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時期“改造國民性”話語下的音樂功能論

[摘 ? ?要]清末時期，隨著民族危機加劇，改造國民性以求救亡圖存成為時代強音。音樂被視為改造國民性的工具和手段，其鼓舞國民精神、增長國民知識，進而促成國家民族復興等功能得以突出強調?！案脑靽裥浴痹捳Z下的音樂功能論言說體現了近現代音樂發展和民族國家命運緊密相連的內在邏輯，也彰顯了特殊時代條件和歷史環境中音樂發展的復雜面相。

[關鍵詞]清末時期;改造國民性;音樂功能

音樂是時代精神的產物，特定的歷史條件、社會背景和功能需求對音樂的發展形成一定制約，產生十分重要的影響。晚清以來，救亡圖存成為最緊迫、最核心的價值目標。音樂作為重要的精神生產領域，被視為“改造國民性”、挽救民族危機的重要途徑。這種特殊時代背景下形成的對音樂功能的認識和理解，反映了近現代中國音樂的發展始終與民族國家命運緊密相連的歷史脈絡，也對近現代音樂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一、“改造國民性”話語的提出

“國民性”與“民族”“民族主義”一樣，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現代民族國家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由梁啟超等知識精英從日本引介傳入中國，用于發展中國的民族國家理論。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里說：“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則甲午一役始也”①，甲午戰敗，不僅激起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意識的真正覺醒，同時促使他們探索和追尋解決危機的途徑。中國的知識精英把國家敗弱原因和解放危機的途徑集中在了國民性問題上，在他們看來，中國之所以如此貧弱衰敗、無力抵擋外來侵略，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國人身心俱弱、一盤散沙。因此，要保種救國就必須革新人心，將愚昧懦弱的民眾改造成合格的“國民”。嚴復批評中國國民“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強烈主張“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而“民智者，富強之原”②，希圖通過國民性的改造達到社會的改造，從而挽救民族國家于危亡。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維新派意識到“開民智”的重要性，在維新派的改革方案中，培養和塑造具備現代素質的國民占據重要的地位。梁啟超明確指出：“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廢科舉?！雹鬯庾R到當今國家之間的競爭，實為國民的競爭，“故言自強，今日以開民智為第一義”④。1898年，康有為向光緒帝上書進言，認為我國民智不開是國家敗弱的根源，而日本的強盛則與其國民教育的發達有著密切關系，他說：“近者日本勝我，亦非其將相兵士能勝我也。其國遍設各學，才藝足用，實能勝我也?！雹菀虼?，他主張“遠法德國，近采日本，以定學制”⑥，培養能夠振興國家的國民。

戊戌變法失敗后，流亡日本的梁啟超接受了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理論中的“國民性”理論，用以剖析與解決中國社會的弊病。在《呵旁觀者文》《中國積弱溯源論》《十種德性相反相成議》《新民說》《論中國國民之品格》《論中國人種之將來》等文中，梁啟超明確地把中國的積弱歸結為國民性的問題，批判中國國民文弱柔懦、私德墮落，缺乏國家思想、缺乏公共精神以及獨立自由意志，是阻礙國家強大興盛的主要原因。他在1902年發表的《論教育當定宗旨》一文中，以英國、德國和日本的國民為楷模，要求以“獨立、自由、進取、團結”等品質作為現代中國國民的精神典范。在梁啟超看來，所謂國民，就是指有國家思想，能夠自己從事政治活動。①“國民”是一個政治概念，它是構成一個國家的實體與主體，“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筋脈、血輪也”，“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②。只有將民族的成員整合為國家的國民，國家才得以成立，只有全體國民的共同努力，才能抵抗外來民族合力推進的擴張，國民的素質嚴重關系到國家的興衰。為此，他提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③。

在多數知識精英看來，教育是改造國民性的首要手段。在《新民說》一文中，梁啟超推崇西方教育手段，強調義務教育的重要性，他認為“今中國不欲興學則已，茍欲興學，則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強行小學制度始”④，他以日本的教育體制作為參照，分析小學義務教育實行的必要性。梁啟超對音樂的教育作用也是十分重視的，他認為音樂對于人的情感和精神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因此，他強烈呼吁：“欲改造國民之品質，則詩歌音樂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⑤，將音樂與詩歌一同列為改造國民性的有效手段。

在一個“改造國民性”意識流行的社會里，音樂作為重要的精神生產領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這種社會意識的影響。音樂與“改造國民性”的關系在關于音樂的功能論述中表現得最為集中也最為鮮明。音樂被賦予了振奮國民精神、提升國民道德的價值和功能，成為了拯救社會風俗、復興中國的利器。自20世紀初始，此后的20年間，這種音樂觀念始終占據著中國音樂思想的主流地位，這正是當時改造國民性思潮在全面滲透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過程中對音樂所提出的必然要求。但是，這種音樂觀念會影響和限制人們對音樂的意義和功能的認識，同時也會制約著音樂家的創作，更重要的是它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中國音樂在20世紀前半葉的基本走向。

20世紀初期，最先宣揚音樂對于改造國民性的作用的是留日知識分子，他們在創辦的報刊雜志和出版的音樂教科書中，集中著文討論音樂與國民性、民族國家關系。他們一方面以傳統的樂教理論作為思想根源，一方面以西方音樂教育作為效仿的榜樣，從而為他們所力主的將音樂作為國民性改造的重要手段提供合法性的支援。執持音樂改造國民性觀念的留日知識分子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闡釋音樂的價值和功能。

二、“改造國民性”話語下的音樂功能論

（一）鼓舞國民之精神

1904年，胸懷“教育救國”和“音樂救國”抱負的曾志忞將1902年沈心工在日本江戶留學生會館發起組織的音樂講習會改建為“亞雅音樂會”，這是中國近代音樂發展史上第一個音樂社團，“發達學校社會音樂，鼓舞國民精神”為宗旨，表達了用音樂改造國民精神的理想。曾志忞看到“遠自歐美，近自日本，凡言教育者，莫不重視音樂”⑥，聯想到中國古代音樂教育的盛況，他說：“吾國音樂發達之早，甲于地球，且勝于三代，為六藝之一，自古言教育者無不重之?！雹咚龍蛩础耙詷分L教”“孔子聽樂，三月不知肉味”等事例，試圖說明中國自古以來就重視音樂對人的情感與精神的陶冶作用?？梢哉f，“中學”與“西學”、“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這種勾連更加堅定了曾志忞對音樂在發揮人的情感方面所具有的特別優勢的思想。他是這樣定義音樂的，“樂之為物，可興感，可怡悅”①，充分肯定了音樂在滿足人的精神需要、表達人的情感方面所具有的作用。更為重要的是，音樂一方面與塑造國民的精神、情感和道德有關，另一方面又與國家的發展息息相關，這必然決定了音樂必須具備“美”和“善”的性質。曾志忞將音樂分為“正的”音樂和“淫的”音樂，并嚴格區分二者的社會功能。他說：“高尚者有高尚之音樂，淫頹者有淫頹之音樂。故音樂足以敦風善俗，亦足以喪風敗俗。前者得為美的引導，而后者得為惡的媒介?！雹谝虼?，他聲言要努力發達“美”的、“善”的學校音樂，抵御“惡”的、“淫”的社會音樂，只有“美”“善”兼具的音樂才能夠對國家、社會、家庭和個體國民發揮巨大的感召力和教化力。

有感于沈心工和曾志忞等人的音樂活動以及編寫的學校唱歌集，李叔同編輯出版了《國學唱歌集》，主要選擇《詩經》和《楚辭》中的古詩詞，配以日本以及西洋的樂曲，試圖重振樂教傳統以改造處于“道德淪喪”的國民。1906年1月，他獨立發行了中國最早的音樂期刊——《音樂小雜志》，在序言中以文言文體闡明了用音樂改造國民性、改造社會的宏愿，他說：“蓋琢磨道德，促社會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寧有極歟？”③在雜志封頁的中間譜寫著兩行樂譜，是法國國歌《馬賽曲》，象征著革命和戰斗的精神;右側是赤紅的罌粟花，意喻國民麻木的精神狀態，體現了李叔同通過音樂喚醒國民、激勵國民進取精神的用意。除此之外，他還親筆描繪了樂圣貝多芬的畫像，并刊登了《樂圣比獨芬傳》。畫像中的貝多芬，有著蓬亂而濃密的頭發，歷經無數磨難依然剛強的臉龐，堅毅而果敢的目光，著實是一個堅強不屈的英雄形象。在傳記中，描述了貝多芬傾注全力頑強地與命運搏斗，并不斷地通過音樂作品的創作展現具有堅強的意志和豐富的精神的英雄人物?？梢哉f，對貝多芬的介紹，與其說是基于他的音樂作品，不如說是他的道德精神與品質對于中國國民性的塑造無疑具有積極的思想價值。

“陶冶性情”“涵養德性”，在20世紀初期幾乎成為留日知識分子掛在嘴邊上的詞語?；顫娦蹓训囊魳房梢源碳と说木?，培育國民進取尚武的精神;高尚優美的音樂能夠營造一種和諧的氛圍，提升國民的情感和道德境界，尤其是通過樂歌的歌詞傳播現代國民所應具有的道德品格。例如據學者對1904年沈心工編創的《學校唱歌初集》的歌詞內容的統計，歌詞的思想內容以表現“德育”為主。甲種唱歌8首歌曲中其中有6首歌詞的內容與德育有關，《賽船》鼓勵集體團結和競爭進取，《體操》宣傳強健體魄和軍國民思想，《螢》則歌頌對眾生的仁愛之心;乙種唱歌的教學對象是高等小學和中學，以傳播愛國精神和培養道德品質內容為主，《揚子江》通過歌頌祖國的自然風物激發愛國情懷，《何日醒》意在大聲疾呼，激勵國民奮起救國，《樂群》則宣揚合群理念和集體精神，塑造共同體的意識。④在這個意義上，音樂成為了輔助現代國民的培育和現代國家的建設的工具。

（二）增長國民之知識

在留日知識分子看來，音樂具有種種不可思議之功能，能夠“養道德、善風俗、助學藝、調性情、完人格”①。一個現代國民不僅必須具有高尚優美的人格，還必須具備建設現代國家的知識、思想和道德，除了近代新式教育中各種科目對知識、思想和道德的傳授外，樂歌也成為了傳播知識、思想和道德的載體。音樂教育者們要求，“蓋學校之有唱歌，凡歷史、地理、修身、理科、體操等各科目，無不寓于其中。能使兒童口舌之間，引起各科之舊觀念，而得新知識，此一端也”②。應當指出的是，學堂樂歌之所以能夠受到高度的重視，不只是因為它那種激昂雄壯的風格能夠鼓動人心，亦或是它比中國固有的音樂更具進步性和科學性，更是因為它是一種融合歌詞與曲調為一體的音樂形式，樂歌的歌詞由于具有語義性和概念性，能夠直白明確地表達具體的思想、觀念和知識。因此，音樂教育者們尤其重視歌詞的創作，強調在樂歌中融入歷史、地理、修身、理科、體操等內容來教育國民。

沈心工在《小學唱歌教授法》一文中就明確指出學校唱歌的真正目的“不在樂譜而在歌詞”③。劍虹在《音樂于教育界之功用》一文中指出音樂對于小學教育的重要作用有四方面，其中第一條就是：“以音樂輸入科學也”，理由是“嬉戲娛樂，兒童天性。今以其性所最近者，唱歌之中，即輸入以各種科學，兒童常常復習，了解自易”④。直至1915年黃炎培在為沈心工《重編學校唱歌集》作序時依然認為小學校教授唱歌，“選取歌詞未能與他科聯絡”⑤是一種弊病。曾志忞在《樂典教科書》自序中，從學校和社會兩方面詳細分析了樂歌的功能。在學校，樂歌可以幫助學生“發音之正確，涵養之習練，思想之優美，團結之一致”⑥，這是從音樂給予人的專業素養和精神兩方面的影響來肯定其作用。但是，他更看重音樂的教化功能，他認為“音樂有利于國也何如？曰：音樂之于學校改良兒童性質尚小，音樂之于社會改良一般人民性質更大”⑦。在社會，音樂能夠從德、智、體三個方面影響一般國民。首先，音樂可以培養國民忠孝、公德、自治、獨立的道德;其次，通過將知識融匯到歌詞中教授國民，以及輔助體育以培養國民尚武精神和強健國民體魄。概言之，在音樂教育中，輔助道德、知識和體育的功能占據著主導地位和首要目的，而音樂的藝術價值和學生的情感抒發則是居于次要地位。

（三）復興中國之工具

清末以來，為了復興中國，進而尋找中國國民性的弱點和改造的方向，并將音樂作為手段教育和改造國民，是這一時期中國知識界的共同理想。劍虹在《音樂于教育界之功用》一文中尖銳地批判中國固守數千年之舊習不思振作，尤其是“自通商以來，歐風美雨，并趨東亞，外界刺激不為不深，而仍昏然貿然，毫不一思改革”⑧。他指出造成這種困局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人情感和意志的薄弱，“內之見同胞之痛苦不知恤，外之受強鄰之欺侮不知恥”⑨。因此，他明確提出：“救中國者，舍教育何由乎”，更應注重對國民進行感情教育。劍虹認為音樂作為感情教育之一種，“含有美的方面及道德的方面之二方面。自美的方面觀之，即養成純美高潔之感情也;自道德的方面觀之，即高尚兒童之品性，純潔其思想，并養成愛國的感情也”①。為此，他主張要用音樂教育來進行國民性的改造?？梢?，劍虹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和對音樂教育重要性的強調，其最終目的在于國家的復興，合群、進取、愛國等國民品格是音樂教育的重點，這些國民品格的選擇和塑造都是基于民族主義的追求。

留日知識分子尤其目睹了日本明治維新后國富兵強的繁盛景象，也見識了日本音樂教育事業的興盛與普及，意識到音樂不僅推動了西方文明的進步，并且促使了日本的崛起。湯化龍感嘆道：“自希臘開文明之冪，以音樂列教育之科，復經諸大家之發明，踵步后塵，遍及歐美。扶桑島國，吸星宿之流而揚其波，音樂?？?，永定學制。三尺童子，束發入塾，授之以律譜，教之以歌詞，導活潑之神，而牖忠愛之義。浸淫輸灌，養成能獨立、能合群之國民，黑子彈丸，一躍而震全球之目?！雹诳梢钥闯?，音樂教育者們之所以如此器重音樂這門藝術，是立足于這種國家的文明和國民的精神由音樂的進步所決定的觀念，音樂的意義在于對改造國民和振興國家都起到重要的臂膀作用。于是，他們積極提倡將音樂納入現代國家的教育體制之中，宣揚以音樂教育國民，能“導活潑之神，牖忠愛之義，于振興中國之前途，其裨益必甚巨也”③，“凡所謂愛國心、愛群心、尚武之精神，無不以樂歌陶冶之”④。他們希望通過報刊、雜志等渠道向全體中國國民發出呼吁，通過創辦學校和音樂社團，施行音樂教育，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號召國民接受教育和改造，如此種種，表明了他們為建設一個強有力的能夠屹立于現代世界的民族國家而“修養技術，磨練品格，忘食忘寢，無我無私”⑤的決心和意志。

三、結語

上述對于音樂功能的認識在清末時期留日知識分子的言論中被頻繁地討論、重復，近乎被奉為一種毋庸置疑的真理。音樂作為一種手段和工具積極參與了“國民性”的改造和建構工程，它與民族、國家的命運聯系在了一起，在這個意義上，音樂的價值和功能不僅在于陶冶國民優美的性情和高尚的道德，更為重要的是，它肩負著塑造具有現代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的現代國民的歷史重責。在這種功利目標的驅動下，國民個體的情感表達必須屈從于國家這個群體，音樂則被置于民族國家的框架之中，作為一種“追求實用”的工具而存在。在民族主義高漲的時代，這種實用主義的音樂觀念始終占據主流地位，對近現代中國音樂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作者簡介：葉潔純，博士，廣東第二師范學院音樂系講師。

①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載《梁啟超年譜長編》，丁文江、趙豐田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38頁。

②嚴復：《原強修訂稿》，載《嚴復集（第一冊）》，王栻主編，中華書局，1986，第26-29頁。

③④梁啟超：《變法通議》，載《飲冰室合集·文集一》，林志鈞編，中華書局，1989，第10頁、14頁。

⑤{6}康有為：《請開學校折》，載《中國近代音樂史料匯編（1840-1919）》，張靜蔚編，人民音樂出版社，1998，第99頁、9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