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質量與公司創新—來自中國的經驗分析

阮祈琦 何思瑩

(廣西大學商學院 廣西 南寧 530000)

一、引言

North(1973)等人發現制度對經濟增長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Shleifer(1994)等人進一步證實一國的法律制度對金融市場和經濟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政府決定企業的經營環境，企業行為是對制度的反應。近年來，North and Thomas(1973)等經濟學家的研究發現經濟體制，特別是公共部門的經濟體制對經濟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研究政府質量對公司創新的影響。

創新對企業長期競爭優勢的建立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La Porter,1992)。盡管如此，創新對于絕大多數公司來說仍是一大挑戰。創新活動具有很高的風險，創新的過程是難以預測的，并且創新具有特質性(Holmstrom,1989)?；趧撔卤旧硭哂械奶攸c、企業的融資約束以及管理者的職業關注等因素，傳統的薪酬激勵機制在促進企業創新上是失效的(Holmstrom,1989)。因此，政府質量如何影響企業創新這一問題值得探索。那政府質量的衡量標準又是怎樣的呢？在本文中，我們根據Levine(2005)的定義，將一個高質量的政府定義為可以通過法律和合同的有效執行來保護產權。公司所處的地方政府環境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企業的行為決策，因此，在中國的制度背景下考察政府質量如何影響企業行為有著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文獻梳理

La Porter(1999)發現創新對企業長期競爭優勢的建立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盡管如此，創新對于絕大多數公司來說仍是一大挑戰。創新活動具有很高的風險，創新的過程是難以預測的，并且創新具有特質性(Holmstrom,1989)?；趧撔卤旧硭哂械奶攸c、企業的融資約束以及管理者的職業關注等因素，傳統的薪酬激勵機制在促進企業創新上是失效的(Holmstrom,1989)。因此是什么因素激勵了企業的創新呢？

基于創新的特質、企業的融資約束與職業關注，導致傳統的薪酬激勵機制在促進企業創新方面失效(Holmstrom,1989)。因此投資者對于具有較高失敗風險的投資項目的失敗容忍度對企業創新活動具有重要影響。Xuan Tian和Tracy Yue Wang(2017)發現由具有較高失敗容忍度的風險投資者支持的企業具有更強的創新性，風險投資者的失敗容忍度對于具有高風險的創新項目至關重要。

但在以往研究創新的文獻中，制度通常是被視為是給定的。事實上，大多數研究創新的經濟增長理論都把制度視為特定的(Huang和Xu，1999)，并沒有明確地將其視為技術變革的驅動因素。但是公共政策和制度條件會對一個地方的創新產生重要影響(Lundvall，1992;Nelson，1993;Edquist，2001)，但很少學者論證政府質量如何影響創新能力。

近年來，North(1973)等經濟學家強調，良好的經濟體制，特別是公共部門的經濟體制，對經濟增長有重要的作用。La Porta(1999)通過對跨國政府質量的研究，發現經濟越發達的國家，政府績效越好；并揭示了外生歷史因素在解釋政府績效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理論的重要性。

“中國增長之謎”(Allen等，2005)的提出，使學者們重新審視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素。Willian Easterly(2005)認為，“適當的激勵”可以促進經濟的增長。錢穎一(1998)認為行政分權和財政分權改革為中國地方政府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激勵。周黎安(2007)發現中國官員的晉升錦標賽模式與中國經濟奇跡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晉升錦標賽為中國地方官員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激勵機制。在晉升錦標賽的激勵下，地方政府有動機制定政策提高當地的產權保護水平、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改善企業經營的制度環境，從而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

陳德球、李思飛和王叢(2011)通過對中國上市公司的研究，發現政府質量對企業的現金持有具有重要影響。在政府質量越高的地區，公司更傾向于持有較少的現金；其中民營企業的現金持有對政府質量相比較與國有企業顯得更為敏感；對于國有企業而言，其現金持有量與其實際控制人的行政級別顯著負相關，即實際控制人行政級別越高，其現金持有量越少。因此，地方政府的“扶持之手”和“掠奪之手”都會對企業的行為決策產生重要的影響。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樣本與數據來源

本文中政府質量的數據從2006年世界銀行的一份調查報告《政府治理、投資環境及和諧社會—中國120個城市競爭力調查》中獲得，該報告涵蓋了120個城市，12400家企業。該報告調查的城市分布于除西藏以外的中國大陸的所有省份。報告中的120個城市的GDP占到中國GDP總量的70%～80%。本文選擇2004—2008年剔除了金融類上市公司和不屬于120個城市中的上市公司之后的在滬深交易所上市的A股上市公司為初始樣本。本文通過對要用到的主要連續變量上下1%的樣本進行了Winsorize處理來消除極端值的影響，最終我們獲得120個城市，5099個觀測值；并從CSMAR數據庫中獲得上市公司治理數據和財務相關數據。

世界銀行收集了2004年的數據并于2005年進行調查，所以我們測量了2004年到2008年的專利授權數量，這也是本文中的因變量。從2004年開始，政府質量對企業創新的行為決策的影響逐漸顯現。到2008年結束可以確保政府質量信息不會過時。

(二)變量的定義與模型的檢驗

1、政府質量的定義及其度量

我們借鑒La Porta等(1999)和Fan(2011)及陳德球、李思飛和王叢(2011)的研究，同時將其與中國企業創新行為的特征相結合，從世界銀行(2006)的調查數據中選取了產權保護指數(GQI_property)、對法庭的信心(GQI_court)、企業在旅游和娛樂上的開支占總銷售收入的比重(GQI_enter)和每年企業與政府互動的平均天數(GQI_inter)4個維度來度量地方政府質量。

我們分別改變GQI_enter和GQI_inter分指數的符號，即GQI_enter和GQI_inter的值越大，表明政府質量越高，與GQI_property和GQI_court分指數保持一致，以便于理解上的一致性。

表1報告了政府質量指數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從表1可看出，GQI_property的平均值(中位數)為0.637(0.667)，GQI_court的平均值(中位數)為0.637(0.665)，GQI_inter的平均值(中位數)為0.605(0.597)，GQI_enter的平均值(中位數)為0.121(0.120)。

表1 政府質量指數變量描述性統計

2、研究模型

我們采用以下回歸方程(1)考察政府質量對公司創新的影響。被解釋變量為公司的專利授權數(ly)，定義為公司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總和加一取對數。解釋變量為政府質量(GQI)。建立在以往研究基礎上(La Porta et al.，1999;Opler et al.,1999;陳德球、李思飛和王叢，2011),我們控制了以下變量：BtoM定義為股東權益賬面價值除以股票總市值。capex為公司資本支出與凈資產的比率。SIZE11為總市值取對數。ROA為企業的資產回報率。LEV為公司的資產負債率。PPE定義為固定資產除以總資產。IND_HHI為赫芬達爾指數，定義為市場份額的平方和。AGE 定義為公司年齡的自然對數。top1定義為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nwc_as定義為流動資產減去流動負債的差除以總資產。設置行業crsc和年份year的虛擬變量并將其放入方程(1)中，同時控制時間變量和行業異質性特征的影響。方程(1)如下：

lyi,t=α+β1GQIi,t+β2BtoMi,t+β3capexi,t+β4SIZE11i,t

+β5ROAi,t+β6LEVi,t+β7PPEi,t+β8INDHHIi,t

+β9AGEi,t+β10top1i,t+β11nwcasi,t

+crscandyearDummiesi,t+εi,t

四、實證研究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量

表2為主要研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從表2發現，樣本公司專利數量均值(中位數)為0.577(0)，BtoM的均值(中位數)為0.502(0.476)，capex的均值(中位數)為0.055(0.036)，SIZE11的均值(中位數)為21.492(21.310)，ROA的均值(中位數)為0.018(0.026)，LEV的均值(中位數)為0.563(0.533)，PPE的均值(中位數)為0.298(0.270)，IND_HHI的均值(中位數)為0.063(0.044)，AGE 的均值(中位數)為2.343(2.398)，top1的均值(中位數)為0.384(0.363)，nwc_as的均值(中位數)為0.046(0.070)。

表2 主要研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特征

(二)政府質量與公司創新的回歸結果

對模型進行回歸后發現，GQI_property、GQI_court、GQI_inter和GQI_enter與公司專利授權數顯著正相關；這說明公司所在地政府質量越高，企業的創新越強。GQI_property的系數表示若政府產權保護水平提升1%，則企業的專利授權數量增加0.301。GQI_court的系數表示當企業對當地法庭的信心提高1%，企業的專利授權數量增加0.299。GQI_inter的系數說明如果企業每年與政府必須要打交道的時間每縮短1%，即政府的效率越高，企業的專利授權數量將增加0.132。GQI_enter的系數說明如果企業在旅游和娛樂上的花費減少1%，即政府的廉潔度越高，則企業的專利授權數量增加0.912。從總體上看，企業創新動機對地方政府質量較為敏感，公司所在地政府質量越高，企業創新越強。這一結果說明對于企業的創新決策來說，地方政府的質量至關重要，地方政府質量較高的地區通過提高產權保護水平以及完善當地司法體系，提高經濟主體的信任關系和合同的執行力度，提高行政效率，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進而促進當地企業的創新。

在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中，BtoM、SIZE11、LEV、IND_HHI和nwc_as與企業專利授權數量顯著正相關，說明企業的股東權益賬面價值與企業股票總市值比越高、總市值越大、財務杠桿越高、行業競爭度越高和凈營運資本越高，企業的專利授權數量越多，企業的創新越強。capex、ROA、PPE、AGE和top1與企業專利授權數顯著負相關，這說明企業的資本支出與凈資產的比重越高、市盈率越高及固定資產占總資產的比重越高、公司年齡越大、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越高，則企業的專利授權數量越少，企業的創新能力越弱。

為了進一步考察地方政府質量對不同終極控制人性質的上市公司創新的影響，我們設置最終控制人虛擬變量private(若企業終極產權為民營企業，則賦值為1，否則為0)，并考察GQI×private的交互項與公司創新之間的關系?；貧w結果如表4所示。除GQI_inter之外，其他解釋變量的代理變量和最終控制人性質虛擬變量的交互項(GQI×private)系數皆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表明與國有企業相比較，當地民營企業的創新對地方政府質量的敏感度更高。結果表明民營企業的創新發展更多地依賴于地方政府營造的制度環境和提供的公共服務，地方政府質量越高，所在地的民營企業的研發投入越多，其創新能力會增強。與國有企業相比，地方政府質量越高，民營企業的創新就越強。

我們采取替換控制變量的辦法來檢驗數據的穩健性，將總市值的對數SIZE11替換成總資產的對數SIZE2，來進一步驗證政府質量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發現主要研究結論不變。

四、研究結論

本文的實證研究發現，對于企業的創新決策而言，地方政府質量與企業創新顯著正相關，這種正相關關系是因為高質量的政府可以提高產權保護的水平、創造良好的制度法律環境、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我們還發現，地方政府對于民營企業的創新行為的影響相比較于國有企業而言更為顯著，同時，因為各級政府間存在利益博弈，政府質量對實際控制人的行政級別不同的國有企業的創新行為的影響不盡相同，實際控制人的行政級別越高，政府質量對其創新行為的影響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