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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背景下中小企業融資約束問題及對策分析

2021-03-16 02:49張一涵鄭蕊
錦繡·中旬刊 2021年11期
關鍵詞:中小企業融資融資約束普惠金融

張一涵 鄭蕊

摘要:近年來,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不斷加碼,伴隨著普惠金融等數字金融工具的產生,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約束問題得到了有效紓解。本文在現有的研究基礎上,結合當前金融環境中普惠金融下企業融資約束的現狀,分析了普惠金融下企業融資約束存在的三個主要問題,即:普惠金融的技術支持問題、普惠金融客戶群體的接受能力問題和普惠金融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問題過程中產生的監管問題?;诖?,本文提出了四項對策:一是政府應適當調整貨幣政策、調整企業信貸狀況;二是金融服務提供商應提升數字普惠金融的技術適應性;三是構建數字金融高風險領域的高保障監管機制;四是中小企業加強自身建設、追求主動創新。

關鍵詞:普惠金融;中小企業融資;融資約束

0引言

近年來,實體經濟企業的發展主要受制于金融環境、信貸結構、供求關系等方面發展不均衡的現狀,從世界銀行的數據可以看到,融資約束問題已經被中國多數企業列為影響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隨著國內外學者對普惠金融與融資約束之間關系的不斷研究,普惠金融對企業融資約束的化解作用已得到了基本證實。另外,“扶植普惠金融體系”和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新方向也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給出。據此,在當前金融環境下對普惠金融與融資約束的并軌研究顯得尤為重要。普惠金融與融資約束是否存在實踐中面臨的問題?有哪些解決路徑和對策是針對于解決此類問題的?這是本文致力于探討的主題。

1文獻綜述

有關普惠金融的研究,現存的實證研究大多集中于對普惠金融的演化和內在含義、普惠金融發展水平的衡量標準、普惠金融的影響因子這三方面。關于普惠金融的發展的定量評測,暫時尚未具有統一的量化標準,目前主要有三種測度指標:一是金融服務的可獲得性,Sarma(2010)在研究中選擇金融服務的可獲得性、銀行滲透度、使用情況作為主要測度指標;二是金融排斥程度,主要是以Kempson等人的研究為基礎,總結了包括地理、自我、評估等六方面的排斥性。三是普惠金融發展指數體系,這是由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提出的“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的實證基礎。關于普惠金融的影響因素,焦瑾璞(2017)將其劃分為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認為宏觀經濟環境、金融基礎設施、公益性質的小額信貸三方面對我國普惠金融的持續生長均有一定影響。

有關企業融資約束問題的研究,始于融資約束度量模型的組構,隨后又經歷了探究融資約束成因、分析融資約束分析細化的幾個階段[1]。1988年,Fazzari(1988)初次提出了融資約束假說,認為融資約束是在資本市場不完全的條件下企業獲取外部籌資成本顯著高于內部,從而導致企業投資過于依靠內部資源支撐,致使最優投資水平無法正常發揮。關于融資約束度量模型,FHP(1988)最先提出投資-現金流敏感性模型。隨后,Almeida啟發性的首次將現金-現金流敏感性模型作為衡量企業融資約束的尺度。關于融資約束影響因素的探究,Myers認為企業的信息越是處于高度不對稱狀況,其融資約束的程度也越大。Bernanke和Gertler(1989)在此基礎上認可了代理問題對受融資約束程度的影響作用,除此之外,高昂的交易費用也會使企業面臨融資“高難度”的問題?;诖?,融資約束理論最初被學者們認為是由信息的不對稱性、代理問題、交易費用三方面共同作用引起的。張純(2007)認為民營企業面對的融資約束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顯著高于國有企業;李科、徐龍炳(2011)發現新興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出現能夠拓寬公司的融資道路。由此可見,當前的企業融資約束問題受公司發展層次、金融環境、金融創新、資本市場等多維的影響。

有關普惠金融與融資約束的研究,黃益平和黃卓(2018)通過對普惠金融“成本低、速度快、覆蓋廣”的主要優勢的認定,定性分析了普惠金融對中小企業融資約束緩解機制[3]?,F有文獻主要集中于普惠金融對融資約束紓解路徑的認定分析,相關的實證定量分析鮮少出現,梁榜和張建華(2018)以現金-現金流敏感性模型為基礎,利用相關數據定量分析了普惠金融發展對中小企業融資約束的作用[4]。

基于此,本文致力于探究的重點是:在現有的文獻基礎和實證研究的分析上,綜合普惠金融及融資約束的衡量指標、普惠金融和融資約束的影響因素和兩者在當前金融環境下的現狀來進一步分析普惠金融下企業融資約束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對策。

2普惠金融下的企業融資約束的現狀分析

目前政府對于我國的實體經濟產業投入了巨大的經濟支持和政策扶持,然而在當前的金融環境中,中國的實體經濟仍然受困于金融結構性錯配的問題難以保持良好的持續性發展[5]。201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會議中指出要深化我國的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改善金融環境是解決企業融資問題的重要途徑,也是優化金融結構、促進金融服務準確度的重要渠道,對普惠金融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6]。

在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宏觀經濟背景下,金融信息獲得了更多的互惠互通,金融服務的覆蓋廣度也有了質的改善,此類金融問題的解決離不開與科技的深層次融合。從政府層面來看,2020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助力中小微企業復工復產的普惠金融政策”,一是針對疫情防控特殊時期,加大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的支持力度,準許放開普惠型中小企業的貸款期限延長政策。二是促進考核鼓勵機制的全面普及,鼓勵商業銀行對處于弱勢地位的中小企業進行融資幫扶。三是放寬中小微企業登記經營場所限制[7]。在政府出臺相關政策的影響下,更多金融機構特別是民營銀行和互聯網銀行表現出更大優勢;從金融機構的層面來看,國際基金融資組織推行各類改革方案,銀監會也相繼發布了內部評級法、杠桿率、金融服務覆蓋率等管理辦法。目前,各種大型商業銀行也已陸續建立普惠金融業務部,為中小企業提供了更有針對性的服務[8];從中小企業自身層面來看,我國中小微企業為了更好的配合國家對于普惠金融政策的施行,愿意主動的做出金融創新領域的學習。

3普惠金融下中小企業融資約束面臨的問題分析

從中小企業的自身特征來看,中小企業體量龐大、涉足領域廣、不確定的風險因素較多,部分高層管理人員對本企業的融資發展方向缺少實質性的把控,使得難以與普惠金融發展同步接軌;從外部因素來看,目前的大部分金融機構考慮到中小企業的信貸能力,大型的商業銀行及各類金融服務提供方都有一定的風險規避性和利益趨向性。

(1)普惠金融的技術支持問題

目前大多數金融服務提供商都致力于挖掘數字技術潛力,大力創新各種金融服務,同時由于普惠金融面向群體的龐大體量,金融機構就面臨著技術方面的問題和風險。在大數據技術的使用方面,數據的大量運載處理使得其安全監管的危險性和安全度處于一個易被破防的狀態;在生物技術運用方面,由于現在科技的發展和普及,指紋、面部等信息的泄露會導致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在云計算的運用方面,云服務提供商在為海量金融機構提供技術支持時出現的故障將會導致大“一觸即發”的大范圍金融服務系統的癱瘓。

(2)普惠金融面向群體接受能力的問題

數字普惠金融主要是為各類弱勢群體提供的幫扶性金融服務和產品,由于此類面向對象的認知水平和金融知識普惠度相對較低,導致無法全面吸收新興技術和創新金融產品及服務的養分。其次,數字普惠金融面向的客戶群整體的安全意識都相對較弱。與此同時,普惠金融客戶群因為各類因素導致的服務低接受度會助長金融詐騙行為的發生。

(3)普惠金融對中小企業融資約束解決過程中的監管問題和挑戰

數字普惠金融服務的普及對金融市場的高效精準監管也有一定的影響。目前的普惠金融服務和產品已經走入了逐漸混合使用的趨勢,這也使得監管工作的質量難以得到保證,此番情形對目前的分業監管體制提出了挑戰。由此可見,金融部門與非金融部門的協同合作以及協調監管仍處于待發展地帶。同時,金融機構產品的高耦合性使得金融監管成本高昂,金融機構在監管成效和監管方式上也將受制于高成本門檻。

4普惠金融下緩解中小企業融資約束的對策建議

(1)政府適當調整貨幣政策,以此調整企業信貸狀況

從宏觀經濟背景來看,國家采取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對實體經濟的發展方向和道路有一定的引領作用。在過度緊縮的貨幣政策下,可能導致不良資產的增多、投資的機會減少、中小企業融資規模等受到影響[9];在相對于寬松的貨幣政策實行下,融資渠道的拓寬、融資質量的提升以及“資源錯配”問題得到了有效改善。

(2)金融服務提供商應提升數字普惠金融的技術適應性

要想從根基上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約束問題,金融服務和數字科技的黏合程度有很大的影響[10]。金融供給方可以利用各類新興技術來建立更加完備的客戶信息庫,應當詳盡掌握客戶的各類公司信息并做好風險評測,這樣金融機構的風險預警和及時控制能力才能大幅度發揮。除此之外,還可以適時適當的進行信息披露,達到供給雙方信息互惠互通[11]。另一方面,在交易支付方式上要積極創新、謀求發展,提高交易支付的準確性,實現小微企業融資業務的精準幫扶。

(3)構建數字金融高風險領域的高保障監管機制

首先是改變傳統審批流程,實行嚴格的準入制度有利于監管風險的排除。除此之外,國家金融機構應當挑選具有較好資質、較強創新意識和技術優勢的網貸平臺作為監管試點平臺,從而更好地服務與金融服務尋求方。銀行要及時與政府部門交換數據信息,降低對外部評估的依賴,在金融機構內構件盡職免責的體系,打通征信人員在盡職工作中的免責通道。

(4)尋求融資的中小企業加強自身建設、追求主動創新

中小企業應明確本企業在市場中所處的優勢及劣勢地位,適時增強接軌經濟形勢與行業形勢方面的能力,規范經營管理模式,完善各項企業制度。除此之外,主動配合金融相關部門的管理和監督工作也是尤為重要的一環[12];正確認識本企業的長短版,有意識的推行新型金融工具的運用,從主觀角度上為企業打破“被動融資”的局面。

基于此,本文得到了如下的政策啟示:一是優化金融產業結構,進一步發展為中小企業量身定制的金融服務機構,以便普惠金融更加行之有效的滲透;二是加快利率市場化,進一步縮小存貸利差,從風險角度趨勢中小企業成為金融機構的新趨向;三是增強企業技術軟實力,提高普惠金融等金融服務的普及程度和覆蓋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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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呂敏蓉. 以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精準滴灌”小微企業[J]. 人民論壇, 2019(No.642): 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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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睿映,吳迪. 淺析小微企業融資現狀——基于普惠金融視角[J]. 價值工程, 2018(v.37;No.504): 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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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張磊,吳曉明. 數字化金融緩解中小企業融資約束的機制、困境與對策分析[J]. 理論探討, 2020(No.216): 110-114.

[11] 陳鈴敏,高嘉華. 我國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分析[J]. 遼寧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0(v.22;No.124): 44-46.

[12] 文洪武. 小微企業融資約束的邏輯與對策[J]. 中國金融, 2019(No.915): 87-89.

作者簡介:張一涵,女(2000.9-),陜西銅川人,學生,漢族,學士,研究方向:投資金融管理;

鄭蕊,女(1983.3-),山東曲阜人,副教授,博士,漢族,研究方向:投融資管理。

基金項目:陜西省軟科學研究項目“鄉村振興戰略下秦巴山區科技精準扶貧長效機制研究”(2019KRM119);陜西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陜西返鄉勞動力創業融資的擔保機制與風險防控研究”(2019D052)

(西安石油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陜西?西安?71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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