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舌頭與權威的書寫
——《露西》中的“作者”意識

王綿綿

（1.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100089；2.浙江傳媒學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一、前言

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加勒比裔黑人英語作家以其豐富多元的民族文化、生動活潑的敘述方式和語言風格逐漸成為當今世界文壇一股引人注目、充滿生機的力量。其中，移居美國的加勒比裔女作家牙買加?金凱德以其犀利的評論、富有詩意的語言、融合了女性主義與后殖民主義的主題而獨樹一幟，被譽為“當代西印度群島最重要的作家，被比喻為來自加勒比海帶刺的黑玫瑰”。1990年，她的中篇小說《露西》（Lucy）問世，“開啟了關注黑人女性主體性與性話題的新潮流”，①有評論家稱之為金凱德“最值得一讀的書”（Garis 42）。該書出版于1990年，共分五章，分別是“可憐的來訪者”、“瑪麗亞”、“舌頭”、“冷酷的心”和“露西”，描寫了一位名為露西的19歲女孩的移民經歷，她于60年代離開加勒比海的安提瓜島，前往紐約一個白人家庭做寄宿幫傭，但最終離開這個家庭。作品采用第一人稱回顧性敘述的敘事策略，而且很典型地將視野嚴格限制在露西在動作發生時（即使她是事后敘述）。然而，如果把敘述聲音和隱含作者的聲音抽絲剝繭地分離出來，我們將看到主人公、敘述者與隱含作者這三個層面，同時也看到三者各自通過“作者”身份為爭取主體性和權威性所作的努力。

本文從敘事交流的三個層面探討《露西》中的主人公、敘述者以及隱含作者是如何通過“作者”身份尋求權威性，從而以突破底層少數族裔黑人婦女的客體性框架的，又出現哪些截然不同的過程、策略與結局。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探討的“作者”概念，既是形式也是主題——既包含敘事交流中與讀者互動的創隱含作者，也包含邊緣人所尋求的主體性；它泛指具有自覺敘述意識并按特定目安排敘述的人，既包括口頭敘事的講述者，也包括書面敘事的創隱含作者。本文以“作者”意識作為支點，試圖在政治主題層面與敘事審美層面的交匯中尋求平衡，以期為加勒比流散文學研究引入新的視角。

二、“舌頭”的絕望與“手”的渴望——主人公的言說困難與書寫嘗試

主人公露西剛來美國時，便以講故事者的視角來反思自己的現狀：“這一定就是時間的開始，后來被人們提到時被稱為‘多年前，當我還年輕時’”（24）。生活對于露西就像一部小說，她自己就是小說的主人公，她甚至想要改名為文學經典中的主人公的愿望——這與作家金凱德在現實生活中的真實改名經歷相呼應。

然而，露西并不擅長口頭表達。例如，雖然她很喜歡給白人雇主講述她的怪夢以及回憶和聽到的各種傳聞，但她口頭敘事的目的往往與信息傳達的效果南轅北轍?？谑龅氖∠笳餍缘伢w現在小說第三章的標題“舌頭”以及“無味的舌頭”意象中：比如，接吻時，坦納的舌頭嘗起來“味道淡然”，“就像一根被放了很長時間的‘冰冰樂’，味道已經流失，只剩下一根冰塊”，象征著口頭敘述的蒼白無力（43-44）。在第四章，露西在向瑪利亞講述關于安提瓜的回憶時，突然覺得難以言說：“突然，我不得不停止講話；我嘴空蕩蕩的，我的舌頭塌陷進喉嚨中”（131）。當瑪利亞試圖以女性困境的普遍性來解釋她的經歷時，露西很想告訴她底層少數族裔黑人女性經歷具有特殊性，但久久沉默，“說不出話，因此也無法告訴她”（131）。

在舌尖言語失效的情況下，書寫成為了露西表達自我的新嘗試。在小說的末尾，“人生就像一本空白的書”在眼前打開，等待著她書寫；此刻，她終于打開了筆記本，提筆開始寫作（109）。她認真地在紙上寫下自己的名字，卻因羞愧而崩潰，失聲痛哭，再也寫不下去了。如果說無言的“舌頭”象征著口頭語言的失靈，那么“手”就可以被看作是書面表達的象征。在第四章中，露西對“托馬斯先生的手”產生渴望，對這雙手的追憶綿延數頁，最后無奈地承認，自己“永遠不會知道”“托馬斯先生的手長什么樣”，預示著主人公最終無法進行書面表達的困境。

然而，正如第四章標題“冷酷的心”所揭示的那樣，自漂洋過海來到美國后，露西經歷了美國夢的幻滅，內心已經變得冰冷而空虛，無法提供足夠的情感基礎來支撐寫作。經過了一年的抗爭，露西仍然不能如愿地成為自己邊緣人生故事的“作者”，在這個與她格格不入的美國社會的“書籍”里，始終只是無言的腳注。

三、對主流歷史敘事的補寫——敘述者的“作者”意識與邊緣書寫

雖然故事時空的露西經常陷入“難以言表”的痛苦，但敘事時空的露西卻恰恰相反，不但言辭流暢，而且邏輯清晰。敘述者常常坦言，當時年少的自己在當時“沒有能力解釋”自己的想法，此后立即以第一人稱成人敘述者“我”的表達能力，把當時的實際想法條分縷析、解釋清楚（57）。不難看出，在經歷了故事時空的逐漸失語之后，敘事時空的“我”搖身一變，講述風格伶牙俐齒、言辭犀利，與先前故事時空的主人公“我”派若兩人。

與此同時，敘述者還有意識地對講述方式進行藝術處理，而非簡單的記錄，從而體現了成為創隱含作者的能力。她將自己的經歷與小說情節的起承轉合進行了類比。初到美國時，露西還不能很好地適應，這時敘述者評價說：“在我讀過的書中——時常是這樣，當情節發展到這里時——就會有人覺得思鄉情緒泛濫”（6）。當露西離開雇主瑪麗亞家的時候，敘述者又說：“仿佛一個很長的段路就快讀到最后一句話了，然后就是空白頁”（128）。對敘述者露西來說，自己過去的經歷就是一部小說，所以，對人生經歷的講述對于她來說就是文學創作的過程，而她就是那個“作者”。

這種成為“作者”的強烈愿望來自于露西的一種清醒認知，即她的人生故事沒有被記錄在主流歷史的“書頁”里。有一次，她幻想一位法國畫家的人生故事，心想：“他的人生肯定會出現在某本書的書頁里”，因為“男人的人生都可以”（95）。而她“不是男人”，而是一個“來自世界邊緣的年輕女子”，“肩上已經披上了仆人的披肩”（bid），因此不能指望在已有的書籍中找到她生命的縮影，這暗指底層少數族裔女性的主體性在西方文學經典中的長期缺位。

上述認知呼應了同時代的政治和學術話語傾向。20世紀50年代以來，為自己的權利而進行的斗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關于這一時期美國社會的歷史文本大多表現出樂觀的態度，著重描繪了種族問題的明顯改善、黑人移民地位顯著提高的美好景象，尤其樂觀地描繪了加勒比裔黑人移民的境況，忽略了像露西這樣的“無技術的家庭傭人”的處境。主流的歷史敘事強化了美國夢，與露西的親身經歷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盡管主人公工作努力、學習上進（白天當幫傭賺錢，晚上去夜校上課），但這些奮斗并沒有改善她的生活，最后她從夜校輟學，放棄奮斗，“對[她自己]的人生沒有了任何想法”（60）。但是這些故事在當時的主流歷史敘事中長期缺位，主流敘事往往美化了移民狀況，突出美國作為充滿機遇的移民天堂的美好形象。正因如此，敘述者露西渴望成為敘事創作主體（即隱含作者），因為只有成為了隱含作者，她才能建構屬于自己的話語系統，突破主流話語的束縛，表達邊緣的生命體驗。

金凱德曾坦言，文學創作對她來說，是個賦權的過程。書寫是她的一種“存在方式”（Kincaid 328），她通過寫作而“以最深刻的方式”活著（Ferguson 169）。此外，寫作對她來說，也是一種“個人行為”（Bouson 1），她通過寫作來“發現自我”（Perry 498），通過寫作來追求“個人的自由”（Vorda 82）?！堵段鳌返膭撟饕彩沁@樣。在這部半自傳小說中，金凱德以第一人稱創造了這位與自己經歷相似的主人公，借主人公的經歷來探尋一個問題的答案：一個在白人社會中生存下來的安提瓜女孩，能否通過有意識、有策略的敘述，突破白人文化框架中的客體地位，獲得主體性？在寫作中，金凱德全心全意地盡情表達自我，探索自我，沒有刻意迎合讀者的興趣。正因如此，她對《露西》廣受歡迎的結果感到“震驚”，“想不通為什么，別人竟會對這本書感興趣”可見她是在為自己“寫人生”，而不是編寫大眾喜聞樂見的故事。這種不迎合讀者興趣、只為自己而寫的態度，賦予了創隱含作者更權威的力量。

四、對讀者闡釋欲的“降維打擊”——隱含作者的“頑癥”策略與反傳統結尾設計

從前兩部分可以看出，露西前后——即在之前的故事時空與之后的敘事時空——表現出的語言能力與心靈智力存在矛盾性。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對這一變化，隱含作者不僅沒有給出解釋，也沒有提供關于敘事時空的任何信息，反而試圖通過敘事策略，將主人公與敘述者的距離拉得很近，有時很難分辨評論視角來自哪一方。小說采用第一人稱回顧性視角，除了對安地瓜往事的回憶外，視角基本聚焦于故事時空（行動發生的時空），不時插入大量過去進行時態的聯想，具有仿佛既是過去又是現在的效果，給讀者以雙重時間錯覺，拉近了敘述者與主人公之間的距離。為了達到敘事效果的需要，敘述者常常會采用省敘法（paralipsis），忽視露西在成長為敘事者之后所獲得的新認識，只從動作發生時的認知能力出發，讓敘述者表達不成熟、偏激甚至粗魯的評論（例如“誰都知道，男人沒有道德可言”（142）），從而進一步縮短敘述者與主人公之間的距離。其效果是，除了敘述者在少數幾處提示敘事距離之外，讀者仿佛聽到了從主人公自己腦海里傳來的敘述聲音，講述了事件發生時的見聞和感受。

金凱德挑戰讀者闡釋欲的另一個手段，就是敘述者與主人公之間設置難以捉摸的距離，即在文本中設置“頑癥”。詹姆斯·費倫（James Phelan）指出，讀者——特別是學院派批評家——普遍都有闡釋欲，試圖通過闡釋獲得掌控感，而“所有文本，不管怎么看，實際上都是闡釋的障礙，文本材料試圖抵制闡釋者任何模式的翻譯”（148）。金凱德通過在文本中設置無法解決的障礙（“頑癥”②）以妨礙解讀，從而挑戰讀者，彰顯隱含作者在文本解讀方式上具有凌駕于讀者之上的權威性，這樣的頑癥在《露西》中經常出現。

金凱德設置的“頑癥”，除了露西的語言能力和心靈智力上的前后矛盾之外，還在于露西的敘事可靠性在價值評價層面與信息解讀層面的分歧。露西對人和事的判斷往往缺乏證據，而且過于偏激。她總是把母親對她的約束和保護誤解為對她的憎恨；第一次見到蒂娜時，她毫無根據地認為蒂娜是勾結已婚男人的蕩婦；當看到雇主兩口子秀恩愛時，她便斷定這是逢場作戲的假象。對于這種基于直覺而缺乏切實際根據的判斷方式，敘述者不但沒有任何避諱，反而用權威的口吻對讀者說：“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就是能感覺出來”（47）。正如詹姆斯·費倫所言，真正的權威性是“通過所指的具體可能性，及其堅實而謹慎的[辯駁]而建立起來的”（40）。隱含作者特意通過既不堅實、又不謹慎的敘事判斷，使敘述者在價值判斷層面上的不可靠性表現得極為明顯，提醒讀者不要相信她的判斷。

蹊蹺的是，小說后文顯示，蒂納確實勾引了瑪利亞的丈夫劉易斯，而且夫妻兩人的感情早已陷入危機，，先前看來不合理的判斷，竟然全部被言中，這絕非巧合。隱含作者讓讀者對敘述者可靠性逐漸喪失信心后，又讓先前看似荒謬的判斷一再應驗，再次顛覆閱讀預期，挫傷其闡釋欲。金凱德的“頑癥”策略超出讀者預期，從而對讀者的闡釋欲與閱讀預期進行了“降維打擊”，賦予了隱含作者凌駕于讀者闡釋能力之上的權威性。在小說開頭，敘述者轉述了兩則關于移民女孩在美國遭遇暴力與不公的新聞，并反問道：“世界那么大，為什么我的生活要被簡化為只有這兩種可能性？”（21）。后文中，她進一步強調“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會導致錯誤的預期”（45），提醒讀者對少數族裔女性故事的普遍閱讀預期往往偏離了現實情況。這類質疑也折射出隱含作者本人的影子，大量采訪顯示，金凱德非?！懊镆暋绹谌伺宰骷摇臉撕灐保℉ilary De Vries 41），厭惡讀者懷著刻板印象對她的故事抱有特定的預測與期待。

在故事情節方面，該書一方面通過成長小說的構架勾起讀者的闡釋欲，引導讀者產生常規期待，另一方面又一次次打破常規。西方典型的成長小說往往以青春期主人公通過“頓悟”獲得對自我或對世界的清醒認知結尾。在這種普遍模式的滋養下，美國讀者大眾往往不自覺地預期會成長小說的結尾看到類似的模式。從表面看，除了主人公符合青春期叛逆（抨擊時弊、反駁世俗觀念）的性格，章節標題的取名方式似乎也在迎合這種期待：從沒有姓名的第一章標題（“可憐的來訪者”）到以人物姓名命名的最后一章標題（“露西”），似乎暗示著主人公從邊緣的他者位置逐漸尋找到自我和主體性的過程。

但故事后續的發展打破了這種閱讀預期：露西離開了自己好不容易適應和融入的白人家庭，投入冰冷的社會，心態上也陷入了喪失希望、漫無目的消極狀態。全文結尾，主人公的淚水滴在她寫下的名字上，淚水浸透了筆跡，模糊了姓名，暗示身份的求索無果。這樣的結尾給習慣了傳統成長小說的讀者當頭一棒，宣示其作為創隱含作者對于文本闡釋的權威性。

五、結語

法國女性主義曾呼吁，女性要想擺脫被構建的命運，就必須投身文學實踐，建立女性話語，通過將“女性”界定為“不可定義”、“不可表達”的方式，抵制男性文化對女性本質的構建，也擺脫英美女性主義中有關女性本質的浪漫主義觀念（Spivak 182）。③底層少數族裔婦女作為生活在白人主流社會邊緣的“他者”，比白人中產階級婦女更加迫切地需要找到屬于自己的“發聲”方式，需要通過建立屬于自己的敘事，撼動了主流的“美國夢”敘事模式，改寫了主流歷史敘事。長期以來，“黑人女仆”形象在西方主流文化中是最典型的“他者”，是傳統小說中類似于道具的次要角色，她們的形象通常帶有無知與被動的屬性，她們的身份結構已經被框限，話語權與主體性均長期缺失。而在《露西》中，這位“黑人女仆”成為了視角焦點與聲音來源，在主人公、敘述者和隱含作者這三個層面均表現出強烈的講述欲與“作者”意識。

如果說寫作是賦權邊緣群體擺脫從屬地位、從沉默到發聲的有效策略，那么金凱德正是這種實踐的典范。身為少數族裔女性作家，她以獨特的語言風格，堅持在“個人書寫”（personal writing）和“訓規歷史”（pedagogical history）的文化張力中，進行一種指向主體啟蒙的文本抵抗，尋求屬于底層少數族裔女性的主體性和權威性。在這場以“作者”身份追求權威性的抗爭中，主人公、敘述者與隱含作者分別處于文本內外，遙相呼應，以不同的表達方式演繹出不同的結局。主人公露西作為社會邊緣的“他者”擁有強烈的“作者”意識，在口頭講述遭遇“失聲”后，開始嘗試寫作，終歸失敗，陷入失語。敘述者露西意識到底層少數族裔黑人女性在美國主流歷史敘事中的缺位，試圖通過伶牙俐齒的敘事書寫邊緣人生。而隱含作者通過在文本中設置“頑癥”與反傳統結尾的策略對讀者闡釋欲的“降維打擊”，展示創隱含作者的權威性。雖然主人公言說無能，書寫無力，內心冰冷，成長受阻，但她所經歷的矛盾與沖突，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敘述者的思辨能力和言說能力，并賦權隱含作者，使其得以通過“作者”身份來爭取話語權，不僅以自己的創作實踐回應了前人的女性話語建構倡議，而且還賦予小說以主題意蘊——即美國的底層少數族裔黑人女性處于社會邊緣，要想擺脫“他者”的標簽、獲得主體性地位，就必須打破沉默，積極言說，書寫自己的人生。

注釋：

①富拉尼曾指出，《露西》為黑人女性研究的新轉向鋪平了道路，此后的女性主義評論家們開始越來越多地關注黑人女性主體性與性的話題（4,7）。見Ifeona Fulani.“Gender,Conflict,and Community in Gayl Jones's Corregidora and Jamaica Kincaid's Lucy.”Frontiers: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2011:1-30.

②費倫的“頑癥范疇接近于結構主義的不可讀性”（160），而本文將這一概念拓展至敘事交流層面，認為頑癥在具有可讀性的整體系統內發揮了悖論功能。詳見James Phelan.“走向修辭的讀者-反應批評：《寵兒》的難點、頑癥和結局.”作為修辭的敘事：技巧、讀者、倫理、意識形態.Trans.陳永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③90年代初的“第三波女權運動”發起者批判60年代的“第二波女權運動”。前者不贊成后者將男女生理區別看作是性別問題的根源，其常用的文本對象就是波娃在《第二性》中的第一段話。同一段話也被別有用心地插入小說《露西》的情節中：當瑪利亞拿來同一段話讓露西閱讀時，露西確信“寫這書的人什么八成都不懂”（130）。此評價雖偏激，卻可視為對60年代性別文化的典型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