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2020 年李贄文論研究綜述

劉亞娟

（廣州華商學院 文學院，廣東 廣州 511300）

李贄（1527—1602 年），號卓吾，福建泉州人，是明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戲曲、小說評論家。他在文藝理論方面反對復古，主張創作抒發自己的見解。李贄的文藝思想對當時的文學創作以及后世文學家產生了深遠影響。李贄是第一個評點長篇小說的人，對《水滸傳》《西游記》《三國志通俗演義》和《殘唐五代史演義》等都有評點，其中以對《水滸傳》的評點最有名，此種文學評論樣式的開創，對清代小說評點理論影響至深。

學界從哲學、文學、史學等多個方面論述李贄思想的歷史價值。據不完全統計，百年來國內外研究者創作相關研究專著約有74 部［1］。年譜、評傳類的專著共有十多部，1934 年鈴木虎雄編寫的《李卓吾年譜》是世界上第一部李贄年譜；1937 年容肇祖的《李卓吾評傳》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些綜合性的研究著作，從各個方面評論李贄，對其文學主張與文論思想的分析研究意義重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有關李贄文藝理論思想、文學主張及其影響的研究論文近200 篇（數據來自中國知網），多部文學史著作都包含了李贄的文學思想，如1962 年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的《中國文學史》，199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明代文學史》，2005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張少康的《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等著作中，都有關于李贄文論的章節?？梢?，無論是綜合性的文學史、斷代文學史，還是文學理論批評史，李贄都是重要的研究對象，他的文論價值在中國文學史上不可替代。其他研究專著如左東嶺的《李贄與晚明文學思想》，將李贄置于明代政治史、哲學史及文學思想史的縱橫交錯的立體結構中，力爭還原其歷史的真實，在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2］。

一、20 世紀50 至70 年代：發展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至20 世紀70 年代末，回族有關古代文論的研究整體來說尚處于沉寂狀態，但對李贄文論思想的研究已經展開并取得豐厚成果。據不完全統計，1958 年至1979 年，共有68 篇研究李贄的文章（數據來源于中國知網）?！陡＝◣煼洞髮W學報》和《廈門大學學報》相繼開設專欄并刊載了數篇論文。1975 年，對李贄的研究達到高潮，這一年共計發表論文26 篇。這一階段對李贄思想的研究多傾向于思想的進步性、遵法守禮、反儒教、反理學等方面，采用階級論與社會學的方法。其中，文論研究集中在兩個方面：

首先，李贄文藝思想中的反儒教、反封建道學以及對復古的批判。如華思理、慶思、戎為今、李世寧、李茂肅等人的研究。華思理認為“在我國文學批評史上，李贄是開創評點長篇小說的第一人”［3］，還認為李贄的文藝批評鋒芒直指儒家“文以載道”和復古倒退，主張文藝要訴心中之不平，扶植新出現的具有反封建斗爭意識的小說、戲曲。華思理指出，李贄的文藝思想是在儒法斗爭和社會上的階級斗爭中形成與發展起來的。李茂肅認為“童心說”是李贄在文藝戰線上進行斗爭的思想武器，應“予以歷史地肯定，看到它在當時的進步作用”。李茂肅還指出，李贄文藝理論的意義在于他對通俗文學的重視，并肯定了他對通俗文學發展所作的貢獻，“李贄對《水滸》、《西廂》等的評論突破了封建文人的傳統觀念，具有明顯的贊揚反抗斗爭，反對封建禮教束縛的民主思想，這一觀點一直影響著后世的文學評論”［4］。

其次，《水滸傳》的評點。20 世紀60 年代，蕭伍的《試論李卓吾對〈水滸傳〉的評點》［5］、黃海章的《評李贄〈忠義水滸傳序〉》［6］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收集到的最早的評李贄小說評點的兩篇文章。蕭伍通過考證，認為容與堂百回本《忠義水滸傳》是李卓吾批點的，而袁無涯列本的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全書》雖也署名李卓吾，卻是偽作。這個觀點反駁了胡適的論斷，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黃海章則反對李贄的反封建思想，指出李贄不可能站在農民革命的立場來歌頌農民革命，只是憤恨封建統治者把有才能的人物“逼上梁山”而已。他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的立場，來大談其所謂“忠義”，帶有明顯的階級性。

20 世紀70 年代，陳謙豫、靳岱同、許玉琢、馬成生等人對李贄評點《水滸傳》給予了充分肯定,并進行了多角度分析。如陳謙豫認為李卓吾“第一個把小說提高到和詩文并列的地位”“他在文學上大膽地提出‘變’的理論，從文學發展的歷史來論證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小說與詩文，同為‘古今至文’”［7］。

總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20 世紀70 年代末，論李贄思想的特點則突出其唯物辯證論，強調其精神主體；研究重點則關注其反封建壓迫、反傳統思想的戰斗性；闡釋其思想成因時，則較多關注資本主義萌芽的影響。這些評論文章帶有明顯的時代特征，能夠反映出當時中國文論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思路。

二、20 世紀80 至90 年代：繁榮期

對李贄的研究在20 世紀80 年代早期成果比較突出，尤其是對其文藝美學思想的研究較引人注目。蔣志雄、陳曼平、劉健芬、彭勝云等人從文藝學、美學的角度進行論述，給予李贄的《童心說》高度評價。蔣志雄從文藝與客觀生活、主觀精神、社會道德三方面的關系，對李贄的文藝思想進行了評述，認為李贄的文藝思想帶有樸素的唯物主義傾向和反封建性質，在我國審美理論的發展歷史中開辟了一個新的階段，并為其后的文藝創作奠定了現實主義的理論基礎，“李贄在藝術形象的評點中所體現的倫理理想，往往就是他在生活中所找到的美的因素的升華”［8］。陳曼平等稱李贄美學觀的中心就是強調絕假純真，抒寫真情實感，李贄對于作品的藝術形式，則崇尚自然樸素［9］。劉健芬認為李贄提出的“自然之為美”，“富有幻想的自由奔放的浪漫主義色彩，且帶有資本主義萌芽因素的新特點。李贄的這一觀點，富有鮮明的時代特征”。他提出的美學觀點具有明確的針對性，“他所寫的《童心說》和《雜說》等論著,不只是單純的文藝理論，同時還是一種深刻的社會批評”［10］。彭勝云運用美學范疇來評析李贄的“童心說”，揭示了李贄文藝審美意象的深刻內涵；認為李贄“從美的創造主體、審美主體與創造三個方面論述了美的根源是美的創造主本的自由”，達到了他所處的時代的美學的最高水平［11］。

作為其文藝思想的一部分，“童心說”的提出，以及李贄以此為立論依據對若干文學現象作出的分析、論述，確立了其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上的基本地位。李用存的《論李贄的文藝思想》［12］、湯曉青的《〈童心說〉與李贄的文學思想》［13］等論著，對這個方面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評價。另有學者對其小說理論作出更為具體的闡釋，例如：張菊玲指出“童心說”是李贄小說理論的基礎，在中國文學史上，是李贄開重視小說之風氣，從理論上打破了經史獨霸的正統觀念，為小說立足文壇爭得一席之地［14］；董國炎認為研究李贄的小說批評理論首先要確定范圍，這需要與他的文學思想聯系起來［15］；馬成生從總體角度分析了李贄小說理論在我國古典文學史上的地位［16］；還有何士龍、黃中模比較分析李贄的小說評論與金圣嘆《水滸》評論的異同［17-18］。

到了20 世紀90 年代，隨著李贄研討會的召開，李贄文論研究進入新的境界。大約有80 篇與文藝思想相關的文章發表，研究范圍從“童心說”所包含的美學思想、小說點評的貢獻與方法，擴大到散文、戲劇以及音樂美學方面的理論?！巴恼f”的美學思想與《水滸傳》小說評點，比之20 世紀80 年代的研究有所深化，但方法與范式并沒有明顯改變。楊志恒、呂孝龍、劉支宇等人從李贄美學思想的角度進行論述［19-21］；樸鐘學、龍慧萍、張文勛則從李贄思想與文學之間的關系入手，論述“童心說”對其文學思想的影響［22-24］；楊金洲、蔡鍾翔、趙海梅等學者對李贄的“自然人性”美學進行論述［25-27］；佐藤煉太郎和張志合、孫琴安從李贄評《水滸傳》的藝術特點及其文學評點在歷史上的開創性地位入手進行論述［28-29］。其中，佐藤煉太郎等的《關于李卓吾評〈水滸傳〉》通過考證李贄評點《水滸傳》四種版本的真偽，強調了李贄評點理論對當時小說評點的影響。

20 世紀90 年代李贄文論研究的明顯變化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研究范圍擴大，在散文、戲劇與音樂理論方面的研究成為學界關注的新生點。研究方法上也更多地采用比較文學與文化詩學的闡釋方法。張建業、張紹梅從李贄散文及其與明中后期散文的關系角度分析，認為“在李贄‘童心說’文藝觀的指引下，從‘性靈說’直到張岱的小品文理論，形成了一種嶄新的散文理論體系。與此相呼應，在散文創作上也發生了新變，特別是小品文的創作鮮明地詮釋新散文理論的精髓與要旨。由于這種變化在中國散文發展史上首開近代人文主義文學的風氣，故而說中晚明時期實質是中國散文史上的一個新變期”［30］。杜衛、姚文放、彭書麟分析了李贄的戲劇觀，并與金圣嘆、萊辛等人作比較，發現李贄戲劇思想的特點：姚文放認為“李贄與萊辛的戲劇美學都帶有強烈的啟蒙主義色彩，他們強調戲劇的自然、真實，主張戲劇表現普遍的人性，要求戲劇為新興市民階層服務，發揮積極的社會功用……他們的戲劇美學都已超出了本身的意義，而起到了啟發民心、照亮思想的社會啟蒙作用，在近代思想史上占據著崇高的地位”［31］；彭書麟認為明代中后期戲劇論壇上加強了對戲劇敘事理論因素的研究，其重要標志之一是李贄提出了戲劇文學要做到“關目好，曲好，白好，事好”［32］；蔡仲德的《李贄的音樂美學思想》、吳靜的《從李贄的“童心”說論其音樂美學思想》則從音樂美學角度對李贄文論進行論述。

其次，從對《水滸》的點評，擴展到對《三國志》的點評。沈伯俊的《論〈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李富生的《〈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真偽及評點的進步思想》等文章是其中代表。

再次，李贄研究從國內到國外。主要有白秀芳的《近百年李贄研究綜述》《李贄研究在美國及歐洲》《李贄研究在國外》等幾篇文章。這些文章均從學術史的角度對李贄國內外的研究情況進行分析，為學界提供了一份動態的、全面的研究資料。

最后，研究范式向文化詩學轉移。梁希哲、姜建明的《李贄與16 世紀前后的中國社會》，王育濟的《“異端”的別一層意義——李贄思想在中國學術文化史上的理論方位》，左東嶺、楊雷的《禪宗思想與李贄的童心說》，陳洪的《論〈維摩經〉對李卓吾思想及文學批評之影響》，胡遂的《論李贄“童心說”“私心說”與禪宗佛性論之異同》，黃元英的《論李贄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向朝的《泰州學派與中國通俗文學的繁榮——兼論李贄的“異端”學說》等文章，從社會學、宗教學、文學史、文化史等角度進行跨學科、跨文化的研究。伴隨研究方法與視野的轉變，研究范式也隨之轉變，李贄文論思想的研究進入新的高度與境地。

三、21 世紀：多元融合期

21 世紀，關于李贄的文論研究主要集中在對“童心說”的闡釋及小說評點的影響方面。對于李贄的文論研究范圍和方法都顯現出多元化的趨勢，“童心說”的美學內涵受到學者的關注，對俗文學的關系和影響成為一個熱點，小說理論及評點得到新的認識與價值評論，比較研究的視野得到擴展。各高校、研究所的青年學者紛紛以李贄文論作為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的選題，這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李贄文論研究的學術熱潮，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的多角度闡釋及多種方法的應用，也使李贄文論的綜合性研究達到新的高度與深度。少數民族文學領域與中國古代文論領域的雙重身份又使李贄文論研究處于一個十分奇妙的聯結點，雖然成為文學與文論之間學科劃分的難點，但同時是少數民族與漢民族文學之間的一個融合點。文化研究、比較研究方法的應用，使李贄文論研究處于文學研究的潮流之中，又推動了研究的進程。多重身份、多重聲音使得研究者對李贄研究現狀的評價難以全備。

陳碧娥、紀薔依舊從“童心說”入手分析李贄的美學思想。徐其超、趙志軍、苗田、路衛華等人延續了20 世紀90 年代的研究思路，挖掘李贄文論中的“自然人性”觀點。徐其超則將李贄的文論思想與歐洲人文主義進行比較，采用比較文學的視角，將研究的視野擴大到中外文論的比較層面，促進了中西文論的交流與對話。

閔靖陽的《李贄的文論思想》，于婧、肖琳穎的《百年李贄文學理論研究綜述》兩篇文章對李贄的文論思想進行了全面的梳理，具有較高的資料價值。

這一時期，楊梅、付曉琳、袁彥博、姚瑤、徐燁、馬銘捷等人所撰研究李贄的碩士論文共14 篇［33-38］，這些學位論文角度不同，方法多樣，內容豐富，立意明確，極大地提高了李贄文論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結語

盡管20 世紀以來對李贄及其文學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上述成就，但也存在許多問題。西方話語的介入、過度闡釋、文化研究的泛化體現出當下中國文論研究中的癥結。如有學者將李贄作為啟蒙文藝的代表，與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莎士比亞對比；將李贄文學思想與魯迅的文學思想對比：這些比較研究都有將其現代化的趨勢。左東嶺認為：“將史的研究與現代意義闡發區別開來，是學術成熟的標志?！保?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