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工作中國人的社會網絡研究

尹玉洋 李東輝

（大連外國語大學 日本語學院，遼寧 大連 116044）

社會網絡是一定范圍的個人之間相對穩定的社會關系。通過社會支持網絡的幫助，人們能夠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和危機。良好的社會支持網絡被認為有益于減緩生活壓力，有益于身心健康和個人幸福［1］。在日工作的中國人作為一個特殊群體，他們離開熟悉的鄉土，遠離親人和朋友，不得不重構新的人際關系。華金·阿朗戈曾指出：“社會網絡對移民的重要性無論怎么估計都不過分?！保?］

日本厚生勞動省2020 年1 月公布的《外國人雇傭狀況》顯示，截至2019 年10 月，在日工作的中國人已經達到了41.8 萬，創下了歷史新高。這些在日工作的中國人，在促進中日兩國之間的經濟、技術、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在日工作中國人的社會支持網，研究其構成和特點等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研究設計

（一）調查問卷及內容

本研究采用調查問卷的形式來考察在日工作中國人的社會網絡情況。筆者于2020 年9 月至11 月，在網上實施了問卷調查。共收集到120 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110 份，有效回收率為91.7%。問卷首先調查了調查對象的性別、年齡、學歷、日語能力、在日工作時間、收入、婚姻狀況、居住狀況等基本屬性。另外，為了解調查對象的社會網絡，請調查對象在日本的主要交往的人中，列舉了三個除親人之外的親密交往人，并要求其提供被列舉人的年齡、性別、國籍等方面的情況。

（二）基本概念及變量設計

規 模（Size）、 緊 密 度（Density）、 趨 同性（Homophily）和異質性（Diversity）是個體社會網絡的基本結構特征［3］，在現有的個體社會網絡的研究中，也經常從這些方面來考察網絡的特點。社會網絡的規模是指構成一個社會網絡的成員的數目。緊密度是衡量網絡成員之間相互關系程度的一個重要概念。趨同性與異質性都是測量網絡差異的，網絡趨同性指的是社會網絡的核心人物與其他社會網絡成員在某種社會特征方面的類似性，網絡異質性指一個社會網絡中全體成員在某種社會特征方面的差別［4］。趨同性和異質性之間存在著一種內在的聯系，因此大多數研究者在研究中通常只選擇其中之一。本研究主要考察在日工作的中國人在日本的交友選擇情況，因此從規模和趨同性兩方面來考察其社會網絡的特征。

本研究首先從整體上了解在日工作中國人在日本除親人之外的主要交往人數，以及其中關系最好的人數，在此基礎上考察其網絡規模。其次，從社會網絡成員的性別、年齡、國籍三個方面考察調查對象的網絡趨同性。趨同性通常用與調查對象在某個特征方面同屬于一個群體的人數占全體社會網絡成員的百分比來表示。本研究在性別和國籍方面考察了與調查對象同一性別或同一國籍的人數占其社會網絡成員的百分比。在年齡方面，考察了與調查對象處于相同年齡層的人數占調查對象社會網絡成員的百分比。

二、在日工作中國人的社會網絡的特點

（一）調查對象的基本屬性

本研究分析所用的110 個樣本中，男性占44.6%，女性占55.4%。從年齡來看，20~30 歲的最多，占60.9%；其次是31~40 歲，占27.3%。在學歷方面，大學本科占比最高，達到44.6%，其次是碩士36.4%、博士12.7%，總體來看學歷較高。從在日本工作的年數來看，占比最高的為1~3 年，占比40.5%；其次是4~10 年，占比27.9%；1 年以下和10 年以上的各占17.2%和14.4%。在日語能力方面，初級、中級、高級水平各占1.8%、26.4%、71.8%，日語水平偏向于中高級水平①。在本次的調查對象中，未婚比例為62.7%，超過半數。最后從調查對象的平均月收入來看，20 萬~30 萬日元的最多，占60.0%；31 萬~40 萬日元和20 萬日元以下所占的比例相同，都是12.7%；平均月收為41 萬~50萬日元以及50 萬日元以上的比例都不足10.0%。

（二）網絡規模

網絡規模的調查結果顯示，在日工作中國人的社會網絡的平均規模為7.04，50.9%的調查對象的網絡規模是1~5 人，規模不超過10 人的比例高達90.6%。最大的網絡規模是40 人，但所占的比例極低。另外，值得關注的是，有6.6%的人社會網絡規模為0。關于三個以內最親密社會網絡的調查結果中，只有62.7%的人列舉滿了三個交往人；列舉了兩個親密交往人和一個親密交往人的各占8.2%和18.2%；沒有列舉任何親密交往人的更是達到了10.9%。由此可見，不論是主要社會網絡還是最親密社會網絡，在日工作中國人的網絡規模都比較小。

（三）網絡趨同性

從網絡趨同性的調查結果可以看出，在日工作中國人社會網絡的趨同性程度較高。首先是性別趨同性，76.9%的社會網絡成員與調查對象性別相同，其中所有網絡成員都與調查對象性別相同的比率達51.0%。其次，年齡趨同性程度也比較高，網絡成員與調查對象處于相同年齡層的約占70.4%。所有網絡成員的年齡層都與調查對象一致的占到了48.0%，接近一半。再次，在國籍趨同性方面，國籍趨同性為0 的僅占9.5%。平均值為72.3%，僅次于性別趨同性。有52.6%的調查對象的國籍趨同性為100，即52.6%的在日工作中國人除親人外的親密網絡全部由本國人構成?？傊?，在日工作中國人在日本的親密社會網絡具有很明顯的群內選擇傾向。

三、從個人屬性來看在日工作中國人的社會網絡的特征

（一）從個人屬性來看在日工作中國人的網絡規模

通過皮爾遜相關性分析可知，對網絡規模具有影響的個人屬性主要有年齡、學歷、在日工作時間和平均月收入。

從年齡和網絡規模的交叉分析發現，20~40 歲的在日工作中國人在日本除親人外的主要交往人規模集中在0~5 人，網絡規模較小，而40 歲以上的調查對象的網絡規模多集中在規模較大的6 人以上。由此來看，隨著年齡的增加，網絡規模呈現擴大趨勢。

從在日工作時間和網絡規模的交叉分析來看，在日工作3 年以內和4~10 年的調查對象的網絡規模集中在1~5 人及6~10 人。而在日工作時間為11~20 年和超過20 年的調查對象中網絡規模為10 人以上的比例明顯更高。即隨著在日工作時間的增加，網絡規模逐漸增大。

在學歷和網絡規模的相關性方面，大學本科以下學歷的調查對象的網絡規模多是1~5 人。大學本科畢業生的規模集中在1~10 人，其中1~5 人占比52.2%、6~10 人占比34.8%。而在碩士和博士學歷的調查對象中，網絡規模為10 人以上的比例明顯高于本科及以下畢業生。由此可以看出，學歷和網絡規模具有一定的正相關性。

從平均月收入與網絡規模的交叉分析來看，在平均月收入是20 萬日元以下和20 萬~40 萬日元的調查對象中，網絡規模為1~5 人的所占比例最高。而在平均月收入為40 萬日元以上的人中，占比最高的是網絡規模為10 人以上的。也就是說，收入越高的在日工作中國人傾向于擁有越大的交往圈。

（二）從個人屬性來看在日工作中國人的網絡趨同性

在皮爾遜相關性分析中，調查對象的個人屬性中性別與性別趨同性具有明顯的相關性。年齡、在日工作時間及婚姻狀況與年齡趨同性顯著相關。日語水平與國籍趨同性顯著相關。

首先是性別趨同性與個人屬性的關聯。由性別與性別趨同性的交叉分析可知，性別與網絡的趨同性具有密切關系。在趨同性為50%以下的范圍中，女性的比例高于男性，而50%以上的范圍中，男性的比例則高于女性。由此可見，男性社會網絡的性別趨同性高于女性。

其次是年齡趨同性與個人屬性的關聯。從年齡與年齡趨同性的交叉分析可以看出，20~40 歲的調查對象中，年齡趨同性為100%的區間占比最高，而在40 歲以上的調查對象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年齡趨同性為51%~99%。由此可以推斷，隨著年齡的增長，在日工作中國人的社會網絡的年齡趨同性反而在降低。在日工作時間與年齡趨同性的交叉數據顯示，在日工作時間為3 年以下和4~10 年的調查對象中，有一半以上年齡趨同性為100%。而在日工作時間為11~20 年的調查對象的年齡趨同性集中于51%~99%，20 年以上的人則集中于1%~50%。由此可見，在日工作時間與年齡趨同性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負相關性。關于婚姻狀況對年齡趨同性的影響，通過交叉分析數據可知，未婚的調查對象中年齡趨同性為100%的最多，超過一半。而在趨同性較小的0%和1%~50%這兩個區間內，已婚群體所占比例明顯高于未婚群體。也就是說，未婚群體的趨同性顯著高于已婚群體。

再次是國籍趨同性與個人屬性的相關性。在國籍趨同性方面，初級日語水平的調查對象的國籍趨同性全都是100%。中級日語水平的群體中，國籍趨同性為100%的比例雖有所降低，但也超過了80%，而高級日語水平的比例降低到了一半以下。日語水平與國籍趨同性具有明顯的反向關系。

四、總結與討論

首先，從社會網絡的特征來看，在日工作中國人在日本除親人以外的社會網絡具有網絡規模小、趨同性高的特點。社會網絡的規模決定了一個人社會資源的擁有程度，一個人的社會網絡規模越大，他所擁有的社會資源越豐富［5］。由于在日工作中國人在日本的網絡規模太小因而不利于其對資源和社會支持的獲取，進而對他們的社會文化適應和心理適應產生不良的影響。

此外，一般認為具有相似特點的人之間容易取得溝通和理解，從而易于建立友誼關系。因此通常來說，人們總是會傾向于與文化背景相近的人交往。從本次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在日工作的中國人也主要是和自己具有相同性別、相近年齡及同一國籍的人，即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中國人進行深入的交往。他們的這種明顯的群內選擇傾向，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其與日本人的交流和交往。由此也可以看出，在日本工作的中國人在日本的社會融入方面還存在很大的問題。

其次是個人屬性與社會網絡的相關性結果。關于個人屬性與網絡規模的相關性，本次的調查結果顯示，在日工作中國人的年齡越大、在日工作時間越長、學歷及收入越高，其在日本除親人以外的社交網絡規模也越大。具體而言，在年齡方面，阮丹青等人在天津的調查指出年齡與網絡規模的關系是一種曲線關系，即中年人的網絡規模最大，年輕人和老年人的網絡規模比較?。?］。由于本次調查對象的年齡大多介于年輕人到中年人之間②，自然是年齡越靠近中年層網絡規模也越大。關于在日工作時間與網絡規模的正相關性，在日工作中國人從剛開始工作到適應需要一定的時間，隨著適應程度的加深，交往人數自然隨之增多。關于學歷及收入對網絡規模的影響，康姆貝爾等在對北加利福尼亞社區的調查中發現，網絡規模與個人的社會地位呈正相關（社會地位通過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職業聲望來測量）［3］。阮丹青等在天津的調查結果也表明教育水平和收入與網絡規模具有正向關系［4］。本次的調查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即在日工作中國人的學歷和收入越高，其社會網絡的成員數目越多。

在網絡趨同性與個人屬性的研究上，本次調查分析的結果與現有研究的結果不盡一致。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在日工作中國人的性別影響性別趨同性，年齡、婚姻狀況、在日工作時間等影響年齡趨同性，日語水平影響國籍趨同性。

具體來看，在日工作中國人中，男性的性別趨同性高于女性，因為社會的較多資源仍然掌握在男性手里，因此女性從男性身上獲得的支持必然會多于男性從女性身上獲得的支持。由此便不難理解為什么男性社會網絡中的女性比例會小于女性社會網絡中男性的比例。在年齡趨同性方面，已婚群體比未婚群體的年齡趨同性低，年齡和在日工作時間明顯與年齡趨同性呈反向關系，即年齡越大，在日工作時間越長，其社會網絡的年齡趨同性越低。在日本，年功序列制仍占據著重要地位，即年齡越大、在日工作時間越長，工作職位等個人地位會隨之提升，進而也會有足夠的資源和機會去構建并維持自己的網絡。關于國籍趨同性，本次調查結果顯示與在日中國人的國籍趨同性具有明顯相關性的只有日語水平。這是由于不論在哪個國家，語言都是與當地人溝通的橋梁，如果不會日語，與日本人的交流必然會受到阻礙。這也可以反映出日語能力是阻礙在日工作中國人與日本人交往的原因之一。

注釋

①初級水平，日常會話也很困難；中級水平，日常會話程度；高級水平，日常生活和工作完全無障礙。

②在本次的調查中，50 歲以下的調查對象占比高達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