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進決策理論在我國行政體制改革中的適用性探析

【摘 要】 林德布洛姆的漸進決策作為一種廣受關注的理論模型，既批判了傳統的決策理論，又顯著區別于有限理性決策模式，強調他的決策理論在政治語境中的特殊性，也正因為如此，這一理論與我國的行政體制改革有極為密切的關系。本文擬介紹漸進決策理論產生的背景和具體內容，并由此進一步探討這一理論為何適用于我國的行政體制改革，同時提出該理論在適用于我國行政體制改革時所表現出來的不足之處，避免對理論模型的過分依賴。

【關鍵詞】 林德布洛姆 漸進決策理論 行政體制改革

一、林德布洛姆漸進決策理論的形成與內涵

不管是在何種組織中，決策無疑都處于最重要的地位，在不同決策理論的指導下，組織通過做出并執行一系列決策，最終達到組織目標。與此同時，從最初的理性決策到西蒙的有限理性決策，再到林德布洛姆的漸進決策，決策理論也在不斷發展。

早期的理性決策理論認為，在決策中，目標是明確的、信息是完備的、決策者的能力是完善的，可供選擇的方案是齊全的且各方案之間是可比較可排序的，因此決策是一個包含特定步驟的單向線性過程，最終指向唯一的最優方案。顯而易見，這一決策理論只是理想中的一種模式，基于此，學者們提出了種種質疑，最有影響力的當屬西蒙的有限理性決策理論和林德布洛姆的漸進決策理論。

在對理性決策的全面批判之上，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決策理論，在考慮到決策信息不完備、決策方案有限、方案比較中的隨機性和決策者個人特質對決策的影響等條件后，決策應該遵循的便是滿意原則，即選擇最先出現的、達到了最低滿意標準的方案。西蒙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他的有限理性決策理論，構建了一個系統的決策理論框架，其中的許多思想在今天看來也毫不過時。

林德布洛姆則是從一個全新的視角剖析了決策的本質，并對理性決策理論的前提假設提出了質疑：首先，決策者面臨的并不是某一特定且明確的問題，在多數情況下決策面臨的問題是錯綜復雜且模糊不清的，而對問題進行解釋和分析的過程則會衍生出更多的可能性;其次，決策中的分析和方案提出面臨的不僅是難以窮盡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這些行為會受到時機以及費用的限制，違背成本與收益的考量;最后，全面理性決策中完全以價值為導向的決策是難以達成的，這不僅是因為每個人的價值觀各不相同且難以達成共識，即便是對于某一個特定的決策標準，人們對這一標準本身的認知和解釋也是千差萬別的，這將會導致決策方案無法被選定或得到認可。

林德布洛姆在很大程度上跳出了圍繞決策過程的思維限制，而從決策所存在的環境——事實與價值之爭中對全面理性決策提出了質疑。也可以說，如果西蒙認為決策是基于目標的、方向是確定的、只是在具體達到的手段和程度上是受限的，那么林德布洛姆則認為圍繞特定目標而展開的決策本身就是不現實的，目標存在的難以辨別性、價值的不可調和性以及分析的難以完全性，都決定了決策不是圍繞某種目標或是價值展開的，更像是某種基于事實而發生的過程。

在此基礎上，林德布洛姆提出了漸進決策理論的三個原則：“按部就班”、“積小變為大變”和“穩中求變”。漸進決策便是指“決策者在既有的合法政策的基礎上，采用漸進方式對現行政策加以修改，通過按部就班的修補和積小變為大變的過程，最終實現穩中求變”的一種較為保守的決策理論。

漸進決策也有其特有的優點：由于決策與實際差距不大，因此容易預測，也能夠及時糾正，便于控制，所以風險更小，不會擾亂原有的政策秩序，容易被各方接受和順利推行;在實施中，漸進式決策方式也能夠檢驗這些邊際性的決策是否正確，反饋的結果可以為下一步的決策提供借鑒，在目標不能確定的時候，通過不斷的嘗試以尋求“最滿意”的決策。

總的來說，漸進決策是非程序性決策，并且不依賴于理論所規定的的原則，因而是超理論的，只以存在的事實作為決策依據，這種涵蓋了多元互動模型的漸進決策方法更適用于不確定性強的政治決策，而這一理論與我國行政體制改革過程的一致性，也十分值得予以思考。

二、漸進決策理論如何解釋和指導我國的行政體制改革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進程的，是同步進行的行政體制改革。圍繞政府權力結構變革、政府組織機構調整、政府職能轉變、行政管理制度以及行政手段方式創新等方面，我國先后推動了精簡機構、分流人員、推進政企分開、理順權責關系、建設公共服務體系、轉變政府職能、深化“放管服”等一系列變革，極大推進了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

在這一進程中，我國并沒有采取一步到位的“休克式”行政體制改革，而是一直遵循著漸進式改革的基本原則，不管是從行政體制改革的條件、目標、過程，還是從社會穩定與發展的要求上來看，我國的漸進式行政體制改革與林德布洛姆的漸進決策理論都具有高度一致性。

首先，從行政體制改革的條件來說，新中國成立后，經過長期的實踐和改革，我國逐步建立起了與社會主義國家相適應的行政體制，同時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的豐富經驗;而共產黨作為政治上的領導者，代表的始終是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多黨合作也成為平衡多元主體利益的重要框架。這些正是林德布洛姆提出的的“政治上共識”，在這一決策前提下，明智的做法是接納當時行政體制中的大部分已經成為事實的價值，而不是企圖全盤顛覆，推倒重來。

其次，以行政體制改革的目標和動力來說，我國行政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是緊密相關的，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一套相適應的行政體制。但是什么樣的行政體制才是最合適的呢？我們既不能再沿著過去的老路走，更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行政體制，擺在我們面前的既沒有一個清晰的方向，甚至連改革所指向的問題都很難明確界定。在這一情況下，選擇漸進決策的方式，使行政體制改革保持與經濟、社會改革保持相似的步伐，不斷進行邊際性的調適和創新，在試探中摸索，從而穩步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的進程。

另外，從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過程來說，面臨著嚴重的決策知識和信息不足問題，我國既缺乏行政體制改革的成功經驗，改革中價值的多樣性和目標之間的相互沖突也影響了信息獲取的準確性。在這一現實下，當然無法制定出完美、嚴格的計劃，因此只能采取漸進決策的方式，“摸著石頭過河”，通過不斷的嘗試探索正確的方向，同時在試錯和取得成績中不斷積累經驗，為下一步的改革提供經驗借鑒，并彌補知識、信息缺乏的漏洞。

最后，從社會穩定與發展的要求上來說，行政體制作為連接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之間的重要結點，其改革必然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系統工程。改革開放前，計劃經濟造成了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極大不平衡，幾乎不存在自主的社會組織，導致社會與政府、市場間缺乏緩沖。而激進改革所帶來的利益格局動蕩，勢必會加劇社會矛盾、產生預料之外的社會摩擦與沖突，一旦超過社會的承受能力，便很可能造成改革過程中斷，甚至走上與改革初衷背道而馳的道路。同時，行政體制改革也涉及到政府內部的權力下放，因此需要對地方各部門進行培育，使其具有承接下放職能的能力，否則會導致政府缺位或形成公共服務的真空地帶，反而會阻礙經濟與社會的發展。

三、漸進決策理論應用于我國行政體制改革需注意的問題

漸進決策無疑是一種符合中國國情的行政體制改革方式，但是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期，各方面的改革也進入了攻堅期，漸進決策作為一種純理論性的決策方式，只給出了一種理論上普遍適用的行為處事態度與原則，而缺乏具體的行為指導方法，它的運用也只能在現實的情境中去談論才具有意義。如果忽視這一理論運用的限制條件，而將之夸大為普通適用的模式，必定同樣會帶來許多負面影響：偏重于補救問題不可避免會導致決策缺乏長遠目光;決策漸進調整的保守性導致公共政策的慣性和惰性，固化既得利益格局，從而構成政策創新的阻力;改革“先易后難”的策略使得成本加大，并導致后期深入推進改革難以為繼等等。

因此，強調頂層設計的重要性，對改革進行全局、系統的掌控;對行政體制進行整體性的同步均衡改革，在成本考量的基礎上也要擺脫路徑依賴;合理安排改革進程，避免先易后難帶來的長期成本增加的問題。這些都是在實用漸進決策理論進行行政體制改革時需要予以注意的。

結 語

總之，林德布洛姆的漸進決策理論與我國的行政體制改革具有高度吻合性，也正是遵循著這種“超理論”的決策方法，我們在改革時采取了審慎的態度和穩扎穩打的作風方法，使得行政體制改革穩步推進并取得豐碩成果。但是漸進決策作為一種理論，在其指導實踐的過程中，抽象的全面照搬是沒有意義的，歸根結底，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進程以及發展方向，都應該建立在對現實和發展潮流的準確把握上，并在此基礎之上進行理論指導下實踐，從而取得更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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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張星（1995），女，漢族，山東省，碩士在讀，南京工業大學，研究方向：行政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