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安全和華人移民身份認同的建構

吳前進

一、引 言

移民和國家安全話題主要指移民接收國在政治、經濟、文化事務等方面所感受到的與移民相關的威脅問題。這種威脅，可能是真實存在的，也可能是虛擬想象的。它關涉到移民和住在國的關系認同，特別是移民對住在國的政治和文化的認同，以及住在國對移民群體是認可和接納還是將其視作威脅因素而加以排斥。

安全指人類的整體與生存環境資源的和諧相處，互不傷害，不存在危險或危害的隱患。安全的通俗理解是“無危為安，無損為全”。國際政治領域的安全主要指國家安全。在探討移民與國家安全的關系問題時，大部分學者都將國家安全按照不同價值，分為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環境等不同領域加以研究。其中，被普遍接受的分析框架是將國家安全劃分為政治(包括軍事)、社會和經濟(包括環境)三個領域。雖然學界在有關移民是否威脅國家安全這一基本問題上還存在較大分岐，但在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上，無論是傳統安全理論還是新安全觀，無論是新現實主義還是建構主義，無論是堅持移民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學者，還是反對這一觀點的學者，已經趨于統一，即移民對輸入國安全的影響是不確定的。由于各國所具有的社會歷史條件不同，其在國際體系中所處地位也不盡相同，故而移民流入的安全后果各有差異。在一些國家，移民影響國家安全的消極因素得到很好抑制，積極因素得到充分展現；而在另一些國家，或者在同一個國家不同時期，不同的內外部條件使移民對國家安全的消極影響增強，或者積極影響不足以補償消極影響導致的損失，那么移民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就會凸顯。(1)田源：《移民與國家安全：威脅的衍生及其條件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頁。

有關移民影響輸入國安全的研究有若干代表性作者。杰瑞·弗里曼通過對澳大利亞移民問題的個案研究，認為二戰后的移民對澳大利亞安全構成一定威脅。這種威脅主要表現為非歐洲移民的大量流入改變了輸入國的主體文化和社會結構，威脅輸入國傳統的政治和社會安全。(2)同上，第20頁。此外，米隆·維納(Myron Weiner)從全球角度對移民與國家安全的關系進行了研究。他承認移民屬于一種能夠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因素，但同時也認為，若因此而迫害、甚至排斥移民，與否認移民具有安全危害一樣錯誤。(3)Myron Weiner, “Security, St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Myron Weiner, e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Securit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3, p.9. 轉引自田源：《移民與國家安全：威脅的衍生及其條件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頁。

吉格斯·威尼茲(Georges Vernez)對移民危害輸入國安全的觀點持批評態度。他認為，雖然有相當多經驗證據表明，移民會對國家傳統價值觀、文化認同、社會融合、經濟穩定構成威脅，但這種威脅與經濟波動之間具有明顯相關性。當輸入國就業狀況良好、勞動力收入穩定增長時，移民流入就彌補了輸入國對非熟練勞動力的需求缺口，提高了社會總需求，故這種移民流入不僅不會帶來威脅，而且有益。但當輸入國經濟低迷時，對移民的敵意和憂慮就會增強。他據此認為，所謂移民對國家傳統價值觀、文化認同和社會穩定的威脅，只不過是本國國民在面臨外來移民激烈競爭時的一種自然的社會性反應。(4)Georges Verne, “National Security and Migration How Strong the Link?” pdf, pp.7～12. 轉引自田源：《移民與國家安全：威脅的衍生及其條件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頁。

另一位著名移民問題專家、國際移民組織官員瑞恩哈特·羅爾曼(Reinhard Lohrmann)關于移民、難民與社會安全問題的研究也極具啟發性。他指出，移民文化身份屬于一種社會結構，是政治層面利益沖突的表現。移民對社會安全的威脅，并非移民本身的威脅，而是由文化差異(cultural differences)所具有的政治價值所賦予的。真正的威脅在于具有政治意義的不同文化的沖突。(5)Reinhard Lohrmann, “Migrants Refugees and Insecurity: Current Threats to Peac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38, No.4, 2000. 轉引自田源：《移民與國家安全：威脅的衍生及其條件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頁。羅爾曼的研究透過移民與輸入國本國國民社會沖突的表象，深刻揭示了移民安全問題的本質，彌補了威尼茲的缺陷。

隨著建構主義學派興起，一些學者開始運用建構主義研究方法審視移民安全問題。他們通過徹底否定判斷安全威脅的客觀標準，質疑移民安全威脅理論。這一派學者認為，安全并非客觀存在，而是被共同體中的個體所感知的。威脅屬于政治行為者建構的社會性觀念，是主要行為者——官僚機構和政治精英——運用權力和立法在某一具體領域進行安全討論，以動員他們的共同體成員去應對危險的結果。(6)Valsamis Mitsilegas, Jorg Nonar and Wyn Re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nternal Security-guardian of the Peopl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47. 轉引自田源：《移民與國家安全：威脅的衍生及其條件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頁。瓦爾薩密斯·密斯雷格(Valsamis Mitsilega)、約克·摩納(Jorg Monar)和溫·里斯(Wyn Rees)在對移民安全問題進行的專門研究中表明：移民，即便是非法移民也不存在對輸人國“可以確認的惡意”，(7)Valsamis Mitsilegas, Jorg Nonar and Wyn Re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nternal Security-guardian of the Peopl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47. 轉引自田源：《移民與國家安全：威脅的衍生及其條件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頁。它的安全化完全是由于移民問題觸及社會自由與安全需要之間最重要、最敏感的神經而被建構為一個會危害社會、勞動力市場和福利體系以及公共秩序的安全威脅。這些學者同意，安全的概念和范疇并非固定，也非客觀，而是隨著形勢變化，根據國家統治需要而建構的。(8)Jef Huysmans, The Politics of Insecurity: Fear Migration and Asylum in the EU,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xii. 轉引自田源：《移民與國家安全：威脅的衍生及其條件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頁。

當前學術界有關移民威脅國家安全的條件的研究，主要關注輸入國內部的條件作用，很少將國家間關系的因素考慮在內。而移民作為一個跨國性因素，必然會牽涉到國家間關系問題。由于國家間關系的本質表現為沖突，故來自其他國家的安全威脅始終存在。因此，關于移民威脅輸入國安全這一問題的探討，應當將國家間關系的因素充分考慮在內。(9)田源：《移民與國家安全：威脅的衍生及其條件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頁。

綜合已有的研究視點，移民作為外來者，由于身份認同、種族、宗教等因素而成為被懷疑對象，這些“外國的”因素往往導致他們在特定時期內被住在國視為間諜、敵人同盟者，成為影響當地安全的威脅來源。如果這些客觀因素的確存在的話，那么如何確保移民的文化和身份的安全？如何令移民與住在國互相認同與接納？這就關涉到移民的身份認同，即移民的國家認同。移民必須首先確認“國族”認同，即我們是誰？通過國民身份的法律表達，來確認國家和主權的文化身份，確認移民與國家的文化融合與排斥。(10)Elspeth Guild and Joanne van Selm, ed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Securit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London: Routledge, 2005, p.3.故此，國民身份對于多民族種族國家而言，乃是一種移民身份的現代性建構。

華人移民對住在國的身份認同，不僅關涉華人對自身政治屬性和文化屬性的歸類，而且關涉華人與祖籍國和住在國的關系定位，以及華人祖籍國和華人住在國針對華人移民的政策定位和資源調用。本項研究從國家安全視角說明華人移民身份認同的建構及變遷是歷史的自然進程，更是住在國為了國家安全目的而施行的民族種族政策的結果，以及移民出于自身安全考慮的反映和適應，通過法律和文化身份的表達獲得住在國的接納和認可。當然，由于意識形態的緣故，和其他國家移民群體相比，華人移民和住在國國家安全的話題，以及中國和華人移民住在國的國家關系，總互為牽扯，并在一定程度上困擾或阻礙華人移民身份認同的構建。

二、誰是華人？移民身份認同的安全建構

有關華人移民與住在國文化和身份安全話題，須要放在國家認同的背景中去考量，移民個人在面對主權和領土時，如何定義自我以及如何被周圍的環境所定義。其中，國族、主權和身份，這三個詞是改變移民與住在國在政治、法律和文化等方面行為方式的關鍵詞。移民作為住在國的新來者，如何看待自己，如何遭遇外部環境的歧視，他們在語言獲得和經歷表達方面，如何構成住在國社會的一部分，成為住在國多元文化的一部分，均須要透過移民身份的鍛造來表達和維持。換一個視角看，國家文化的多樣性是通過移民身份認同的獲得體現的。國家通過多樣性尊重并接受有“差異”的各類外來移民，從而確保移民們獲得身份和文化的安全。一些極端勢力、右翼分子經常拿移民說事，既有違文化多樣性原則，也有違人類文化的自然演進歷史。(11)Elspeth Guild and Joanne van Selm, ed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Securit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London: Routledge, 2005, p.113.

隨著全球移民潮發展，具有不同文化規范的移民個人和群體，往往被住在國主流社會視作對當地文化身份與文化和諧的一種威脅。故身份認同問題越來越困擾國家、民族、社群和個人，成為移民和住在國之間一個繞不開的話題。所謂身份認同(Identity)是主體對自身認知的一種選擇，它涉及個人與特定社會文化之間的關系。就移民個人和群體的身份認同而言，它包括個人的自我身份認同、群體的社會身份認同，以及面臨主流社會及文化時所產生的身份選擇或混合的身份認同(Hybrid Identity)。這種移民特有的身份認同主要指某一文化主體在強勢與弱勢文化之間進行的集體身份選擇，其顯著特征可以概括為一種焦慮與希冀、痛苦與欣悅并存的主體體驗。它關涉文化認同、國家認同及其相互關系。換言之，“認同”意指個體與團體尋究自己身份的指認，以確定“我是誰”的問題?！罢J同”也表示個體或團體在變動不居的生活經歷中，尋究某種恒定的特質，以區別自己與其他的人或團體。無可避免地，“認同”屬于一種建構的過程，在此過程中，“認同”與“差別”同時為建構者所體現。(12)蔡英文：《認同與政治——一種理性之反思》，臺灣《政治科學論叢》1997年第8期，第51～84頁。

華人移民身份認同的安全建構及其變遷，在華人移民歷史的不同時期內，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不同華人群體中，各有不同選擇和重點。其中，既有移民群體總體的趨勢，從認同祖籍國到認同住在國的歷史必然，它通常隨著移民代際更替的實現而自然轉換；也有移民群體秉持多元認同、身份兼容，同時認同住在國和祖(籍)國雙方，但在政治傾向和行為方式等方面仍以住在國為主。這兩類構成當今大多數民族國家移民身份認同的常態。當然，還有一種狀態是以祖籍國認同為首要，兼具住在國認同，這種秉持祖籍或故鄉認同的華人移民在一些特定國家和地區也有存在。

2014年海外華僑華人總數已由改革開放初期的3000多萬發展到6000多萬。這6000多萬華僑華人中，既包括歷代定居海外的華僑華人及其后裔，也包括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后新加入的移民群體，以及臺港澳的新移民。然而，對于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公布的這個大致統計數字，華人移民從自身“認同”的視角提出了疑慮。(13)詳見麻卓民：《關于海外華文教育的再思考》，《西班牙歐華報》2016年5月7日。因為它涉及一個有關華人族群之于祖(籍)國身份認同和分離的話題。在大多數華人入籍住在國，其二三代早已融入住在國并成為當地社會一分子的當今，哪些人還自認華人？他們身份認同的群體和個體的邊界與標志在哪里？

這就關涉到種族群體的定義。它通常被理解為人類學的特定人口概念：1)生物學上能夠自我延續的群體；2)擁有共同的文化價值，并且在文化形態中擁有明顯的一致性；3)擁有溝通和互動的領域；4)具有成員的認同意識，并且這種顯著有別于其他類型的分類組成也被其他群體所認可。在這種情況下，種族的邊界透過人種差異、文化差異、社會分離和語言障礙，以及有意和無意的敵意所劃定。(14)Fredrik Barth, “Introduction,” in Fred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9, pp.9～38.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的“種族邊界”(15)陳乃華：《“族群”與“邊界”所延伸的斷想——[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主編〈族群與邊界——文化差異下的社會組織〉評介》，《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第2、197頁。觀念有助于理解各種類型華人社會如何保持自我的種族意識以及種族意識在個人追求社會地位、經濟利益及政治影響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比如，中國燈籠、龍、陰陽符號的使用，以及在餐飲業中的其他裝飾都是商業品牌的顯示樣本，在那里經濟利益是顯而易見的。而唐人街的拱門、漢字招牌和節慶方式都支持著這種經濟效用。它顯示餐飲業不僅維持著生存在邊緣的移民勞工的生計，更是種族經濟與文化的象征與符號。(16)Flemming Christiansen, Chinatown, Europe: An Explo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dentity in the 1990s,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177～178.華人正在自覺地透過移民文化身份的建構來尋求并獲取這種有利于自身的經濟利益。

由于種族身份反映了種族集團成員通過與外部種族集團成員的互動來尋求社會安全、地位或利益，故而這種社會互動的主要工具是文化模式、行為假設、道德規范、習俗和歷史的愛好、語言使用等等。在世界各地，華人的種族身份有許多類型，且隨著時間推移而變化。對于大多數華人來說，華人血統是判定誰是或者不是華人的重要依據，但是這種判別在他們自己的經歷中往往失效。一些調研者在懂華文和中華文化的華人和已經被當地同化或失去華人身份和語言者之間做過一個對比，發現人們無法斷言具有巨大差異的華人社會可以共享一種種族身份，因為不同出生地、不同口音以及各個國家間巨大的不同背景，都阻礙著華人之間的互相溝通。(17)Ibid., pp.3～4.

在上述語境中，誰是華人？種族認同的邊界既具有與生俱來的規定性，又具有社會身份演變的靈活性，還由外在生存環境的壓迫性所決定。無疑，華人移民的身份認同雖然由于出生地、受教育背景和職業及經濟地位的不同而千差萬別，但他們仍然無法否認難以抹去的種族身份標記和文化共性等基本而持久的身份識別元素，并以不同方式、或多或少地凝聚并維持著華人在域外的互為認同(作為種族和文化的標記)，從而成為具有中華民族(漢民族和少數民族)同一起源地而不同流散類型的各種歐洲華人、東南亞華人或北美華人等等。他們可能在政治上互為排斥，語言上彼此隔膜，情感上難以溝通，但總有一根紅絲線把他們貫穿起來，那就是種族和文化的烙印，把彼此的似曾相識以一種“哦，原來你也在這里”的感嘆聚合一起或分離開來。故而，認同的概念對于辨別全球各地華人的身份類別非常重要，它屬于文化種族的母概念。至于文化種族的子概念，華人移民群體的多重身份構建，盡管憑借認同而確立或對立，但終究需要依附各個不同的具體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歸屬而達成，從而形成更為明確的自我歸類。

華人對于自身身份的認同可以叫做“華人性”或“中國性”(Chinesesness)。在英文表達里，雖然“華人性”與“中國性”都是同一個詞“Chineseness”，但在具體語境中，“Chineseness”有很多種涵義，而且視側重點的不同而不同。吳小安教授對此有過辨別。他認為，在中文語境中，與華僑華人相關聯的“Chineseness”主要概括為兩點：其一，中文“中國性”與“華人性”的不同表達，明顯地體現了其中的差異：前者強調中國作為一個地域和一個國家的地理政治維度，后者強調華人作為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的族群文化的維度；其二，以“華人”族群和文化為焦點參照的“華人性”，則主要側重于華人個人與族群相對于異國他鄉與祖籍國文化之間時空錯位的身份認同，主要強調是個人對國家、少數族群對多數族群、邊緣對中心、移民與同化過程中的多元性、差異性與復雜性的對立統一。(18)吳小安：《概念脈絡、文化關懷與比較視角：華僑華人研究的再梳理》，載李卓彬主編：《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開館紀念特刊》，中國華僑出版社2014年版，第75～87頁。

王賡武教授對“華人性”有更簡潔明了的解釋。他說，“華人性”是指那些與中國有聯系的、其他族裔所沒有的特性。他又指出：華人從未有過認同的概念，而只有華人屬性的概念，也就是身為華人和變得不像華人；有些華人的中國味多一些，另一些人則少一些。因此“華人性”應包含著多個維度和指標，如祖先為中國人(具有中國血統)、保持中國傳統文化規范、會說漢語或中國少數民族的語言、主觀上認同為華人、與中國的社會聯系等等。然而，幾乎所有移民他國的中國人都不可避免地出現“華人性”弱化的趨勢，只是弱化程度強弱和弱化時間早晚的差異。(19)梁茂春：《具有中國血統者就是華人嗎？》，《經濟觀察報》2016年1月30日。當然，一些與中國失去聯系的海外華人由于文化資本的需要，仍然需要在住在國尋回華人性，以滿足個人的文化興趣，并借此尋求更為廣闊的職業空間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歷史上海外華人曾經執念的“華人性” 或“中國性”，到大多數華人入籍住在國之后的今天，已經在心理情感上變得有限，即這種華人性不再構成僑民移民情感特征和心理活動的全部。想象的“中國性”最重要的不是真的回到中國，甚至也不是要跟中國掛鉤。在移居地(地方社會)，人們并不一定需要這些文化象征的東西，但他們要在那個地方生活，就要建立一個“我”跟“你”不一樣的東西，強調我們的世界與你們的世界總是存在一些距離。華人對這些所謂“中國性”的強調，主要不是為了加強與祖(籍)國的聯系，而是為了讓自己在“中國”以外，在沒有“中國”的地方生活得更好。(20)蔡志祥：《跨越邊境的華人社會》，《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眾號，2017年4月6日。此種有關“華人性” 或“中國性”的解說，可能更為符合當今大多數在地華人的社會心理和生存情態。

斯圖亞特·霍爾在《文化身份與族裔散居》一文中指出：我是誰？“真正的”我是在與多種異己的敘述關系中形成的。迄今為止存在著兩種文化身份觀：第一種是“種族本質論”(ethnic essentialism)身份觀。這一身份觀認為，身份是一個民族“穩定、不變和連續的指涉和意義的框架”，意味著一種集體性的真正自我，人們可以在所屬民族的歷史傳統中獲得固定源頭和自我感。(21)斯圖亞特·霍爾：《文化身份與族裔散居》，載羅鋼、劉象愚主編：《文化研究讀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215頁。轉引自王亞麗：《邊緣書寫與文化認同——論北美華文文學的跨文化寫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頁。對于華人移民而言，作為“種族”的華人擁有一些自然特性，并且這些特性不會隨著地點、時間或背景而改變，它假設華人移民有一些與生俱來的文化特性，令他們可以永不被住在國的國家文化所同化。本質論經常被歸因于和民族主義有連接：它假定，不論歷史、文化甚至政治情形如何演變，生活在中國之外的華人繼續關注他們的祖國。(22)參見Philip A. Kuhn, “The Homeland: Think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 http://ciw.anu.edu.au/sites/default/files/morrison58.pdf。這也是今天許多發展中國家僑務資源得以調動的依據所在，因為憑借移民與祖(籍)國的關系和情感特征，僑務政策(或海外同胞政策)才是可行的、有為的和積極的。第二種是后現代身份觀。這種身份觀主張，身份是一種不斷流動、變化和建構的過程，因而它缺乏終極的結論。(23)斯圖亞特·霍爾：《文化身份與族裔散居》，載羅鋼、劉象愚主編：《文化研究讀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215頁。轉引自王亞麗：《邊緣書寫與文化認同——論北美華文文學的跨文化寫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頁。就華人移民歷史進程看，如果說早期認同中國的華僑一代大多屬于本質主義身份觀的話，那么20世紀80年代后形成的華人移民一代，則可能更傾向于后現代身份觀，因為他們中大多數人的身份認同正經歷著流動、變通和多元的狀態。他們的教育背景為個人的跨國性提供了適當舞臺，而冷戰后國際關系的緩和也給華人移民融入住在國提供多重可能途徑。為了調用移民資源，祖籍國政府也曾不斷適應全球化時代移民認同的多元方向，給出了一系列相應的政策調整，以加強祖(籍)國和移民的關系連接?？梢哉f，華人移民身份認同的歷史和現實，不僅是他們不斷確立自身與祖(籍)國和住在國關系的歷史與現實，更是住在國和祖籍國基于國家安全因素對華人移民的政策引導。

三、華人身份認同的安全核心：國家認同

國家安全和移民身份認同的研究涉及三個不同層面：族群身份層面的文化認同主題、民族身份層面的國家認同主題以及全球化時期多重身份層面的全球認同主題。(24)余彬：《國際移民認同問題：一種身份政治研究方法》，《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61～67頁。其中，國家認同是移民身份認同的安全核心。

弗朗西斯·福山認為，移民身份認同問題是“去領土化”的產物。移民恰恰是在離開了傳統社區，移民他鄉后，原本的身份認同不再被移居地社會所支持，并且需要面臨強大的融入主流社會文化形態的壓力時，傳統社會中從來沒有的身份認同問題出現了。(25)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and Migration,” http://www.prospect-magazine.co.uk/article_details.php?id=8239.海外華人的移民經歷決定了他們必須建構群體和自我的身份認同，以與在地文化相區別(又相聯系——嵌入)，以與遙遠故國相連接(又相區隔——不再一體)。這種華人身份認同的本身便是他們與住在國和祖(籍)國關系雙向進程的恰當反映，而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國家力量和國家關系的互動，以及全球化進程對民族國家的多方面影響。

國家力量決定華人移民的身份建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針對海外華人的認同困境和現實處境，王賡武教授提出“散居族裔文化”概念。這一概念指的是源自華南諸省，并在外國領土上形成的與主流文化碰撞的華人少數民族文化。這種華人文化能否存活下來，取決于社群的規模和活躍的范圍，以及社群如何通過血緣關系、宗教習俗和文化自豪感而相互聯系并與祖(籍)國保持聯系。同時，散居族裔文化又受制于當地環境和居住國針對華人少數民族的政策。散居族裔文化可分為兩類：一類與中華文化變遷息息相關，另一類則是中華文化與其他文化結合而成的適應性變種，這最先出現在東南亞，后來又出現在美洲和澳大利亞。(26)王賡武：《國旗、火焰和灰燼：散居族裔文化》，載王賡武：《華人與中國：王賡武自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102、105頁。

散居族裔文化可以通過海外華人不同時期做出的決定清晰地辨認出來：a、有些人始終想要“回歸”或重返中國發源地；b、有些人為保護他們的社群，愿意適應當地生活，同時盡可能久地保存他們的中國文化觀念；c、有些人同意扎根于入籍國，同時發掘獨特的地域文化，在政治和社會上融入當地；d、有些人則接受這樣一種看法，即如果條件允許，他們的前途就在于被當地文化所同化。這些決定造成的結果，并不像它們從一個到另一個的漸變那樣清晰可辨。就大多數狀況而言，散居族裔文化集中于b、c群體的經歷。(27)同上，第103頁。也就是說，散居族裔文化的認同來自于國家力量的強弱。當二戰前東南亞民族國家沒有建構之前，華僑的中國身份認同占主導；當二戰結束東南亞民族國家建立之后，出于民族國家建設的需要和國家安全的考量，華人的住在國身份認同逐漸取代華僑身份，成為東南亞國家的主流。以后，這種與住在國認同的華人身份逐漸蔓延到北美和大洋洲，成為華人社會認同的主流。當然，這種身份認同的轉向，除了住在國民族種族政策的規定性影響之外，更有中國政府順應國際情勢而做出的主動引導和政策定位所促成的。

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崛起，中國文化和民族理念在世界上影響的增加引起一些東南亞國家的警惕。(28)歐大旭：《新加坡華裔，你是中國人還是華人？》，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50213/c13aw。盡管經過二戰后70多年的變遷，無論是住在國政府和民眾，還是東南亞華人族群自身，都深深明確，華人與住在國的政治認同已經完成，他們現在與中國所建構的僅僅是文化認同而已。但在一些東南亞人士看來，中國政府與海外華人的關系正在被重新建構。隨著新移民的到來，華僑的概念復活了?；蛘哒f，為了搭上中國經濟快車，華人認同的選擇性比過去更靈活了，他們需要兩個世界的舞臺和認同，從而把住在國和祖(籍)國的經濟利益與文化關切聯系起來。只是這種適應全球化時代變遷方向的移民跨國認同并不被東南亞國家政府所歡迎。在地緣政治格局中，中國對于東南亞國家而言，依然是一個意識形態不同且值得警惕的正在崛起的大國，而本地區占有相當比例的華人人口以及他們與中國的聯系，仍然屬于東南亞國家在有關國家安全方面一個繞不開的心結。

國家關系決定華人移民的身份建構。當前，國家關系與華人身份認同的建構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許多海外華人已經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失去中國認同意識，成為住在國多民族種族社會的一分子；另一方面，許多海外華人又由于中國的發展而逐漸增強了自身的華人身份意識，從而建構與中國的聯系和認同。在此過程中，海外華人已經非常清晰地明確，認同于住在國的政治和歷史遠比認同中國的歷史和文化重要得多，特別就東南亞國家與中國關系的歷史和現實而言，認同并融入住在國已經成為華人族群的政治共識。而在東南亞地區之外，華人與住在國的政治認同與政治忠誠也面臨需要進一步確認的經歷。特別是2017年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后，國際形勢正遭遇逆全球化潮流，意識形態對立的矛盾因素再次凸顯，華僑華人與中美關系、中澳關系等話題不斷透過媒體得以渲染。近兩年，特朗普政府以國家安全的名義懷疑與指控一些華裔科學家與中國學生是“間諜”，并企圖通過限制中美科技交流來維持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的霸主地位。它由此提示華人身份意識的建構，除了“華人性”這一基本的、共同的民族特性之外，離不開住在國民族、種族政策的取向，離不開國際政治背景以及中國和住在國雙邊關系的發展。

由于華人的民族特征從根本上規定了他們與中國有著種種千絲萬縷的關系，這種客觀的情景限定有時令海外華人不得不向擁有其他種族身份的人表明，他們之于中國的關系屬于怎樣一種情景。事實上，海外華人中的大部分人認可自己的文化身份，并愿意保護和維持與中國的文化聯系，在東南亞、北美和全球其他地方的華人大抵如此。但也有另外一部分華人并不愿意與中國有過多政治或文化的關聯，他們希望自己被視作地地道道的住在國公民，全心全意地認同住在國。這種情景在全球各地華人社會中亦常有呈現。在新加坡，盡管當地華人和中國大陸移民之間血脈相連、同根同源，盡管中國新移民對新加坡華人日常生活的影響逐漸增強，但這種交往和影響進一步激發了新加坡華人對于新加坡的身份認同和自豪。類似現象既有世界各地華人社會新老移民之間由于經濟地位、教育背景不同而引發的不和諧所致，更有移民對于國家認同所做出的政治選擇。當然，和其他國家華人社會不同的是，華人作為新加坡主體民族，其國族概念已經形成，認同新加坡而不是中國，才是政治正確的選擇。(29)歐大旭：《新加坡華裔，你是中國人還是華人？》，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50213/c13aw。

華人民族情感的凝聚與國家認同的困惑一直交織而行。一方面，海外華人擁有獨特的文化傳統，對自己來自一個內涵豐富、歷史悠久的文明故國感到自豪；另一方面，海外華人又自愧來自一個積弱貧困、千瘡百孔的封建王朝。自清至民國至新中國成立之前，海外華人的民族自豪感沒有得到進一步提升，民族國家的觀念沒有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經過短暫輝煌又走上極左錯誤路線，直至改革開放后才逐漸參與國際體系，確立自身發展道路，并開啟尋求中國夢的征程。簡言之，在移民認同的建構中，虛擬或想象的中國和真實或現實的中國，給予華人身份認同的建構和暗示，曾經如此地不和諧。但即便作為移民個人可以根據不同場景和需要或接受或排斥華人的身份，但整個族群的民族記憶和情感仍然牢牢地維系著華人的民族特性，并在異域以自己的方式展現生命的魅力。這方面，唐人街認同可以說是一種交織著經濟利益與民族情感并存的共同體。通過各種文化符號，它不斷地在異域呈現并延續著古老而時興的華人特性，從而把移民族群與中國聯系起來。對歐洲華人認同做過深入研究的漢學家費立民(Flemming Christiansen)認為，華人的身份認同固然具有種族因素，但在此之外，利益需求同樣具有決定性影響。比如，唐人街作為華人性構建的一個具體象征，既是世界各地不同華人聚居區的地理位置和生活場景，又是中國想象的文化符號，來自中國不同地方的華人在異域構建了屬于他們自己領地的社會文化區域，在那里他們的文化認同得以具體呈現。在這種情景之下，華人認同既是存在的選擇，又是創造性的事務：作為華人，你成就了它。同時，它也是社會強加于個人的。(30)Flemming Christiansen, Chinatown, Europe: An Exploration of 0verseas Chinese Identity in the 1990s, London: Routledge, 2003, p.173.華人的身份認同不僅把自己和中國聯系起來，而且已經實實在在地嵌入到各個國家多民族種族的歷史和現實場景之中，從而把住在國和中國緊密地連接起來。

全球化時代華人移民的身份建構。自20世紀中期以來，認同問題一直備受學界關注。在當代多民族國家中，社會成員的認同主要分為兩種類型，側重于文化歸屬的民族認同和強調政治歸屬的國家認同。但全球化作為重建世界經濟體系、政治格局以及文化形態的重要力量，已經成為影響國家認同的重要變量。(31)李智環：《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研究述論》，《西南科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第89頁。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移民問題研究者不斷突破民族國家概念的既有視野，重新思考和看待世界范圍內的移民現象與移民運動，跨國主義的移民研究因之興起，并試圖解釋“移民形成與維系的多重的聯結原籍地與定居地之間的社會關系的進程”。它強調當代移民建立了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邊界的社會場(social fields)?？鐕髁x因此成為“將民族國家疆界之外的人民與機構連接起來的多重關系和互動”。(32)參見 Linda G. Basch, Nina Glick Schillier and Christina Blanc-Szanton, Nation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and De-terrirorialized Nation-States，Langhorne, PA: Gordon and Breach, 1994, p.9; Alejandro Portes, Luis E. Guarnizo and Patricia Landolt, “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ism: Pitfalls and Promise of an Emergent Research Field,”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22, Issue 2, 1999, pp.217～237。這樣，跨國主義不僅依賴對一個以上的民族國家認同，而且依賴至少兩個社會的參與舞臺。它涉及雙重或多重公民身份。但必須指出的是，雙重公民身份不一定就意味著同時直接參與兩個政治舞臺。公民只能是他在其中充分行使權利和履行職責的那個國家的公民。確切地說，跨國主義所導致的是多重歸屬的一種制度性體現：祖(籍)國成為認同本源，住在國成為權利本源，新興跨國空間成為包含兩個甚至更多國家的政治活動空間。(33)里瓦·卡斯托里亞諾：《移居、跨國社群和公民身份》，《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2001年第3期，第55～60頁?？鐕髁x因此被視為是把兩個性質截然不同的國家、民族、文化等聯系起來，并與傳統的民族國家關于領土的觀念割裂。從這個意義上就可以理解，中國政府通過任命海外華人領袖象征性的政治位置來尋求政治和經濟利益，并促進與海外華人社會的經濟聯系。這些跨國聯系的前提是種族認同的共有基礎。對于華人社會領袖來說，祖籍國政府授予的榮譽加強了他們自身的地位和影響，同時更加強了他們在住在國當地政府中的角色和影響。(34)Flemming Christiansen, Chinatown, Europe: An Explo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dentity in the 1990s, London: Routledge, 2003, p.178.只是在當前逆全球化思潮中，這種移民的跨國認同不但不被看好，反而招致民族國家對外來移民政治忠誠性的質疑和移民本身對所處環境的焦慮與不安全感。它提醒各移民接收國政府，在冷戰后民族主義與跨國主義互為激蕩的趨勢中，外來移民和國家安全之間的問題并非移民本身或移民輸出國政府所導致，而恰恰是一些住在國政府的政客出于政治需要無端指責的結果。

全球化時代不僅是傳統移民(落地生根或落葉歸根)的時代，更是跨國移民(同時認同住在國和祖籍國雙方)的時代，越來越多的移民接收國曾經和正在鼓勵移民擁有多重身份，從而更好地運用多種資源為住在國發展服務。正由于此，一些華人社群在效忠和服務于住在國國家利益的同時，也在從事促進祖(籍)國國家利益的活動，而中國政府也有意號召華僑為實現“中國夢”服務，(35)“中國夢是國家夢、民族夢，也是每個中華兒女的夢。廣大海外僑胞有著赤忱的愛國情懷、雄厚的經濟實力、豐富的智力資源、廣泛的商業人脈，是實現中國夢的重要力量?！眳⒁姟兑浴皟S”架“橋” 習近平這樣談僑務工作》，http://news.china.com.cn/2019-05/29/content_74834984.htm。只是這個政策的對象群體是華僑，與華人無涉。這方面，中國僑務政策以及國家人才引進項目等計劃，已經實施過多方面的積極作為，以發展華僑和中國的關系。但這種作為正在被一些國家所防范和疑慮，如為了阻礙中國借人才項目而得到的快速發展，美國已在擬議和落實相關法案。這意味著民族國家仍然是全球化時代的主體，祖籍國和住在國的國家利益怎樣與僑民個人利益相得益彰，仍然是中國僑務政策需要平衡與協調的內容。因此，在全球化時代，移民與國家安全的話題仍然會困擾著移民群體、移民接收國以及移民輸出國。

孔飛力曾言，如果移民的認同有一天完全被接收國所涵蓋與接納的話，我們可能在移民歷史上達到一種狀態，即不再講“華人后裔”(或任何其他種族后裔)作為歷史行為者的意義。然而，有理由相信，我們至今還沒有到達這樣一個階段。(36)Philip A. Kuhn, “The Homeland: Think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 http://ciw.anu.edu.au/sites/default/files/morrison58.pdf.民族國家對移民的吸納與排斥，仍然取決于各個國家各族群之間相互關系的協調與發展，取決于國家多元文化政策的導向與效果，以及移民輸出國和移民接收國之間的關系。

四、結 語

移民的身份認同，既具有滿足與住在國主體民族相似、統一或同一的性質與狀態的要求，又具有與住在國主體民族相異與獨特的身份差別的特征，此二者的互促共進，形成移民與住在國國族身份認同的演進史。換言之，認同的構建雖須遵循一定的規范、原則和標準，但它不只是一個單一的過程，而是動態、靈活、交叉、多維，甚至分離和分裂的并進過程。移民身份認同的構建，既需要住在國和祖籍國政府雙方共同的促進、引導與管理，又需要移民個人和群體對身份認同的選擇、維護與創造，是調和與適應的產物。從這個意義上說，華人移民與中國以及住在國關系的認同與定位，不僅需要國與國關系的良好發展，更需要各個移民接收國本著更為開放的態度，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前提下，在多元一體的基礎上，為移民與住在國和祖籍國的多重認同創造可能。當然，在此過程中，住在國之于移民身份認同和識別的意義仍然是強大、有效而根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