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在新疆的獄中斗爭①

買玉華 孫晉斐

內容提要：全面抗戰爆發前后，中國共產黨與實行親蘇政策的新疆主政者盛世才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批中共黨人應邀赴新工作。在新疆工作的中共黨人遵守“三不”原則：不公開黨員身份、不發展黨的組織、不宣傳共產主義。然而隨著國內外形勢的劇變，1940年代初盛世才轉而投靠國民政府，新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破裂。盛世才將在新的中共黨人投入監獄，“三不”原則已不適用。在獄中，中共黨人相繼建立黨小組、黨支部等黨的組織。在獄中黨組織的領導下，通過有組織有計劃有準備的斗爭，在新獄中中共黨人取得最終勝利，集體返回延安。

一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入新背景

1.入新背景

1933年四一二政變后，盛世才因手握兵權而實際掌握了新疆的軍政大權，但卻遲遲未能得到國民政府的任命。此時，北疆有張培元、馬仲英聯合反盛，南疆有分裂政權。內外交困下，盛世才權衡利弊后求助于強鄰蘇聯，借助蘇聯的力量擊敗政敵。蘇聯經過多方考慮，也從當時新疆存在的眾多政治勢力中選擇了盛世才。盛世才與蘇聯結盟。此為中共黨人入新的前提條件。

1935年，盛世才向蘇聯政府請求派干部來新疆幫助工作，蘇聯政府便于1935年和1936年，先后派遣聯共黨員俞秀松(化名王壽成)、趙實(化名王寶乾)等和大量的軍事、經濟、政治專家顧問到新疆工作。聯共黨員到新疆后，擔任新疆省政府官員或工作人員。這些人在組織關系上，受蘇聯駐迪化(今新疆烏魯木齊)總領事館的管理，并遵守共產國際與蘇聯確定的“三不”原則，即在新疆不公開黨員身份、不發展黨的組織、不宣傳共產主義的原則。(1)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史研究室：《中共新疆地方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20頁。

盛蘇結盟后，盛世才為了表示親蘇，同時向國民黨施壓，決意聯合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亦指示中國共產黨重視對新疆的工作，進一步“打通川陜蘇區與新疆的聯系”，認為這是對“中國革命有偉大意義的工作”(2)周文琪：《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中共中央黨?？蒲修k公室，1986年，第295頁。。為了打通國際路線，取得蘇聯的援助，并且團結一切能夠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日，使新疆成為鞏固的抗戰大后方，中國共產黨也高度重視、積極爭取與盛世才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寧夏戰役終止、轉戰河西走廊的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喋血祁連之際，1937年4月，在蘇聯斡旋和推動下，黨中央派陳云(化名施平)為中國共產黨駐新疆代表，與滕代遠(化名李光)等一行五人，以援接李卓然、李先念等率領的西路軍左支隊余部為契機從蘇聯進入新疆，經與盛世才商談，達成合作協議，新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建立。1937年10月初，在新疆省府迪化設立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新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建立。中國共產黨先后派遣陳云、滕代遠、鄧發(化名方林)、陳潭秋(化名蔡直、徐杰)等重要領導干部任中國共產黨駐新疆代表，并主持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的工作。

為了鞏固同盛世才建立的新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確保延安經新疆至莫斯科的紅色交通線和國際援華抗日交通線暢通，保衛和建設新疆這一抗日大后方，盡管中國共產黨本身干部也十分缺乏，但仍應盛世才的要求，(3)當時盛世才炮制了以打擊蘇聯勢力和他自認為威脅其統治的政敵為目的的1937年“國際陰謀暴動案”。通過大規模的清洗，一方面打擊了大批政敵和部分聯共黨員，另一方面造成了自身政府官員的嚴重缺乏。選派了一批優秀干部如毛澤民(化名周彬)、林基路(原名林為梁)等到新疆，被盛世才安排到行政、財政、民政、教育、新聞、文化等部門和民眾團體擔任領導工作，也有一些在軍隊中任職。

2.“三不”原則

因為“我們黨和盛的聯系是通過蘇聯建立的”，所以在新疆的中共黨人“對盛采取統戰做法也是從蘇聯的做法延續下來的?！?4)陳云：《關于中國共產黨在新疆做盛世才統戰工作的幾點看法》(1984年12月20日)，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史工作委員會、中共烏魯木齊市委員會黨史工作委員會：《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頁。那就是“三不”原則。對此，鄧發強調：“切勿暴露自己是共產黨人，而只是政府的一員?！?5)《鄧發關于新疆的社會環境講話提要》(1939年1月19日)，《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第27頁。陳潭秋也說：“決定我們在新疆工作的任務，不在于發展組織或宣傳主義，也不在于擴大自己的力量，而是要鞏固六大政策的政權?！?6)陳潭秋：《給在新疆各地工作的中共黨員發出關于<在新疆的工作任務與工作方針>的指示信》(1940年4月20日)，《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第33頁。因此，“我們要隱蔽自己的面貌”。

蘇聯方面也“不主張發展黨組織，多派干部”(7)滕代遠：《赴新疆迎接西路軍和成立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情況》，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史工作委員會、中共烏魯木齊市委員會黨史工作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左支隊在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1頁。。1938年12月9日，盛世才在同蘇聯駐迪化總領事館負責人的談話中提到：中共在新疆建立支部和組織的行為，“造成某種雙重政權”，“可能引起帝國主義走狗在新疆居民中散布挑撥性謠言”，“可能造成工作的分散和不必要的誤會”。(8)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第114頁。為了維護大局，“中共黨員來新疆幫助工作時，他們都有莫斯科的明確指示，即不建立自己的組織，完全服從政府的指令，避免公開化和給新疆政府及蘇聯帶來危害”。(9)《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第116頁。

在新疆的中共黨人忠實地履行了“三不”原則。關于不公開黨員身份，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對外不公開，不掛牌子，只稱“南梁第三招待所”，辦事處內的中共黨人不能公開與社會各階層人士接觸，具有保密性質。在新疆工作的中共黨人基本都使用化名開展工作，且相互間一律稱呼化名。關于不發展黨的組織，當時新疆航空隊中的中共黨人與盛世才的軍事人員接觸較多，為此鄧發叮囑他們：“嚴守紀律。在群眾中不做任何黨的工作，不發展組織?！?10)馬肇嵩，姚宗燦，楊芊：《綜述》，《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左支隊在新疆》，第12頁。又如，以“進步”“理性”“公平”“獨立”“客觀”而著稱的民國刊物《觀察》的特約記者認為，中國共產黨“確實遵守了對盛氏的諾言，除了他們自己有聯系外，對外并未吸收過黨員?！?11)本刊特約記者：《近十年來在新疆各黨派活動秘錄》，《觀察》1946年第1卷第19期，第20頁。在對陳潭秋的審訊中，他也始終堅持：“我(們)沒有黨的活動，決不吸收黨員，就是八路軍的戰士在新疆都不許他們入黨?！?12)《新疆冤獄始末》編寫組：《新疆冤獄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1990年，第183頁。隨中共黨人入新的非黨人士中“沒有一個人要求過入黨，就是招待處住的八路軍人員有要求入黨的都不可能”。(13)中共烏魯木齊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小組：《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新疆監獄的斗爭史料》，油印本，第63頁。在毛澤民的審訊記錄中，亦有類似的記載。(14)(審訊者)問：八路軍的人在新疆不作爭取群眾及發展組織工作嗎？(毛澤民)答：不作。問：共黨在新疆的組織活動怎樣？答：……為抗戰建國，我們在新疆不作組織活動。審訊記錄均藏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關于不宣傳共產主義，因盛世才自稱是馬列主義信徒，“允許并提倡研究馬列主義、新哲學、社會科學等”(15)陳潭秋：《新疆情形概略報告》(1941年11月6日)，原件存中央檔案館，轉引自頓時春：《“三不原則”與新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史研究室：《在抗戰的洪流中——自治區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頁。，在新疆的共產黨人得以公開宣稱馬列主義是“六大政策”(16)在聯共黨員和進步人士的幫助下，新疆地方當局制定并推行“六大政策”——反帝、親蘇、民平、清廉、和平、建設?！傲笳摺表槕藲v史發展潮流，是符合新疆各族人民利益并得到各族人民擁護和支持的進步的、革命的政策，也是中國共產黨與盛世才建立新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的哲學基礎，并在“六大政策”的掩護下宣傳馬克思主義，為馬克思主義在新疆的傳播奠定了基礎。

二 在新中共黨人被捕入獄與獄中斗爭

1.被捕入獄

在新疆工作的中共黨人在極其復雜的條件下，團結教育各族群眾，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積極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幫助新疆各項事業的恢復和發展。這些中共黨人奔赴各條戰線開展工作，天山南北出現了新氣象，尤其是在財經系統、教育系統、宣傳系統、群眾團體等部門，中共黨人居于領導地位或實際起領導作用。這一時期新疆的經濟、文化、教育等事業都有了長足的發展，這與中共黨人在新疆的出色工作是分不開的。

前述盛世才發動的“國際陰謀暴動案”，打擊目標之一是蘇聯在新勢力，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蘇聯入新人員對盛世才的控制日益加強，這是與盛世才和蘇聯結盟的初衷相背離的。中共黨人在新疆的各族群眾中聲望日高，影響力不斷擴大，也引起盛世才的警覺和不滿，于是他不斷排斥和打擊在新疆的中共黨人與進步人士。

隨著國內外局勢的漸趨惡化，蘇聯被困于蘇德戰爭，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困難重重，蔣介石卻得到了美國的大力支持，于是盛世才調頭投靠國民政府。1942年5月，盛世才制造了“四一二陰謀暴動案”，矛頭直指中國共產黨派到新疆的重要人員。接著他將中國共產黨在南北疆各地工作的黨員相繼調回迪化，與原在迪化的中共黨人及家屬，分別集中到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新房子”和羊毛湖等地。8月，盛世才“借口容易保護和免被國民黨發覺”，再次將在新疆的中共人員集中在迪化八戶梁(在各地工作的人員、病殘人員、家屬、孩子)和南梁招待所(新疆航空隊中的中共學員)，(17)《新疆冤獄始末》編寫組：《新疆冤獄始末》，第135頁。對他們的行動進行嚴密監視和限制。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派軍警包圍了陳潭秋的住宅和中共黨人集中駐地八戶梁招待所，將陳潭秋、毛澤民等5人抓走，軟禁在迪化滿城邱公館內。下午，盛世才又派軍警將林基路、李云揚、李宗林(化名李嘯平)、胡鑒(化名胡明章、胡東)等12人抓走，軟禁在迪化三角地。當晚，他們的眷屬也分別被送到邱公館和三角地軟禁。同日，盛世才將新疆航空隊中共學員軟禁于督辦公署后院教導連駐地。其余中共人員則全部軟禁于八戶梁。之后，陸續從南疆回到迪化的谷先南(化名谷志遠)、譚慶榮(化名譚桂標)、許亮(原名鄢榮爵)、高登榜(化名高玉成)、鄭亦勝(化名鄭正聲)5人也被軟禁于三角地。直至1943年7月底，陳廣竹(化名陳解虛)、蔣連穆(化名蔣春茂)、黃永清(化名黃永勝)及其眷屬5人回到迪化后被軟禁于西河壩，八戶梁和三角地中未投入監獄的中共黨人及眷屬均轉至西河壩軟禁。至此，在新疆工作的中共黨人均被軟禁在迪化。

為表“誠意”，盛世才在1942年冬即派其妹夫、親信彭吉元前往重慶，向蔣介石報告了所謂的歷次“陰謀暴動案”，特別詳細報告了逮捕中共人員的情況，要求國民政府派人來新疆審訊處理。1943年3月，以重慶軍事委員會軍法執行總監部名義派出的，由王德溥、季源溥、朱樹聲3人組成的“新疆審判團”，帶著蔣介石“對于中共重要人員，應判極刑；對于其他重要人員，也應嚴懲”，“務必肅清中共在新疆的力量”(18)鄭大綸(“新疆審判團”的隨員)交代材料，原件存公安部，轉引自《新疆冤獄始末》，第159頁。的面示，到達新疆。在此前，也就是1943年2月7日深夜開始，遭軟禁的中共黨人陸續被盛世才投入監獄：陳潭秋、毛澤民以及徐夢秋(化名孟一鳴)、潘同(化名潘柏南)、劉希平(化名劉西屏)在第二監獄；(19)1944年2月，被軟禁于西河壩的陳廣竹、蔣連穆和黃永清被投入第二監獄。1945年5月，殘疾軍人謝良(化名謝良才)、謝江庭、羅云章、余良輝(化名羅祖元)、胡子明(原名胡建中)和曾明友、張子意(化名劉平，患有肺病)、楊錫光(化名楊奮，軍醫)也被轉押于第二監獄。第二監獄又被獄中黨員稱為“男監”。林基路、李云揚、李宗林、胡鑒、高登榜、馬殊(原名鄺宗球)、白大方(化名劉伯珩)、馬肇嵩(化名馬銳)、曹建培(化名曹克屈)、于村(原名劉德亨)、陳清源(化名陳浩然)、王謨(化名王謨行)、谷先南、譚慶榮、鄭亦勝、許亮、段進啟(原名段士謀)、陳谷音(原名陳克琴)等18人在第四監獄；(20)1943年底，關押在第四監獄的中共黨人全部轉押于第二監獄；1944年10月底，殘疾軍人謝良、謝江庭、羅云章、羅祖元、胡子明和曾明友、張子意、楊錫光，全體女中共黨人以及眷屬、孩子都被投入第四監獄。第四監獄又被獄中黨員稱為“女監”。其余30多名中共黨人在第一監獄。(21)1944年2月，原關押在第一監獄的中共黨人30余人全部轉押于第二監獄。

2.獄中斗爭

為了進一步表示反共擁蔣的決心，盛世才在1943年9月27日秘密殺害了陳潭秋、毛澤民和林基路三位同志。獄中中共黨人化悲痛為力量，繼承烈士遺志，將監獄變為學校，將法庭變為戰場，堅守革命氣節，進行頑強斗爭，他們堅貞不屈、視死如歸，表現了共產黨人的凜然正氣和錚錚鐵骨。在獄中，敵人殘酷折磨中共黨人的方式有刑訊逼供、單獨關押黑牢、長期監禁、不讓或拖延傷員看病、強迫當“工犯”等。僅刑訊逼供一項，“在施行刑訊時，其使用刑具種類之多，手段之慘，為曠古所罕聞。有打手板、皮鞭、站跪炭渣、站跪玻璃渣、坐飛機、坐坦克、上大褂、站唱針、戴腦箍、鉤舌、錐刺腮、釘手掌以及其它由匪徒們‘創造’的刑具達二百余種以上?！?22)《新疆冤獄始末》編寫組：《新疆冤獄始末》，第152頁。與此相對應，獄中中共黨人的對敵斗爭方式也是多種多樣，有抗議、絕食、抗暴、反普遍審訊、秘密聯絡、統一口徑、寫控訴信、串連、集體簽名、談判、拒絕當“工犯”、反搜書、為犧牲的同志舉行追悼會和葬禮等，斗爭方法多樣、組織嚴密，而這一切都是在獄中黨組織的領導和組織下進行的。

三 獄中黨組織的建立和作用發揮

1.入獄前的臨時黨支部

早在1942年6月底，根據中共中央關于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陳潭秋就組織被集中的100多名干部進行整風學習。(23)此前，陳潭秋就請曾經坐過牢的喬國楨(原名喬如楨)等人介紹怎樣保持革命氣節，在獄中同敵人進行斗爭的經驗。謝良洪：《西路軍在新疆的生活片斷》，《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左支隊在新疆》，第107頁。為此，專門成立了總學習委員會，陳潭秋、張子意、徐夢秋為常委，下設四個學習分會和兩個學習小組，學習分會均成立3～5人的干事會，另組織學習檢查組幫助干事會工作。(24)陳潭秋：《關于在新同志開展整風運動給毛主席并康生的報告》(1942年8月18日)，《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第57～58頁。為了配合整風學習，由林基路負責主編整風學習墻報，每月出兩期。此時，總學習委員會、學習分會、學習小組起到了臨時黨支部的作用，為以后的獄中斗爭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基礎。

在軟禁期間，中共黨人又以軟禁點為單位建立學干會(即前述學委分會)，下設學習小組，(25)邱公館由陳潭秋負責，八戶梁由原總學委會留下的張子意、馬明方(化名馬洛夫)、方志純(化名王佑)、謝良領導，三角地學干會由李宗林、林基路、李云揚、胡鑒組成，李宗林負責。利用現有的條件繼續堅持整風學習和氣節教育。一方面利用座談會、問答會和討論會等形式開展學習，一方面多次通過口頭上或書面上向盛世才提出抗議。陳潭秋利用各種機會帶信給其他軟禁點的負責人，對今后如何開展對敵斗爭作出指示。各學干會充分發揮作用，堅持有組織、有領導的整風學習、氣節教育，做好了隨時坐牢的思想準備工作。

2.獄中黨組織的建立

隨著盛世才的政治轉向，新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破裂，在新疆的中共黨人被投入監獄，相應地，“三不”原則不再有效。獄中中共黨人就以獄中黨組織為核心，最初“主要以號(即牢房——引者注)為單位自動建立小組，慢慢的各號聯系起來建立中心小組，建立一定的交通聯系……后來在一排號里面與一個院子里面就建立了總的負責人，實際上等于以前的學干會”，(26)《中共獄中黨組織在回延安后給中共中央組織部的報告》，原件存中央檔案館，轉引自《新疆冤獄始末》，第324頁。在黨組織的領導下開展堅決的斗爭。

為防止中共黨人聯系，盛世才嚴防獄中通信，連說話也被禁止，牢房互相隔離，甚至外出蒙頭、向牢房派密探，所以入獄初期，各牢房、各監獄互相隔絕。于是，各牢房開始自動組成黨小組。林基路提出，“我們進監獄了。我們都是共產黨員，我們要有組織，也要有個頭呀！組織起來才有力量，大家發表意見?！?27)高登榜回憶文章，載《中國共產黨在新疆革命斗爭歷史資料》第五輯，轉引自《新疆冤獄始末》，第214頁。于是在林基路的倡議下，第四監獄五號牢房在入獄當晚就成立了6人黨(學習)小組，大家共同推舉林基路為組長。林基路充分考慮到監獄斗爭的殘酷性，推舉高登榜當副組長，并告訴大家，只有還有人在，就要推選一人負責，堅持斗爭到底。十三號牢房的許亮，也主動站出來負責黨小組的工作。

中共黨人深知組織領導的重要性和集體斗爭的必要性，他們沖破極其嚴苛的監視，同一個監獄的同志采取的措施是利用對碗喊話、“打電話”，墻上打洞，在廁所、磚縫、墻頭、房梁等不為人注意的地方放置紙條布條，或利用“放風”扔紙團(稱“航空信”)來建立聯系，個別還通過團結爭取工犯、獄卒找來報紙、傳遞消息；各獄之間，則通過送衣服、食品、物品，或借看病之機互通情況，傳送暗語或密寫信件；監獄養病室是在押政治犯治病養病的地方，中共黨人李宗林、喬國楨利用長期在這里養病的便利條件，負責獄中聯絡任務，養病室成為各牢之間的總聯絡站。李宗林、喬國楨不僅為聯絡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且對獄中斗爭提供了許多寶貴意見。此外，劉護平(化名彭建)、李握如(化名李堅)、于村、王順志(化名王友清)等也為通訊聯絡做過很多工作。

這樣各監獄、各牢房之間的聯系建立起來了，而且形成了較為隱蔽的聯絡網。為避免聯絡工作遭到破壞，組織嚴格規定，每個牢房必須指定一個最為可靠、經驗豐富、有威信的同志擔負至關重要的通訊聯絡工作。這樣就有力地保證了黨組織自始至終對監獄斗爭進行領導。

自此，各牢房、各監獄步調一致地開始新的斗爭。男監在斗爭中形成了由方志純、馬明方、劉護平、李云揚組成的領導核心，直到出獄都沒有改變；女監，即婦幼病殘人員，一直由張子意、謝良、楊錫光組成的學干會為領導，下設四個小組。當女監的男同志轉到男監之后，則以朱旦華(原名朱家農)、沈谷南(化名張奮音)、伍乃茵(化名伍尚明)、劉勉(原名劉萬祥)組成新的學干會，由朱旦華、沈谷南負責。領導獄中斗爭的總負責人一直是張子意，(28)陳潭秋被軟禁前曾告訴夫人王韻雪(原名王桂芳)，“我走后，這兒的工作由張子意同志負總責，一切事情向他請示和匯報”。同時陳潭秋借機向吉合交代：“我走后工作由劉平負總責”。中共烏魯木齊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小組：《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新疆監獄的斗爭史料》，油印本，第48頁。因此，根據陳潭秋的指示，張子意成為陳潭秋被軟禁后在新共產黨人的負責人。他在陳潭秋無法繼續領導在新的中共黨人后，立即勇挑重擔，發揮了重要作用。后由監獄轉到貧民救濟院的中國共產黨老弱傷殘人員17人，由謝良負責領導。

1943年2月，新疆航空隊的中共學員被盛世才軟禁于劉公館。學委會及時開會，穩定大家的情緒，進行氣節教育，決定“將牢房變成學?！?，為繼續為黨工作而積聚知識和力量，因此認真制定了學習計劃，既學習政治理論，又學習專業知識。(29)袁彬：《身陷囹圄心向延安》，《黨史資料征集工作通訊》第85期。1944年11月，他們被投入第二監獄。航空隊學委會遂與獄中的其他中共黨人取得聯系，并在以張子意、馬明方、方志純為核心的獄中臨時黨組織的統一領導下，與敵人展開了不屈不撓的斗爭。從此，獄中中共黨人開始實行總的學習計劃和進行集體研究，大家緊密地團結在黨組織的周圍。

獄中的中共黨人始終沒有脫離組織，盡管此時這個組織是以學委會或學干會的形式出現的。每一個階段的斗爭策略，每一個時期的學習內容，每一次重大的集體斗爭活動，乃至內部的生活秩序，均在黨組織的領導下進行。

3.以獄中黨組織為核心的斗爭

(1)揭露盛世才、揭露叛徒、團結教育內部

以張子意為首的獄中黨組織，從一開始就把揭露盛世才、揭露叛徒、團結教育內部作為中心工作。張子意寫了《狼種豬》一文在獄中傳閱，揭露盛世才的反動本質，對鼓勵獄中同志堅持革命立場，保持革命氣節，起了重要的作用。每當發現叛徒時，黨組織都認真研究其經歷，分析其叛變原因，并提出認原則不認人，和叛徒斷絕一切聯系，見叛徒時拒絕談話或痛斥他們的罪行等對付辦法。

黨組織還以極大的精力，進行內部的團結教育工作。張子意為此寫了“百子一條心”和關于“三反”(反叛徒、反兵痞、反逃兵)的文章，明確提出：我們是延安的兒女，生是共產黨的人，死是共產黨的鬼，要求無罪釋放，集體回延安，拒絕個人出獄，決不當逆子。此后，“百子一條心，集體回延安”一直成為全體入獄人員的奮斗口號與目標。

(2)加強學習、堅定信念、提高斗爭藝術

獄中黨組織抱定一面斗爭一面學習，從學習中掌握斗爭策略，從斗爭中學習實際斗爭經驗的原則。入獄四年，黨組織就是根據這一原則來組織領導和進行學習的。(30)方志純：《關于在新疆監獄中反法西斯斗爭經過給中共中央的報告(節選)》(1946年7月9日)，《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第66頁。獄中黨組織提出“變監獄為戰場，變監獄為學?！钡奶栒?，帶領全獄同志們利用爭取到的看書看報權利，認真學習討論保存下來的馬列書籍及偷送進監獄的報紙，鉆研革命理論，學習文化知識，還記筆記、寫心得，進行討論，從而不斷提高理論水平和斗爭藝術。各個牢房都制定研究提綱、計劃，對時事、中俄文指導、生活管理、文化娛樂組織、政治研究、業務復習等均設有專人負責，使各種學習統一且有計劃。盛世才下臺后，鑒于他早已將赴新中共黨人名單告知國民黨，黨組織又及時決定公開共產黨員或八路軍身份，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動。

在獄中的中共黨人積極配合黨組織的工作，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下，獄中黨組織甚至有了“坐牢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做好了長期坐牢的心理準備。除了學習外，還在狹小的牢房里鍛煉身體，(31)謝良洪：《西路軍在新疆的生活片斷》，《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左支隊在新疆》，第108頁。通過勞動生產改善生活，盡一切可能開展娛樂活動，(32)《新疆冤獄始末》編寫組：《新疆冤獄始末》，第275～277頁。從精神上到物質上武裝自己，以應對敵人的慢性摧殘。女監的中共黨人為了培養革命后代，把孩子們組織起來，分別編成大、中、小班學習文化，學唱兒歌，教育孩子們從小熱愛知識、熱愛人民、熱愛革命、憎惡敵人。對于獄中的女中共黨人，敵人給出的結論則是“對共產黨有極度頑強之信仰”(33)時任新疆省政府警務處長的胡國振向吳忠信報告對女牢中共黨人的處理結果(1945年12月25日)，原件存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

為保存黨的領導力量，避免無謂犧牲，黨組織采取了很多保護措施。在中共人員由軟禁地八戶梁投入第一監獄時，張子意因患重病，便有意將他與婦幼病殘人員一起留在八戶梁，以便掌握全局情況，領導斗爭。在婦幼、病殘人員中，出面與敵人交涉的是醫生楊錫光。男牢中方志純、馬明方等也隱藏得很好。每次公開與敵人交涉，都由薛漢鼎(化名薛激剛)、白大方、秦化龍(化名余湘)等出面。未曾暴露的中共黨人入獄時使用化名，也是當時隱蔽自己的有效辦法之一，如張子意化名劉生財，方志純化名王民生，馬明方化名馬有德等。在聯絡時也多用別號代替化名，甚至“每個同志都有自己的代號，如A、B、W、N……等”(34)秦化龍：《獄中四年》，《新疆革命斗爭回憶錄》，新疆青年出版社，1965年，轉引自：《新疆冤獄始末》，第169頁。。

獄中中共黨人在斗爭中對革命有堅定的信心，行動上勇敢同敵人抗爭，每個人在政治、理論、文化水平上都大大提高，內部更加團結。只有極少數人沒有經得住考驗，自首變節。而“其他全體同志不僅表示了立場至死不變的堅決態度……并且駁斥了對中共的種種污蔑?！?35)《中共獄中黨組織在回延安后給中共中央組織部的報告》，原件存中央檔案館，轉引自《新疆冤獄始末》，第266頁。獄中中共黨人表現出了共產黨人的大無畏精神和崇高革命氣節。

正如獄中黨組織在回到延安后給中共中央組織部的報告中所做的總結：獄中黨組織發揮了核心、堡壘的作用，“以張子意為首的領導中心，總結了牢內學習和斗爭的經驗教訓，糾正了許多‘左’的、‘右’的不正確傾向，挽救了個別迷失方向的人們，提出了‘全體無罪釋放回延安’的口號和“百子一條心”的團結方針，把大家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也正由于領導上的正確，同志們的堅定立場，才熬過了敵人的各種嚴刑威迫，終于勝利地回到了延安……”(36)《中共獄中黨組織在回延安后給中共中央組織部的報告》，原件存中央檔案館，轉引自《新疆冤獄始末》，第325頁。

(3)返回延安前后繼續發揮作用

“1942年9月，中共在新人員被軟禁后，便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系?！?37)朱培民：《新疆革命史(1933—1957)》，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9～180頁。直到1943年1月，中共中央才從共產國際來電中得知在新疆的中共黨人被盛世才扣押的消息。(38)任弼時：《為營救陳潭秋等致周恩來電(節錄)》(1943年1月14日)，《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第61頁。黨中央數次給在重慶的周恩來去電，(39)《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向張治中接洽營救我黨在新人員致周恩來林彪電》(1943年2月10日)，《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第62頁。要求他打聽他們的消息并設法營救。毛澤東、林伯渠、朱德等領導人也非常重視這一問題，多次過問。從此，周恩來為營救新疆獄中同志，竭盡了心力。(40)見歐陽如華：《屈武談周恩來敦促張治中釋放被關押在新疆的一批共產黨員的情況》，《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左支隊在新疆》，第168～173頁；《周恩來致電張治中——對釋放被關押中共人員返回延安表示感謝并提出查詢陳潭秋毛澤民等人下落》(1946年7月27日)，《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第65頁。國民政府的張治中、屈武等人也為釋放在新中共黨人出獄做了很多工作。

此時，獄中黨組織繼續積極發揮作用。如，對于張治中發給獄中中共黨人改善生活的費用，經獄中黨組織研究決定，可以收下。得知張治中兼任新疆省主席的消息后，獄中黨組織決定以楊之華(化名杜寧)的名義給張治中寫信詢問釋放回延安之事，并要求先恢復自由和改善生活待遇。張治中當即批示：“立即改善飲食；準許在獄中自由行動；每月給報紙，并代購書刊；準許有配偶者會見?！?41)余湛邦：《由新疆護送中共人員回延安的經過》，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第60輯，文史資料出版社，1979年，第115頁。張治中準備釋放中共黨人時，黨組織為防止意外，確保大家安全，以“第十八集團軍留新人員王韻雪等全體”名義寫信，提出釋放的五條要求。(42)原件存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張治中為消除誤解，邀請獄中中共黨人派出代表面談，黨組織經研究決定，派楊之華、吉合(化名吉國興)、朱旦華、沈谷南、李云揚、瞿獨伊(化名杜伊)為代表，與張治中面談。

準備回延安時，獄中中共黨人集中精力做準備，黨組織則針對時局不穩、沿途充滿艱險，向大家作了關于當前政治形勢的報告，一方面教育大家在思想上作最壞的打算，提高警惕；另一方面規定了嚴格的旅途紀律，以免節外生枝，還對車輛分配、人員搭配、對外聯絡、生活事宜等進行精心安排。在新疆獄中的全體中共黨人及其眷屬，于1946年6月10日從迪化出發，7月10日到達陜甘寧邊區吉家村，除兩人因病重去世外，其余129人全部安然返回。至此，在新的中共黨人奪取了獄中斗爭的徹底勝利，獄中黨組織也完成了其擔負的使命和責任。

愈是在特殊的時期中、在惡劣的環境下，黨組織愈能掃除重重障礙，克服種種困難，凝聚人心、愈加突出地發揮核心、堡壘作用?？箲饡r期，在新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破裂的情況下，獄中的中共黨人無法得到中央的指示，彼此又被分隔在幾處，幾乎每天都處在生死考驗的復雜環境中。他們之所以能夠堅持斗爭，不斷挫敗敵人的陰謀，直至最終取得勝利，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了黨組織，從而進行了有組織有計劃有準備的斗爭。