而如果按照《資治通鑒補·唐紀三十一》中“隴右節度……兵六萬四千人”[3]10927-10928的說法來計算，則隴右節度使處人均每歲衣賜量達39.06，更是驚人。

二、對數據異常值的幾種猜測

1.隴右節度使處人均每歲衣賜量異常高的原因，可能和地形、氣候有關系。隴右節度使是為“備羌戎”[1]1388而設，距今西寧很近[4]34-35，因而海拔高、氣溫低，對軍衣的需求量大。然而，地處緯度較低的四川地區的劍南節度使處的人均衣賜量比緯度較高的安西、河西、北庭、河東、范陽等地都多，這又如何解釋呢？按照《資治通鑒補·唐紀三十一》的觀點，劍南節度使下有兵36500人[3]10928。若據此計算，則劍南節度使處人均每歲衣賜量為21.92匹段，排名大大靠后，似乎能讓此說成立。但是，《資治通鑒補·唐紀三十一》只是簡單地將《舊唐書·地理志一》所載劍南節度使下各軍、守捉兵力之和作為了校正后的劍南節度使總兵力，缺乏像前引吳松弟先生的那篇文章一樣的文獻對比過程，所以可信度待考。

2.隴右節度使處人均衣賜量異常高的原因，也可能和轉運中的損耗有關系。唐前期糧食與布匹的主要產地在河南、河北[5]704-707、712-714，隴右節度使和朔方節度使到河南間的交通不如河東、范陽便利，所以名義上的每歲衣賜量大，而實至者近似。然而，此說既無法解釋為什么隴右節度使處的人均每歲衣賜量高于“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6]145的劍南節度使和遠在西域的北庭、安西兩節度使處的問題，也無法解釋為什么相鄰近的河西、隴右、朔方三鎮間人均每歲衣賜量差距甚大的問題，因而不能完全成立。

3.隴右節度使處人均衣賜量異常高的原因，可能是每歲衣賜量記載有誤所致。前面提到，除平盧、嶺南兩鎮外，其余八節度使處的每歲衣賜總量已經略微超過了《舊唐書·地理志一》給出的全國十鎮每歲總衣賜量。所以，如果我們認為隴右節度使處的“二”應作“一”，而范陽節度使處脫漏了一個“百”字，即在不動總衣賜量的情況下將每歲100萬匹段的賜衣從隴右移到范陽，使隴右節度使處的人均每歲衣賜量變為21.43匹段，使范陽節度使處的人均每歲衣賜量變為19.69匹段，數據異常的問題就給解決了。這是最有可能的解釋之一，不過很可惜，《通典》《元和郡縣志》和《資治通鑒補》等文獻的記載，均不支持之?！锻ǖ洹ぶ菘ざ菲鋵嵳恰杜f唐書·地理志一》中范陽、隴右兩鎮的每歲衣賜量數據的原始依據[7]6663-6664，而后來的《資治通鑒補·唐紀三十一》又照搬了《舊唐書·地理志一》中的記載[3]10930?！对涂たh志》中范陽節度使處的年衣賜量闕載而隴右為“二百五十一萬匹段”[8]1773，相差其實不大。

4.隴右節度使處人均衣賜量異常高的原因，也可能是兵力記載有誤所致?！对涂たh志》說隴右節度使“管兵七萬五千人”[8]1773，但之后分述其下各軍、守捉之兵力，這些軍、守捉的兵力之和達十一萬余人[8]1773-1774。若按此計算，隴右節度使處的數據異常也能解除。但是，這只是《元和郡縣志》中的孤證，同前一種說法一樣得不到其他文獻的支持。更讓此說難以成立的一點在于，《元和郡縣志》中隴右節度使下臨洮軍一軍的兵力即達55000人[8]1773，這比劍南、安西、北庭、平盧、嶺南等節度使、經略使所掌握的兵力都多，如何叫人信服呢？

5.如果我們改動一下對“衣賜”的理解，情況又會如何呢？唐代的商品經濟還不夠發達，布匹、絲綢之類的物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貨幣屬性[9]80-87，所以“衣賜”并不全是軍服供應，也包括軍人的工資、養馬的草料、裝備的維護、要塞的維修等。如此騎兵比例高的藩鎮，人均每歲衣賜量應該也會被拉高，但情況似乎并不是這樣。

表中的數據以《舊唐書·地理志一》中的記載為基準，接受了前引吳松弟先生那篇文章對兵力和馬匹數的校正，經過校正的部分有加粗。從這張表中不難看出，人均馬匹數和人均每歲衣賜量之間并不存在正相關或者反相關的關系，所以除非能拿出證據說明朔方、隴右兩鎮的裝備和戰斗力就是比別的藩鎮都好，范陽節度使手下士兵們的裝備和戰斗力就是比別的藩鎮都差，否則此說也不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