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官方微博扶貧報道框架研究

高尚

摘 要 運用內容分析法，以框架理論為指導，借助數據抓取工具Python，以“扶貧”和“脫貧”為關鍵詞，對人民日報官方微博中自2017年1月至2021年3月之間的扶貧報道進行爬取，對報道框架與受眾反饋之間的關系進行探究，發現二者存在一定的正相關性。對扶貧報道框架的總結與分析，對更好地發揮人民日報等央媒的政策宣傳和輿論引導功能也有積極意義。

關鍵詞 人民日報；扶貧報道；新聞框架；受眾反饋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0360（2021）23-0005-03

1 研究背景及理論方法

自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精準扶貧”重要思想以來，我國的扶貧工作受到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高度重視，扶貧工作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時期。與此同時，我國媒體也積極關注，出現了大量的扶貧報道，在助力扶貧工作、推動扶貧實踐發展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作為黨中央的直屬事業單位和新聞機構，人民日報在對扶貧工作的報道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新浪微博作為聚集了大量個人及媒體用戶的社交媒體平臺，能夠即時分享信息并與受眾進行互動，逐漸成為當代青年人獲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擁有上億粉絲的人民日報官方微博能夠更加及時有效地傳遞國家的扶貧政策、報道扶貧工作，而微博的點贊評論轉發功能也能更加及時地獲取受眾的反饋，從而幫助官微進行輿論引導和指導下一步報道活動。

本文以框架理論為指導，以報道文本為重心，確定扶貧報道框架。恩特曼認為，框架包含了選擇和凸顯兩個作用，框架一件事，就是把認為需要的部分挑選出來，在報道中特別處理，以體現意義解釋、歸因推論，道德評估，及處理方式的建議[ 1 ]。新聞文本不僅是現實再現的承載物，也是意義的生產者。換言之，作為新聞框架客體的新聞事實是一種客觀存在，但主體觀念對認識這種客觀存在具有突出作用[ 2 ]。

本文意在研究人民日報官方微博中扶貧報道的新聞框架，探究受眾反饋與報道框架之間的關系，擬采用內容分析法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以“扶貧”和“脫貧”為關鍵詞，借助Python進行數據搜集，對人民日報官方微博2017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8日的相關新聞報道進行爬取，對微博內容、發布時間、轉發評論點贊數進行分析總結，從而得出結論。

2 扶貧報道的界定及數量

扶貧報道，即以扶貧內容為主的新聞報道，是精準扶貧政策實施以來中央和地方主流媒體新聞報道的常規重要議題。做好精準扶貧報道工作是在新形勢下講好扶貧故事、講好中國故事的必然要求，新聞報道宣傳也是關系扶貧成效的一個重要環節。

在抓取到的數據中，排除僅提及“扶貧”或“脫貧”等關鍵詞的報道，保留以扶貧脫貧為主要內容的報道共285條，其中2017年30條，2018年54條，2019年55條，2020年108條，2021年38條。扶貧報道在2017年至2020年呈逐漸上升的趨勢，在2020年報道數量達到頂峰，扶貧工作成為新聞報道的重心，這與我國截至2020年底全部實現脫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密切相連，2021年扶貧報道轉入表彰總結階段。

對285篇報道進行分類之后發現，不同報道框架的點贊評論轉發數存在較大差異。因點贊量的數值跨度較大，且出現多條點贊超10萬的報道，因此將點贊數的區間劃分為1萬以下，1萬到10萬，10萬以上。由于評論和轉發的數量較少，且沒有超過10萬的評論和轉發，因此將評論數和轉發數的區間劃分為1 000以下，1 000到1萬和1萬以上。

3 扶貧報道的框架及發展趨勢

以報道內容為依據，借鑒前人研究中關于人民日報扶貧議題新聞框架的劃分[ 3 ]，將扶貧報道劃分為“扶貧主體”“扶貧成績”等7個框架。最多的框架為“領導人講話及調研”，共77條，主體包括習近平總書記、李克強總理等。其中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及調研67條，反映出黨中央對扶貧工作的重視?！傲暯阶哌^的扶貧路”這篇報道以93 000多的轉發量在所有報道中位列第一，視頻中將時間線、里程數以動態圖表的形式插入，結合調研場景，以時間為線索，從習近平總書記的視角回顧整個扶貧歷程，形式新穎活潑，獲得了受眾的積極反饋。人民日報對領導人講話及調研的報道也體現了其作為黨中央機關報社的媒介定位。

這一報道框架點贊數主要為1萬以下，共72條，評論不到1 000的71條，但轉發超1 000的有25條。從受眾反饋的特點來看，針對領導人講話及調研的新聞由于報道方式的模式化，表現形式單一等原因，使得這一報道框架顯得過于嚴肅，較難接近受眾，受眾反饋較少。今后針對這一報道框架可以從轉變報道模式，豐富報道形式，轉變報道視角等方面入手，以達到更好的傳播效果。

最少的框架為“扶貧對象”，僅兩條，一條為2018年對因殘疾致貧的貧困戶自力更生脫貧的報道，但因收入數據的原因網友評論多為負面，點贊僅1 000多，轉發僅300；一條為2021年對以堅毅神情感動中國的“春運母親”在精準扶貧政策下全家實現脫貧的報道，網友多為正面評價，點贊8 000多，轉發和評論均破千。作為黨中央的機關報社，人民日報的媒介定使其更多地從全國性的宏觀視角出發進行報道，缺乏輿論關注度的扶貧對象個體在人民日報官方微博的扶貧報道中占比較低。

對于扶貧主體的報道呈現出多元化的傾向，包括扶貧干部、教育工作者、企業家、科技工作者、大學生、明星等，62篇報道中對扶貧干部的報道占46篇。以黃文秀為代表的脫貧攻堅殉職人員被塑造成扎根基層、不辭辛勞的扶貧干部們的典型。但在以扶貧干部為主體的報道中，“因公去世”的報道占到26篇，“遇害”的報道占2篇，對扶貧干部報道的切入點局限于犧牲在扶貧過程中的扶貧干部，對他們的工作、成績和精神進行報道，而較少關注廣大奮戰在扶貧一線的普通干部。

扶貧主體框架受眾反饋多為正面，如“致敬奮戰在脫貧攻堅一線的扶貧干部！”“張桂梅和黃文秀那里真的很令人淚目”等評論。近一半報道點贊破萬，超1/3評論過千，超半數轉發過千。人民日報官微通過扶貧主體框架突出和強調了扶貧工作者們，通過對這一群體的報道引導受眾關注扶貧領域。同樣，受眾積極正面的反饋也促使官微持續關注這一群體，在這一框架內進行更多的報道。

對扶貧過程的報道也呈現了除國家支持和扶貧干部駐村幫扶以外的其他扶貧形式，如教育扶貧、產業扶貧、旅游扶貧、易地扶貧搬遷、高校對口扶貧等。受眾反饋整體為正面，且超半數轉發破千，如對“5天干掉6.5噸！高校師生猛吃土豆，真相感人”“貴州大山網紅女團3年帶貨1.3億元”等報道，網友評論多為正面，較少出現負面評論。但對于“來！打卡我的小康生活”等報道，網友評論則以負面居多，如“打卡我的低谷生活”“脫貧脫的豬肉都吃不起了”等評論。2020年8月15日的“打卡小康生活”內容過于寬泛，結果成為網友負面情緒的發泄口，2020年8月28日的“微博貼紙上線！快來，一起打卡”吸取經驗教訓，為網友提供了精美貼紙，不僅將用戶上傳內容框定為圖片，精美貼紙也使得受眾更愿意提供積極的圖片內容，體現出新聞框架對受眾的影響。

在對扶貧過程的報道中，對直播帶貨的報道數量最多，達12條。人民日報官微與明星主播進行合作，通過新媒體直播帶動貧困地區農特產品的銷售，或以媒體的身份直接參與到扶貧過程中，助力脫貧攻堅，如在“30多萬斤白菜滯銷”這一報道中，人民日報幫滯銷菜農擴散信息，網友評論“人民日報賣白菜，這波操作666”等，體現了媒體的社會責任感。對直播帶貨的報道從2017年的1篇，2018年的2篇，到2020年的8篇，有了較大的增加。2020年與知名主播薇婭進行合作，開展了多場農特產品專場直播，緊跟直播帶貨的潮流，網友評價多為正面，如“薇婭他們的助農直播值得點贊” “帶貨哪家強，人民日報最最強！”等。

在扶貧成績框架中，點贊破萬的報道近一半，其中兩條點贊破10萬，評論破千的超半數，轉發破千的超2/3，受眾對扶貧成績報道的反饋積極正面，報道中數據的大量使用也使受眾更加直觀地感受到脫貧成績的顯著，如“五年來，貧困人口減少6 800多萬”等報道，地方脫貧摘帽的報道也吸引了眾多網友討論，如“好消息！四川藏區全部脫貧”評論破萬。點贊數和評論數最多的報道為“民政部：中國網友半年捐了18億，你在手機上捐過款嗎？”，以34 000多點贊和16 000多評論遙遙領先于其他報道。以圖表的形式把捐款人年齡分布、地區分布等信息表現出來，既提供數據，又以“你在手機上捐過款嗎？”的話題與網友進行互動。善款全部用于扶貧令眾多網友點贊，地域和年齡分布又提供了討論的話題，網友評論“誰說90后是垮掉的一代？出來挨打”“廣東第一，身為廣東人開心”等。對于這一扶貧成績的報道，人民日報官微另辟蹊徑，從網友捐款的角度，用數據和圖表對扶貧成績進行了報道，同時設置話題引發網友討論，眾多網友圍繞捐款進行的討論也體現出新聞框架對受眾的影響。

在扶貧政策框架中，23條報道僅一條點贊破萬，轉發量評論量多在1 000以下，評論以正面為主，但在評論區內也出現了一些舉報和吐槽的負面評論，如“什么是扶貧？農村送點禮都是貧困戶！”“為了這次巡視，我們已經一年沒放過假了”“這個竟然可以評論，真是發慈悲了”等。這類報道僅僅是在搬運和宣傳最新的扶貧政策，如“轉存學習！2021中央一號文件發布”等，對于政策的理論性解讀、評價性報道則較少，缺乏對輿論的引導和對受眾關切的回應。

對扶貧問題的報道更為集中，圍繞一個問題進行多篇報道，如對“16億元扶貧路偷工減料”這一新聞事件進行持續跟進，共進行了6篇報道，對“扶貧房成危房”問題進行了5篇報道，對“虛假貧困戶”問題進行了4篇報道。同時，一半報道為評論體裁，對扶貧過程中暴露出的問題進行分析評價，并提出要求，指明方向，對之后的扶貧工作起到了警示作用。對扶貧問題的報道評論數和轉發數較高，20篇報道中17篇評論過千，13篇轉發過千，此類信息易于調動受眾互動與反饋的積極性。以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并不意味著對扶貧問題等負面報道一棍子打死，對負面問題的跟進報道不僅能督促問題解決，體現媒體的社會責任感，而且對輿論進行積極引導之后，負面報道也能起到正面作用。

不同年份報道的框架分布反映出不同年份的報道重心，如2018、2019年對扶貧問題的報道與其他年份相比較多，2020年對扶貧成績、扶貧過程的報道與其他年份相比較多，對領導人講話及調研的報道數量逐年增加，對扶貧主體的報道歷年來占比較大?？梢?，人民日報官微不同年份對扶貧新聞的報道重心明顯受到國家大政方針的影響。

但扶貧報道還存在許多不足之處，比如相關會議和領導考察的報道多，政策解讀和落地的報道少；扶貧措施和方式的報道多，扶貧實效和經驗總結的報道少；扶貧活動報道多，扶貧故事講得少[ 4 ]。從報道框架的角度出發，我們也能看出人民日報官方微博受既有框架的限制較大，如對扶貧干部的報道較多從犧牲者的角度切入進行文本呈現和意義建構。

4 結語

通過對人民日報官方微博2017年1月—2021年3月之間扶貧新聞的報道框架進行分析，我們發現，人民日報官方微博對扶貧新聞的報道更加側重宏觀的視角，承擔著報道黨和國家最新扶貧政策和動態的任務，缺乏對扶貧對象等微觀層面個體的報道。

扶貧活動包括扶貧者和扶貧對象兩方主體，人民日報官方微博將自身代入扶貧者的角色，著重對扶貧者、扶貧過程、扶貧成績、扶貧政策等方面進行報道，而缺少站在貧困戶的角度對扶貧過程，生活變化，扶貧干部與貧困戶的關系進行報道。同時，對扶貧干部報道范圍的選擇較為局限，缺乏對扶貧故事的深入挖掘。

與受眾反饋相比，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和政策、媒介定位等因素對不同年份各報道框架的占比影響更大，但從扶貧成績框架、扶貧對象框架等方面仍能看出受眾反饋與報道框架存在一定的正相關性。

進入鄉村振興階段，人民日報官微的報道可以更加貼近基層群眾，反映普通老百姓在國家大政方針的實施過程中身邊的變化及其自身的感受，選擇更加合適的切入點對政策類新聞進行報道，從受眾心理和地理的接近性出發，恰當選擇新聞框架，在與受眾互動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地進行輿論引導，以實現更好的傳播效果，發揮人民日報官方微博輿論陣地的功能和作用。

參考文獻

[1]楊璀璀，蔣忠波.“框架”概念再辨析：兼論近年國內外的框架研究[J].新聞愛好者，2015（5）：39.

[2]肖偉.新聞框架論-傳播主體的架構與被架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44.

[3]楊秀國，劉洪亮.新聞框架視域下主流媒體對扶貧議題的建構與呈現：以人民日報（2012—2020）扶貧報道為例收藏[J].新聞與寫作，2021（9）：55.

[4]聶雄.試論精準扶貧宣傳報道的創新之道[J].當代電視，2017（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