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中理學在兩浙地方化的挫折與阻力
——衢州出土史繩祖夫婦墓志透視

◎黃加南

提 要： 在衢州出土的史繩祖夫婦墓志， 由于嚴重殘損而一直未被學界充分認知。 事實上， 兩方墓志的用語， 或明顯導向蜀中儒士的著作， 或刻意在連續四句中營造與四書分別關聯的語境， 而兩方墓志間的比照， 更揭示了蜀中理學在浙江“在地化” 的失敗而隱晦于歷史圖景背后的內因。 雖然墓志文直接反映的線索局限于墓主個體， 但若將視野放置在文本背后遣詞造句所參考的閱讀圖譜之上， 往往能揭示更為宏觀的議題。

盡管墓志文進入學界視域是因其作為史料所具備的關鍵性地位［1］， 但正如蕭婷所揭示的那樣， 墓志文更應該是一種反映政治變遷與道德取向的書寫作品， “某些部分甚至并非客觀信實”［2］。 本文嘗試循此方向進行進一步探尋， 檢視墓志文在遣詞造句中所參考的書籍文獻， 及其中所反映的認同變遷。 近來蔡涵墨在對宋代史料的考察中提出“文本考古學” （Archaeology of the Text） 的理念， 筆者希望從實例入手深化這一路徑， 來說明墓志文并非僅是冰冷客觀的史料， 亦是被植入撰寫者觀念，并能反映思想取向的一種意識輻輳。

史繩祖夫婦的兩方墓志于1974 年在浙江衢州出土， 由于殘損嚴重而一直未被充分關注。 兩者中刻寫較早者為史繩祖所撰《有宋歸齊郡宜人楊氏壙志》 （簡稱“《楊氏壙志》”）， 較晚者則是史孝祥為其父史繩祖撰寫的墓志［3］。 筆者的初衷在于還原闕字， 不意也在此過程中發現： 兩方墓志的用語， 或明顯導向蜀中儒士的著作， 或刻意在連續四句中營造與四書分別關聯的語境。 進一步地， 兩方墓志自身之間也構成一組對比， 揭示兩方墓志的差異， 有助于我們尋求蜀中理學在浙江“在地化” 失敗而隱晦于歷史圖景背后的內因。

既有研究業已詳細描繪宋季蜀人外遷并將蜀學散播至浙東的過程， 然而卻不免從結果回溯過去， 樂觀地探討蜀中史學在兩浙的成功扎根［4］， 卻未注意到蜀中理學在浙江所受的挫折。 雖然地方史導向在近來的研究中逐漸興盛， 但對于地方學術間的競合問題， 相關研究仍非蔚然可觀。 本文選擇從兩種學術傳統間的交互切入， 思考地方文化的彼此影響， 而不愿執著于對一地學術的靜態探尋。 并且以蜀學、 浙學間消耗性轉化的一面切入， 也將有助于我們重新審視蜀中學術促成浙東學派興起這一經典結論。

一 《楊氏壙志》 內隱含的蜀學印跡

在史繩祖所撰《楊氏壙志》 中， 隨處可見頗具文人氣息的書面化用語。 許多拗口用語的出現并非史繩祖一人的首創， 而是有所借鑒。 借鑒的來源除了一些經典文本中的用語外， 幾乎全是蜀中學者的言論。 比如開頭形容楊氏的“幼有淑質” 一語， 便是因承自同為蜀人的范祖禹所做《故蔡國長公主追封記》［5］。 并且， 頻頻借鑒蜀中先賢著作的跡象， 在墓志的開頭還尚未完全顯諸史繩祖的筆端。

（一） 對戰爭的記述

根據約翰·基根對軍事史書寫范式的研究， “正如士兵不會在閱讀書本中學習如何戰斗， 軍事史家也不會在觀看戰斗中學習如何書寫戰爭”［6］。 史繩祖恰恰也是這么一個例子， 在書寫戰爭時往往選擇從已有文本中尋找借鑒：

淳祐初， 余參蜀梱軍事。 虜寇江， 制置使遁去， 諉余以舟師。 護帑藏于□州之湖江。 賊瞷知， 擁萬騎夾岸而逼。 重洶怖欲入山， 君曰： 四面皆賊， 上岸死， 不如戰而死也。 余壯其言， 攜君及兒登第一舟， 與賊搏， 敗之， 萬〔賴〕以全。 既而， 新梱忌， 媢沒其功， 人或余屈。 君曰： 全生不辱命， 足矣。 余守郡， 例冊得鹽萬斤， 義不欲受， 將歸之有司。 君曰： 蜀閫□□□， 盍捐以養士乎？ 余從之。

這一段落中至少存在三處獨特而具含地方色彩的偏僻用語， 共同描繪出史繩祖在書寫中所借鑒的文本。 第一處偏僻用語“瞷知” 在史繩祖以前， 只為繩祖業師、同為蜀人的魏了翁所使用， 且在《鶴山集》 中反復出現。 “第一舟” 作為第二處偏僻用語， 來源于與史繩祖同為眉州人的蜀學代表蘇軾所做《送錢婺州純老》 詩中的“桃花汴水半河流， 已作南行第一舟”［7］。 最后一處生僻用語“盍捐以”， 源自同為宋季徙浙蜀人， 又是魏了翁弟子的高斯得所寫的《永州續惠倉記》 中“食饑之后，猶有余粟， 盍捐以助我乎”［8］。

上述三個生僻而又引人注意的用詞， 均是直接導向了史繩祖學術淵源中深刻的蜀學背景。 盡管史繩祖在南宋初年輾轉移居浙江， 但蜀中學風的影響在著作中仍舊不曾褪去。

（二） “蜀有翟難”

在展開下一步討論前， 我們也不應忽視史繩祖夫妻兩方墓志共有的一條關鍵線索， 也即“蜀有翟難”：

蜀有翟難， 徙名數于浙。 （ 《史繩祖墓志》）

蜀有狄難， 君之考既沒， 君又嫠處。 （ 《楊氏壙志》）

兩方墓志都將“蜀有翟（狄） 難” 作為標志來特意書寫， 凸顯此事件對當時士人的深刻影響。 與前文討論過的構詞一樣， “蜀有翟（狄） 難” 一詞也并非史繩祖首創， 而是在蜀中先賢的論述中存有淵源。 首先是史繩祖的業師魏了翁， 同樣在為他人撰寫的墓志銘中， 提到“蜀有狄難， 勢張甚， 制閫下令棄階、 成、 和、 鳳、 天水五郡”［9］。 此外是在巴川人陽枋的著作《字溪集》 的附錄《系年錄》 中， 通過第三視角敘述陽氏生平， 寫到“蜀有翟難， 公與弟全父、 侄存子舉家避地夜郎”［10］。魏了翁、 陽枋與蘇軾、 高斯得一樣， 都是蜀學的代表性人物。 尤其是魏了翁， 兩次成為墓志文本的征引來源。

（三） 蜀學譜系

上文對于墓志銘書寫中參考來源的分析， 導向一群特定的學術團體。 而這些學者背后所代表的學術根源， 隱約指向一幅屬于蜀學自身的理學圖譜， 值得我們做出更深刻的追問。 在劉壎對史繩祖的稱頌中， 提到“益州自蠶叢而后， 于今幾年； 臨卭從鶴山以來， 惟公再見”［11］， 將史繩祖視作魏了翁以后的蜀學繼承人。 同樣在《學齋占畢》 中， 史繩祖回憶其討論“日月隨天左旋” 一句時， 曾“援引張橫渠、朱文公、 魏鶴山之言”［12］。 如今重拾舊題且對學術史突出回顧， 事實上也顯示了史繩祖期許自己去繼承張載、 朱熹到魏了翁的未完之業。

紹繼蜀中理學的期許并非局限于史繩祖一人身上。 比如前文提及的高斯得， 在《寶慶府濂溪書堂記》 中追溯“邵熙郡學之祠， 文公朱先生記之。 邵定改建之祠，公之季父鶴山先生記之”［13］， 而高氏自己承擔的， 則是繼朱熹、 魏了翁之后第三位為該祠做記的角色。 高斯得之弟， 在其書齋內魏了翁題寫的匾額毀于元軍戰火后，也認為“再題而闡其義， 舍兄其誰”［14］， 希望高斯得在元軍入侵的戰亂背景下， 在蜀學內部承擔起繼承魏了翁之后的理學領袖角色。 上面的例子共同描繪出一幅從張載、 朱熹、 魏了翁， 再到史繩祖與高斯得的傳承圖景， 共顯示蜀中學士即使在寓居兩浙之時， 也仍秉承著繼承理學之四川譜系的使命。

二 《史繩祖墓志》 中蜀學色彩的淡化

（一） 史繩祖對于蜀學的引用

史繩祖的學生郭囦在《學齋占畢跋》 中， 對史繩祖同鄉業師魏了翁只字不提，卻將史繩祖與朱熹相聯系：

先生學紫陽者也……即是書而求先生之心， 因先生而求紫陽之心［15］。

這一關注焦點的轉移十分不合情理。 一方面， 史繩祖在《學齋占畢》 中很少提及朱熹， 但反復提到魏了翁學術觀點對自己的影響； 另一方面， 魏了翁的棺槨在嘉熙元年下葬時， 眾望所歸而為之撰寫神道碑的也正是史繩祖。 史繩祖與魏了翁之間的學術淵源明顯勝過朱熹， 《宋元學案》 中將史繩祖列于《鶴山學案》 內的做法也一直為學界所認可。 而在《史繩祖墓志》 中， 更是直接透露了史繩祖的治學格局，有助于我們檢視郭囦在跋文中所持觀念的正確性：

蚤親哲師， 自作元命。 揭洙□〔泗〕， 以底圣則。 窮神明之奧， 以渫其賾；探事物之理， 以致其知； 玩陰陽之變， 以研其幾； 溯圣賢之歸， 以充其詣。 著書立言， 劬身徇道， 秦漢以后之學不道也。 晚著《周易古經傳〔斷〕》 一書，發三古四圣人之心， 鉤玄測靈， 潛乎義先。 〔考先〕 生著述， 有《學齋類稿》六十卷， 《孝經集解》 十卷， 《易斷》 三十卷， 《占畢》 五卷， 《講義》 十卷，《經史發□》 □卷， 中庸、 九經《要義》、 《洙泗論孝》 各一卷， 《奏議》 兩卷，皆行于世。

這段敘述中的許多內容都導向魏了翁， 首先是“蚤親哲師”， 只能指史繩祖幼年在蜀中便接觸到的著名學者魏了翁。 其次是僅為一卷的《九經要義》， 這一簡小的篇幅顯示此作品應當是魏了翁領銜所著《九經要義》 百卷中史繩祖參與撰寫的部分， 或者是這一部分的草稿。 最后， 《洙泗論孝》 一書由魏了翁作題并提供朱熹的著作作為資料來幫助史繩祖的研究。

（二） 史繩祖后人對于蜀學的回避

種種跡象表明魏了翁是史繩祖學術生涯中不可略去的角色。 因而， 郭囦跋文中對史繩祖與朱熹而非與魏了翁學術理念上關聯性的極度強調， 只能解釋為郭囦自己意圖抹去業師身上的蜀學色彩， 并將其師承私淑到新安朱氏。 事實上這一抹去蜀學印跡的做法， 在繩祖后人史孝祥所撰《史繩祖墓志》 的收尾段落中也有案可稽：

□□若先生〔者〕， 可謂篤志強〔學〕， 守〔于〕 善道者矣。 天未〔喪〕于斯文， 則誦其書， 求其心， 后來者猶 〔不能悟〕 也， 而 〔其〕 孤何足以知之。

這一段話在去掉補缺字之時顯得極其平常， 但當我們從經典中尋找殘句來源并對空白之處盡可能一一補缺之后， 卻發現除卻開首的“篤志強〔學〕” 出自北宋名儒楊時“世人多不自己求之， 以質夫之篤志強學” 一句之外［16］， 在之后的敘述高潮中， 里面的詞句分別指向《四書》 或其注釋中的一部。

指向《中庸》、 《論語》 與《孟子》 的三處痕跡相對明顯。 “守〔于〕 善道” 源自孔穎達對《中庸》 中“膺” 字的注解： “膺， 謂胸膺， 言奉持守于善道， 弗敢棄失?！保?7］而“天未〔衷〕 于斯文” 則更直接地取自《論語·子罕》 中的語句“天之未喪斯文也， 匡人其如予何”［18］。 至于“誦其書， 求其心” 一語， 在遣詞造句上明顯是參照了《孟子·萬章下》 中“頌其詩， 讀其書” 這一表述。 指向《大學》 的線索相對隱晦。 在與史繩祖業師魏了翁齊名的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 中， 有“后來者猶甘心而不悟”［19］一句， 與墓志文中“后來者猶〔不能悟〕 也” 一語存在關聯。

《史繩祖墓志》 末尾一段的詞句分別指向《四書》 或其注釋中的一部， 同時擇取真德秀而非魏了翁的注解， 這與《楊氏壙志》 中高頻率引用蜀中學者理學論述的文風形成鮮明對比。 這一現象僅是一個縮影， 其最終影響則更為深遠， 幾乎改變了蜀中后學對于理學之四川譜系的書寫。 比如陽昂在對其從父陽枋學術淵源的書寫中，認為“考亭之后， 有度（正）、（淵）。 由度、而來， 我叔父字溪（陽枋） 一人而已”［20］， 將這一四川譜系的源頭與朱熹相攀附。 而在后人對牟子才師承的書寫中，也于魏了翁之外特意強調牟子才與朱熹的間接師承關系。 前文所提及的郭囦， 也將史繩祖的師承源流與朱熹而非與魏了翁銜接。

簡言之， 作為在遷徙地上成長起來的蜀學后人， 史繩祖的學生與后代都竭力掩飾甚或抹去其師承中的蜀中元素， 他們所征引的理學言論中也已經看不到蜀學的印跡。 從《楊氏壙志》 到《史繩祖墓志》 的書寫轉變， 也恰恰反映了蜀學內部學術認同不斷動搖甚至被遺棄的歷程。

三 蜀中理學“在地化” 失敗的原因

人們都應承認并接受的事實是， 許多遷往兩浙的蜀中士族， 起初都同時帶來了經、 史兩種傳統。 就史繩祖自身而言， 其對理學問題深有研究， 同時在其存世筆記《學齋占畢》 中也能見到大量筆墨， 從碑刻、 銅鏡等入手考證史實。 自謙不能繼朱熹、 魏了翁之理學的高斯得， 對編年史學也用力頗深， 撰有《徽宗長編》 《孝宗系年要錄》 等著作。 作為徙浙蜀士后代的牟應龍對理學頗有造詣， 與其家人相互“以義理相切磨， 于諸經皆有成說”， 但又同時“長于敘事”［21］且因其母為李心傳外孫女而又從蜀中編年史學傳統中繼承頗多［22］。 但為何最終蜀中史學在浙東學術上留下了深刻印跡， 而蜀中理學則被拋棄并遺忘？

首先， 原因在于蜀學后繼團體內部反對理學空疏的風氣。 比如跟隨長輩自蜀來杭并在元廷參修實錄的鄧文原， 直言“談空說性者多矣， 史傳無所啟口也”［23］， 認為史學是能用以糾正理學不足的迫切選擇。 自蜀中而來的遷徙人士因為遭受更嚴重的離亂， 更重視對過往歷史的記載， 且對僅能“談空說性” 但無法實用的理學頗為失望。 而兩浙當地的學術風氣則恰屬史學空虛， 理學中興。 這一環境使得蜀中史學在兩浙遇上了亟待開墾的荒地， 而蜀系理學則在自身衰微的同時又遇上了當地固有理學傳統的強烈抵制。

其次， 蜀系理學在兩浙沒有像史學那樣找到發揚者， 也是促使其被遺忘的一個重要因素。 牟應龍為其史學技藝在兩浙找到了優秀的繼承者。 黃溍“拜于床下， 而辱贈以言”［24］， 柳貫也往牟應龍處“悉受其說”［25］。 這一交接形成了從蜀中史家李心傳， 到徙浙蜀士后代牟應龍， 再到浙東學者黃溍、 柳貫的完整傳承系統。 蜀中編年史學的傳統在兩浙人士中找到了繼承者， 得到了呼應， 因而作為一種互相關聯的結構性力量推動了當地學術的改變。 相反， 蜀系理學在與浙學的磨合過程中并未找到合適的接受與繼承對象， 使得蜀系理學在兩浙的傳承局限于蜀中士族內部， 有如一種孤立的點式影響， 無法對當地學術產生根本性的影響。

最后， 徙浙蜀士的聚居傳統， 更使得蜀系理學在新地域的傳承步履維艱。 蜀籍理學家張， 其父張瀛在蜀中遭兵亂之時即是和姻親“監丞黎公出蜀寓浙”［26］。 在出川時人們多是由于避免遭襲而聚集行走， 但在定居之時， 這種聚集現象仍未有削減。 比如梓州吳泳與眉山史家王偁的后裔王浚仲“避蜀難” 而“同僑居吳興”［27］，晚年寓居湖州的蜀人程公許， 其“族姻奔東南者多依公許以居”［28］。 這種現象限制了徙浙蜀士與當地學者的交流， 也無疑限制了兩種地方學術間的互動。

李心傳及其兩位兄弟為我們提供了解釋該問題的極佳案例。 李心傳于蜀亂之后在湖州建立新居， 同時帶來了高斯得與牟子才這兩位蜀人作為修史的協助， 這種聚集效應使得蜀中史學在兩浙迅速產出著作成果并影響浙東史學。 但在理學方面， 盡管李心傳在《道命錄》 中抵制并試圖糾正黃干等人對朱熹的圣賢化塑構， 宋史中的評論更是直言“其作吳獵、 項安世《傳》， 褒貶有愧秉筆之旨。 蓋其志常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云”。 但是其兄弟李性傳與李道傳則熱衷于《朱子語錄》 的編輯， 而沒有堅持維系蜀中自身的理學譜系。 這種反差也使得我們不難理解為何蜀中史學在浙江成功的同時蜀中理學則日益衰微。

當然， 在這一過程中， 蜀中的移民士族對理學的信念也并非完全消亡， 而是逐漸融入史學當中。 比如徙居吳興的成都人宇文公諒， 在對《資治通鑒》 殘稿的跋文中， 認為司馬光“誠篤忠厚氣象， 凜然見于心畫之表”， 用史學家的名數操守來解釋其史篇得以流傳并獲得成功的原因。 這種對史著的考量標準已經與李心傳所處的編年體盛行時代存在極大反差。 諸如此類， 是清代理學衰微、 史學興盛的前期萌芽中隱含的內在動力。

總之， 史繩祖一輩的學者因為受學于蜀中， 帶有在兩浙居住多年仍無法抹去的蜀學印跡。 而其后輩史孝祥一代， 則因希望融入東部主流理學傳統， 有意無意地抹去其身上的蜀學色彩。 蜀學對浙學的影響， 并非如學者僅從史學面向上所觀察到的那樣一帆風順， 尤其是在理學面向上， 幾經競合與挫折。 盡管近來地方史的研究取向興起， 但對于地方學術傳統間的動態交互， 仍視之為巧合聯系而少有探討。 事實上， 這些各自呈線性、 “沒有直接的關系” 的觀念， 也仍會如銅山西崩、 洛鐘東應般產生呼應［29］。

若要從呼應過程中尋找一條共有的準則， 那無疑是地方傳統的逐漸去個性化。僅以墓志文本身而言， 史繩祖的《楊氏壙志》 從題名的擬定開始便四處標新立異，沒有遵循傳統撰志者“婦女之志以夫爵冠之……若子著名則以子爵冠之” 的基本法則。 接下來更是一律以言論為線索展開， 貫穿其中的是五個“君曰”、 一個“君怡然曰” 與一個“語其子曰”， 這種敘述方式不見于其他墓志文本， 與《楊氏壙志》前無序、 后無銘的獨特結構交相映襯。 最后， 還將離世時間具體到時辰， 而置“書生卒止書某年某月某日不書某時” 的傳統于不顧。

但史孝祥在構思《史繩祖墓志》 時， 以死亡日期、 葬地信息構成中規中矩的開頭之后， 更是幾乎照搬了韓愈撰寫墓志文“先敘姓字三代， 次履歷， 而以妻子居后” 的經典筆法。 僅見的改動是在對史繩祖父輩的書寫中， 特別提到了配偶信息。但這無法挽回《史繩祖墓志》 在全文結構上的非原創與復制性， 以及史繩祖文字中的獨特風格在其后輩身上已然消失匿跡的事實。 如前文所論及的那樣， 與之同時在蜀中后人身上消逝的， 還有理學論述中的蜀中印跡， 閱讀蜀中先賢著述的意愿， 以及紹繼理學之蜀中譜系的使命感。

學界對文本塑形史的考察， 也即蔡涵墨所歸納的“文本考古學”， 往往從文本間性出發， 著眼于不同史料對于同一史實記載的互異性［30］。 然而問題在于， 史繩祖事跡僅見于墓志這一處史料， 完全不存在平行史料。 事實上， 書寫某一具體戰役的文本或許僅見一處， 但書寫戰爭的文本則四處可尋， 而這些都可以作為平行文本來比照研究。 因為書寫者每一處筆墨的采擇與潤色都受到其自身閱讀圈的深刻影響，而這一閱讀圈不僅反映了其借鑒對象， 更是無聲透露了書寫者的學術交游、 師承背景， 甚至是終其一生的學術認同。

注釋

［1］ Valerie， H.， “Inscriptions： Historical Sources for the Song”，Bulletin of Song-Yuan Studies， 1987， 19，pp.17-25； 黃寬重： 《宋代研究的重要史料——以大陸地區出土宋人墓志資料為例》， 《新史學》 1998 年第2 期；王德毅： 《宋人墓志銘的史料價值》， 《東吳歷史學報》 2004 年第12 期。

［2］ Angela S. ， “A Buried Past： The Tomb Inscription and Official Biographies of Wang Chuzhi”，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2009， 52 （1）， p.50.

［3］ 衢州市文管會： 《浙江衙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 《考古》 1983 年第11 期； 衢州市博物館： 《衢州墓志碑刻集錄》，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2006。 后者因殘損嚴重而不見題名， 下文根據慣例稱《史繩祖墓志》。

［4］ 《蒙文通文集》， 巴蜀書社， 1995， 卷三， 第320 ～322、 411 ～412、 415 ～416、 472 ～473 頁； 劉咸炘：《推十書》， 上?？茖W技術文獻出版社， 2009， 甲輯， 第1 冊， 第386 頁， 以及丙輯， 第2 冊， 第512 頁； 吳懷祺： 《宋代的地區性史學的特征的形成和浙東史學、 蜀中史學》， 載氏著《中國史學思想通史·宋遼金卷》， 黃山書社， 2002， 第378 ～390 頁。

［5］ （宋） 范祖禹： 《太史范公文集》， 載四川大學古籍所編《宋集珍本叢刊》， 第24 冊， 線裝書局，2004 （影印休寧汪氏藏摛藻堂鈔本）， 第479 頁（卷五十三， 葉三背）。

［6］ John， K. ，The Face of Battle：A Study of Agincourt，Waterloo，and the Somme， N. Y. ： Penguin Books，1978， p.62.

［7］ 《蘇軾集》， 中華書局， 1990， 《樊城集》 卷三， 第49 頁。

［8］ （宋） 高斯得： 《恥堂存稿》， 卷四， 中華書局， 1985， 第75 頁。

［9］ （宋） 魏了翁： 《渠陽集》 卷十八《大理少卿直寶謨閣楊公墓志銘》， 岳麓書社， 2012， 第285 頁。

［10］ （宋） 陽枋： 《字溪集》 卷十二《系年錄》，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集部別集類， 商務印書館， 1935，葉九背。

［11］ （宋） 劉壎： 《通史提舉》， 載李修生主編《全元文》，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8， 第10 集， 第248 頁。

［12］ （宋） 史繩祖： 《學齋占畢》， 載《百川學?！?（民國十六年武進陶氏據宋咸淳本景刊）， 第2 冊， 甲集二， 卷三《日隨天左旋》， 葉一正。

［13］ （宋） 高斯得： 《恥堂存稿》， 卷四， 第69 頁。

［14］ （宋） 高斯得： 《恥堂存稿》， 卷四， 第84 ～85 頁。

［15］ （宋） 郭囦： 《學齋占畢跋》， 載史繩祖著《學齋占畢》， 卷四， 葉十七背。

［16］ （宋） 楊時： 《答練質夫》， 載氏著《楊龜山集》， 商務印書館， 1937， 第67 頁。

［17］ （東漢） 鄭玄注， （唐） 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第1427 頁。

［18］ （魏） 何晏等注， （宋） 邢昺疏《論語注疏》，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第113 頁。

［19］ （宋） 真德秀： 《大學衍義》 （影印北京圖書館藏元刻本）， 山東友誼出版社， 1991， 卷十三， 第402 ～403 頁。

［20］ （宋） 陽昂： 《跋易正說》， 載曾棗莊、 劉琳主編《全宋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6， 冊349， 第469 頁。

［21］ （明） 宋濂等： 《元史》 卷一百九十《牟應龍傳》， 中華書局， 1976， 第4338 頁。

［22］ 《虞集全集》 下冊《牟伯成先生墓碑銘》，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7， 第879 頁。

［23］ （元） 鄧文原： 《巴西文集》 冊四《通鑒音釋質疑序》， 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藏本（不分卷），葉七十二背。

［24］ 《黃溍全集》 上冊《龍山牟先生文集序》，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8， 第230 頁。

［25］ 《宋濂全集》 卷七十六《柳貫行狀》，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4， 冊四， 第1840 ～1841 頁。

［26］ （元） 吳澄： 《故文林郎東平路儒學教授張君墓碣銘》， 載李修生主編《全元文》， 第15 集， 第498 頁。

［27］ （宋） 吳泳： 《鶴林集》 卷三十四《王立言墓志銘》，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集部別集類， 第16 冊，葉十九正。

［28］ （元） 脫脫等： 《宋史》 卷四百一十五《程公許傳》， 中華書局， 1977， 第12459 頁。

［29］ 王汎森： 《思想史研究經驗談》， 載許紀霖、 劉擎主編《何謂現代， 誰之中國？ ——現代中國的再闡釋》，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第52 ～55 頁。

［30］ 蔡涵墨： 《曹勛與“太祖誓約” 的傳說》， 《中國史研究》 2016 年第4 期； Charles， H. ， “A Textual History of Cai Jing's Biography in the Songshi”， In Patrica Buckley Ebrey and Maggie Bickford （eds.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p.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