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商外交：概念界定與中國實踐*

張 銳 錢霖亮

近年來，隨著跨境電商成為拉動中國外貿增長的重要動力，電商外交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外交形態也隨之興起，對貿易強國建設和全面開放新格局的形成有不可替代的突出作用。目前，中外學界日益關注中國跨境電商產生的國際政治經濟效應，(1)相關研究參見Michael Keane and Haiqing Yu, “A Digital Empire in the Making: China’s Outbound Digital Platfor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13, 2019, pp.4624～4641; Shuzhong Ma, Yuxi Chai and Hongsheng Zhang, “Rise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Exports in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26, Issue 3, 2018, pp.63～87; Linliang Qian, “Buying Power: Alibaba in Southeast Asia,” in Jane Golley, Linda Jaivin, Paul Farrelly and Sharon Strange, eds., China Story Yearbook 2018: Power,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91～96; 李芬娟、易海峰：《我國跨境電商發展現狀、問題及其出口貿易效應研究——以我國對歐盟的出口貿易為例》，《商業經濟研究》2019年第17期，第138～141頁；李如秒：《中國跨境電商發展評估與提升策略》，《浙江學刊》2020年第3期，第151～156頁。但是尚未開展對“電商外交”的詳細探討，尤其忽略了各層次行為體業已采取的外交手段與合作方式創新。本文將立足經濟外交方面的理論成果，探討電商外交的概念內涵，總結中國電商外交興起的動因與實踐內容，并提出進一步提升外交效能的可行路徑。

一、電商外交的概念界定

跨境電商指“分屬不同關境的交易主體，通過電子商務平臺達成交易、進行支付結算，并通過跨境物流送達商品、完成交易的一種國際商業活動，是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2)釗陽、戴明鋒：《中國跨境電商發展現狀與趨勢研判》，《國際經濟合作》2019年第6期，第24頁。一般分為企業對企業(B2B)、企業對消費者(B2C)兩種運作模式?？缇畴娚淘诒举|上是一種平臺經濟，生產者、服務商、消費者依托于互聯網平臺進行網狀協作，形成開放包容的商業生態系統和低成本、高效率的合作撮合機制。這類經濟能夠促進資源、信息和產品在國家間的優化配置。平臺的價值主要取決于其自身達成的規模與外部性，前者主要表現為加入某一平臺的國際用戶數量，后者指平臺能否有效調動用戶持續參與生產與貿易。(3)Xinyi Wu and Gary Gereffi, “Amazon and Alibaba: Internet Governance, Business Models,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ies,” in Rob van Tulder, Alain Verbeke and Lucia Piscitello, ed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 the Information and Digital Age, Bingley: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2018, pp.327～356; Martin Kenney, John Zysman,賈開：《平臺經濟的崛起》，《經濟導刊》2016年第6期，第64～69頁?；谏鲜龉δ軐傩?，一國要發展跨境電商決不能“關起門來搞建設”，而是需要相應的外交支持，尤其倚賴政府塑造有利的合作氛圍和必要的互聯互通條件，減少國際貿易的各種壁壘。

電商外交是跨境電商與外交活動耦合的產物，可以理解為一國促進跨境電商業務及相關合作而采取的外交行動。電商外交作為經濟外交的一種類型，體現出“一體兩面”的結構特性，即“既是以經濟利益為目標的外交，也是以經濟手段追求國家利益和戰略目的的外交行動”。(4)徐建華：《經濟外交：概念與特征辨析》，《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第79頁。換言之，電商外交一方面包含對貿易、投資和其他商業關系的管理，其核心目的是降低跨境電商的貿易壁壘、擴大貿易關系。電商外交的具體形式包括一國政府與他國談判、簽署貿易便利化協議、幫助本國電商企業開拓海外市場、主導制定或參與制定國際貿易規則、向外推廣自己偏好的商業模式、處理可能出現的跨國貿易摩擦等。另一方面，電商外交也可以發揮“經濟治國術”(economic statecraft)的政治功能，(5)經濟治國術是指運用經濟手段影響他國的政策行為，具體手段包括正面的商業妥協、技術轉讓、優惠貸款等“經濟誘惑”，也包括以經濟制裁和限制為主的施壓行為。相關論述參見David A. Baldwin, Economic Statecraf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服務特定政治利益，如一國可通過幫助不發達國家發展跨境電商，縮小數據鴻溝，進而塑造自身軟實力。

電商外交始于1990年代中后期。由于跨境電商在發達國家的率先出現與迅速普及，這一外交形態也在這些國家順勢而生。美國是電商外交的先行者，在1997年推出了《全球電子商務政策框架》，并在1997～2000年期間與英國、澳大利亞、法國、日本等十國政府及歐盟簽署了電商領域的合作協議?！伴_創性、創新性的外交辦法使美國及其貿易伙伴就發展中的互聯網貿易形成了一定政策共識?！?6)Stuart S. Malawer, “Global Governance of E-commerce and Internet Trade: Recent Developments”, Virginia Lawyer, Vol.14, 2001, p.15.其中，1997年美英兩國率先簽署的協議成為眾多協議的“范本”，也系統表述了當時克林頓政府對跨境電商的基本立場，包括鼓勵私營部門在跨境電商及其規則制定中發揮主導作用、各國政府應提供清晰穩定的法律環境以及政府管治應遵循透明、最小化和非歧視原則等。(7)Ibid.同時期，一些國際組織也積極為電商外交搭建平臺、開拓合作渠道。例如，1998年5月，世界貿易組織(WTO)促成132個成員國簽署《電子商務宣言》，并設立電子商務工作組，研究制定相關國際規則；同年10月，經合組織(OECD)在加拿大渥太華舉辦了首次以電子商務為主題的部長級會議，并發布《OECD電子商務行動計劃》、《工商界全球商務行動計劃》等一系列文件。歷經20余年發展，電商外交已經擴散為各國的常態外交行動，擴大了國家間的合作事務領域。

根據現有實踐和國際互動趨勢，電商外交呈現出以下普遍性特征：

第一，主體多元化。電商外交的主體盡管仍是一國中央政府，但發起者、執行者較為多樣化。國家領導人、外交部門、地方政府、跨國企業、行業組織乃至從事電商活動的個人都可以成為這一領域外交活動的代理者(agents)。在實踐層面，電商外交既包含官方對官方的傳統互動，也包含官方行為體(official entities)與非官方行為體(unofficial entities)在一種相對平衡的權勢關系中開展報告、交流、談判、協作等國際活動，表現出公共外交或民間外交的形態。在跨境電商的場景里，“小型企業，甚至一個人即可勝任的‘社會買家’都可以作為全球實體(global entities)”，(8)Henadi Al-Saleh, “E-commerce is Globalization’s Shot at Equality,” https://europeansting.com/2020/01/20/e-commerce-is-globalizations-shot-at-equality/.因此電商外交場域需要容納更多行為體的訴求和參與。在眾多類型的行為體中，大型跨境電商平臺企業(如美國的亞馬遜、易趣網、中國的阿里巴巴、京東等)往往具有更強烈的參與意愿與更強大的治理能力，愿意對國際公共事務發揮積極影響，為遍及全球的業務爭取和平穩定、開放創新的營商環境，也能為各種決策提供信息參考與技術支持，彌補公共部門的知識與技能短板。

第二，容納多維度的議題領域?；ヂ摼W和信息技術并不是脫離物質世界的存在。電商經濟并非只是買家或賣家用一臺電腦或一部手機就能完成的經濟活動，其運作需倚賴線下有形的信息技術裝備、個體經營和生活設施、商業配套設施、產業基礎條件等，(9)錢霖亮：《電商經濟是虛擬經濟嗎？——物質文化視野下的電子商務》，《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19年第5期，第120～128頁。而跨境電商的開展還有賴于全球生產格局、跨國物流通道、國際信息網絡等現實要素和國家形象、企業國際聲譽等無形資產。所以，電商外交的政策內涵具有較強延展性，能容納諸多存在于現實空間和虛擬空間、兼具國家屬性、跨國屬性乃至無國界屬性的議題。而且，由于發展階段與產業結構不同，不同國家的關注點往往存在較大差異。例如，同在東南亞，老撾、柬埔寨等欠發達國家希望透過國際合作加快建設電信、物流等基礎設施，引入更多技術與管理經驗；而新加坡正在通過活躍的電商外交，試圖主導制定區域跨境電商規則，鞏固自己的全球貿易樞紐地位。

第三，具有較強的規則取向，即各國在外交活動中需要開展相關國際規則的制定、協調或統一?？缇畴娚套鳛橐粋€新興的經濟領域，大概需要三方面規則：(10)李海英：《積極參與國際電子商務規則制定》，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zt_dzsw135/lanmutwo /201701/20170102498075.shtml。一是涉及貨物貿易，如通關管理、無紙化貿易、電子簽名和認證、商品質量安全檢測等；二是涉及數字貿易，如數字稅、數字產品非歧視待遇等；三是涉及數據要素的流通與安全，如數據權屬判別、數據安全防護、計算設施非本地化等。國際社會存在著跨境電商領域的“規則赤字”，現有的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在電子商務議題上比較過時且嚴重缺失，一些有所涉及的條款都制定于互聯網經濟興起的1990年代。創設新規則并非易事，因為“互聯網事物使國際貿易法在劃分核心概念上變得復雜，尤其模糊了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之間的界限”，(11)Merite Janow and Petro Mavroidis, “Digital Trade, E-commerce, the WTO and Regional Framework,” World Trade Review, Vol.18, Special Issue S1, 2019, p.4.而且此類貿易規則的制定還受限于各國日益精細的網絡空間治理。

第四，具有不可避免的地緣政治屬性。電商外交雖然看似一個著眼于經貿合作的“低級政治”行為，但在實踐中會打破低級政治與高級政治的分野，有時出現地緣政治中典型的權勢塑造行為，如在國際上組建具有排他性的利益共同體、透過防務機制確?？鐕锪魍ǖ篮秃Ｍ鈧}儲設施的安全、依托電商平臺企業向外施展“基礎設施性權力”、(12)“基礎設施性權力”來自社會學家邁克爾·曼，原義指“國家實際穿透社會并依靠后勤支持在其轄區內貫徹自身意志的能力”。筆者認為互聯網平臺由于匯聚海量的資源、信息及技術優勢，如同現實中的大型基礎設施具備了全方位影響社會生產、生活方式的實力，因此一國可以通過其主導的互聯網平臺在潛移默化中塑造國家間的關系。概念出處參見Michael Mann,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25, Issue 2, 1984, p.189。防范或指控他國電商企業對本國經濟安全(乃至政治安全)構成威脅、以國家安全名義限制跨境數據流動等。這些行為意味著電商外交既可能帶來利益匹配的合作，也可能衍生具有狹隘傾向的國際競爭乃至沖突。另外，一些小國擔心新一輪的電商浪潮僅鞏固了一些技術強國在數字技術、基礎設施和全球互聯互通中的主導地位，而自己將面臨嚴峻的技術獲取挑戰和價值分配挑戰，陷入到“數字殖民主義”的依賴狀態中。

二、中國電商外交興起的動因

21世紀以來，中國始終重視電子商務的國際合作，尤其近五、六年，電商外交逐漸成為目標明確、形式多樣、內涵充實的對外行動，其興起既源于國內外電商經濟的蓬勃發展勢頭，也受到了國際規則建構進程、軟實力建設的驅動。

(一)全球電商經濟迅猛發展

全球億萬級市場正在趨于電商化。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報告，全球電子商務交易總額從2014年的16.2萬億增長到2018年的25.4萬億美元，后者的規模相當于當年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30%；2018年，全球超過14億人在網上購物，至少七個國家的網購用戶數量過億。(13)在2018年的跨境電商總額中，企業對企業模式的交易總額為21萬億美元，企業對消費者模式的交易總額為4.4萬億美元，企業對企業模式仍是跨境電商的主體模式。此處數據均引自UNCTAD, “UNCTAD Estimates of Global E-commerce 2018,” pdf, p.1。以亞太、拉美、中東和非洲地區為主的新興電子商務市場初見規模。2018年，全球企業對消費者交易規模前20的經濟體中，有七個為新興經濟體，它們的交易總和占到全球總額的33.7%。(14)七個經濟體分為是中國、泰國、墨西哥、俄羅斯、馬來西亞、印度和巴西，引自UNCTAD, “UNCTAD Estimates of Global E-commerce 2018,” pdf, p.2。全球電子商務中的信息服務占比持續增長，尤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各行業數字化進程加速，一些傳統貨物貿易更易演化為數字化的服務貿易。

全球更多消費者開始使用跨境電商。2018年約有3.3億網購者跨境購物，跨境網購者占所有網購者的比例從2015年的15%上升到2018年的23%，全年企業對消費者模式的跨境電商銷售額達4040億美元。(15)UNCTAD, “UNCTAD Estimates of Global E-commerce 2018,” pdf, p.4.跨境電商的滲透率并不一定與國家經濟規模、技術水平呈絕對的正相關關系，如中東地區跨境網購者占該區域所有網購者的比例達到70%，位居世界首位；南美地區跨境網購者的比例高于北美地區。(16)艾媒咨詢：《2019全球跨境電商市場發展現狀與趨勢分析》，https://www.iimedia.cn/c1020/64379.html。由此，市場也普遍看好跨境電商的前景。根據錫安市場研究公司(Zion Market Research)的報告，2027年全球企業對消費者模式的跨境電商市場規模有望達到4.8萬億美元，在2019～2027年之間的復合年增長率保持在27%的高位。(17)Zion Market Research, “Global Cross-border B2C E-commerce Market Will Reach Over USD 4,856.1 Billion By 2027,” https://www.zionmarketresearch.com/news/cross-border-b2c-e-commerce-market.

(二)電商經濟成為中國經濟的新引擎

中國電子商務已步入“規模持續增長、結構不斷優化、活力持續增強的新發展階段”。(18)王炳南：《國內外電子商務的現狀與發展》， 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2017-06/29/content_ 2024895.htm。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9年全國電子商務交易額為34.81萬億元，比上年增長6.7%，占當年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總量的35.1%。(19)《商務部：2019年全國電子商務交易額達34.81萬億元》，http://tradeinservices.mofcom.gov.cn/article/tongji/guonei/buweitj/swbtj/202007/106765.html。另據聯合國的統計，2018年中國已躍升為全球企業對消費者電子商務模式最大市場，同期中國線上購物人數達6.1億人，是網購人數最多的國家。(20)UNCTAD, “UNCTAD Estimates of Global E-commerce 2018,” pdf, p.3.

跨境電商在中國國具有堅實的發展動力。一方面國內企業、消費者對境外產品、服務具有巨大的消費需求，另一方面中國品牌、中國制造可以借由這一便捷高效的渠道鏈接全球消費者。根據國內智庫的統計，2019年中國跨境電商市場規模已達10.5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6.6%，占全年中國進出口總值的33.2%。其中，出口占比達到76.5%，進口比例為23.5%，后者比例正不斷擴大，國內進口跨境電商用戶達1.25億人。(21)網經社電子商務研究中心：《2019年度中國跨境電商市場數據監測報告》，http://www.100ec.cn/detail--6559007.html。中國的電商平臺企業已具備引領全球行業走向、對外輸出運營模式的實力。2018年，阿里巴巴和京東分別位居全球企業對消費者平臺企業商品交易額的第一位和第三位；(22)UNCTAD, “UNCTAD Estimates of Global E-commerce 2018,” pdf, p.4.速賣通(Ali Express)的海外買家數累計突破1.5億，在俄羅斯、西班牙等國成為主流電商平臺；國內電商巨頭在東南亞、南亞、非洲等國收購、控股或合資創建本地化電商平臺，不斷擴大海外影響力。中央政府近年來出臺了一系列支持跨境電商的產業政策?！翱缇畴娚獭边B續六年被寫入中國政府工作報告，而且截至2020年4月初中國已設立105個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同時，中國跨境電商也面臨通關、跨境支付、物流、知識產權等各方面的制約，迫切需要政府主體透過官方渠道加強國際協作，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構建“物流便捷、標準互認、產能互補、市場共享的國際電子商務發展局面”。(23)商務部：《電子商務“十三五”發展規劃》， http://images.mofcom.gov.cn/dzsws/201612/20161229191628547.pdf。

(三)國際規則建構進入關鍵博弈期

誰要能掌握規則制定的主導權，誰就能在跨境電商的國際競爭中占據優勢。目前，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的電子商務談判已經啟動。2019年1月，代表世界貿易90%份額的76個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共同發起了電子商務議題的諸邊談判，截至2020年10月，已有85個成員加入其中。目前，各方對于談判方向、基本概念存在較大分歧。美、中、歐三大經濟體對電子商務的規則制定各有側重。美國為了維持本國信息產業在全球的優勢地位，試圖用“數字貿易”概念代替“電子商務”，將跨境數據自由流動作為規則構建的核心內容；中國主要關注基于貨物貿易流動為主的跨境電商規則，注重對國家安全和消費者權益的保護；歐洲認為談判需要解決數據本地化要求、個人信息保護、源代碼等問題，希望扶持落后于中美兩國的數字經濟。(24)相關研究參見柯靜：《WTO電子商務談判與全球數字貿易規則走向》，《國際展望》2020年第3期，第43～62頁；李鋼、張琦：《對我國發展數字貿易的思考》，《國際經濟合作》2020年第1期，第56～65頁；趙駿、干燕嫣：《變革中的國際經貿規則與跨境電商立法的良性互動》，《浙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第88～102頁。不少發展中國家反對將跨境電商納入多邊貿易框架下進行討論，認為此舉有損它們基礎薄弱的電商經濟與國家網絡安全，如印度、南非尚未表態是否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電子商務談判。與此同時，一些國家還通過自由貿易區協定(FTA)的談判，將自身主張升級為國家間或區域的規則。例如，美國諸多自由貿易區協定都包含了對數字貿易高度自由化的要求，提高了世界貿易組織非歧視待遇的適用范圍。特朗普政府多次在經貿談判中要求中國降低甚至剔除數字貿易中的“非關稅貿易壁壘”，試圖迫使中國法律、規則匹配“美式數字貿易模板”。面對上述復雜形勢，中國應主動參與規則建構以維護國家利益。

(四)跨境電商的軟實力效應

跨境電商的規?；l展能夠有效提升一國軟實力。具體而言，一是跨境電商鞏固和加強全球化趨勢，大幅提升全球合作網絡的密度與效率，所有參與其中的國家都成為“深度全球主義”(thick globalism)的踐行者，增強國家之間的正面認同，促使當今世界加速從“陌生人社會”向“熟人社會”轉變。二是跨境電商能全面展示一國的產品、技術和品牌，在物質層面展現一國的雄厚實力。根據筆者之前的研究，(25)錢霖亮：《電商經濟與中國軟實力》，《文化縱橫》2019年第5期，第132～139頁。中國電商平臺在東南亞的普及改變了當地民眾對中國技術實力的認知，塑造了中國作為互聯網科技和商業繁榮的現代化國家形象。三是跨境電商能釋放多元行為體的活力，展現出一個更加豐滿的國家形象。近年來，由民營企業主導的中國電商產業以其非政治化的發展模式獲得了海外媒體及社會精英的持續關注，阿里巴巴、京東等企業龐大的事業版圖、活躍的海外經營都構成了新時代中國故事中頗具說服力、感染力的內容，改變不少外國觀察者認為“中國只重視國有企業”的偏見。再如，隨著電商經濟的社交化趨勢，以李子柒為代表的網絡經濟從業者在推銷產品的同時，向全球網民鮮活地呈現了中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與精神追求，開辟了“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新路徑?；谏鲜鲂?，電商外交的興起不僅在為跨境電商“保駕護航”，也在激發這一經濟形態所蘊含的政治社會效益，拓寬展示國家軟實力的渠道，讓國外民眾在經濟交往過程中真正認識一個全面、真實、立體的中國。

三、中國電商外交實踐

當前，中國電商外交表現為多元行為體協同推進的對外實踐，各方發揮各自獨特權威及作用，進而形成外交合力。

(一)國家領導人：宣告發展決心、實施頂層設計

電商外交的顯著性首先體現在國家領導人的外交活動中。近年來，中國領導人在多個重要國際場合宣告中國致力于發展跨境電商的決心。例如，2015年12月16日，習近平主席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表示，“我們愿意同各國加強合作，通過發展跨境電子商務、建設信息經濟示范區等，促進世界范圍內投資和貿易發展?！?26)《習近平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全文)》，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 2015-12/16/c_1117481089.htm。2018年11月5日，習主席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提到，為了激發進口潛力、擴大進口空間，中國將“加快跨境電子商務等新業態新模式發展”。(27)《習近平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全文)》，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11/05 /c_1123664692.htm。這一系列表態增強了國內外投資者的信心，也明確了中國政府依托跨境電商調整貿易結構、促進貿易平衡的目標導向。

在領導人參與的多邊外交場合，中國多次牽頭提出具有開拓性的合作倡議。2014年11月，亞太經合組織北京峰會批準了《APEC跨境電子商務創新和發展倡議》，鼓勵各成員自主設立跨境電商創新和發展研究中心。2016年，中國作為20國集團主席國，首次將“數字經濟”列為20國集團創新增長藍圖中的重要議題。在同年9月杭州峰會上，《G20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獲得通過，這是全球首個由多國領導人共同簽署的數字經濟政策文件。該文件將電子商務合作列為關鍵優先領域，并鼓勵成員方圍繞知識產權、國際標準開發使用等展開合作。中國還熱衷在多邊機制內部建立電子商務領域的“小機制”，如習近平主席在2017年金磚國家廈門峰會上提出組建“金磚國家電子商務工作組”，李克強總理在2017年上海合作組織政府首腦理事會上倡議成立電子商務工商聯盟。

在雙邊外交場合，領導人發揮政治引領作用，與外方領導人促成合作共識、參與相關活動。例如，2018年6月，俄羅斯總統普京訪華時中俄兩國元首簽署的聯合聲明第一條經貿合作任務便是“支持跨境電子商務發展，探索兩國經貿合作的新增長點和新合作形式”；(28)《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聯合聲明(全文)》，http://www.xinhuanet.com/2018-06/ 08/c_1122959198.htm。2019年6月，中俄兩國元首在莫斯科見簽阿里巴巴集團在俄新設合資項目，中俄電子商務領域的領軍企業將一起打造覆蓋俄羅斯和獨聯體國家的電商平臺。在領導人出訪中，近年出現了一些與互聯網經濟高度相關的行程，如第八屆中美互聯網論壇成為了習近平主席2015年訪美的重要活動之一，中美兩國互聯網龍頭企業的CEO均參與了此次活動。中國領導人尤其關注跨境電商所依托的跨境基礎設施網絡。在2014年出訪德國和2016年出訪波蘭期間，習近平主席先后參加中歐班列不同路線的到達儀式，關注中歐設施聯通對跨境電商等貿易新業態的帶動。2019年4月，李克強總理在中國—中東歐國家經貿論壇上表示“支持大型跨境電商企業在地區國家建立更多‘海外倉’和產品展銷中心”，這一建議旨在發揮中東歐國家連接亞歐、倉儲服務成本廉價的區位優勢，提升中國對歐跨境電商產品集散、歐洲進口產品匯集的物流效率。

(二)商務部：“絲路電商”合作與國際規則建構

商務部作為中國經濟外交的主要策劃者和實施者，承擔了電商外交的主要工作，可以歸納為以下兩個重點：

1. “絲路電商”合作

“絲路電商”是商務部促進政策溝通和政商協作的主渠道，目前主要開展三方面工作。一是搭建國家間政策溝通平臺。2015年以來，中國與22個國家簽署關于電子商務合作的備忘錄，建立了雙邊電子商務合作機制。(29)22國分別是烏茲別克斯坦、瓦努阿圖、薩摩亞、哥倫比亞、意大利、巴拿馬、阿根廷、冰島、盧旺達、阿聯酋、科威特、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奧地利、匈牙利、愛沙尼亞、柬埔寨、澳大利亞、巴西、越南、新西蘭和智利。據統計，這其中的12個協議在習近平主席進行國事訪問或接待外賓的過程中簽署，四個協議在李克強總理見證下簽署。建立“絲路電商”伙伴關系業已成為近期首腦外交的一個“標準動作”。在機制框架內，中國通常與伙伴國設立工作組或開展司局級的定期溝通，重點增進對彼此電子商務法律法規和產業政策的理解，推動海外倉、大數據、物流通道等基礎設施合作。根據伙伴國國情的差異，備忘錄明確的合作重點有所不同，如中國與奧地利之間強調通過電商促進優質產品及服務的進出口貿易，中國與巴拿馬之間強調通過電商提升物流和旅游服務水平。(30)商務部電子商務和信息化司：《中國電子商務報告2018》，中國商務出版社2019年版，第45頁?！敖z路電商”伙伴關系體現了中國經濟外交的整體趨勢，即愿意通過比較緊密的跨國協調機制、從宏觀層面塑造國際經濟關系，為長遠合作奠定堅實的利益連接與共識基礎。從初步效果看，政策溝通有力帶動了貿易暢通。2019年，22個“絲路電商”伙伴國的跨境電商進出口總額達245.7億元，同比增長87.9%，其中出口143.6億元，同比增長207.1%。(31)商務部電子商務和信息化司：《中國電子商務報告2019》，中國商務出版社2020年版，第55頁。當然，這一交往模式也有待進一步推廣，尤其應納入更多周邊鄰國與主要貿易伙伴國。二是舉辦政企交流會，促進公私之間的跨國對話。2018年開始，商務部在全國多個電商水平較高的城市舉辦了“絲路電商”政企交流會，邀請“絲路電商”伙伴國和“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駐華使館、電商企業，與中國地方政府、電商企業展開多方對話。外國代表可充分了解中國各地的支持政策與產業優勢，中國電商企業可咨詢伙伴國的投資環境或直接洽談業務。政企交流會有時具有區域主題，如2019年6月在哈爾濱舉辦中國—俄語國家“絲路電商”政企交流會，同年9月在成都舉辦以歐洲伙伴國為主的政企交流會。三是開展能力建設活動。2019年，商務部會同國內智庫和企業舉辦了10余場電子商務研修班，為500多名伙伴國政府官員和企業人員提供了培訓。(32)《絲路電商成為“一帶一路”貿易暢通重要引擎》，http://tradeinservices.mofcom.gov.cn/article/ ydyl/sedly/syfw/ 202001/97223.html。

除“絲路電商”渠道外，中國在各國的大使館經濟商務處通過各種實踐，宣傳中國跨境電商的發展情況與市場潛力，為政府間的政策溝通、中國企業的海外市場開拓、國內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與境外經貿園區的對接等提供“牽線搭橋”的支持。例如，中國駐荷蘭、法國、冰島等國的大使館均舉辦雙邊的電子商務推介會或論壇，推動電商企業組建跨國的產業聯盟或達成具體合作意向。

2. 制定電子商務的國際規則

中國支持并已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業已啟動的電子商務諸邊談判。通過考察中國2019年4月向世界貿易組織遞交的《電子商務議案》(INF/ECOM/19)和商務部發言人的有關表態，(33)WTO, “Joint Statement on Electronic Commerce: Communication from China,”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FE_ Search/ExportFile.aspx?id=253560&filename=q/INF/ECOM/19.pdf; 《商務部召開例行新聞發布會(2019年5月9日實錄)》，http://www.mofcom.gov.cn/xwfbh/20190509.shtml。中國的基本立場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點。第一，談判應以世界貿易組織現有協定和框架為基礎，堅持發展導向，尊重成員監管權力和發展中國家成員的合理訴求；第二，談判目標聚焦于創建跨境電商的“兩個環境”，即建立規范便利的交易環境和安全可信的市場環境；第三，在議題選擇上，談判應首先界定與貿易相關的電子商務、電子傳輸等核心概念的內涵與外延，重點討論通過互聯網實現交易的跨境貨物貿易及物流、支付等相關服務；第四，在談判模式上，贊成諸邊談判的形式，對此議題感興趣的成員可以先行展開探索性討論，未參與目前談判的成員的訴求也應兼顧；第五，數字貿易規則涉及國家網絡安全和個人隱私安全，各方需要充分評估和審慎探討，不宜倉促制定國際通用規則。這些立場反映了中國制定電商國際規則的一貫偏好，包括塑造包容性貿易格局、尊重現有國際規則、注重維護國家的監管權、優先服務電子商務范疇內的貨物貿易等?？偟膩砜?，中國表明了參與世界貿易組織談判的目標方向，但仍缺乏具體條文建議，即使是在本國關心的議題上，也有待抓緊提出更為詳細和適合世界貿易組織機制職能的方案。

商務部在雙邊和區域的自由貿易區協定談判中積極推動跨境電商的規則制定。近年來，中國與一些國家的雙邊自由貿易區協定專門設置了電子商務的章節，側重于提升貿易與海關監管的便利化(詳見表1)。但是，目前所有已簽署的雙邊協議均未提及對數據跨境流動的管理；對線上消費者的權益保護、信息保護倚賴于“雙方各自認為合適的方式”，缺乏規制互認或規則協同，而且也不涉及突出的網絡詐騙和商業垃圾郵件問題。在區域層面，2020年11月15日，亞太15國貿易部長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這是中國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取得的重大突破。在《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中，除了雙邊協定出現的常規內容外，中國與各方就信息存儲、跨境信息傳輸、非應邀商業電子信息等議題達成共識，實現了中國參與國際規則構建的議題拓展。根據具體條款，締約方不得將計算設施本地化作為在其領土開展業務的前提；締約方不得阻礙基于商業行為的跨境信息傳輸；非應邀商業電子信息的提供者應當取得接收人的同意，且提供拒絕接受此類信息的選項。(34)中國自貿區服務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第十二章電子商務)》，http://fta.mofcom.gov.cn/rcep/rceppdf/ d12z_cn.pdf。這些原則的確立無疑也為中國與他國正在談判的雙邊協定提供了重要參照。

表1 中國已簽署自由貿易區協定中的“電子商務”內容

(三)海關總署：加強通關監管合作

在全球范圍內，各國的通關體系普遍無法滿足跨境電商對通關時效性的要求，需在準入、安全、溯源、稅收等一系列監管內容上進行大幅度創新，這給國際海關合作提出了新要求。海關總署是中國電商外交的重要參與者，以提升關檢便利化、構建國際共同遵循的監管標準為重點，開展了以下實踐。一是建立全球海關的對話機制。2018年2月，中國海關與世界海關組織(WCO)共同舉辦了首屆世界海關跨境電商大會，為成員國分享先進經驗、創新措施搭建了平臺。根據會議共識，該大會將每兩年舉辦一次，由世界海關組織成員輪流承辦。二是參與國際規則制定。2017年10月、2018年6月，中國海關受世界海關組織委托，分別制定了《世界海關組織“經認證的經營者”(AEO)互認實施指南》、《世界海關組織跨境電商標準框架》，并獲得世界海關組織大會的審議通過。這兩套規則對于促進全球貿易安全與便利、提升中國海關國際話語權具有積極意義。三是推進“經認證的經營者”合作(36)“經認證的經營者”制度實質是依據企業信用等級實施差異化通關管理，指海關通過審核企業的經營和貿易安全狀況，對優質企業給予認證并簡化通關流程，實現互認的國家將給予對方優質企業同等的通關待遇。。截止2019年11月，中國已與42個國家(或地區)簽署了“經認證的經營者”互認安排，(37)《新聞辦就2019年全年進出口情況舉行發布會》，http://www.gov.cn/xinwen/2020-01/14/ content_5468996. htm。大幅提升跨境電商企業的通關效率，增加了物流、信息流的暢通度。根據安排，海關總署準備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重點發力，擴大“經認證的經營者”互認的地域范圍，并在非洲、南美、中亞地區探索“一對多”區域互認模式。

(四)地方政府：塑造特色優勢

中國的地方政府立足于電商經濟的發展訴求，形成了地方特色的實踐經驗。例如，河南省依托跨境電商，尋求從一個經濟外向度相對較低的省份升級為一個超越內陸環境限制的外貿強省。(38)2019年前11個月，河南跨境電商進出口交易額約1448.9億元，同比增長23.5%，跨境電商規模、應用水平和跨境電商綜試區建設水平均穩居中部首位。信息引自吳力：《以跨境電商撬動外貿轉型發展》，http://www. comnews.cn/article/swrd/202001/20200100032257.shtml。近年來，河南省政府積極開展地方外交，多次派政商代表團前往盧森堡、比利時、俄羅斯等業務密切的國家，宣傳以“三條絲綢之路”為核心的發展優勢，(39)三條絲綢之路指以中歐班列(鄭州)為主要依托的陸上絲綢之路、以鄭州—盧森堡航線為主要依托的空中絲綢之路和以跨境電子商務為主要依托的網上絲綢之路。推動專線物流模式和具體項目落地。鄭州從2017年開始，連續舉辦四屆全球跨境電子商務大會，邀請外國政要、國際組織代表和國內外電商企業代表開展業務洽談，增強河南及該省企業在全球產業體系的能見度。在監管制度方面，河南首創了“電子商務+行郵監管+保稅中心”通關監管模式(即“1210”跨境保稅進口模式)。2014年，這一模式獲得國家海關總署的批準，先后在全國、全球推廣，并為世界海關跨境電商標準框架的制定提供了借鑒。再如，廣西的電商外交具有很強的目標導向，即打造中國—東盟跨境電商基地，推動該省成為中國和東盟產品網上銷售的主渠道。廣西目前開展了一些具有區位特色的實踐，如利用中國東盟博覽會開設跨境電商的展區和商務論壇；通過本省與越南邊境四省聯合工作委員會機制，加強中越兩國在邊境海關行政互助、跨境金融業務創新等方面的合作；憑祥、東興等邊境城市探索“互市貿易+跨境電商”新模式，建設線上邊民互市綜合管理信息平臺和線下跨境電商監管中心。

(五)企業：形式多樣的民間外交

中國電商企業開展了一些明顯超越企業業務范疇、著眼全球治理、服務國家整體利益的對外交往活動，具有典型的民間外交特征。

以阿里巴巴為例，可以觀察企業在電商外交中的活動空間和貢獻路徑。首先，阿里巴巴已成為外國領導人了解中國發展、全球電商潛力的窗口。近年來，不少國家元首、政府高官在訪華時都會專程前往該公司的杭州總部，與馬云探討各自國家與中國深化電商合作的可能性。例如，2017年4月，巴基斯坦時任總理謝里夫到訪阿里巴巴，見證巴基斯坦貿易發展署與阿里巴巴簽署合作協議，以幫助促進巴基斯坦中小企業產品的出口；2019年4月，奧地利總理庫爾茨在參訪過程中與馬云重點探討了歐洲小企業如何利用互聯網共享全球化機遇，及奧地利品牌如何利用電商平臺走進中國市場。其次，提出世界電子貿易平臺(eWTP)概念，(40)世界電子貿易平臺概念由馬云在2016年3月的博鰲論壇上提出。構建電商領域的國際治理平臺。按照馬云的構想，世界電子貿易平臺是由私營企業引領、市場驅動、多利益攸關方參與的國際合作平臺，各方通過平臺可探討和推廣全球電子貿易的發展趨勢和商業實踐，孵化具有普遍適用價值的國際標準。因此，這一概念引領全球電商治理的意圖不言而喻。從2016年至今，阿里巴巴已分別與馬來西亞、盧旺達、比利時、埃塞俄比亞四國政府達成協議，幫助各國建立本土化的電商平臺。其中，阿里巴巴與馬來西亞的合作最具規模效應，雙方建設了第一個世界電子貿易平臺數字樞紐——馬來西亞數字自由貿易區。(41)根據媒體報道，自貿區已在吉隆坡國際機場航空城建成運營，并計劃在檳城國際機場、梳邦機場和巴生港口等地建設配套的區域電子商務電子履約(e-fulfillment)中心。再次，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阿里巴巴發揮平臺型互聯網企業優勢，在全球積極履行社會責任。截止2020年4月中旬，阿里巴巴公益基金會、馬云基金會已向世界衛生組織、150個國家和地區捐贈抗疫物資，而且利用自身的全球供應鏈，保證了物資的及時運達；截止2020年5月中旬，這兩個基金會搭建的全球新冠肺炎實戰共享平臺，為全球一線醫護人員提供抗疫經驗分享，并培訓了3000多名非洲醫生。(42)《非洲22國醫生在線學習中國抗疫經驗 馬云：團結互助是唯一出路》，https://tech.huanqiu.com/article/3y1yTDOojUb。對于這些表現，美聯社的報道表示，阿里巴巴等中國電商企業在疫情中成為全球重要的人道主義捐助者，對多國民眾產生正向的情感影響。(43)《外媒：中企在疫情中成全球捐助者 正贏得他國民眾好感》，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 20200611/2412760.shtml。

(六)中國電商外交的行動合力

通過上文論述可以看到，多元行為體圍繞“買全球、賣全球”的目標，主要發揮了政策溝通、規則建構、國際業務拓展三方面功能(見表2)，展現出提升貿易規模、建構貿易秩序、統籌新型國際貿易軟硬件建設的多重意圖。不同行為體依據自身職能，開展各有側重的對外工作，政府的主導角色雖然顯著，但大量活動都包含了官方—非官方多元主體的協作，具有行動上的連貫性與互補性。中國電商外交盡管處于起步初級階段，但已展示出現代經濟外交的豐富形態，助推跨境電商成為中國外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引擎。

表2 中國電商外交的行動框架

四、中國電商外交的提升路徑

中國電商外交的很多交往模式還處于“邊摸索、邊完善”的階段，“合作倡議多、制度建設少”、“錦上添花多、突破難題少”的行為傾向較為明顯。面對復雜且不斷變化的國內外形勢，有必要持續提升電商外交的話語權與影響力，本文嘗試提出以下具體的提升路徑。

第一，聚焦主要挑戰——不斷增多的貿易壁壘。隨著全球電子商務產業規模的快速擴大，尤其是像亞馬遜、阿里巴巴這樣國際電商巨頭在某些國家的滲透率不斷提高，一些國家出于保護本國行業的目的，相繼出臺各種貿易保護措施。例如，全球正在掀起新一輪“數字稅”浪潮，截止2020年6月，歐盟已有14個成員國開始實施或表示支持數字稅，新加坡、印尼、巴西、肯尼亞等多國均已表示考慮對提供網絡服務的外國供應商開征增值稅。由此看來，數字稅爭端正成為新一輪全球貿易摩擦的潛在引爆點。再如，俄羅斯近年來不斷下調跨境電商進口關稅起征點，從2019年1月起，個人網購商品的進口免稅額從之前的每人每月500歐元降至200歐元，此舉直接沖擊處于發展快車道的中俄跨境電商，而且俄羅斯官方多次表示不考慮雙邊條件下的電商自由貿易制度安排。國際貿易壁壘已經成為影響全球跨境電商的關鍵威脅，直接加大中國企業的海外經營風險。中國電商外交應繼續將擴大貿易規模作為核心任務，通過外交渠道和包括世界貿易組織在內的多邊合作機制，努力削弱、消除別國對跨境電商設置的不當壁壘，塑造包容開放的貿易秩序，并建立相關的預警與快速反應機制，防范一些國家為打壓中國電商企業設置專門障礙。

第二，積極參與電子商務國際規則的制定。在探討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制度時，不少研究習慣性地提出“融入—參與—引領”的路徑建議。顯然，在跨境電商領域，中國無法重復這樣的穩健路徑，因為大量議題沒有形成可以融入或直接參與的規則，而且中國尚不具備全面引領規則制定的實力，經濟外交的決策者仍在評估新產品形態、新貿易形態對傳統經貿規則、傳統監管體制的沖擊，相關的國內法律法規也不健全。因此，中國外交要有填補國際規則空白、促成國內規則國際化的戰略抱負。在行動策略上，首先，中國應完善國內法律法規，對數據電文和電子合同、數據產品貿易、產品質量標準認定、跨國爭端解決等議題制定出切實可行的規則，建立與自身跨境電商發展相配套的監管體系。以跨境數據流動為例，維護國家網絡主權與推動網絡空間開放存在價值取向和規制辦法上的矛盾，解決這些矛盾不能僅靠一些原則性指導意見，更要統籌和細化業已出臺的《網絡安全法》、《電子商務法》，對承載不同利益層次和位階訴求的數據流動制定不同的管理辦法，妥善規定禁止和限制數據跨境流動的范圍和標準。(44)此處論述參考許多奇：《個人數據跨境流動規制的國際格局及中國應對》，《法學論壇》2018年第3期，第130～137頁。只有國內法形成了體系和實現了創新，中國才能避免在國際規則談判中陷入被動或空談。其次，中國可以將雙邊自由貿易區協定談判、雙邊經貿談判作為構建國際規則的“試驗田”，不能僅停留在一些共識度高的議題，可以更加“放開手腳”，在自己關心的低價值貨物免關稅、消費者權益保護、海外倉管理、跨境支付等議題上多提方案，在小范圍的實踐中找到與不同類型國家實現對接的有效做法。再次，主動融入世界海關組織、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UNCIRAL)等多邊機制，將中國電商“可傳播、可復制”的業務經驗推廣成為國際層面通用的技術標準和商務規范。

第三，充實電商外交內涵，增強國際合作的策劃能力與實施能力。在產業參與方面，目前的電商外交主要面向電商平臺企業、物流類企業，而未來的電商外交應著眼于跨境電商所覆蓋的產業鏈及其建構出的生態圈，鼓勵制造生產、電商平臺、交通運輸、倉儲物流、金融風控、互聯網基礎設施等各類企業更深入地參與國際交往和對外決策，使外交平臺容納更多市場主體，同時鼓勵市場主體多提世界電子貿易平臺這樣具有全球視野的治理方案，“以市場驅動、企業先行”的方式探索新的國際貿易規則。在國際發展合作方面，可以將跨境電商作為中國面向發展中國家的重點輸出議題，推廣中國在電商扶貧、農村電商、邊貿電商方面的成功經驗，協助一些國家改進大數據、云計算和金融支付等數字基礎設施。在資金融通方面，應依托跨境電商業務的擴展，加速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面向一些推廣條件可行的國家或區域，形成以人民幣支付為主的網絡體系。

第四，警惕針對中國跨境電商的抹黑，激發中國電商經濟的軟實力效應?？缇畴娚虦p弱了空間距離對人類活動的制約，但地緣政治的影響力并沒消失。一些西方觀察者習慣性運用冷戰思維，將阿里巴巴和京東等電商平臺污名化為中國官方施展對外影響力、與美國爭奪霸權的工具。有觀點認為，中國正在借由跨境電商構建一個“成型中的數字帝國”(a digital empire in the making)，中國科技公司所創造的平臺資本主義模式正在向多個發展中國家滲透，并強化中國的“世界帝國夢”。(45)Michael Keane and Haiqing Yu, “A Digital Empire in the Making: China’s Outbound Digital Platfor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13, 2019, p.4626.還有評論擔心中國電商企業將嚴重威脅以亞馬遜為代表的西方電商企業的地位，中國將以促進自由貿易的名義建構新的經濟等級秩序。(46)相關觀點參見Jeremy Garlick,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 Case of Offensive Mercantilism”, Europe-Asia Studies, Vol.71, Issue 8, 2019, p.1411; Walter Loeb, “Can Alibaba Challenge Amazon in Europe?” https://www.forbes.com/sites/walterloeb/2020/01/10/can-alibaba-challenge-e-commerce-giant-amazon-in-europe/#77bcc77b6ff7。鑒于上述情況，中國官方、民間都有責任維護好跨境電商的國際形象。有兩個重點值得深入宣講，一是中國電商經濟的發展歷程。中國并非全球互聯網經濟的先行者，但憑借政府主體負責任的引導、市場主體的創新精神，創造出今天全球規模第一的成績。中國電商崛起的故事本身彰顯了現代中國的制度優勢與社會活力，中國無意透過跨境電商去實施任何地緣戰略。二是中國跨境電商的普惠性邏輯。中國電商產業走了一條不同于西方同類產業的道路，即與美國主導的FAANG陣營的精英主義模式相比，中國的BATJ陣營的商業模式更實惠，對規模較小的商家更加友好和開放，也更能激發發展中國家基層網民的參與。(47)FAANG陣營包含臉書、亞馬遜、蘋果、奈飛和谷歌，BATJ陣營包括百度、阿里巴巴、騰訊和京東。此處論述參考Anbin Shi, “China’s Role in Remapping Global Communication”, in Daya Kishan Thussu, Hugo de Burgh, Anbin Shi, eds., China’s Media Go Global, London, UK: Routledge, 2017, p.43。中國跨境電商絕非在打造“數字帝國”或“等級秩序”，而是補充或修正西方電商模式，通過放大“草根性全球化”(grassroots globalization)的趨勢，賦能廣大發展中國家、小微企業乃至消費者，真正激發全球化進程與互聯網經濟的普惠效應。

第五，密切關注與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對跨境電商產業的影響。在機遇方面，各國消費者的線上消費需求得到釋放，尤其是在歐美國家，消費者從線下消費轉移到線上消費的趨勢十分明顯。不少國家的政府更加看重跨境電商在穩外貿、促招商上的積極作用，更加重視對供應鏈的全球多元化布局。這些變化為中國跨境電商的發展提供了新動能。挑戰方面的因素也十分嚴峻，各國應對疫情采取的防范措施嚴格限制甚至阻斷了國際貨物往來，跨境電商的接單履約更加困難，有些國家開始重視自身供應鏈的完整性和自主可控性，這可能導致它們后續會對跨境電商實施更加嚴格的準入政策。面對疫情對全球經濟運行的沖擊，電商外交應圍繞“穩外貿”目標，用好“國際快捷通道”等政策手段，向全球推廣“人員與貨物跨境流動便利化倡議”，(48)該倡議由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北京出席20國集團外長視頻會議時提出，旨在成立特設合作平臺，努力推動各種雙邊和區域人員和貨物便利化安排形成網絡。參見《王毅：中方發起“人員與貨物跨境流動便利化倡議”》，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812022.shtml。與各國共同維護產業鏈的開放與穩定，幫助電商企業渡過難關，實現跨境電商發展與全球經濟復蘇的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